剩下来的就只有比尔了，乔治·史迈利这样想。

在大多数的伦敦夜晚里，只有短短的一段时间是万籁无声的。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有时甚至一小时，听不到醉汉的呻吟，孩子的哭叫，汽车急刹车时车胎擦地的声音。在苏塞克斯花园，这段时间是在午夜以后三点左右。但是那天夜里却提前到一点钟，那时史迈利又站在斜窗口，象个囚犯似地往下面看着波普格拉汉太太的一片沙石地，那里刚有一辆贝德福牌旅行车停着。车顶上贴着许多标语：“悉尼九十天”，“直抵雅典”，“玛丽·劳，我们到了”。车厢里有灯光，他猜想大概有什么年轻人在那里寻欢。孩子，他应该这么叫他们。窗户上有窗帘掩住。

他心里想，现在给我留下的只有比尔了，他仍呆呆地看着旅行车的窗帘和车顶上的醒目的环游世界的吹嘘。现在给我留下的就只有比尔了，我们在贝瓦特街有过一次融洽的交谈，只有我们两个人，两个老朋友，两个老战友，“不分彼此”，就象马丁台尔那么优雅地说的一样，不过那天晚上安恩被打发出去了，这样可以让两个男人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心里重复说，现在留给我的就只有比尔了。他觉得血往上涌，眼前金星直冒，自制力开始急剧减退。

他到底是谁？史迈利觉得不认识他了。每次想到他，总是把他的形象想得太大了，而且每次不同。在安恩和他勾搭上以前，他以为他很了解比尔：了解他的优缺点。他属于战前那一类人，现在看来似乎已永远消失了，他能够同时做到既声名狼藉，又品格高尚。他的父亲是个高等法院法官，他的几个美丽的姊妹中有两个和贵族结了婚。他在牛津的时候赞成不吃香的右派，而非吃香的左派，但是从来没有关系紧张。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是个热心的探险家，还是胆大心细的业余画家，他的好几张油画至今仍挂在迈尔斯·塞康比在卡尔登花园的庸俗的大宅里。他在中东一带的每一个大使馆和领事馆里都有熟人，肆无忌惮地加以利用。他学起冷僻的外语来十分容易，一九三九年大战一爆发，圆场就找到了他，他们注意他已有好多年了。他在战时的表现令人眼花缭乱，他无处不在，魅力十足，作风不落俗套，有时甚至荒诞不经。他可以说颇有英雄气慨，把他比做劳伦斯是无可避免的。

史迈利心里承认，比尔的确接触过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宏伟计划，要恢复英国的影响和伟大——象鲁伯特·布鲁克一样，他很少谈起大不列颠。但是史迈利即使在偶尔客观的时候，也记不起有什么计划获得实行。

对比之下，他作为同事觉得比较容易尊重海顿性格的另一个方面：天生的间谍头子的耐心和手腕，在对付双重间谍时少有的稳重，策划骗局的能力，还有他的讨人喜欢，甚至讨人爱慕的艺术，不过这有时是对不起朋友的。

谢谢你，我的妻子就是明证。

他为了不失公允，仍绝望地想，也许比尔真的不是能以常规来衡量的。他现在在脑海里把他放在布兰德，伊斯特哈斯，甚至阿勒莱恩旁边，真的觉得海顿是个原版之左，其他人全都是有或大或小缺陷的仿制品。他们对比尔的爱戴就像要达到无可达到的完人理想而作的努力一样，即使这个理想本身就是不对的，即使比尔是完全不配的。布兰德粗鲁无礼，伊斯特哈斯冒充英国腔，阿勒莱恩领导才能平庸，没有比尔，他们都是一盘散沙。史迈利也知道，或者自以为知道——他现在想到这一点，仿佛是个小小的启示——比尔本人也是微不足道的，钦佩他的人，布兰德，普莱多，阿勒莱恩，伊斯特哈斯以及其他拥护者，可能认为他尽善尽美，但是他的真正诀窍是利用他们，通过他们来使自己臻于完美。从他们的消极被动的个性中这里拿一块，那里取一块，这样就掩盖了他骨子里其实远不如表面那样杰出……最后把这种依赖淹没在艺术家的高傲下面，把他们叫做是他思想的产物……

“够了，够了。”史迈利大声道。

他突然停止进行这样的分析，恼火地把关于比尔的另外一个看法丢在一旁，开始回忆一下上次同他的见面情况，让自己过于炽热的头脑冷却一下。

“我想你大概要向我打听巫师的事。”比尔一开始就说道。他的表情倦怠，但神经紧张。这是他该去华盛顿的时候。要是在从前，他会带一个不相配的姑娘来，叫她到楼上去陪安恩，他们可以坐下来谈正经事。史迈利不客气地想，这样免得让安恩对他的女伴吹嘘他的才华。这些女人都是同一类的人，年纪比他小一半，邋里邋遢的艺术学校学生，缠住不放，性情乖戾。安恩常常说他大概有个给他专门拉皮条的。有一次为了要叫人吃一惊，他带来了一个叫斯丹奇的讨厌年轻人，是切尔西区一家酒店里的侍者助手，衬衫领子敞开，胸口挂着一条金链子。

“他们的确说是你写的报告。”史迈利解释道。

“我还以为这是布兰德的事。”比尔露出狡猾的笑容道。

“是罗埃翻译的。”史迈利说，“附在一起的报告是你拟的；是用你的打字机打的。这材料是不给打字员打的。”

比尔小心地听着，抬起了眉毛，好象他随时都会提出反对的意见或者比较不伤和气的话题来一样，但是接着他从小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书柜旁边，他站在那里比史迈利高出足足一层书架。他用他的纤长手指找出一本书来，打开来看，脸上仍露着笑容。

“潘西·阿勒莱恩不肯说，”他打开一页宣布道，“这是不是个前提？”

“是的。”

“这就是说巫师也不肯说。要是巫师是我的来源，他就会说了，是不是？要是我比尔去找老总说，他钓到了大鱼，要自己一个人单干，那结果会怎样？老总会说，‘比尔老弟，你真聪明，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因为你行。来吧，喝杯茶。’到现在他就会给我一枚勋章，而不会派你到处打听了。我们过去一向是很讲气派的，如今怎么这样庸俗低级了？”

“他认为潘西一心向上爬。”迈利说。

“这有什么不对？我也是这样。我想当头头。你知道吗？我也该搞出点名堂了，乔治。半个画家，半个间谍，结果什么也不是。在我们的单位里，从什么时候起，个人抱负成了有罪的事了？”

“谁指挥他，比尔？”

“潘西？当然是卡拉，还有谁？一个小萝卜头居然搞到了高级的情报来源，那一定来路不正。潘西被卡拉收买了，这是唯一的解释。”他早就学会了一种有意误会的手法。“潘西是咱们家里的地鼠。”他说。

“我是说谁指挥巫师？谁是巫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海顿离开书柜，周游全室，浏览史迈利的画。“这是卡洛的画吧，是不是？”他把一幅有镀金的小框油画取下来，在灯光下细看。“很不错。”他抬了一下眼镜，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史迈利心里想，他以前早已看过十几次了。“这的确很不错。不是有人想要排挤我吗？你知道，按理说，是我负责俄国这个目标。我献出了我一生最好的年华，建立了谍报网，找到了物色人材的能手，添置了一切现代化装备。你们五楼的人忘掉了到实地去指挥谍报活动是什么滋昧：花了三天工夫才能发出一封信，结果甚至连封回信都没有。”

史迈利心里老老实实地想：是的，我忘掉了。是的，我也有同感。不，我的脑海里没有想到安慰。我们毕竟是同事，大家都见过世面，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要谈一谈巫师和老总。

“现在却来了这个暴发户潘西，苏格兰小商人，一点也没有气派，卸了一车俄国货。真叫人讨厌，你说是不是？”

“很讨厌。”

“问题是，我的谍报网并不太好。其实侦察潘西要容易得多——”他中断了自己的话，对于这个话题感到厌倦了。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一尊范·米里斯画的石膏头像上。“我很喜欢这一幅。”他说。

“安恩送给我的。”

“是为了赎罪？”

“大概是。”

“那么那罪一定不小。送你多久了？”

即使现在，史迈利仍记得他当时注意到街上是多么安静。那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而且他还记得当时心里想，“不，比尔。为了你，我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过安慰奖。到今天晚上为止，你甚至不值一双卧室拖鞋。”这是他心里想的，不过没有说出来。

“老总还没有死吗？”比尔·海顿问。

“就是忙。”

“他一天到晚在干什么？他象个患淋病的隐士，在楼上那个洞窟里一个人自己在瞎搞。他读那些乱七八糟的档案是为了什么？我敢说，他大概是在怀恋他那并不值得怀恋的经历。他满面病容。我想也是为了巫师的缘故？”

史迈利又没有说什么。

“他为什么不跟厨师们一起吃饭？他为什么不跟我们在一起，而自己在上面挖乱七八糟的东西吃？他有什么目的？”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目的。”史迈利说。

“啊，别装模作样了。当然他有目的。我在上面也有个来源，一个老妈妈，你不知道吗？给她一块巧克力，她就会什么都告诉我。老总在研究圆场昔日英雄的人事档案，看看有没有丑闻，谁是左倾的，谁是好男色的。他们这些人中已有一半入土了。研究我们所有失败的事，你想得到吗？但是为什么？只是因为我们成功干了一件事。他疯了，乔治。他得了老年恐慌病，我这话没错。安恩有没有告诉过你弗莱舅舅的事？他以为仆人们都在玫瑰花里安了窃听器，要知道他把钱藏在哪里。离开他吧，乔治。跟着要死的人没有意思。赶快切断关系，走下楼来，跟大伙儿在一起。”

安恩还没有回来，因此他们在一起到国王路上去找出租车，一边走，比尔一边谈他最近对政治的见解，史迈利一口“是的，比尔”，一口“不对，比尔”敷衍着，心里在想不知怎样向老总报告才好。他现在已记不得比尔当时是持哪一种见解了。在前一年，比尔是鹰派。他主张撤换欧洲的一切常规部队，代之以核武器。他几乎是白厅里唯一主张英国要保持独立的威慑力量的人。今年——如果史迈利没有记错——比尔却积极主张非战，鼓吹采用瑞典的解决办法。

路上没有找到出租车，夜晚空气很好，他们象两个老朋友一样继续一起逛着。

“还有，如果你想出让那幅米里斯头像，请告诉我好吗？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的。”

史迈利以为比尔又是在开笨拙的玩笑，他一口回绝了他，终于要生气了。但是海顿根本没意识到他在乎的。他望着街道的那一头，看到一辆出租车过来，连忙举起了他长长的胳膊。

“哦，天呀，你瞧车里，”他恼火地叫道，“全是到奎格酒店去的犹太人。”

“比尔的屁股一定象一只铁格架，”老总第二天自言自语地说，“他是墙头草。”他眼光失神地看了史迈利一会儿，好象是要穿过他看到另外一个不那么有血肉的东西，接着就定了一定神，又低头继续看他的文件了。“幸好他不是我的表兄。”他说。

下一个星期一，老妈妈们有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告诉史迈利。老总飞到贝尔法斯特同军方会谈去了。史迈利后来核对了一下出差预支条，发现这是个谎话。那个月圆场里没有人飞到贝尔法斯特去，却有一张去维也纳来回的头等票的报销单据，签发的主管名字是乔治·史迈利。

海顿也在找老总，他很不高兴。“现在又是怎么一回事？把爱尔兰也扯了进来，大概是要造成组织上分化吧。天呀，你的头头真没药治了！”

汽车里的灯光熄了，但是史迈利仍看着它的花花绿绿的车顶。他心里想，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他们的水是从哪里来的，还有钱？他想象不出要在苏塞克斯花园过隐居生活的后勤工作：供水，排水，电灯。安恩是能够想出办法来的；比尔也能够。

事实。事实是什么？

事实是，在巫术计划以前的一个和煦的夏日夜晚，我突然从柏林回来，发现比尔躺在我贝瓦特街家里客厅的地板上，安恩在电唱机上放一张李斯特的唱片。安恩坐在屋子另一头，身上只穿一件晨袍，脸上没有化妆。没有发生难看的场面，大家都竭力做得自然的样子。据比尔说，他是从机场回来，路过这里，他刚从华盛顿回来。安恩当时在床上，但是一定要起来见他。我们大家都说，真遗憾，没有从希思罗机场一起叫辆出租车回来。比尔走后，我问“他要干什么？”安恩说“要找个人听他诉苦。”她说，比尔遇到了桃色纠纷，要找个人谈谈心里话。

“华盛顿有个费丽西蒂，要他给她生个孩子，伦敦有个琴，肚子里有了孩子。”

“比尔的吗？”

“天晓得。我想至少比尔不晓得。”

第二天上午，史迈利无意中发现比尔回伦敦已有两天了，不是一天。在这事件以后，比尔对史迈利异常尊敬，史迈利也礼尚往来，这种态度一般是属于新朋友之间的。史迈利不久就发现秘密已经公开，但他仍对这件事传播之快感到不解。他想大概是比尔向谁吹了牛皮，大概是布兰德。如果这消息是确凿的话，那么安恩违反了她自己的三条规则。比尔是圆场的人，又是同窝——这是安恩的话，指的是家人和亲戚。不论从哪一点来说，他都是不合条件的。第三，她在贝瓦特街接见他，这就未免太没有顾忌了。

史迈利又一次退到自己的独身生活中去，等待安恩有所表示。他搬到客房里去住，晚上总是把节目排得满满的，免得自己知道她的进出。他慢慢地发现她很不快乐。她的体重减轻，性情懒散起来，要不是他对她很有了解，他一定以为她是感到了内疚，或者甚至自嫌。他对她态度温和，但她拒他于千里之外，她对圣诞节采购不感兴趣，咳嗽咳得很厉害，他知道这是她内心感到痛苦的症候。要不是由于作证计划，他们早已到康沃尔去了。但事实是，他们不得不延期到一月才走，那时老总已经死了，史迈利已经失业，情况大变，使他感到屈辱的是，安恩为了要掩盖海顿这张牌，又从一叠牌里尽量抽了好几张牌。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与他断绝了关系，还是海顿与她断绝了关系？为什么她从来不提这件事？这么多的情人里，难道这一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实在想不通，只好不去想。比尔·海顿的脸象柴郡的猫一样，他一走近就往后退缩消失了，只留下了笑容。但是他心里明白，比尔狠狠地伤了她的心，千不该万不该，这最不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