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新年，即诺鲁孜节，从3月21日开始，而萨梅迪家有史以来头一次没组织聚会。阿亚图拉反对任何形式的世俗庆祝，所以举国上下都没什么庆祝活动。

几天后，安娜在卫生间的废纸篓里发现了努里的药瓶。她问努里怎么回事，努里说他已经不需要吃药了。安娜把药瓶拣了出来，但由于药瓶上的标签是阿拉伯文，除了努里的名字以外，她什么也看不懂。这个名字还是努里在芝加哥时教她认的。

努里还真的说到做到。他不让安娜独自出门，并且在家的时间也比以前多了，这让安娜的日子很难熬。他一天要换好几次衣服，还要安娜全都熨平，只要发现有一丝不平整，就会暴跳如雷。安娜猜度，努里这样想方设法地羞辱与孤立自己，肯定比他在外面混还更耗费精力！就这样，安娜在家简直如在监狱！

一天早晨，拉蕾过来了。她现在出门时会穿一件披风——相当于外套，可里面依旧穿着背心短裤。努里看到拉蕾就沉下了脸，不过安娜高兴极了，因为拉蕾过来就意味着努里要出门。

“我不在的时候拉蕾会在这儿。”努里说着走到门口。

“我已经叮嘱过她，让她看好你。敢不听她的话，有你好瞧的。”

努里走了后，拉蕾问安娜：“你对他做了什么？我从没见过他这样。”

“我发誓不是我的问题，拉蕾；是他像对囚犯那样对待我。”安娜说。

拉蕾把手插在后裤兜里：“我才不信！他为什么要那样？你骗人。”

安娜绷紧了下巴：难道努里已经把我变成了众矢之的？她掂量了掂量，决定还是解释一下，因为拉蕾是自己唯一的希望了。

“拉蕾，求你了，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什么都没做，我需要帮助，我现在很绝望！”

拉蕾愣住了：“努里告诉过我你会这么说的。他说你会试图说服我帮助你逃走。”她环顾四周，好像第一次看到他们家的房子，叹了口气说：“可我不怪你；这个国家简直就是地狱，我自己也准备离开。”

“你怎么可能出得去？不需要同意书吗？”

“十八岁之前我必须得到爸爸的同意，可过了十八岁嘛……”拉蕾狡黠地一笑：“我生日快到了。”

“你打算去哪儿？怎么过活？”

“我要去伦敦找沙欣。”

“可你妈妈……她会疯的。”

拉蕾耸耸肩。

安娜的太阳穴一阵剧痛：凭什么拉蕾可以走，我就不行？这不公平！没人肯帮她，这个家庭，原先她十分珍视的这个家庭，俨然成了她的敌人。她从未感到如此孤单。

“我先上楼了。”安娜到二楼时停了一下，然后去了三楼。她打开通往屋顶的门，走到屋顶边上，俯身看了看院子里的法国梧桐和伸向前方的小径。只需纵身一跃，一切痛苦立即化为乌有。

安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时电话铃响了，显然努里相信拉蕾不会让安娜擅自用电话。拉蕾接了电话，安娜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不一会儿，拉蕾冲了上来，面色惨白，眼睛瞪得老大，显得十分不安。

“怎么了？”安娜问。

“妈妈打来的，我们得回去一趟，爸爸被抓走了！”

“我们……我们正在院子里喝茶，顺便感受一下春天的早晨。”努里的母亲蜷缩在沙发上，小声啜泣着。安娜已经几个月没见帕尔文了。她的头发花白了许多，额前的皱纹更多更深，脸也更加瘦削。

“一辆汽车突然停在家门口，然后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我打开门，看到三个穿制服的男人。他们……他们拿枪对着我。”帕尔文痛苦地绷紧了脸。

“还……差点儿杀了我。”

“什么颜色的制服？”安娜问道。

帕尔文没理安娜，而是转向拉蕾，摊开手说：“没办法，我只能让他们进来。”

拉蕾指指安娜：“制服，妈妈。她问你他们是不是革命卫队的人，他们的制服是深绿色的吗？”

“对，哦，不是；两个人穿绿色的，还有一个棕色的；我记不太清了。”帕尔文一直没有看安娜。

拉蕾点点头：“然后呢？”

“他们蓄着胡子，一身臭味，很邋遢，要见你爸爸。我让他们稍等一下，可他们不肯，说必须跟我一起进屋，还威胁我说，一旦我告诉你爸他们在这儿，就开枪打死我。”帕尔文说着打了个哆嗦。

“他们担心爸爸会逃走。”

“他们说如果我不配合的话，就把我和你爸一起带走。”帕尔文捂住脸，眼泪滚滚流下。

“我能怎么办呢？”

拉蕾将她搂了过来，可帕尔文挣脱了。

“他们……跟我进了门。你爸爸已经进屋了；他出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进屋——手里拿着一把刀。”

拉蕾倒抽一口气，安娜则咽了咽口水。

“那帮人大声问：‘你就是彼尚·萨梅迪吗？’你爸回问他们是谁。他们举起枪对着你爸。我心想这下不好了，他们要枪毙你爸！我苦苦哀求他们不要这样。‘你反对伊斯兰共和国，我们奉命来抓捕你，’他们呵斥道，‘放下刀子！胆敢妄动一步，就是死路一条！’”

“天哪，然后爸爸怎么办的？”拉蕾问。

“他僵住了。那帮人端起了枪。”帕尔文又打了个哆嗦。

安娜想象了一下公公当时脑海中的激烈斗争，他肯定在寻思自己能不能对付这几个人；虽然心里清楚自己办不到，但还是在想是否要拼死一搏。

“你爸最终还是放下了刀子。”帕尔文继续说。

“他们当中的一个把刀捡起，别进了自己的腰带里。真希望那刀能划破他的肠子！”说着她朝地上啐了一口。

“然后他们铐起了你爸，拽了出去。那以后我就再没见到他。”说完帕尔文又恢复了痛苦的神情，仿佛想起这事就让她痛苦不堪。她又呜咽起来，虚弱的身子显得不堪一击。

“爸爸被他们弄哪儿去了？”拉蕾问。

“谁知道！”帕尔文用沙哑的嗓音说道。她从厨房里拿了一杯水，灌了一片药下去。

“我们该怎么办？努里在哪儿？”她尖叫道。

“我们留了字条在家，”安娜说，“他一会儿就会到。”

帕尔文又没理安娜。

“除了爸爸，他们还带走什么没有？”拉蕾问。

“带走你爸爸还不够吗？”帕尔文嘟囔道。

“我们被魔鬼盯上、受诅咒了。我就知道这事迟早会降临到我们头上。”她怒视着安娜。

拉蕾坐在帕尔文身边，手指不停地相扣分开，分开再相扣。安娜想让拉蕾抱着帕尔文，因为此时帕尔文需要安慰。可拉蕾就那么坐着，安娜也不好再说什么。可如果安娜自己去安抚婆婆的话，很可能会挨一巴掌。她们三人沉默了许久，各自想着心事，直到院子里传来一声“咣当”才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寂静。

帕尔文吓得往后退去：“又怎么了？”安娜和拉蕾对视了一眼。帕尔文跌坐在沙发上。

“我去。”拉蕾说。

“别。”帕尔文指指安娜，说：“让她去。”

安娜心想：可不是，危险的事当然得我去！她穿过院子，走到大门前，看到三个穿制服的男人举枪对着自己。他们也都留着胡子，不过穿的是棕色制服。他们不是革命卫队的人。可他们还是大声呵斥着叫安娜开门。

“什么事？”安娜用波斯语问。

“我们是烈士基金会的，现在命令你开门。”

安娜听说过这个组织。这是霍梅尼在一年前成立的，旨在没收沙阿家人及其亲友的财产，借此来帮助那些在沙阿统治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算是个劫富济贫的机构。安娜觉得这个组织本身并不坏，而且与她的正义感相符，她也从未被这个组织盯上过。可问题在于，没收的财产是真的赠予了穷人，还是流向了个别人的口袋？然而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她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开门。

这些人大步走进房里，拉蕾和帕尔文蜷缩在沙发上。

“我们奉命来没收这栋房子里的财产！你们全体待在这个房间里，叫你们出来才出来！”其中一人命令道。

“你们要怎样？”安娜问。

“你们家和沙阿是一伙的，满屋子都是不义之财。我们必须清理这栋房子，把你们窃取的财产还给那些应得的人。”

“天哪！他们也去了戈勒扎尔斯和赫马提斯家，最后逼得他们离开了德黑兰！”帕尔文拍着脑袋说。

“我们也得离开这个房子吗？”安娜问。

“看情况。如果你们能忏悔自己的恶行，也许我们可以通融通融让你们留下。”

安娜吓得太阳穴又一阵跳动，可她还是努力保持镇静。她看到拉蕾面如死灰。帕尔文则垂着脑袋，不愿看这些卫兵。安娜试图安抚她们：“别担心，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她心里默默祈祷着。

那些人上楼时，拉蕾愁眉苦脸地昂着下巴往楼上看去。安娜知道她在担心什么：怕他们搜到她的唱片、化妆品、书和杂志——这些都是被明令禁止的东西。万一他们找到这些东西，会如何处置呢？这也是安娜第一次见到拉蕾满脸惶恐的样子。她耷拉着身子，似乎在等着受罚。帕尔文依旧低着头，肩膀抽搐，默默哭泣。

那些人逐个搜查房间，不时在发现好东西时发出欢呼。安娜很想看看他们找到了什么。她憋坏了，这与平时在公婆家喝下午茶的感觉可截然不同！

二十分钟后，两人下来了。一人提着几个袋子，袋子里装满了衣服、鞋子和书籍。还有一人拿着帕尔文的首饰盒，盒子半开着，露出金项链、手镯之类的东西。

拉蕾吃惊得大叫：“你们这是在偷盗！把东西放回去！”

那两个人笑了起来，把搜罗到的“赃物”放到外面，又回来搜查一楼。他们拿走了镶着金框的彼尚和帕尔文的合影和全家福，还拿走了墙上的画，这些画大多数是萨梅迪家从欧洲买来的抽象画；在彼尚的书房搜了一通，收走了他的文件和照片；回到客厅后，又从书架上拿了很多书，这些书大多数是初版的。他们挑了一些拿走，把剩下的都扔在地上。一人拿起壁炉上的绿松石孔雀看了看，然后往地上一摔，再把碎片捡起装进袋里；还拿走了烛台、珐琅碗和银器。

“求求你们！”拉蕾从沙发上跳下来。

“我们就剩下这些了。”

一人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别跟我们来这套！扯淡！你们这样的人早就把钱存到瑞士银行了，说不定还在美国买了房子！”

拉蕾举起手哀求道：“我没有！求你们了！我爸爸在哪儿？”

“他参与密谋反抗最高领袖和革命，将会受审，如果被判有罪，还会被处决。”那人冷笑道。

帕尔文倒抽一口凉气。

“不可能！”

安娜插话道：“我公公德高望重，人人都尊重他；帮帮我们吧。”

“你公公帮着沙阿剥削人民！革命时他人在哪儿？”那人尖刻地说。

“可……”安娜指着那一袋袋“赃物”，“……你们打算拿这些怎么办？要带到哪儿去？”

“这不关你的事。”他环顾了一圈，说：“我们还会再来，也许就是明天！”

他正准备出门，可忽然看到了柜子上安娜和努里的结婚相册，于是停了下来。他拿下来翻看着。另一人也凑过去。他们一会儿看看相册，一会儿看看安娜。最后，第一个人啪的一声合上相册，把它夹在腋下。

“求你了。”安娜哀求道。

“这里面都是我们的结婚照。”

“去了很多大人物嘛，嗯？”两人咯咯直笑。

安娜不知该感到尴尬还是愤怒。尽管她还有一本在自己家，可这么做依旧冒犯了她：窃取了她的回忆！

他们走后，拉蕾和帕尔文神情惊惧地依偎在沙发上。安娜试图振作起来，去煮了壶茶。可帕尔文不肯喝。

“有了，跟我来。”拉蕾忽然说。安娜跟着她来到彼尚的书房。拉蕾推开书桌后的一面墙板，墙后是一个小隔间。隔间里有一瓶波旁威士忌。拉蕾倒了一杯，一饮而下，然后又给安娜倒了一杯。可安娜摇了摇头。

“这是什么时候造的？”安娜问。

“这间密室？很早以前就有了。很多伊朗人家里都有。这比保险柜安全，尤其是现在这种非常时期。你得——”拉蕾说着忽然停住了，好像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

安娜抓住这话问道：“得怎样？”

“没什么。”

“你刚要说什么？”安娜不依不饶。

拉蕾摇摇头，关上墙门，拿着威士忌回到客厅。她给帕尔文倒了一杯，可帕尔文还是不肯喝。

安娜抿紧了嘴。

努里赶到的时候，母女俩依旧蜷缩在沙发上。帕尔文一看到努里就开始喋喋不休地说革命卫队、首饰和伊斯兰教中的魔鬼。安娜和努里都没听懂她在说什么。努里和安娜对视了一眼，努里使了个眼色，好像俩人心照不宣。那一瞬间，安娜忽然感到了一线希望。不过很快安娜就想起了几天前努里的所作所为。自己真想和他重归于好吗？自己就真的那么渴望有个伙伴吗？安娜边想边扭过头去。

帕尔文注意到了努里和安娜的对视，指着安娜说：“都怪她！如果你没娶她，就不会有这些事，她就是魔鬼！”

出乎安娜的意料，拉蕾为她辩解道：“妈妈，你说的不对。我觉得是我们去年雇的女佣搞的鬼。你还记得吗，那个一直戴头巾的女佣？我听说她辞职后帮着革命委员会干了不少事。”

安娜隐约记起自己初到萨梅迪家时帮忙搬行李的那个面色沉郁的女人。拉蕾也许是对的，可帕尔文并不这么想，她使劲打着手势：“不，莎赫扎德不可能背叛我们。可她……”她又指了指安娜。

努里的眼色陡然变冷，然后转向母亲。

可帕尔文根本闭不上嘴。没有彼尚的安抚，她完全无法自已。

“你毁了我儿子，你把他的生活搞得一团糟，还有我们的生活。真不该让你们结婚！”她尖厉的嗓音像玻璃碎片一般扎在安娜心上；说到最后，她唾沫飞溅，语无伦次，瘫倒在沙发上。

努里一手搂过帕尔文，说：“妈妈，别担心，我现在是一家之主了，我会照顾好您的。爸爸回来之前你可以搬过来跟我们住。”

拉蕾轻蔑地哼了一声：“你？一家之主？瞧瞧你自己那堆烂事！我才不觉得你能胜任。”

努里瞪着妹妹说：“爸爸真把你宠坏了！从现在开始，你必须听我的，明白吗？”

拉蕾没说话，可满脸怒气。

“可是，努里，”安娜问他，“要是基金会的人去我们家怎么办？”

努里挥挥手不耐烦地说：“不会。今天的成果能让他们消停一段时间了。”他看了看满屋的狼藉，“肯定。”

那晚回到家后，安娜把她和努里的结婚相册的副本拿了出来，一页页翻看着。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就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时他们都很天真，对生活充满期待。努里说安娜像个天使——恐怕再也不会这么说了！她仔细看了看他俩和努里父母的合影。照片拍得很好，可照片上的帕尔文似乎不愿靠近自己；难道那时她就不喜欢自己？

她翻到那天来宾的照片，想起帕尔文费了好大心思安排座位。很多客人的名字她都忘了，不过她知道客人们都是政界要员，不是局长就是部长，个个都是达官显贵，与沙阿关系密切。

忽然，安娜猛地倒抽一口凉气。她看到了戈勒扎尔斯和赫马提斯两家：他们都是萨梅迪家的朋友，他们的财产都被没收了，可努里却说基金会的人不会找上门来。她合上相册，想起几天前努里与哈桑的谈话，谈到了处置彼尚和房子的事。哈桑说过努里得让基金会的人相信自己是站在他们一边的。难道这些都是努里干的？他就在烈士基金工作？鉴定哪些人的财产该被没收？他认识很多与沙阿有关系的伊朗富人，因为他就是和那些人一起长大的。

像滚雪球一样，安娜越想疑团越大。她起身在房里踱来踱去。自己的丈夫说不定成了告密者，很可能是哈桑怂恿他这么干的。安娜似乎听到哈桑说“要么就检举别人，要么就被当成叛徒、反革命！”

她边走边想：这么说，是努里出卖了他自己的亲生父母，让别人去抢掠自家的财产！怎么能这样？安娜试图为努里开脱。她想，如果努里不答应这么干的话，会不会被关进伊文监狱？也许去年夏天逮捕他就是想给他点颜色看看——警告他看清形势，悔过自新，站在革命一边，否则就会完蛋——努里别无选择！安娜试图设身处地为努里着想——他进退两难，正如身陷海峡中的奥德修斯，前有斯库拉，后有卡律布狄斯。

还是想不通！

儿子怎么可能出卖自己的亲生父亲？她停下脚步，手捂脑门：人性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

努里还在他母亲家。电视里正在播出一对通奸者在德黑兰广场遭受鞭笞的画面，上百名围观者欢呼雀跃。

安娜关掉电视，上楼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