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好沃尔沃车门，我刚把帆布包拽到肩上，便觉一股浓浓的汽油味儿直冲鼻孔。我一边向车库出口的电梯走去，一边试着抚平坐得皱巴巴的裤子。无奈这趟进城足足开了两个钟头，裤子上的褶皱根本弄不平展。

布拉谢尔斯律师事务所位于声名显赫的拉塞尔大街，听上去光鲜气派，实际门面却不过尔尔：二十七楼一扇普普通通的黑色镂花磨砂玻璃门，夹在一家地产公司和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中间，如此而已。

五点已过，办公室里却还亮着灯，门也没锁。我推门进去，只见灰暗的接待区里摆了两把椅子，还有一盆蔫头耷脑的蕨类植物，像在乞求有人解救它。几英尺远之外坐着一个女人，弓身敲着键盘。角落里的复印机不断往外吐出纸来。房间后面什么地方忽然有人“砰”地掼上了电话，那女人桌上座机电话上的指示灯一下灭了。

“盖尔，过来，”一个粗暴的声音嚷道。

女人吓了一跳，似乎因为在陌生人面前失态而感到难堪，便缩了一下脖子。

我冲她微笑。“我是艾利·福尔曼，找查克·布拉谢尔斯。预约过的。”

“盖尔，人呢，死哪儿去了？”

女人朝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拿起电话接通后说：“艾利·福尔曼来访。”

接着听见关抽屉和椅子“嘎吱”一扭的声音。不一会儿从后面走出来一个男人，瘦高瘦高的，秃顶，稀疏的金色小胡子，一双冰蓝色的眼睛从无框眼镜后面打量着我。

“福尔曼小姐。”他迈着猫步迎过来，动作有些夸张。我们握了手。“谢谢你专程来市区一趟。”

感觉他比我还小几岁，但一脸疲态让他略显老相。

“抱歉迟到了。到处施工，还堵了一长串往返城郊的通勤车，真是急死人。”

话一出口我瑟缩了一下，他却好像没注意似的，直接带我穿过一处短短的走廊。

他的办公室既不像我前夫的事务所那样装饰豪华，也不像我父亲以前住的公寓那样杂乱而充满生气：屋子正中央摆张破橡木桌，桌上文件夹摞得老高；桌前放了两把椅子，后面墙上挂着一张装在相框里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法律学位证书。拉开的百叶窗外面，露出大楼的通风井。

从门口看，这是间再普通不过的办公室，甚至还有点儿简陋；不过一走进去站到一旁让他关门、看到门后那面墙时，我却一下改变了看法。墙上挂的，不是大家都会挂的家庭照，也不是带相框的风景照，而全都是布拉谢尔斯本人的照片。有一张是他穿着红色夹克，戴着名牌墨镜在滑雪；还有一张是他穿着白袜队球衣，拿着球棒；还有一张，穿的是跑步短裤和钉着号牌的汗衫；甚至有一张，是他戴着头盔，手握船桨，置身于一片激流之中。照片都是宽八英寸、高十英寸，精细地装裱在黑漆哑光相框里的，一排挂三张，挂了三排。

他看着我研究他的照片墙，说：“我喜欢运动健身。”

他好像在期待我表现出震惊，更有可能是希望我显出崇拜的神情。

“你怎么弄到白袜队球衣的？”我问。

“白袜队……有一回慈善拍卖，我竞拍到了在球员休息区玩儿一天的特权。”他有点不耐烦地说。

我笑了，本垒打呀。

他指了指那张滑雪的照片。“那是在‘雪山’。那张是波士顿马拉松。我全球都跑遍了。”

“哦，还真有你的！”他指指激流漂筏的照片。

“还有那张，是西弗吉尼亚州的新河。”

“我知道那条河。”

他的眉毛倏地耸起。“你也玩漂流？”

我看着他，他移开了视线。“再也不玩了。”

“哦。”他回到桌后，把文件夹推到一边，坐了下来。“行，那我们现在谈谈你电话里说的事吧。你说你有我当事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他拿出一个黄色便笺簿。

我在他面前的椅子上坐下。“我是一名影视制片人，我手上有姜尼·桑托罗在被控杀害女友的时刻出现在橄榄公园的录像带。我从报上了解到你是他的辩护律师，我觉得，你应该想看一看。”

“橄榄公园？什么——橄榄公园在哪？”

“就是海军码头北边一小块封闭区域，旁边有一个自来水过滤厂。从橡树街湖滩能看得到。”

“桑托罗那时候在橄榄公园？”

“对啊。”我在椅子上轻轻地转了一下身。“可你已经知道了呀。”

他一脸茫然。

“你不知道？”

他用手指推了推眼镜架。“你就跟我具体讲讲吧。”

“当时我忙着拍水区的片子。那是在出发去抽水房的路上——”

“抽水房？”

“就是湖上那个卡特-哈里森取水装置。”

他点点头。

“我们想先拍几个镜头，就从戴弗西港乘船船出发。到橡树街湖滩南边的时候我们开始尝试不同的曝光效果。你知道夜间拍摄的时候，唔——”我又在椅子上转了一下。“总之，我们拍了几组公园的镜头，桑托罗就在那儿。昏倒在一张长椅上。”

布拉谢尔斯一直盯着我。

“当时还有两个人和我在一起，我确信他俩都能作证的。”他没有回答，我叠起二郎腿。“你不相信？”

“倒也不是。”

我等他说下去。

他清了清嗓子。“问题是——就是姜尼·桑托罗——怎么说呢——那一晚上并非只在那儿待过。当时他昏头昏脑的，应该是喝高了或者嗑药了什么的，具体我不清楚。他自己都不知道。反正他肯定是断片儿了。都不记得自己干些了什么。”他拿起一支铅笔。“这样就很难辩护。”

我想起录像里他茫然的表情，他想从椅子上起来时那艰难的样子。“你打算怎么办？”

“能怎么办？试着找找法子呗。他还能记得自己名字就是万幸了。”

桌上的电话颤声叫唤起来，他抓过话筒。“喂？”

如果桑托罗那晚真像布拉谢尔斯说的那样神志不清，他还能夺人性命吗？

“等会儿打给你。”布拉谢尔斯挂上电话。“跟你说，这是我目前为止听到的第一个不在场证明。你为什么过了这么久才来找我？”

这问题令我诧异不已；我把二郎腿放了下来。“我也是才弄明白。那天看报上他的照片，觉得眼熟，前几天才记起来他在我的录像带里出现过。”

“为什么没去找警方？”

我看了看他。开始当然想过找警方，但我是看报纸的人，我可知道芝加哥警察“遗失”重要证据，或“疏于”将其上报那一套。不过和布拉谢尔斯毕竟是初次见面，不适合争辩，于是我谨慎地答道：“警方的调查工作都基本完成了；据我所知，接下来该轮到你发挥作用了。”

“你对司法程序有点了解啊？”

“我父亲和前夫都是律师。”

“哦，难怪。”

感觉我在他心目中一下子上升了好几分。

“录像带拿来了吗？”

我把手伸进帆布包里掏着。“你有录像机吗？”

“没有。但是你应该可以把带子留下来吧？”

我点点头，拿出麦克在工作室拷好的一份录像带副本。“我还带了我们拍摄日志的一份复印件。你可以查到记录，二十三号凌晨前后我们在湖岸线处拍了一些片段镜头。”

布拉谢尔斯接过录像带和日志，摆在桌上，两样东西都和他的铅笔之间成一个精确的角度。不知怎么的，他看上去并没有一个律师刚拿到突破性证据的那种喜悦。不过，也许他只是处事谨慎处事而已，抑或他思维超前了我几步，已经在构思法庭对证的策略；又或者他只不过是个敷衍塞责的混混律师罢了。

“带子有……有一点受损。”我给他解释了射频干扰的事。“你会看到中间有些片段缺失，而且时不时会出现雪花点。我们也是几天前放的时候才看到的。但是拍的那天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其他带子也没问题。希望没什么影响。”

他拿起那支铅笔。“我要看了才知道。如果能清楚地显示桑托罗在那个公园里，他可能就没事了。”

“希望如此，”我说。“我就是见不得有人被冤枉。”

他皱起眉头。“直到现在，我都没理由相信不是他干的。”

“是吗？”

“检方的证据很有力：他的车，指甲刮痕，他还没有不在场的证明。老实说，我都想劝他认罪以求轻判了。他是在冒一个极大的风险。”

“冒险？”

“可能会摊上无期徒刑。”

“有可能他混沌记忆的深处还是知道自己确实没犯罪。据说，即使是健忘症患者都对这种事有直觉的。”

“当然会说自己无罪啦。岂止是他，我那些当事人全都是这样。”

“但你不信他？”

他耸耸肩。“桑托罗承认跟那女孩打了架，说是可能打了她一拳。但又声称那女孩后来开他的车溜了，从此就再也没看见过那女孩。”

“然后呢？”

“控方有证人说看见两个人开桑托罗的车进了卡柳梅特公园。”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不记得了。”

“这么说这录像带可能真是一个突破性证据。”

“也许吧。不过我要先让它通过审核。”

“怎么会通不过？明显就是桑托罗。你看了就知道了。”

他身子向后靠去。“是否真实是一方面，还得通过证据监管链认证。两方面都不能有问题。”

“假如都没问题。然后怎么办？”

“那样的话，我会尽全力让陪审团相信他无罪。”

“然后去找杀死那个女孩的真凶？”

他顿了顿。“他脱罪以后我的工作就结束了。侦破谋杀案不在我职责之内。”

“可是如果……如果是有人陷害呢？就算他无罪释放，又怎么阻止那些人再度陷害他呢？”

“你已经提出三个假设了，福尔曼小姐。那些假设的东西我管不着，我只管事实。”

他直起身来，凝视着一墙的照片，似乎要从自身的形象中获得灵感。

他摆着这个姿势不动，一旁的我不禁疑惑着桑托罗怎么会找上他做律师。桑托罗看上去可不是什么运动型的，布拉谢尔斯想必也从未踏上过码头这种地方。随即我想起来，新闻里说桑托罗的工会会员证还是最新的，可能是工会给他找的律师吧。

他看向我。“你最近都不会去外地，是吧？”

“是。怎么了？”

“你很可能得出庭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