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众人忆起往事经过，表面上像是有一连串事件压缩在这段时期里。杰里的人生走到此处正是圣诞节前后，期间他在外籍记者俱乐部连续漫无边际地应酬，也在最后一刻包好一连串包裹，寄给猫咪，在夜半时分以红绿冬青图案的纸拙劣地包好。追查瑞卡度行踪的申请，经修正后已正式向表亲提出，而为了对马铁娄解释得更详尽，史迈利本人将申请函带到别馆。可惜的是，申请函卡在圣诞节，再加上即将沦陷的越南与柬埔寨，结果申请函一直到新年过后数日才走完美国相关部会，有海豚档案上的日期为证。的确，史迈利与马铁娄以及马铁娄的缉毒署友人那场关键的会议，一直到二月初才开会。事情耽搁了，让杰里的精神备受压力，圆场内部在理智上欣赏他，但在持续的危机气氛中，并没有人表示同情或采取行动。针对这一点，依个人立场而定，有人或许会再度怪罪史迈利，然而除了召回杰里之外，很难想像史迈利还能做出什么动作。尤其是库洛，他热情洋溢地继续报告杰里的意向。五楼夜以继日赶工，几乎没有人记得圣诞节，只有在二十五日正午举办个相当简陋的酒会，下午休息时康妮与妈妈们播放女王的演说，音量开得非常大，为的是让类似吉勒姆与默莉·米金的异端感到羞愧。这两人觉得女王演说爆笑，还在走廊上怪腔怪调学舌作乐。

正式将山姆·科林斯引进圆场微薄的支薪阶级，发生在元月中某个寒风刺骨的日子，有轻松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轻松的一面是他遭到逮捕。星期一上午，他于十点整抵达，并未身穿晚礼服，而是整洁的灰色外套，纽扣孔别上玫瑰，在寒风中显得出奇年轻。但史迈利与吉勒姆出差，与表亲闭门研商，看门人与管理组人员皆未接获允许进入的指示，因此将他锁在地下室三个小时，害他直发抖，怒气冲天，直到史迈利回来，证实两人有约，他才恢复自由身。至于他的办公室，也闹了不少笑话。史迈利原本将他安排在四楼，在康妮与狄沙理斯隔壁，无奈山姆不喜欢，希望到五楼，他认为那里对于代理协调人的身份比较合适。可怜的看门人有如苦力，得把家具搬上搬下的。

黑暗面较难描述，但有些人试过。康妮说山姆冷感，形容词选得难听；对吉勒姆而言，山姆饥肠辘辘；对妈妈们而言，山姆鬼鬼祟祟；对掘穴人而言，山姆过于圆滑。对不明白背景的人，最奇怪的事莫过于他自给自足的程度。他不调阅档案，也不愿将责任左拢右揽过来，几乎不使用电话，只有偶尔赌马，或是关照俱乐部的经营状况。然而，他所到之处都带着微笑。打字员宣称，他连睡觉都在办公室里，周末还亲手打扫清洗。史迈利与他面谈时大门深锁，谈话内容一点一滴传至团队耳里。

没错，那名女孩在万象的确与两个常去加德满都的嬉皮凑在一起。没错，他们甩掉她后，她确实请麦克尔沃帮她安插工作。没错，麦克尔沃把她介绍给山姆，认为光靠姿色她必有可供利用之处。上述一切，多半吻合女孩家书中的描述。山姆当时手上有两三件低级别的缉毒任务待办，除此之外，拜海顿之赐，他无事可做，所以心想干脆安排她去与飞行员鬼混，看看有何发展。他没向伦敦报告，因为当时伦敦样样封杀。他径自试用她，以自己的管理基金付她薪水。后来发展出瑞卡度。他也派她追寻一条老线索，到香港追查金块暴利集团的动静，直到后来他才了解这女孩只会闯祸。山姆说，瑞卡度将女孩从他手中接收过去，安排她到印支包机上班，让他大大松了一口气。

“这么说来，他还知道什么？”吉勒姆以愤慨的口吻质问，“那样太不够意思了吧？打乱了阶级顺序，还干涉到我们的行动。”

“他懂得她。”史迈利捺着性子说，然后继续研究杰里·威斯特贝的档案。近来杰里的档案成了他的主要读物。“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免不了稍微勒索他人啊，”他以令人抓狂的容忍态度说，“偶尔接受他人勒索，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事。”而康妮却以罕见的粗俗口气引用显然是约翰逊总统对FBI局长胡佛的看法：“乔治宁愿拉山姆·科林斯进帐篷，对着外面小便，不愿他站在帐篷外面向内小便。”她大声说，像女学童痴笑着自己的斗胆直言。

更特别的是，一直到元月中，在狄沙理斯博士持续调查柯背景的过程中，有了重大发现，查出某位希博特先生仍健在。此人代表浸信会至中国传教，柯申请就读伦敦的法律学院时，他是推荐人之一。

如此一来，事件脉络更加繁杂，记忆中难免遗漏，因此堆砌在杰里身上的压力更加沉重。

“他有可能受封骑士。”康妮·沙赫斯说。他们在电话中已谈过。

场面非常严肃。康妮剪短头发，头戴深棕色帽子，深棕色套装，手提内装无线电麦克风的深棕色手提包。小车道外停了一辆蓝色出租车，开着引擎与暖气，匈牙利街头艺术家托比·伊斯特哈斯戴着船形帽，佯装打盹儿，却暗中接收并记录对话，收录在座位底下的仪器里。康妮原本夸张的身形外表，此时显得端庄节制。她手握一本文具处的笔记簿，一支公家圆珠笔夹在她的风湿指间。至于冷淡的狄沙理斯，重点是让他的打扮稍微现代化。在他抗议声中，他穿上吉勒姆的条纹衬衫，配上相称的深色领带。结果令人微微称奇，竟然相当具有信服力。

“这事极为机密。”康妮对希博特先生说，音量大而清晰。这句话她在电话里也说过了。

“极度机密。”狄沙理斯喃喃地附和，双臂乱挥，最后一手肘别扭地落在凸起如瘤的膝盖上，另一只龟裂的手掌握住下巴，然后搔着下巴。

总督推荐过了，她说，现在由理事会决定是否通过推荐案，再向白金汉宫推荐。说到白金汉宫时，她朝狄沙理斯抛出压抑的一眼，而狄沙理斯立即微笑起来，爽朗却矜待，如同参加脱口秀的名人。他的灰发涂上发油，模样（如康妮事后的说法）宛如涂抹上肉汁、准备送入烤箱一般。

“所以希望您能了解，”康妮说，她的腔调标准如女主播，“为了防止崇高的传统蒙羞，必须进行甚为彻底的调查。”

“白金汉宫，”希博特先生应和，朝狄沙理斯的方向眨眨眼，“哇，不得了。白金汉宫，听到没，朵乐丝？”他年纪非常大。数据上注明八十一岁，然而五官却到了无法增添岁月痕迹的年龄层。他围着神职人员项圈，身穿棕黄色羊毛衫，手肘部位缝上真皮补丁，披着披肩。背景的灰色海洋在他的白发周围形成光圈。“德雷克·柯爵士，”他说，“说真的，这一点我倒没有料中。”他的英格兰北方口音之纯净，犹如顶上雪白的头发，都有可能是伪装。“德雷克爵士，”他重复，“哇，不得了。是不是，朵乐丝？”

女儿与他们坐在一起，三四十岁，金发，身穿黄色裙衫，施粉却未涂口红。自从少女时期过后，她的脸蛋似乎从未历经任何事，惟一稳步消逝的是希望。她开口讲话时会脸红，不过她鲜少发言。她准备了一些甜点，三明治做得薄如手帕，茶籽饼放在小布垫上。为滤出茶汁，她用一片胚布缝上珠子以增加重量。天花板垂挂着尖头星形羊皮纸灯罩。直立式钢琴靠着墙边，《慈光引领》的乐谱摆在架上。吉卜林的名诗《倘若》挂在空荡的壁炉之上。海景窗两旁的天鹅绒窗帘厚重，如同用来遮掩人生废弃不用的一部分。房子里没有书，连《圣经》也付之阙如。有一台非常大的彩色电视，还有一长串的圣诞卡，横向挂在绳子上，翅膀向下垂，犹如中弹飞禽即将落地的模样。这里找不到可以回忆中国海岸的事物，除非将冬海阴影算在内。这一天天气不好不坏，也没有风。在庭园里，仙人掌与灌木在寒气里乖乖等候。步道上的行人快步走过。

康妮说他们希望做笔记，因为根据圆场流传的说法是，偷到声音后，应该留下笔记，当做是预防万一，也可以当做掩护。

“噢，尽量去写吧。”希博特先生语带鼓励，“我们又不全是大象，对不对啊，朵乐丝？朵乐丝啊，记性可好着呢，跟她母亲一样好。”

“这样的话，我们想先了解的是……”康妮说。她同样保持谨慎的态度，以配合老人的步调。“如果您不介意的话，这是我们访问所有关键证人的标准程序，希望了解您与柯先生结识多久，以及两人之间的关系状况。”

她其实是以略有差异的语言说，描述一下你与海豚案的关联。

老年人论及他人时，其实是在谈论自己，面对消失的镜子端详自己的影像。

“我一出生就注定为上帝服务，”希博特先生说，“我祖父，他是神职人员。我父亲，他也是，在英格兰西北的麦克莱斯菲尔有片好大的教区。我叔叔十二岁就死了，不过他还是宣誓入教，是不是啊，朵乐丝？我二十岁就进传教训练学校。二十四岁，我坐船到上海，加入主生教会。船叫做帝国女王号。就我记得，服务生比乘客还多呢。真是的。”

他说，他的目标是在上海教书学语言几年，后来碰巧转到中国内陆教会，迁居内地。

“要是能在上海教书学中文就好了，我喜欢那种挑战。我一向喜欢中国人。主教的工作并不光鲜，不过照样完成任务。这些个罗马学校啊，比较像是你们那些修道院，以及和修道院相关的东西。”希博特先生说。

曾经信奉耶稣会的狄沙理斯，淡淡一笑。

“我们是从街头找来小朋友，”他说，“跟你讲啊，上海这地方鱼龙混杂，是很少见的现象。我们碰过各种人各种事。黑道、贪污、卖淫，多得是。我们也有政治、金钱、贪婪、各种惨事。凡人的生活，在那边全找得到，对不对啊，朵乐丝？她记不得了，真的。大战过后，我们也回去过，是不是？不过他们马上把我们赶出来。她那时不超过十一岁吧，是不是？后来那地方面目全非，不像上海了，所以我们回到这里。不过我们很喜欢这里，是不是啊，朵乐丝？”希博特先生说。他非常留心代表两人发言。“我们喜欢这边的空气。好喜欢。”

“非常喜欢。”朵乐丝说，然后清清嗓子，对着大拳头咳嗽。

“所以只要能找到人，一概拉进教会，”他继续说，“我们找到方小姐。记得黛西·方吗，朵乐丝？你当然记得——那个拿着铃铛的黛西。算了，她其实不记得了。哇，时间过得真快呀。黛西就像魔笛手一样，只不过她拿的是铃铛，而且她不是男人，而她做的是上帝的工作，可惜后来堕落了。是我见过最好的一位改信基督教的人，直到日本鬼子来了。黛西她会上街，猛摇着铃铛，摇个不停。有时候老万查理会陪她去，有时候我会陪她去，我们会选择码头或是夜总会区，也许是去提防后面吧，那条街我们称作血巷，记得吗，朵乐丝？她其实不记得了。老黛西会摇着铃铛，叮当，叮当！”他回忆起来不禁大笑：他清楚看见黛西就在他面前，因为他在无意识间举起一手做出激烈摇铃的动作。狄沙理斯与康妮礼貌性地加入大笑的行列，然而朵乐丝只是皱眉。“霞飞路，那地方最糟糕了。在法国租界，没什么好惊讶的，罪恶之家就在那一带。那种地方其实到处都有，上海只是塞满了一大堆。他们叫做罪恶之城。那样叫就对了。后来有几个小孩子聚集过来，她会问：‘你们有谁没娘？’会有两三个举手。不是一次两三个，而是这里一个，那里又一个。有些小孩子会说谎，比方说是为了吃顿白米晚饭，结果吃了一巴掌后被扫地回家。不过我们总能找到几个真正没娘的小孩，是不是啊，朵乐丝？渐渐的，我们集合了一个班，最后有四十四个小朋友，对不对？有些住宿，不是全部。圣经班，教教读写算数，教一些地理历史。我们的能力就只有这么多了。”

狄沙理斯为了克制不耐烦的性情，凝神注视灰色大海，不愿移开视线，然而康妮则持续笑脸迎人，以示景仰，双眼寸步不离老人的脸。

“就是这样，黛西才遇上柯家兄弟。”他继续说，不顾跳跃式的逻辑。“在码头那边，对不对啊，朵乐丝，来寻找他们的母亲。他们是从汕头北上，兄弟俩。是哪一年来着？一九三六年吧。德雷克只有十岁或十一岁，他弟弟纳尔森八岁，两人瘦得像晒衣架，好几个礼拜没有好好吃一餐了。他们一夜之间变成白米基督徒，不骗你！那个时候的他们，连名字都没有，我是说英文名字。他们是船民，潮州人。我们从来没找到他的母亲，是不是啊，朵乐丝？‘被枪射死，’他们说，‘被枪射死了。’有可能是日军，也有可能是国民军。我们一直都没有问出究竟。又何必问呢？她在上帝身边，那就好了。干脆什么都别问，继续过日子。小纳尔森的手臂血肉模糊，看了好吓人，骨头断了，穿透衣袖，大概也是被炮弹炸到的。德雷克一手握住纳尔森没受伤的手，起先说什么也不愿松手，甚至也不让他自己吃饭。我们以前常说，他们两人之间只用一只手，记得吗，朵乐丝？德雷克会坐在餐桌前，一手抓着弟弟，另一手拼命喂他吃饭。我们找来大夫，连大夫都没办法分离兄弟俩。我们只好忍耐了。‘从现在起，你叫做德雷克。’我说，‘你呢，叫做纳尔森，因为你俩都是勇敢的水手，怎样？’是你母亲的点子，对不对，朵乐丝？她一直都想生个男孩。”

朵乐丝望着父亲，本想说什么，最后却改变心意。

“他们以前常摸她的头发，”老人以略为神秘的语调说，“摸你母亲的头发，摇黛西的铃铛，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他们从来没看过金头发。喂，朵乐丝，添一点‘溲’吧？我的凉了，他们的肯定也凉了。溲是上海话的茶。”他解释，“广东人则说‘洽’。以前有些单字，现在我们还用，也不知道为什么。”

朵乐丝发出气急败坏的嘶声，跳出客厅，康妮抓住机会说话。

“是这样的，希博特先生，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笔记里都没有弟弟这个人。”她以稍显责备的语气说，“您说是弟弟，小他两岁，还是三岁？”

“怎么会没有纳尔森？”老人讶然说，“他好疼弟弟的！德雷克一辈子都疼纳尔森。什么事都帮弟弟。没有纳尔森的记载，朵乐丝？”然而朵乐丝人在厨房，准备“溲”。

康妮参考笔记，露出严厉的微笑。

“恐怕要怪我们自己人喽，希博特先生。政府单位在兄弟姐妹栏留下空格。看样子没过多久，香港会出现一两张红脸，不骗您。纳尔森的出生年月日，您该不会还记得吧？记得的话可省下不少麻烦。”

“不记得了，怎么会记得！黛西·方会记得，当然，可惜她已经去世多年了。就算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日，黛西也会帮他们挑一个。”

狄沙理斯拉拉耳垂，低头下去。“他的中文名字，记得吗？”他以尖嗓子脱口说出，“如果要查的话，中文名字可能很有用。”

希博特先生摇摇头。“没有纳尔森的记载！保佑我的灵魂！想到德雷克时，怎么可能没想到他身边的小纳尔森？两人就跟面包和芝士一样，我们以前常说。孤儿嘛，那也难怪。”

从走道，他们听见电话铃响，令康妮与狄沙理斯暗暗称奇的是，他们竟清楚听见厨房里的朵乐丝冒出“该死，天杀的”，一面冲向电话。在渐次升高的茶水壶呜咽声之外，他们听见愤怒的打电话声的片段。“怎样？为什么不是？如果是该死的煞车，干吗说是离合器？不要，我们不买新车。去你的，我们要的是把老车修好。”然后重重骂一声“天呀”，挂掉电话，回到厨房面对尖叫的茶水壶。

“纳尔森的中文名字。”康妮轻柔地提示，面带微笑，然而老人摇摇头。

“那可非问老黛西不可喽，”他说，“她老早上天堂去了，保佑她。”老人宣称不知道，狄沙理斯似乎正要质疑，但康妮以眼示意他闭嘴。让他讲下去，她暗中要求。逼急了，可能全盘皆输。

老人坐的椅子是旋转椅。无意识之间，他以顺时针旋转，现在面对大海说话。

“他们就像粉笔和芝士，”希博特先生说，“从没看过差别这么大的兄弟，也没看过信仰这么坚贞的兄弟，是事实。”

“差别在哪里？”康妮以诱导的口气问。

“小纳尔森啊，他最怕蟑螂了，别的不说。我们当时当然没有现代这种卫生设备，上厕所要到外面茅屋，哇，那些蟑螂啊，像子弹一样到处乱飞！纳尔森说什么也不肯靠近。他的手已经复原得差不多了，吃饭快得像斗鸡，不过他宁愿一连憋上好几天，也不愿意去茅屋。你母亲千拜托万拜托，就希望他进去。黛西·方拿棍子伺候，我现在还看得到他的眼神，有时候会一直看着对方，完好的一手握拳，让对方觉得会被他变成石头，那个纳尔森啊，从出生那天就叛逆。后来有一天，我们望向窗外，看到他们两人，德雷克一手搂着小纳尔森的肩膀，带他走上小路，在他方便时在一旁陪他。船民的小孩，走路姿势不太一样，注意到了吗？”他问话的声音清亮，仿佛他们就在眼前。“O形腿，因为拥挤。”

房门哗然打开，朵乐丝以盘子端着刚泡好的茶进来，放下茶具时发出不少噪音。

“歌喉倒是一样好。”他说完再度沉默，凝望大海。

“唱赞美诗歌的歌喉吗？”康妮以爽朗的声音提示，朝擦亮的钢琴瞥一眼。钢琴上摆着无蜡烛的烛台。

“德雷克，他啊，只要你母亲坐在钢琴前面，他什么都会扯开喉咙唱。宗教颂歌。‘有座碧绿小山丘啊。’德雷克啊，愿意为你母亲割喉。可是小纳尔森呢，我从来没听见他唱一句。”

“后来听到了嘛。”朵乐丝提醒他，口气严厉，但他选择不去注意女儿。

“午餐晚餐时，他不肯说阿门，饭菜都撤走了，不肯说就是不肯说。他从一开始就爱跟上帝吵嘴。”他突然精神一振，大笑起来。“我老是讲啊，那些人才是真正的信徒。其他人只是表示礼貌而已。没有跟上帝吵过嘴，就不是真正改信基督教的人。”

“可恶的修车行。”朵乐丝喃喃说，电话挂掉了仍火气十足，一面用力砍着茶籽饼。

“端去！你们司机还好吧？”希博特大喊，“要不要叫朵乐丝端去给他吃？一个人在外面，一定冷死了！带他进来，去啊！”在两人来得及响应前，希博特先生又开始谈论战争。不是德雷克的，也不是纳尔森的，而是他个人的战争，以残缺不全的图像记忆拼凑而成。“好笑的是，那时有很多人觉得日本鬼子来得正好。给那些中国国民军暴发户一点教训。也给共产党颜色瞧瞧。结果呢，好久以后情势才开始逆转。一直到开始轰炸之后。欧洲商店关门，大班也全家撤离，乡村俱乐部变成医院。可是还是有人嚷嚷‘别担心’。后来有一天，轰的一声，把我们全关起来，是不是啊，朵乐丝？结果害死你母亲。她的耐力不够，因为得过肺结核。尽管如此，柯家兄弟还是过得比多数人好。”

“噢。怎么说？”康妮询问，大感兴趣。

“他们拥有耶稣的知识，能引导他们，安抚他们，是不是啊？”

“当然了。”康妮说。

“自然是了，”狄沙理斯也应和，扣住十指互相拉动，“的确是的。”他说得虚情假意。

因为日本鬼子来了，他说，教会也关门，黛西·方拿着铃铛带着小孩加入难民潮，有的坐推车，有的搭公交车或火车，不过多半是徒步，往上绕去，最后到重庆。蒋介石的国民军已经在重庆建立临时首都。

“不能让他讲太久，”朵乐丝一度警告，偏头偷偷告诉康妮，“他会疯癫起来。”

“噢，我能讲很久，亲爱的。”希博特先生以窝心一笑纠正她，“我一辈子，该看的都看过了。想做什么随我高兴。”

他们饮茶聊着庭园。定居此地后，庭园一直令他们伤脑筋。

“他们告诉我们，要种就种有银色叶子的那种，能抵抗盐分。我不知道，有没有啊，朵乐丝？好像种不活吧？”

希博特不知因何提起，妻子过世后，他自己的生命也随之结束，现在是过一天算一天，等待与亡妻会合。他在英格兰北部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到伦敦服务一阵，传播圣经福音。

“然后我们搬来南部，是不是啊，朵乐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为了这边的空气。”她说。

“是不是会开个宴会啊，在白金汉宫？”希博特先生问，“德雷克应该会把我们列入邀请名单吧。想想看哪，朵乐丝。你会喜欢的。皇家庭园宴会。礼帽。”

“可是您回到过上海，”康妮最后终于提醒他，一面翻动笔记来唤回他的思绪，“日本人战败，上海重新开张，您回上海。当然妻子没有跟您回去了，不过您还是回去了。”

“噢，是啊，我们是回去了。”

“所以您又见到柯氏兄弟了。大伙见了面，欢欢乐乐叙旧一阵，一定是。是不是这样啊，希博特先生？”

一时之间，他似乎没将问题听进去，但忽然间他慢半拍地笑了出来。“哎呀，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小朋友啦。机灵得很哪！还在你面前猛追女孩子呢，朵乐丝。我老是说啊，德雷克本来会娶你的，亲爱的，如果你给他任何希望的话。”

“噢，别乱讲了，老爸。”朵乐丝喃喃地说，对着地板摆出苦瓜脸。

“纳尔森呢，他呀，血气方刚啊！”他以汤匙喝茶，小心翼翼，仿佛在喂小鸟。“‘夫人呢？’德雷克问的第一个问题。他想找你母亲。‘夫人呢？’他把英文全忘光了，纳尔森也一样。我后来不得不再帮他们上课。所以我告诉他。那个时候，他肯定已经看过够多人死掉了。但又不是说已经麻木了。‘夫人死了。’我说。其他没什么好说了。‘她死了，德雷克，她和上帝同在。’以前没看他哭过，以后也没有，不过他哭了，看了更让我疼爱。‘我失去了两个母亲，’他对我说，‘母亲死了，现在夫人也死了。’我们为她祷告。不然能怎样？小纳尔森呢，他不哭也不祷告。他不同。他从来没有像德雷克一样接受她。不是个人因素。她是敌人。我们全都是。”

“‘我们’指的是谁，希博特先生？”狄沙理斯以诱导的口气问。

“欧洲人、资本家、传教士：我们全是外地人，来那里不是为了他们的灵魂，就是为了他们的劳动力，或是他们的银矿。我们全部都是——”希博特先生重复，丝毫没有恨意，“剥削者。他认为我们全是。其实就某些方面来说也对。”

对话至此稍停，别扭了好一阵子，后来康妮才谨慎重开话匣。

“所以说，您重建教会，一直待到一九四九年，是吧？那四年之间，您至少可以用父亲的角色照顾德雷克和纳尔森。是不是这样，希博特先生？”她问，圆珠笔停住不动。

“噢，我们是重新开张没错。一九四五年，我们满心欢喜，跟其他所有人一样。战争结束了，日本鬼子被打败了，难民也可以回家了。马路上到处有人在拥抱。我们领到钱，应该是补偿金、补助金之类。黛西·方也回来，不过没待很久。头一两年，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其实就算当时，也不是真的好过。只要蒋介石治理得了，我们就能待下去——这个嘛，他向来就不太能治理，对吧？一九四七年，共产主义在马路上随处可见，到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就向下扎根了。国际殖民时代老早结束，租界也是，算是好事一桩。其他的东西，结束得比较慢。有些人瞎了眼，爱说什么老上海会永远不变，之前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也说这样。他们说，上海腐化了满族人、军阀、国民党、日本人、英国人，现在上海即将腐化共产党。他们当然是料错了。朵乐丝和我，我们父女俩嘛，不屑贪污腐败那一套，对不对啊？没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你母亲也没法子解决。所以我们回国了。”

“柯氏兄弟呢？”康妮提醒他，朵乐丝则从褐色纸袋拖出编织品，弄出不少噪音。

老人迟疑着，这一次并非因年老迟钝。年老迟钝或许减缓了叙述的速度。但这次迟疑是因为无法肯定。“这个嘛，好，”他经过突兀的停顿后退让一步，“那两个啊，我告诉你，历经了罕见的奇遇。”

“奇遇，”朵乐丝以怒音附和，一面敲得钩针咯咯响，“说成暴动比较对吧。”

日光仍依恋着海面，室内的光线则逐渐暗淡，煤气灯如远方的马达般噗噗响。

老人说，德雷克与纳尔森在逃离上海时，几度被拆散，没找到对方之前，处心积虑去找。弟弟纳尔森终于抵达重庆，毫发无伤，熬过饥饿、操劳，以及水深火热的军机轰炸，数千人因此丧生。但哥哥德雷克奉召进入国民党军队服役，只不过蒋介石束手无策，一路撤退，希望共军与日军能互相残杀。

“到处跑啊跑，德雷克想到前线，又担心纳尔森，担心得要死。当然了，纳尔森啊，他在重庆努力翻书，苦读教条。他们那边甚至有《新中国日报》，他后来告诉我，甚至还刊登蒋介石的协议书。想想看！当时有几个人跟他的想法一致，在重庆集思广益为战后重建世界而努力，结果有一天，感谢上帝，战争总算结束。”

一九四五年，希博特先生说，两人因奇迹出现而重逢：“千分之一的几率，百万分之一的几率。返乡的路络绎不绝的是卡车、推车、军队、枪炮，全往海岸一股脑前进，德雷克则像疯子一样来回奔跑：‘有没有看到我弟弟？’”

此刻的戏剧效果忽然触动了他内心的传教士，因此嗓门拉高。

“有个脏兮兮的小孩，一手搭在德雷克的手肘上。‘喂，你，姓柯的。’就像他想借火抽烟似的。‘你弟弟在后面，第三辆卡车，想骗得客家共产党团团转。’转眼间，兄弟彼此紧紧拥抱，回上海前，德雷克不愿让弟弟离开视线范围，之后也不愿意！”

“所以他们来看您喽。”康妮以舒缓的语气暗示。

“德雷克回到上海后，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弟弟纳尔森非接受正规教育不可。全天下再重要的事，也抵不过弟弟就学。纳尔森非上学不行。”老人一手重击椅子扶手。“兄弟至少一人必须受教育。噢，意志坚定如山，德雷克啊！最后也办到了，”老人说，“德雷克达成心愿了。当时的他，已经很能奔走谈条件了。战争结束，德雷克回家时还不满十九岁。纳尔森快十七岁了，不分昼夜用功——当然是看书了。德雷克也很用功，不过他用的是身体。”

“他专动歪脑筋，”朵乐丝悄声说，“他加入帮派骗钱，在他没有乱摸我的时候。”

希博特先生是没听见她，或只是响应标准的反对意见，不得而知。

“好吧，朵乐丝，三合会这东西，不能只看表面，”他纠正女儿，“上海是个城邦城市。统治者是一群商业巨子、抢钱大王，还有更坏的人。当地没有工会，没有法治，人命不值钱，生活困苦，要是你看仔细点，现在的香港我怀疑也差不到哪里去。有些所谓的英国绅士，相形之下让兰开夏郡的磨坊主人像是基督教慈善事业的模范生。”提出轻度责难后，他继续面对康妮，继续叙述。康妮让他感到熟悉，是坐在前排的典型女士，肥胖、全神贯注、戴帽、倾全心注意老人的字字句句。

“他们会过来喝茶，五点，兄弟俩。我会先准备好所有东西，在桌子上摆吃的，准备好他们喜欢的柠檬水，说是汽水。德雷克从码头过来，纳尔森放下书本过来，吃东西时几乎不讲话，然后又回去上班念书，是不是啊，朵乐丝？他们会翻出某个传奇式学者，车胤。车胤小时候生活穷苦，不得不借萤火虫亮光识字写字。他们会一直说，纳尔森以后会效法他。‘车胤，再来块馒头吧，’我会说，‘再吃个馒头，才有力气念下去。’他们会笑一下，然后离开。‘拜拜，车胤，慢走哟。’偶尔纳尔森嘴巴没塞满东西，他会跟我讨论政治。哇，他的想法真多！老实讲，我们书读得不够多，教不了他那么多。金钱是万恶之根源，我可从来不否认这一点呀！我自己多年来一直宣扬这一点呢！博爱、义气、宗教是大众的鸦片剂，这个嘛，我可不赞同，不过在神职、教会高层的胡扯、天主教义、偶像崇拜方面，他啊，他的想法也没有错到哪里去，就我看来。他也讲了一些我们英国人的坏话，不过是我们活该，恕我直言。”

“骂归骂，还天天过来吃您的，不是吗？”朵乐丝又压低声音偏头说，“还扬弃个人的宗教背景，还捣毁教会。”

然而，老人只是捺着性子微笑。“朵乐丝，亲爱的，这话我以前说过，还是要再说一遍给你听。上帝显灵的方式有很多种。只要好人准备到外面追求真理和正义和博爱，他就不会在门外苦等太久。”

朵乐丝脸红了，低下头编织去。

“她说的当然没错。纳尔森确实捣毁教会。也扬弃了宗教。”一抹哀伤的云眼看即将袭上他的老脸，后来笑声忽然胜出。“结果呢，德雷克点醒了他！好好训了他一顿！了不起，了不起！德雷克说：‘政治，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拿来卖，虽然朵乐丝在这里，我还是要说，你也不能跟政治这东西上床！只能用来捣毁寺庙，滥杀无辜！’我从没看过他这么生气，而且骂得纳尔森一脸口水！德雷克在码头干活，的确是学到了一两招，没话说！”

“请您务必，”狄沙理斯在晦暗的光线中发出如蛇般的嘶声，“务必一五一十告诉我们。这是您的义务。”

“学生示威游行，”希博特先生继续说，“火把，宵禁开始后，一群人走上街头，大闹一场。一九四九年初，应该是春天，情势才刚火热起来。”与先前的漫谈比较起来，希博特先生的叙述法变得意外地简明扼要。“我们当时坐在壁炉前，是不是啊，朵乐丝？十四个人，朵乐丝，还是十五人？我们以前喜欢生火，即使天气热也一样，可以带来一种麦克莱斯菲尔老家的感觉。那时我们听见外面有人敲敲打打，呼着口号。有铙钹，有哨子，有铜锣，有铃铛，有鼓，吵得令人心惊。我有预感，这种事可能正在酝酿中。我帮小纳尔森上英文课时，他不断警告我：‘你回家，希博特先生。你是好人。’他以前常说，保佑他，‘你是好人，但是水坝闸门一破，不论好人坏人，一律淹死。’有必要时，纳尔森很会讲话。跟他的信念相辅相成。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感受。‘黛西，’我说，就是黛西·方，她跟我们坐在一起，摇着铃铛——‘黛西，你和朵乐丝去后院，看来有客人要上门了。’才说完，啪的一声，有人用石头扔破窗户。我们听到声响、叫嚣声，即使是那个时候，我也分辨得出小纳尔森的嗓音，一听就知道是他。他是潮州出生的上海人，当然，不过他用上海话对青年喊话。‘谴责帝国主义走狗！’他大喊，‘打倒宗教土狼！’噢，他们真会乱编口号哪！中文听起来还可以，一换成英文就毫无意义。这时门被踢开，他们走进来。”

“他们打坏了十字架。”朵乐丝说，停下来盯着编织花样看。

这次是希博特而非女儿，以凡俗言语震惊听众。

“他们打坏的，可恶，还不只十字架呢，朵乐丝？”希博特快活地接着说，“他们打坏了所有东西。教堂座椅、圣桌、钢琴、椅子、电灯、诗歌集、《圣经》。噢，告诉你们，他们出手可凶得很哪！狠角色啊。‘随便你们，’我说，‘悉听尊便。凡人建造之物，必有毁坏之日，只是你们无法毁坏上帝的真言，整座教堂被你们拆掉做火柴棒，也毁不了上帝精神。’纳尔森他不愿正眼看我，可怜的小孩。他一看我，我会哭出来的。他们走了以后，我四处看了一下，看到老黛西·方站在门口，朵乐丝在她身后。黛西全看在眼里。乐在其中。我从她眼神里看得出来。她内心里其实跟他们是一伙人。她乐得很。‘黛西，’我说，‘收拾东西走吧。这一辈子，奉献自己或保留自己，随你高兴，不过千万别出借自己。那样的话，比当间谍还卑鄙。’”

康妮行注目礼表示赞同的同时，狄沙理斯冒出尖锐的一声喘息，带有受辱的味道。然而老人真的乐在其中。

“接着，我们坐下，我和朵乐丝，一起哭了，承认也没关系，我们有没有哭，朵乐丝？掉眼泪不丢脸，我从来也不觉得流泪不好意思。我们好想念你母亲，想得心痛。跪下来祷告。然后开始打扫。不知从哪里开始。然后德雷克走进来了！”他摇头表示惊异。“‘晚安，希博特先生。’他用低沉的嗓门说，夹杂一点我的英格兰北方腔调，每次他开口讲英文都让我们开怀大笑。在他身后，站的是小纳尔森，手里拿着扫把和簸箕。他一手仍然弯曲，我猜现在也一样，小时候被炸伤过。一手弯曲，还是拿着扫把扫地。这时德雷克开始臭骂他，口气跟挖土工一样难听！从没听过他讲那种脏话。他啊，就某一方面来说，其实跟挖土工人差不多吧？”他悠悠然对女儿微笑。“幸好他讲的是潮州话，是不是，朵乐丝？我自己只听懂一半，那就够了！炮火猛烈，好像我完全听不懂似的。”

他停嘴，闭上双眼半晌，不是在祷告，就是舌头累了。

“当然了，错并不在纳尔森。我们啊，早就知道了。他是队长。事关面子。他们开始游行，漫无目标，然后有人对他大喊：‘嘿！教会小子！你的心偏那边，挖出来给我们瞧瞧！’逼得他只好下手。不做不行。即使这样，德雷克仍对他破口大骂。兄弟俩清理完毕，我们上床睡觉，两兄弟睡在小教堂地板上，以防暴徒回来。早上我回教堂，发现没被毁坏的诗歌集整整齐齐叠好，《圣经》也一样。他们也自己修好了十字架。甚至把钢琴拼凑好，只不过没有调音，不用说。”

狄沙理斯挪身另换坐姿，提出一个问题。他与康妮一样，也翻开一本笔记簿，只是一字未记。

“那段时期，纳尔森是受哪方面训练？”他质问，特有的鼻音显得气愤，握笔准备记载。

希博特先生皱眉，露出疑惑的神情。“怎么了，当然是共产党了。”

朵乐丝低头钩毛线，低声说：“噢，老爸。”这时康妮连忙解释。

“纳尔森念的是哪一方面的书，希博特先生，在哪里念？”

“啊，原来如此。你指的原来是这个！”希博特先生恢复较自然的语调。

答案他完全清楚。否则上英文课时，除了纳尔森个人志向之外，他与纳尔森又能谈什么——共产党福音不算的话。纳尔森最热衷工程。他坚信能破除中国封建制度的东西是科技，而非圣经。

“造船、铺路、铺铁轨、盖工厂，那才是纳尔森的志向。他是拿着计算尺的天使加百利，是白领大学毕业生。在他心中，他就是这个模样。”

希博特先生说，在上海停留期间不够久，没能看见纳尔森顺遂心愿，因为纳尔森一直到一九五一年才毕业——

狄沙理斯的笔在笔记簿上疯狂划动。

“可是，那些年来，德雷克为了弟弟到处挣钱。”希博特先生说，希望盖过方才朵乐丝对三合会的指涉。“德雷克熬过来了，总算得到报偿，纳尔森也是。他看见纳尔森手上领到那张关键的证书，知道自己的任务已完成，可以收山了，按照他一开始的计划去做。”

狄沙理斯兴奋之余，态度转变得热切万分。他的丑脸显出片片血色，在椅子上动个不停。

“毕业后呢？”他急着问，“毕业后他做什么？他后来怎么了？请继续讲，麻烦您再讲下去。”

希博特先生见到他如此热切，不禁欣喜，微微一笑。他说，这个嘛，根据德雷克的说法，纳尔森在一家最先进造船厂当制图员，绘制蓝图，参与造船工程，疯了似的向俄国技师学习。共产党战胜后，俄国的技师纷纷涌进中国。然后到了一九五三年，如果希博特先生没记错，纳尔森有幸得到前往俄国列宁格勒大学深造的机会，一直待到，待到大概50年代末。

“噢，他就像长了两条尾巴的小狗一样，我说的是德雷克，讲得眉飞色舞的！”希博特先生叙述的对象若是自己的儿子，神情也不会比现在更骄傲了。

狄沙理斯突然往前倾，甚至在康妮以眼神警告他之下，仍以笔指着老人。“列宁格勒之后呢，他们怎么重用他？”

“他嘛，当然是回到上海了，”希博特先生大笑一声，“而且受到提拔，因为拿到了学位，有头有脸了，造船专家，留学俄国，科技专家，管理阶级！噢，他爱死了那些俄国人！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之后。他们有机器，有权力，有点子，有哲学。俄国啊，简直是他的乐土。他景仰俄国的模样，就像——”他的嗓音，以及他的热度，双双落难。“噢，真是的，”他喃喃地说，沉默下来，是这次对话第二度中断，“向俄国学习，总不会一直学习下去吧？在共产党的新仙境，俄国热又能流行多久？朵乐丝乖女儿，帮我拿条披肩来。”

“已经在你肩膀上了。”朵乐丝说。

有欠圆通的狄沙理斯对他说话毫不留情。除了答案之外，他一概不管，连打开放在膝盖上的笔记簿都可抛开。

“他回国了，”狄沙理斯尖嗓说，“很好。一路向上爬。他留学俄国，向俄国看齐。很好。接下来呢？”

希博特先生注视狄沙理斯良久。老人脸上毫无虚假，目光流露真情，如同慧黠的男童看人的眼神，了无老练世故的横阻。豁然明朗的是，希博特再也不信任狄沙理斯，而且真的不喜欢他。

“他死了，年轻人。”希博特最后终于说。他转动椅子，凝视海景。室内已半暗，光线多半来自煤气灯。灰色的海滩空无一人。旋转栅门上只停了一只海鸥，在夜空最后一丝光线中显得身影幽暗，体型庞大。

“您刚说他现在一手还是弯曲，”狄沙理斯直接反攻，“您刚才说，现在应该还弯曲的。您自己刚才说的！我亲耳听见的！”

“好了，我们已经叨扰希博特先生够久了。”康妮爽朗地说，同时向狄沙理斯狠瞪一眼，弯腰取来手提包。但狄沙理斯不肯罢休。

“我不相信他！”他以尖锐的嗓门大叫，“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说出日期啊！”

但老人只是拉紧肩上的披肩，两眼直盯海面。

“那时候，我们在德罕市，”朵乐丝说，边说边打毛线，只不过天色已暗得无法看清毛线，“德雷克坐着有司机开车的大轿车，过来看我们。他带着左右手过来，那个他叫做老刁的人。他们俩在上海搭档干坏事。想过来炫耀。送我白金打火机，捐一千英镑现金给我爸的教会，亮出镶框的女王勋章给我们看，还把我拉到角落，要我去香港当他小老婆，当着我爸的面呢。狗胆包天！他想叫老爸帮他签名，担保什么东西。说他要去格雷法律学院念法律。那把年纪了，怎么念！四十二岁！什么活到老学到老！他当然不是。跟往常一样，只是为了面子。老爸对他说，‘纳尔森最近怎么样？’结果——”

“请等一下。”狄沙理斯再度误判情势插嘴进来，“日期呢？请问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非要日期不可！”

“一九六七年。老爸快退休了，是不是啊，老爸？”

老人没有动静。

“好吧，一九六七年。几月？请详细一点！”

他差点说的是“详细一点，娘们”，让康妮极为紧张。然而当康妮再度试图克制他，他置之不理。

“四月，”朵乐丝想了一下，说，“我们刚帮老爸过完生日。所以他才带一千英镑过来捐给教会。他知道老爸不愿意收下来自己用，因为老爸不喜欢德雷克赚钱的手法。”

“好了。好。解释得很好。四月。所以说，纳尔森是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之前死的。德雷克有没有详细解释当时状况？你记不记得？”

“没有。没有详细解释。我告诉过你了。老爸问了，他只是说‘死了’，好像死掉的是一条狗似的。谈什么手足之情。老爸不知所措。他听了差点心碎，德雷克却无动于衷。‘我没有弟弟。纳尔森死了。’亏老爸还替纳尔森祷告，是不是啊，老爸？”

这一次轮到老人开口。在暮色中，他的语气显著加强。

“我为纳尔森祷告过，现在还是为他祷告，”他口气直率，“他在世时，我祈祷希望他能为这世界服务上帝。我相信他有心成就一番大事业。德雷克呢，他到哪里都能应付。他骨头硬。我以前常这样想，主生教会门前的蜡烛不会白烧，如果纳尔森·柯能成功为中国打下正义公理社会的基础的话。纳尔森喜欢称之为共产主义，随他去。不过在漫长的三年里，你母亲和我为他灌注的是基督教的爱心。朵乐丝，我不愿你这么说，也不愿任何人说上帝的爱火能被熄灭，永远不再燃烧。政治没有办法熄火，刀剑也没办法熄火。”他长长吸了一口气。“现在他死了，我为他的灵魂祷告，如同我为你母亲祷告一样，”他说，奇怪的是口气不再那么笃定，“如果那样说算是说教，我也无所谓。”

康妮其实已经起身准备离去。她知道极限所在，她眼光敏锐，很害怕狄沙理斯持续猛攻下去。然而嗅出线索的狄沙理斯全然不顾极限。

“所以说，是惨遭横祸喽，对不对？政治和刀剑，您刚才说的。哪门子政治？是德雷克告诉您的吗？您也知道，真正动刀剑杀人的事件相对罕见，我认为您有所隐瞒！”

狄沙理斯也站着，但他站在希博特先生身旁，向下对着老人的白头喋喋不休地问话，仿佛是在沙拉特表演短剧，模拟讯问手法。

“多谢你热情款待，”康妮对朵乐丝说，感情溢于言表，“真的，收获比我们想像的还丰富，相信对受封骑士有所帮助。”她说，话中充满了对狄沙理斯的暗示，“我们这就告辞了，真心感谢两位。”

然而这次拂逆她心意的是老人他自己。

“来年呢，他也失去了另一个纳尔森，愿上帝帮助他，是他的儿子，”他说，“德雷克从此是个寂寞的人。他写过信给我们，对不对啊，朵乐丝？‘为我犬子纳尔森祷告，希博特先生。’他写道。我们为他祷告。他希望我搭飞机过去，帮他主待葬礼。我没办法，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实讲，葬礼花那么多钱，我从来都不愿苟同。”

说到这里，狄沙理斯简直是直扑过去，让场面尴尬。他正对着老人弯腰下去，激动得以滚烫的小手一把抓住披肩。

“啊！看吧！他却没有请您为弟弟纳尔森祷告？回答啊。”

“对，”老人简单说，“他没有。”

“为什么没有？除非他不是真死，那还用说！在中国，死的方式不止一种，对不对，不是每种死法都会要人小命！‘罢黜’，那样讲是不是更贴切？”

在煤气灯照亮的房间里，尖嗓说出的字句如恶灵般四处飘动。

“他们准备走了，朵乐丝，”老人对着大海平静地说，“向司机问候一声，好不好，亲爱的？刚才应该出去问候的，算了。”

他们站在廊厅，互相道别。老人留在椅子上，朵乐丝关上门。有时候，康妮的第六感灵敏得吓人。

“希博特小姐，丽泽这个名字，你听过没有？”她问，一面扣上厚重的塑料大衣，“柯先生的档案里，有提到丽泽这个人。”

朵乐丝未施脂粉的脸庞皱眉怒视。

“那是我妈的名字，”她说，“她是德裔路德教派信徒。那只猪连她的名字都不放过啊？”

托比·伊斯特哈斯开车，康妮·沙赫斯与狄沙理斯博士赶回去向乔治报告惊人的消息。路上，他们首先针对狄沙理斯不知自制一事吵嘴。托比·伊斯特哈斯特别感到震惊，康妮真的担心老人可能写信向柯报告。尽管如此，这一趟的发现很快压过了担忧，以凯旋的心情抵达秘密城市的大门。

安然进入城墙后，现在是狄沙理斯的光荣时刻。他再度召集黄祸家族，启动了各式各样的调查，众人连忙顶着各种假借口奔走于伦敦各地，足迹遍及剑桥。本质上，狄沙理斯是个独行侠。没人了解他，或许除了康妮之外吧，但如果连康妮都不喜欢他，就没人喜欢他了。与人相处时，他显得格格不入，时常做出荒谬举动。但大家从来不怀疑他那种猎人般的意志力。

他翻阅上海交通大学的旧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交大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狄沙理斯将目标集中在海洋系，课程包括管理与造船。他找出一九四九年之前与之后的共产党干部名单。受命接收需要科技专长的大企业的人当中，线索少得可怜，但他一一加以审视。这些大企业中，他特别注意的是江南船厂，其中的国民党党员不断遭到清算，工程浩大。他找出了不下数千人的名单，再调阅其中前往列宁格勒大学深造、学成归国重回船厂、职位晋升的人。列大的造船研究所三年毕业，依照狄沙理斯的计算，纳尔森应该在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六年间就读列大，随后正式分派到上海市政部，负责海洋工程，因此有机会重回江南。他先认定纳尔森不但有未知的中文名字，同时也很有可能连姓也顺便更改，因此提醒研究助理，纳尔森的资历可能分成两半，上下各有不同姓名，应该注意两者吻合之处。他从交大与列大骗来毕业生名单，两者并排加以对照。中国观察家彼此和乐融融，因臭味相投，规章与国别都能抛诸脑后。狄沙理斯的人脉不仅限于剑桥，也遍及所有东方数据库，连罗马、东京、慕尼黑也有。他写信给所有人，将真正意图埋藏在不相干的问题里。事后发现，甚至连表亲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他公开档案。他也调查了一些年代更为久远的线索。他派遣掘穴人到浸信会，抱着一丝希望，但愿教会记下纳尔森的中文名字归档。他也寻找上海造船业的中级官员去世的消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以上是他第一段辛苦的过程。第二段始于康妮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值六十年代中期，他寻找符合以下条件的上海官员：因亲苏遭到官方斗争羞辱，或下放劳改，以重新发掘农民的美德。他也参考送往劳改的名单，但没有重大收获。他也查阅红卫兵的激昂演说，寻找是否谈及某位具有浸信会背景的下台官员，也与柯这个姓氏大玩猜字游戏。他隐约认为，纳尔森改姓的话，可能会采用与原姓具有某种渊源的姓，不是同音字就是谐音字。然而当他极力向康妮解释时，康妮不懂就是不懂。

康妮·沙赫斯追查的方向全然相异。她的兴趣围绕在卡拉调教出来的已知征才手，研究这些人在五十年代的列宁格勒大学针对外籍学生的活动。她也研究从未经证实的谣言。据谣言指出，卡拉年轻时曾任共产国际情报员，战后曾借调至上海共产党地下组织，协助重建秘密单位。

在这一次新的掘穴过程中，葛若斯芬诺广场送来一颗小炸弹。希博特先生的情报仍热腾腾之际，研究两个家庭的人员仍忙成一团，这时彼得·吉勒姆带来急件，面呈史迈利。史迈利一如往常正在阅读数据，浑然忘我，吉勒姆进入办公室后，他才将档案塞入抽屉关上。

“是表亲，”吉勒姆轻声说，“跟瑞卡度有关，你最欣赏的飞行员。他们想请你尽快到别馆会见他们。我昨天就应该回电的。”

“他们想干吗？”

“想见你。不过用的是‘会见’一词。”

“是吗？真的吗？天呀。大概是德文的影响吧。或者是古英文的影响？会见。真是的？”说完拖着沉重的身子进入浴室刮胡子。

吉勒姆回自己办公室，发现山姆·科林斯坐在软椅上，抽着他的野蛮棕色香烟，脸上挂着一抹一洗即去的微笑。

“有事吗？”山姆问，问得非常随意。

“给我滚出去。”吉勒姆动了肝火。

一般而言，山姆四处串门子太过火，让吉勒姆不高兴，但这天他有坚决理由对他不信任。他前往内阁府递送圆场每月定额账户请拉康过目时，讶然发现山姆从他私人办公室冒出来，与拉康以及外交部的索尔·恩德比有说有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