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从没如此满足过。这一生，她犹如沙漠中的花朵，总在渴望关爱；嫁给努里后才尝到了甘露的滋味，终于盛开了。每天清晨，她带着微笑醒来，热切地迎接新的一天；作为妻子、儿媳和嫂子，关爱包围着她，她终于有了家庭的归属感。

家具送到以后，他俩搬进了谢米兰的新家。拉蕾说对了，他们收到了堆积如山的礼物。当然啦，新家还是需要添置些零碎物品，安娜决定自己去买。尽管乘车很方便，她还是决定步行出门，因为这是了解周边环境的好机会。她也爱上了波斯建筑，因为这里也有她在伊斯法罕看到的那些彩色瓷砖、马赛克和错综复杂的图案；这些都是一种希望和美好的象征——这一切都让她兴奋不已！

大多数时候，厄尔布尔士山脉是这片土地上主要的风景，但有时也很难分辨建筑物和山脉的界线究竟在何处。有时，群山会从赭色变成棕色、再变成粉色，和其他景物形成鲜明对比。安娜最喜欢群山变成灰色的样子；她试着猜测它们什么时候变色、如何变色，以及为什么变色：是在每天的特定时间呢，还是因天气或污染所致？这些奥秘，尚无人知。

安娜发现伊朗商店的老板都很想赚她的钱。许多人只会几个英语单词，却自以为会说流利的英语，总是大谈特谈，说着让人云里雾里的话。但安娜只是笑着点点头，仿佛听懂了。她也学会了一些表示食物、家具和简单方向的波斯词语，还发现这儿所有东西都可以讲价，而且自己也很享受讨价还价。

尽管安娜现在颇觉幸福，可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犹如一团暴风云已经慢慢逼近群山的那一边。起初，安娜和努里都不愿面对它，是哈桑将这愁人的问题摆到了他们面前。

10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天气依旧有些热，似乎夏天就是不肯离开德黑兰。安娜邀请哈桑来家里吃晚饭。她在露台上摆出一张小桌子，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外面边吃饭边乘凉。一阵微风拂过，远处隐约传来车辆声。她一整天都在准备晚饭：鸡肉糕——一种用鸡肉、藏红花、酸奶酪、米饭、番茄以及鹰嘴豆泥做成的食物，还配上一种叫作“石饼”的伊朗面包干。哈桑拿起一片鸡肉放进嘴里，嚼了嚼吞下了。安娜屏住了呼吸。

哈桑笑了：“味道不错嘛，安娜。”他挖了一大勺鸡肉，放进嘴里，就像饿了几个星期一样。

“你都快变成伊朗大厨了。”

安娜和努里都笑了。

晚饭后，他们回到屋内。安娜开始沏茶，努里取出一瓶威士忌和两个小酒杯，然后斟满一杯酒，递给哈桑。但安娜觉察到哈桑似乎不太想喝。

努里也注意到了：“怎么了？”努里大口喝完自己杯中的酒，咂咂嘴。

“这是正宗的肯塔基波本威士忌。”

哈桑盯着酒杯，摇摇头，抿了一小口。

“哦，我的朋友，”努里用最近学到的同情口吻说道。

“最近怎么样？工作有什么消息吗？”

安娜知道哈桑一直在找工作；他想当医生，但他父亲死后，他不得不从医学院辍学，承担起长子的责任；目前在一家医药公司做销售。安娜希望努里帮帮他，等努里稳定下来，或许能帮哈桑在地铁项目里谋个职位。

但现在，哈桑正用一种既困惑又恼怒的表情注视着努里。他的沉默令人心惊胆战。安娜面部抽搐了一下。努里应该更敏感些，不该在朋友面前表现出优越感，尤其在他最好的朋友面前——安娜心想；也可能哈桑的新工作压力太大。安娜于是不打算再提这事。

哈桑却偏要提起：“努里，我不明白，”他顿了很久后说，“街上发生了骚乱，沙阿的手下正在屠杀人民，革命就要开始了，但你能想到的就只有我的工作？”

努里歪着脑袋，似乎有些困惑：“革命？这词儿有点大。没错，现在是有很多人反抗沙阿，也应当有。但是，你说那是革命？我可不那么认为。”

哈桑的脸上掠过一丝吃惊的神色：“我知道，你和安娜刚办完婚礼，可能还在蜜月期。”他强调了蜜月这个词。

“但你们不能忽视眼前的事；你不是没有看到礼萨汗大街和德黑兰大学的暴动，还有那些被人纵火的汽车、针对银行和政府大楼的袭击。”

“当然。”努里看了一眼安娜，似乎在向她道歉，似乎不想让她受到德黑兰中部的那些事情的干扰。安娜皱起眉头：努里没必要这样。

“这不仅仅是反抗，努里。”哈桑继续说。

“这是革命。它正在席卷整个国家。”哈桑放下手中的威士忌，他几乎没怎么喝。

“你觉得，沙阿退位后，谁会接替他？”

努里转动着酒杯：这样到底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呢，还是在掩饰不安？“这问题很有趣。我赞同议会民主制，或许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哈桑叉起胳膊。

“那么伊玛目呢？”

安娜警惕地听着他们的对话。这个月早些时候，萨达姆·侯赛因把在伊拉克生活了15年的阿亚图拉·霍梅尼驱逐出境。霍梅尼只好随即去了巴黎，从巴黎不断传回伊朗大量的激烈言论，其频率远远高于他在伊拉克那灰蒙蒙的村庄时期。他的影响力一下子爆发了，激起了更多骚乱。

“霍梅尼只代表一种声音。”努里说。安娜注意到他有意避开“伊玛目”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伊斯兰教的领导者”。

“还有社会党、杜德党和民主党——他们都想推翻沙阿。”

哈桑向前倾去：“听我说，努里，阿亚图拉离开伊拉克时，本可以去阿拉伯国家的，但他去哪儿了呢？他去了巴黎，那儿有新闻自由，他可以继续呼吁人们推翻沙阿，让更多的人听到他的声音；他是个了不起的战略家。你得准备准备。”

“准备什么？”

哈桑看了看他。安娜的胃紧绷起来：要在平时，他们谈的是别人，不管努里举出哪一位宗教领袖，她都可以举出萨特、卡尔·马克思，或是马尔库塞来和他讨论。但她已经见过街上的那些抗议，对霍梅尼狂热的颂扬，还有妇女们脸上流淌的热泪；但哈桑也有他的道理。为了缓和气氛，安娜换了个话题。

“我母亲就在巴黎。”

哈桑好奇地看着她：“真的？”

她点点头。要知道，她母亲还是那种能和极端分子、罪犯和流亡者友好相处的人呢。但她没说出来。

哈桑摸摸胡子。

“有个在巴黎的母亲，还有个在美国的德裔父亲！安娜·萨梅迪，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想要什么？”

她盯着哈桑说：“我是努里的妻子，我只想要他幸福。”

哈桑脸上闪过一丝神秘的笑：“听起来像个很好的伊朗妻子；或许你还有希望。”

安娜不知道怎么回答。几分钟后，哈桑向他们道晚安。

“沙阿必死，我的朋友们。沙阿必死。”

过去几个月都只有些零星的罢工事件，但到了10月底，一次大罢工使得包括石油领域在内的大部分企业都瘫痪了。接下来几天，示威人群烧毁了城市中的大片地区。英国使馆遭人纵火，示威人群还试图袭击美国使馆。有报道说，沙阿的军队拒绝制止示威人群，任由暴乱升级。首相只好辞职。爸爸也暂时不去上班了，并坚持要安娜在努里上班时来他们家。不过，骚乱还没有蔓延到德黑兰北部，北部的街道都很安静，萨梅迪家的司机仍会每天早晨来接她。夜里又是另一副光景。天黑后，整个城市的上空都传出“真主万岁！”的喊声。

11月上旬的一天下午，离首相辞职才几天时间，安娜和拉蕾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拉蕾正在生闷气，因为她不能出门去见沙欣。妈妈在厨房里忙活。电视上播放着肥皂剧，演员们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安娜觉得现在大部分老百姓只能靠肥皂剧撑着，毕竟国家不可能让民众整天都在骚乱的消息中生活。但骚乱确实造成了影响。就连家里那个包着头巾、曾帮安娜把手提箱拿上楼的女佣，现在也变得充满敌意，沉默寡言，不再正眼看安娜了。

爸爸在书房里，他的短波收音机正在播放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安娜陪拉蕾看了会儿肥皂剧。虽然学了些波斯语，但演员说话速度太快，她还是听不懂。不过，她仍能从他们的肢体语言和表情看懂大概意思。她感到无聊，便走进书房，爸爸正坐在书桌前读报纸。收音机在一旁柔和地哼鸣着。

“爸爸？”

他放下报纸，看着安娜。

“什么事，亲爱的？”

“抱歉打扰您。”

“没关系。”他宽厚地笑笑。

“爸爸，你觉得会闹革命吗？霍梅尼会回来领导伊朗吗？”

安娜不知道爸爸会怎么回答：也许会极力否认，也许只是轻蔑地笑笑而不明说，表示这问题很荒谬。他向后靠在椅子上，说：“我希望不会。如果革命发生了，我也不知该怎么办。”

安娜觉得自己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她一屁股坐下来，问道：“所以，您还是觉得有可能发生革命？”

爸爸抿起嘴，把报纸叠好放在桌上：“如果是六个月前，我会说不可能发生革命。但我现在不那么确定了。沙阿正失去民心，而且极其迅速。”

安娜知道爸爸的背景。努里曾经说过，他曾是军人，接受过像斯巴达人那样的艰苦训练。那时虽然他没什么钱，却被训练成了一个严守纪律、勤奋而且有决断力的人。对他来说，质疑沙阿需要很大的勇气。

“至于霍梅尼……”他解释说，那些骚乱和抗议似乎正按一个40天的周期运作。

安娜困惑地皱起眉头。

“为什么？”

“伊斯兰教规定，家庭成员或所爱之人去世后，人们必须服丧40天。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现在这项宗教仪式变成政治活动了。”

“我不明白。”

“40天丧期过后，人们会聚集起来，纪念那些在之前的暴乱中牺牲的人。他们的绝望和愤怒还未消退，所以常常又会触发一场比之前规模更大、更具破坏性的暴乱。这就是在伊朗各地发生的事，40天一个循环。”

“但这与革命有什么关系？又与霍梅尼有什么关系？”

“当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法再忍受暴君的压迫，他们就会尽一切可能寻求庇护。伊朗人无处可去，只能在另一个时代寻求庇护。他们想回归过去，从那些熟悉的生活步调和习俗中寻求慰藉。”

“过去的好时光。”

爸爸点了点头：“更何况，沙阿正在努力推行现代化。越是现代化，他们就越会觉得自己老了。结果就是，那些拥有几百年历史的伊斯兰教法复苏了。就是沙里亚。”

“这就是霍梅尼所宣扬的。”安娜说。

“没错，”爸爸说，“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来说，霍梅尼的话和伊斯兰教法充满了诱惑力。”

“您似乎很同情他们。”

“我理解他们，但并不等于我同情他们。”

两人都沉默了。安娜听见厨房传来开抽屉、接着是剁肉的声音；尽管这声音既熟悉又温馨，她还是打了个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