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一个凉爽的早晨，400名伊朗学生冲进美国大使馆，挟持了近百名职员。大使馆外，几百名学生焚烧了美国国旗，呼喊着“美国必亡”。学生们要求美国把沙阿遣回伊朗接受审判。沙阿，即巴列维国王，目前因患癌症住进了纽约一家医院。

起初，人人都以为这场人质危机就是一场作秀，不会持续太久，就连霍梅尼也要求学生们撤退。可学生们一意孤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察觉到这是打败美国的大好时机，霍梅尼改变主意，对绑架人质者予以默许。这场人质事件震惊了全世界——简直是美国的奇耻大辱！

安娜一直粘在电视机前，这个事件跟自己也有利害关系。看到学生们拉着被蒙上双眼的人质在电视镜头前游街，她惊得打了个趔趄：她确信夏洛——也就是她在伊美协会的上司及朋友——就在其中。她立刻给夏洛的丈夫伊布拉姆打了电话——果然如此。

“她去大使馆做什么？”安娜问。

“她常去那里，”伊布拉姆说道，语气平静，“跟人见面。”

夏洛不仅从未提过跟使馆官员会面的事情，而且连大使馆也只字未提过。安娜也曾听说，中情局或军方的特工常常以不引人注目的工作掩护其卧底身份，以为那是谣言。哈桑声称这是撒旦意图阻止革命的手段。如今，安娜不禁怀疑那些谣言或许并非空穴来风。夏洛是个间谍吗？她一直在耍弄我吗？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作为一个深谙伊朗情况的美国人，她只是向本国政府汇报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但不管怎样，显而易见，她与大使馆的关系都将她置于极大的危险之中。

那么，我是否也有麻烦呢？同样身为在伊美协会工作的美国人，我自己会不会也成为特嫌呢？想到这儿，安娜的心里一紧。这一切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既无法静心工作，也无法外出；努里不愿和她说话，她在伊朗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被一群学生暴徒抓去当了人质，如今她自己可能也被人怀疑了。曾一度给予她慰藉和支持的婆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她的人生正在变成一场噩梦。

努里回家后，安娜试图跟他谈论此事：“你看我们能做些什么把夏洛弄出来吗？”

“你想替一个美国人说情？”努里轻蔑地说。

“我支持绑架人质者；使馆人员，还有那些去使馆提供情报的，就是一窝间谍。”

安娜双唇紧闭。努里最近总爱说类似的话，安娜疑心是哈桑在引导他，但犹豫再三还是没说什么。努里变得太喜怒无常了。尽管安娜并不是十分信任夏洛，但她依然觉得要为夏洛辩解几句，于是便说：“她是我们家的客人，是我的朋友。”

“她是人民的敌人。”

安娜换了一种方式：“那爸爸呢？或许他能帮忙？”

“爸爸？”努里的笑声里充满了讽刺，“未必。”

安娜不安地问：“为什么？”

“爸爸也得斩断与大恶魔撒旦的联系！我们都必须斩断。”

安娜忧心忡忡地捋了捋头发：“努里，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吗？你娶了一个美国人，如果你斩断与美国人的联系，就会毁掉我们的婚姻。”她停顿了一下，“你明白吗？”

有那么一瞬，努里的表情稍有变化，仿佛他也知道自己太过分了一样，摆出了一副懊悔的样子。那一瞬间，安娜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她想冲过去，躲进他宽厚的怀抱里。她知道努里爱自己，他只需表现出来，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也行。她一动不动地等着，生怕自己稍稍动一下就会打破魔咒，甚至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可努里又换上了最近常摆出的阴沉面容，站起身，眯着眼：“住口！安娜；你懂个屁！”

并非只有安娜关心这场人质危机。当晚，安娜的妈妈第一次从巴黎打来电话。安娜在厨房里接起电话后一听到妈妈的声音，此前被封存的渴望就一股脑儿地涌了上来。

“我好担心你，宝贝女儿！你来巴黎吧！我觉得现在的伊朗对美国人很不利。”

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原来还真有人关心着我！“我……我不能走，妈妈。”她轻声说。

“有什么不能的啊？别告诉我你……”

“我得有努里的书面许可才能离开，可他不肯写。”

“哎呀，天哪！叫他一起来！他还没来过巴黎吧？可以……”

“他不会离开这儿的。”

“为什么？他疯了吗？”

安娜没说话。

“那你就自个儿走。”妈妈坚决地说。

“我做不到，跟你说过了。”

“安娜，你必须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你是个聪明人，在许可证上伪造他的名字。”

“妈妈，我也想这样，可我……”她突然转过身，努里就站在厨房门口。她的声音小了下去，背脊一阵发凉。他听到了多少？

“安娜，你还在吗？怎么回事？”妈妈在电话那端焦急地问道。

努里显然听到了不少，他从安娜手中夺过电话。

“你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他对着听筒吼道，“你好几年都没来看你女儿，你没权利干涉我们的生活！安娜是我老婆，她在这里很开心！别再来烦我们！别再打来了！”他挂断电话，又把它从墙里扯出来，咄咄逼人地盯着安娜：“从现在起，我要把电话藏起来。你以后不准接打电话，我不在家的时候也不行。如果被我发现你擅自使用了，后果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