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昉/文

作者生平

海伦·麦克洛伊（Helen McCloy）1904年出生在一个纽约家庭。她的母亲海伦·渥勒尔·麦克洛伊是一位作家，父亲威廉·麦克洛伊则是纽约报纸《夕阳》的编辑。良好的家庭文化背景，使海伦·麦克洛伊自幼便展现出过人的写作天赋。她从十四岁就开始在《波士顿晚报》上发表文章，十五岁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诗作。1923年，麦克洛伊远赴法国求学，就读于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前身），一年后她完成学业，留在法国为多家报社做通讯记者，后于1931年重返美国。

1938年，海伦·麦克洛伊发表了以心理医生拜佐尔·威灵为主角的推理小说处女作《死亡之舞》，正式踏上了推理文坛。该书一经发表，便引起了世人瞩目，好评如潮。麦克洛伊再接再厉，随后几年之间，陆续发表了多部拜佐尔·威灵系列小说，以及数部以“二战”为背景的非系列小说。

1946年，海伦·麦克洛伊和著名侦探小说家布瑞特·哈勒岱结为伉俪。婚后两人育有一女，平时合作从事编辑工作，但麦克洛伊仍然独立发表推理小说。1961年，两人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婚姻。此后，麦克洛伊的创作逐渐从传统推理小说，转向心理悬念小说。1980年，麦克洛伊完成了她的第二十七部长篇推理小说，也是最后一部拜佐尔·威灵医生小说——《烧毁》。1994年，麦克洛伊辞世，享年九十岁。

海伦·麦克洛伊一生荣誉众多：1950年她当选美国作家协会(Mystery Writers of America，简称MWA，麦克洛伊的丈夫哈勒岱，是四位创始人之一)的主席，成为该协会有史以来的第一任女性主席；1953年，她因为推理小说评论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埃德加·爱伦·坡奖”；1990年，麦克洛伊荣获美国作家协会的最高终身成就奖——“大师奖”。

作品综述

海伦·麦克洛伊一生共创作了二十七部长篇推理小说，其中包括十三部拜佐尔·威灵医生系列作品和十四部非系列作品。其写作生涯的第一阶段（1938-1951年）相对侧重推理，第二阶段（1952-1980年)相对侧重悬疑。

在这二十七部长篇小说之外，她另有二十余部中短篇作品，一些被收进短篇集《惊奇！惊奇！》（1965)和《〈快乐的剌客）与拜佐尔·威灵医生的其他案件》(2003)，另一些则发表在《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和其他的零散杂志上。其中《惊奇！惊奇！》因其在推理小说史上的里程碑式地位，得以入选《埃勒里·奎因精选》。

1959年，海伦·麦克洛伊以海伦·克拉克森为笔名，发表了题为《未日》的非推理小说，描绘核冬天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此外，1952年海伦·麦克洛伊和她的丈夫布瑞特·哈勒岱，曾一同编选短篇合集《二十个优秀的谋杀故事》。

“现实主义”的继承者

欧美侦探文学的主流观点，倾向于把海伦·麦克洛伊归为美国的“现实主义”(realist)流派。该流派由理查德·奥斯汀·弗里曼创立，之后由弗里曼·威尔斯·克劳夫兹发扬光大。一些著名的推理小说家，如爱德蒙·克莱里休·本特利、多萝西·利·塞耶斯、G·D·H·科尔和M·科尔夫妇、约翰·罗德、罗纳德·A·诺克斯神父、亨利·韦德、米尔瓦德·肯尼迪等都属于这一流派。

“现实主义”推理小说的一个最典型特征是，把故事设置在现实的场景（经常是场所)之中，其中不乏对场景具体而细致的描述，使人读起来身临其境。海伦·麦克洛伊便是如此。

她的作品多以真实的环境作为背景，比如《月光下的男人》里的学校、《谋杀提示》里的剧院、《妖怪市场》里的小岛，无一例外给人以可信的现场感。海伦·麦克洛伊还特别钟爱战争这一现实主义题材。她有多部作品以战争为背景，融合侦探、间谍、追捕、动作等多种元素，展现出20世纪的时代风貌。典型的例子包括早期作品《月光下的男人》《妖怪市场》《恐慌》《跑掉的那一个》以及晚期作品《广义身体》《冒名者》《烟镜》等。

“现实主义”的侦探（无论是警察还是业余侦探）都喜欢按照一定的程序破案。从勘察现场到搜集线索，从整理证言到审问嫌疑犯，每一步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相比推理而言，他们更强调证据，尤其是实物证据，比如足印、鞋印、轮胎印、手印、烟头、烟灰、火柴、手帕……海伦·麦克洛伊的一些早期作品，很明显属于这种“单线式”破案，比如中篇小说《无名线索》和长篇小说《妖怪市场》。物证在海伦·麦克洛伊的早期作品里，占有很大比重，比如《月光下的男人》里的打字机、《无名线索》里的黑色硬纸盘、《谋杀提示》里的凶刀、《妖怪市场》里的酒瓶和蜡烛印、《恐慌》里的非人类足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至后期作品方才有所减少。

具有“现实主义”性的侦探和嫌疑犯，因剧情需要而经常繁忙移动，所以，“不在场证明”便成了案情关键。海伦·麦克洛伊的很多早期作品，尤其是非系列作品，经常充斥着复杂的人物移动，比较典型的有《妖怪市场》《请勿打扰》《独行女》《未完成的犯罪》，但她从不刻意强调“不在场证明”。

从破案技术上来说，海伦·麦克洛伊的作品里，强调科学知识的运用，很明显是受到理查德·奥斯汀·弗里曼和亚瑟·瑞夫创立的“科学侦探”的影响。而其早期作品《死亡之舞》和《谋杀提示》，都使用了“列表”这一辅助工具，那是弗里曼·威尔斯·克劳夫兹的最爱。

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海伦·麦克洛伊的作品，确实在很多方面，带有“现实主义”的烙印。不过，我们在后面亦将看到，麦克洛伊和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有所不同——她的作品覆盖面广，既涵盖了传统的侦探、间谍，又囊括了新潮的悬疑、惊悚，经常同时具备“现实主义”和“直觉主义”的双重特征，并附带她本人的创造性发挥。她的早期和晚期作品，系列和非系列作品，都存在着较大的风格差异。

总的来说，在欧美推理小说名家当中，海伦·麦克洛伊是极为多元，颇难归类的一员。这是她与众不同的地方，也是她的作品好看的地方。基于这些原因，我不提倡“一刀切”的分法，简单地把她归类至“现实主义”的流派。

“心理侦探”的鼻袓——拜佐尔·威灵医生

后人评价一位推理小说作家，最重要的是看他(她)对推理小说这种类型文学，做出了哪些发展和创新。我认为，海伦·麦克洛伊对推理小说的最大贡献，就是创造出“心理侦探”这一崭新的侦探模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心理学在推理小说中的应用，可以一直追溯到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不同的人对房间里的声音有自己的想象）和《失窃的信》(心理盲点)，但是，那些都是短篇作品，分量稍嫌不足，而且心理分析并非侦探的主要工具。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心理推理小说，恐怕要数查尔斯·戴利·金于1932年发表的《海上的庸人》。在该书中，作者将船上发生的一桩命案，命名为“心理学家的谋杀案”，并独具匠心地安排四位心理学家，对案情逐一进行推理。可惜的是戴利·金虽然本人是心理学家，却没有把这一模式发扬光大，而海伦·麦克洛伊却从1938年的《死亡之舞》开始，完整建立起了“心理侦探”这个模式。

所谓“心理侦探”是相对于“物质侦探”而言。传统意义上的古典推理小说，热衷于收集指纹、烟头一类的物质线索，到了拜佐尔·威灵医生这里，则更看重嫌疑人的话语、感觉、思想、行为等一系列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线索。拜佐尔·威灵身为心理医生，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能比常人更轻易地，深入到嫌疑犯的内心世界，洞悉嫌疑犯费心隐藏的秘密。

在出道作《死亡之舞》中，作者借拜佐尔·威灵医生之口，说出了下面这句话：“每个罪犯都会留下心理学的指纹，他没有办法戴上手套遮住它。”这既是威灵医生的出场宣言，也是他一贯的破案纲领。他经手的每一件疑案，最后几乎都是按照这个指导方针，找到了罪犯的心理破绽。比如《死亡之舞》中，凶手的一个下意识的不自然举动，就是威灵医生破解其动机的核心线索；《月光下的男人》中的凶手一句下意识的话，反映出他（她）对某人心怀仇恨；《致命的真相》和《谁的电话？》当中的凶手，都是一句话不小心，暴露出自己的某种感官异于常人；《冒牌的拜佐尔·威灵》中，威灵医生通过分析盲人对世界的感觉，得以解开奇怪的死亡留言。而最具代表性的心理线索，恐怕要数《谋杀提示》当中，凶手的怪异行为。凶手为何两次闯入剧院附近的刀具店，却没有偷走任何东西，只是放走了笼子里的金丝雀？拜佐尔·威灵医生在最后给出了完美的心理学解释。

心理线索不只局限于人，还可以推广到动物。《分足先生》里鹦鹉转述的死亡留言、《恐慌》中狗的异常行为，都是动物留下的心理线索。此外，海伦·麦克洛伊还特别喜欢“涂鸦”这种线索。一般是受害者或者凶手，在纸上胡乱留下奇怪的记号，含有某种隐晦的意义，一旦它得以破解，案情也就明晰了一大半。涂鸦本身是物质线索，但它反映出的，却是受害者或凶手当时的思想，因此也可算是一种心理线索。《妖怪市场》中，死者生前留下的由饼和方块构成的神秘图形；《跑掉的那一个》中，由E、I、R三个字母组成的圆圈；短篇《飞来飞去的虫子》中，电话簿上的无形状涂鸦，都是典型的涂鸦线索。

和拜佐尔·威灵医生锐利的心理洞察力相对，小说里的凶手，也经常采用心理方面的诡计。最典型的是恐吓诡计，代表作有《犹在镜中》《唱歌的钻石》《时间的问题》。此外《分足先生》的心理密室和《烧毁》里凶手对狗的听觉操纵，也都属于心理诡计。

强调心理学的推理小说不少，但像海伦·麦克洛伊这样持续、稳定地采用心理线索和心理诡计的作家则不多见。这是她和传统推理小说的分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海伦·麦克洛伊的拜佐尔·威灵医生系列作品，在古典推理小说中是独树一帜的。

继往开来的“理系推理”

海伦·麦克洛伊的很多案情解决，需要用到生僻的科学知识。套用日系推理界一个时髦的词汇，就是“理系推理”。和某些日本作家纯粹炫学、可有可无的“理系推理”不同，海伦·麦克洛伊小说中的科学知识，总是对案情解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作者自己很好地概括在短篇《飞来飞去的虫子》开篇的第一句话里：

拜佐尔·威灵医生经手的大多数谋杀案，核心线索往往是一条生僻的知识。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死亡之舞》中，作者讨论了毒药引起身体变热的科学依据；《月光下的男人》中，威灵医生通过某种金属的特殊化学性质，推断出死者生前从事的秘密的化学研究；《致命的真相》《谁的电话？》和短篇《无辜的窃听》中，拜佐尔·威灵医生都运用了关于人体感官的生僻知识；《谋杀提示》中的一条核心线索，涉及某种特殊的疾病；非系列作品《恐慌》和《冒名者》中，作者相当专业地讨论了多种密码学算法；《三分之二只鬼》的知识竞赛，涉及医学和文学的生僻知识，后来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而《时间的问题》里，凶手的心理诡计，其科学基础干脆就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心理学实验。

身为一个女作家，海伦·麦克洛伊能够在作品中，运用这么多的科学知识，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和早年理查德·奥斯汀·弗里曼、亚瑟·瑞夫开创的“科学侦探”不同，拜佐尔·威灵医生从不使用奇怪的科学仪器(《月光下的男人》的测谎仪除外)，也不把科学实验，当成是一种常规的侦破手段，而只是用知识来进行推理，这一点非常接近我们即将阐述的直觉主义流派。

与“直觉主义”的联系

就欧美古典推理小说而言，和“现实主义”相对的流派是“直觉主义”（intuitionist）。“直觉主义”强调侦探的天才推理，而不是办案程序和物质证据。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是黄金时期的“三巨头”——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翰·狄克森·卡尔和埃勒里·奎因。古典推理小说作家或多或少，总会受到这三巨头的影响，海伦·麦克洛伊同样不能例外。譬如《谁的电话？》当中的一条核心推理，就和克里斯蒂的短篇小说《巧克力糖盒》如出一辙；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海伦·麦克洛伊在《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上，发表了不下十四部中短篇小说，她直白流畅的叙事风格颇似奎因；而《冒牌的拜佐尔·威灵》题献卡尔夫妇，则表明她和约翰·狄克森·卡尔过往甚密。

“直觉主义”流派的一个标志性产物是“不可能犯罪”，意指那些表面上看来，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的罪案，比如凶手从密闭的房间里消失。“不可能犯罪”小说的解谜趣味，不只在于找出谁是凶手，更在于破解凶手的作案手法。海伦·麦克洛伊有多部作品涉及“不可能犯罪”，兹列举如下。

●《死亡之舞》(1938)——死者在大雪天中暑身亡。两个人喝下同一杯毒药，一个人死亡，另一人却安然无恙。

●《跑掉的那一个》（1945）——密室杀人。

●《犹在镜中》（1948）——分身(doppelganger，指一人同时在多个地点出现），无伤痕杀人。

●《未完成的犯罪》（1954）——不可能盗窃。

●《恐惧的背后》(1967)——密室盗窃。

●《分足先生》（1968）——吵闹鬼（poltergeist，传说中发出声响，把家具弄乱的小鬼）、监视下的密室杀人。

●《时间的问题》（1971）——密室中的惊吓杀人。

此外，诸如《谁的电话？》也讨论了“吵闹鬼”这一超自然主题。《月光下的男人》里消失的子弹、《恐慌》里的非人类足迹，亦可算做边缘化的“不可能犯罪”。

海伦·麦克洛伊的密室与“不可能犯罪”，大体可分为“机械密室”(凶手通过某种机械装置制造出密室)和“心理密室”（凶手通过某种心理诡计，使人产生密室的错觉）两类，其中“心理密室”比“机械密室”写得更加出色，尤以《犹在镜中》和《分足先生》为然。这两部小说都是公认的“不可能犯罪”杰作，均以古老传说为基础(“分身”和“吵闹鬼”），故事中渗透着浓郁的超自然气氛，到最后所有看似不可能发生的现象，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就这一特征而言，海伦·麦克洛伊可谓是继承和发扬了约翰·狄克森·卡尔的风格。而《分足先生》的“暴风雪山庄”设置，也表现出海伦·麦克洛伊和“直觉主义”流派的紧密联系。

心理悬疑小说

海伦·麦克洛伊写作生涯的晚期，逐渐脱离了传统的推理小说，改而创作心理悬疑小说。身为女性作家，她擅长在作品中刻画女性心理，尤其擅长描写女性独处时那种焦虑、惶恐的心情。她笔下的女主人公，经常一个人在空旷的大房子里过夜，夜里听到奇怪的声音，引发了一系列的心理活动。这样的例子包括《请勿打扰》《恐慌》《独行女》《未完成的犯罪》《恐惧的背后》和《梦游人》。这种“空宅孤女”的设置，似乎源自美国女作家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

综上所述，海伦·麦克洛伊的作品，在欧美侦探文学中，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她以严密的逻辑为基础，广博的学识为底蕴，塑造出“心理侦探”这一前所未有的侦探模式，为侦探小说的发展和创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也使她成为继范·达因和艾勒里·奎因之后，美国解谜推理的又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