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三

马泽蒂来了，但是他选的日期和时间段要多糟糕有多糟糕。

星期天晚上，伊薇特搬到奥尔良码头生活以后第一次外出。在她出门之前，我先确定了周围没有可疑人员徘徊。我们散步时，她一直挽着我的胳膊，好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当然其他情侣这样做时我很羡慕。尽管很冷，圣母院广场的长椅上还是坐着很多情侣，这让我想到玛丽桥下的那些流浪者。我对伊薇特讲过他们。

“他们消失了一段时间，”我对她说，“今天早晨他们两个又出现在被子下面。”

得知我这种人会对那些人感兴趣，她非常吃惊，我是从她向我投来的眼神中知道这一点的，我仿佛离她又近了一点。

“你用望远镜观察他们吗？”

“没想过。”

“我，我会这样做的。”

“等等。今天早上那个女人先起来，之后在两块石头之间生了火。男人从那一堆旧衣服里挣扎出来后，我发现他的头发是红棕色的，不是之前那一个。这个个子更高，更年轻。”

“或许这两个人把他送进监狱了。”

“或许吧。”

我们在佩里古尔丹烤肉店吃晚饭，她选择了一些花样繁多的拼盘。然后我们又去圣米歇尔大街上的一家电影院。伊薇特远远地看见审判结果出来之后我安置她的那家旅馆，似乎变得忧郁了。回首那次痛苦的经历，她很难受，甚至表现出一种迟钝的状态。威尔逊女士的公寓改变了她。即使是在寒风凛冽、行人疾走的路上，她也觉得有点害怕。

我们看了一部很悲伤的电影。她的手在黑暗中好几次寻找我的手。我们从电影院出来之后，我问她还想干什么，她毫不犹豫地回答：“回去。”

她住在彭蒂厄路上时，每次外出都会推迟回家，所以现在听到她这样说我大感意外。这是她第一次感觉自己受到了保护，感觉有了家。那天晚上，我早早地就离开她回去了，因为星期一早晨我会非常忙，基本上我的每一天早上都是这么忙碌。一个月来，不是刮风就是下雨，有太阳的时间不超过半天。好多人感冒了，好多人脾气变得暴躁了。好几个案子推迟开庭，因为相关人感冒了，无法到场。

晚上妻子和我应该要去科里内家吃晚饭，她家的晚餐很少在九点半之前开始。几天来，饭桌上骚动不安。国家此刻没有政府领导。不同党派的领导一个个被叫到爱丽舍宫，所有的组合形式都被考虑过了，人们断言莫里亚会是笑到最后的那个人，因为他胜券在握。根据维维亚娜的意思，莫里亚好像经人建议，想在民众都失去信心时组建由政治圈外的专家组成的政府。

“要是没接那两三起太惹人注意的案子，法院就是你执掌了。”妻子最后说道。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妻子已经考虑过了。更奇怪的是，她居然对我之前接的几件案子进行暗示性指责，她应该是忘记了发生在沙利的那件事了吧。

我很早就离开法院，应该是六点差几分的时候。然后我去奥尔良码头找伊薇特，她正穿着一件新睡衣站在壁炉火焰前。

“你凉透了，”我抱她时她说道，“快来暖和暖和。”

一开始我以为是壁炉里的火光让她的眼睛里闪耀着不寻常的光，我以为那是一种调皮。之后我猜想她大概为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因为我坐在软垫上暖和时，看见她既兴奋又急切地准备马提尼酒。

我还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那件事我们今天下午谈过。我可不是开玩笑的。让尼会非常高兴的。她向我坦白她已经两个月没有男朋友了，我们每次做爱时，她都在厨房里自慰。”

她喝了一那杯酒之后瞄着我。

“我叫她？”

我不敢说不。她走到门口。

“让尼！过来。”

然后她又对我说：“我能给她一杯吗？我准备了三杯。”

她显得异常兴奋。

“我去布置一下灯光，在此期间你给她脱衣服。是的！你应该这么做，因为女人第一次脱衣服时会很难为情的。不是这样吗，让尼？”

我的很多朋友和很多客户都有某种性癖好或是荒唐性事。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这种倾向。我几乎是违心地给这个胖胖的金发女孩脱衣服，她发笑，说我挠她痒痒。

“我跟你说过她的身体比我的发育得好。对不对？她的胸是我的三倍大，而且还很挺拔。碰一下乳头就硬了。”

“你试过了？”

“下午的时候。”

这就是我刚进家门时屋里为什么是那种气氛的原因了。

“你也脱掉衣服，我们三个一起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她们两个提前谈论过了，而且制定好了一套很详细的计划。让我吃惊的是，这件事居然就这样开始了，毫无粗俗感。

“先爱抚她，因为，我，我不需要爱抚。”

之后她坚持代替我的位置。

“让我来，我给你展示。”

她很骄傲地向我展示她可以给一个女人带来我能给她带去的那些快乐，也很以她的身体为傲，并不是骄傲她平常无奇的身体美，而是骄傲她能利用身体的灵活让自己体会到快感。

“看着，让尼。过一会儿你也试试。”

伊薇特有一种幼稚的裸露癖。两个小时内，她像那些爵士音乐家一样随着一个主旋律的各种变化不停进行即兴创作。每有新发现，两只眼睛里就会散发出光芒。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对女人也有经验。”

“我跟诺埃米睡在一张床上时我们这样玩过。一开始她不愿意。后来基本上每天夜里她都会把我弄醒，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肚子上。”

“你喜欢吗？”她气喘吁吁，没有完全睡醒的样子。

“诺埃米是个大懒胖子，就让我抚摸，一动都不动，然后就很快睡着了。”

有那么一个时刻，她说的话让我印象很深刻。期间，伊薇特为我们拿了两次酒，当然她自己也喝了。

“之前干这个经常是为了吃上饭和不睡在大马路上，但是不愁吃穿之后，我还是这么喜欢干这个，你们说可不可笑？你不觉得可笑吗？”

电话铃声充斥在整个客厅时，我们三个都光着身子，尽管电话铃声不报来电者的姓名，但是我知道是妻子打来的。我接起电话，我妻子只说了一句话：“九点了，吕西安。”

我像认识到错误一样立刻回答道：“我马上回来。”

那天晚上我们在圣多米尼克路没有见到莫里亚。伊薇特和让尼在我离开之后没有穿上衣服，而是继续喝马提尼酒讲故事，有时还拿身体取乐。她们没有吃晚饭，只是从冰箱里随便找了点吃的。

“你必须离开，实在是太遗憾了。你不知道当让尼高潮时有多有趣。她好像是橡皮泥做的。她那些动作的难度都赶上马戏团小丑了。”

第二天早上，我觉得脑子里空空的。我不会去想当时自己是否意识清醒，也不觉得很羞耻，但是这件事给我留下一种奇怪的感觉以及一种担忧。

这也许是由于一段时间以来，我看到了自己将来要经历某个阶段。我试着不去想，试着说服我自己我们这样很好，没有必要改变。

在我给伊薇特租下圣米歇尔大街上的那个房间时，我就是凭着这个理由，之后又这样把她安置在彭蒂厄路上。自从认识她之后，一种无名的力量一直在促使我前进，这股力量完全不受我意志的支配。

跟维维亚娜面对面，陪她进城，在所有人面前当她的丈夫、男伴时伊薇特却在苦苦地等待着我。一想到这个，我越来越痛苦。

她是真的在苦苦等着我吗？我几乎相信是这样。对于我，只要一远离她，我就会体会到这份相同的思念，这份相同的让人焦虑的不自在。

我想出了唯一的解决方法，那一刻很快就会来到：让她完全分享我的生活。我不在乎这意味着什么，也不在乎不可避免的后果。这对我来说好像是件不可能的事，但是这些年我见证过那么多不可能被一一实现！

一年前，奥尔良码头的公寓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三个月前还是这样。

维维亚娜对这一点也是抱有同感，所以她时刻准备着抗争。不经过一番凶狠的反抗，她是不会屈服的。我会失去她，整个世界都会与我为敌，法院、报社、我们的朋友，那些人更多是她的朋友而不是我的。

这不是明天就会发生的事。这目前还只是梦境。我活在当下，努力让自己满意，让自己觉得一切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尚未发生的事，我能够清醒地意识到。

正是由于这样的精神状态，前天我们三个一起做的事让我很忧虑。这种事只要发生一次，就还会再发生。或许这是伊薇特不能去别的地方找乐趣想出来的方法，这件事不可能就此停止，而且发生在奥尔良码头公寓的事以后肯定会在安茹码头的公寓里发生。

星期三早上，洗过冷水澡之后，我八点一刻就已经坐在办公室里了。我九点钟有个会议，开会之前我打了几个电话，迅速做完了当天所有的事情。

那三个男人准时赴约，然后我们开始谈正事，在此期间博尔德纳夫一直都在门外看守，确保没有人来打扰我们。

会议主题是一宗收购大买卖，约瑟夫·博卡要收购一家企业，或许他身后还有大人物，一家连锁豪华宾馆的主人。库泰勒的接班人是个年轻小伙子，伯爵头衔，去富盖和马克西姆家次数非常勤，我在那里经常看到他。老库泰勒现在已经退休去费康海养老了。

另外一个与会者是我的同行，我们两个的关系非常要好，他是卖方代理人，跟他一起过来的是一个很腼腆的胖先生，手里拿着一个很沉的公事包，表现出一副在公司法方面很娴熟的样子。

整个过程没有令人怀疑的地方。主要问题是怎么最大限度地逃避关税。

这个胖先生为大家提供香烟，在早上十点时，办公室里的空气已经变成青色，就像是晚饭之后的吸烟室一样。我时不时地听到隔壁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声，我知道博尔德纳夫会去接的。我不担心。很久之前她就得到命令，只要是伊薇特打来的电话，不论我在干什么工作，进行什么会谈都要打断我，她的确打过来几次。我认为秘书一直都在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命令。

十点半多一点，我们的会议仍在继续，这时传来一阵短促的敲门声。博尔德纳夫没有得到允许就进来了，好像我嘱咐她这样做一样。她进来之后靠近我的办公桌，把一张名片放在桌子上，站在那里等我的回复。

纸上只有一个词，是用钢笔写的，一个名字：马泽蒂。

“他在这儿吗？”

“来了半个小时了。”

博尔德纳夫脸色阴沉、焦虑，让我以为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跟他说我在开会吗？”

“说了。”

“你没让他下次再过来吗？”

“他说他还是愿意等着。刚才他让我把这张卡片给您，我不敢激怒他。”

我的同行和另外两个人为了装出一副什么都没有听到的样子，小声说着话。

“他心情怎么样？”

“比刚来时耐心多了。”

“再去跟他说一声我正在忙着，很遗憾不能立刻招待他。继续等下去或是有时间再来，由他选择。”

然后我明白为什么她要来打断我了。

“我不用采取任何措施吗？”

我认为她想到了报警。我摇了摇头，表现得并没有我想让自己表现的那么坚定。这次拜访要是发生在两个星期以前，我不会这么担忧。两个星期前他在我的窗户下面走来走去，但我不担心，因为那是他的自然反应。但随后他消失了两个星期，在这两个星期里我没有他的一点消息，现在他这样突然出现。这不符合我的预期。我感觉到有些不妥的事情要发生。

“先生们，很抱歉会议中断了。我们说到哪里了？”

“如果您有什么重要的事，或许我们可以明天再来？”

“不用不用。”

我觉得我可以再开四十五分钟的会议，相信自己不会有一丁点的分心。在法院，我可以在撰写一份难度很大的辩论稿的同时向别人口述信件，而且，还可以打电话。这是有些夸张，但是我的确可以同时做两件事，丝毫不会搞乱任何一件事的思路和连贯性。

十一点一刻时，与会者都站了起来，胖胖的老板把他的文件都装到公文包中，然后发了最后一轮烟，像是对我们的报答。我们走到门前，又互相握手。

客人走了之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坐回到椅子上，这时博尔德纳夫进来了。

“您现在见他吗？”

“他一直都很激动吗？”

“我不知道算不算激动。最让我不舒服的是，他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在候客厅里自言自语。我觉得您最好……”

“一会儿我给你打电话了你就把他带进来。”

我在办公室里来来回回走了几趟，没有确定的理由，就像运动员在比赛之前都要活动活动肌肉一样。我看了窗外的塞纳河一眼，重新坐下来，打开抽屉，手枪就在抽屉里，就在我的手边。我在上面铺了张纸，以便一会儿打开抽屉时，马泽蒂不会看到手枪受到刺激。我不能轻举妄动。

我给秘书打电话，然后等着。博尔德纳夫应该去找我的访客了吧，他在那个小小候客厅里，一年多之前，伊薇特也是在那个小候客厅里等了我很长时间。我听到了两个人的脚步声慢慢靠近我的办公室，然后一扇门被轻轻地推开。

马泽蒂往前走了大概一米的距离，他看上去比我记忆里的更小了，也更迟钝了。他更像工厂里的工人，而不是学生。

“你想跟我谈谈？”

我给他指了指办公桌另一侧的椅子，但是他一直等到秘书出门走远才坐下。

他刚才看见我的三位客人离开了。办公室里还充斥着浓浓的烟味，烟蒂还在烟灰缸里。这一切他都看见了。他知道博尔德纳夫并没有对他撒谎。

这次他刮了胡子，穿得也很干净。他没有穿西服上衣，而是穿了一件皮夹克，因为他习惯出门时骑摩托车。我发现他很瘦，眼睛深陷在眼眶里。之前我觉得他很帅气，但现在不再这么觉得。他的两只眼睛离得太近，歪鼻子像是摔断过。他的相貌并没有让我有太大的感触。有那么一会儿，我很同情他，觉得他这次来是想跟我说说心里话。

“请坐。”

他并没有坐。他不想坐。他就这样一直站着，两只胳膊摇晃着，犹豫了两三次才张嘴说出话来：“我要知道她在哪里。”

他的声音很沙哑。他来不及接受并熟悉我这带着长廊的办公室，很多人觉得这种装潢过于隆重。不止他一个人惊慌失措。

我没想到他会如此直截了当地问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首先我要跟你说，并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我知道她在哪里。”

我们都说“她”，好像根本没有必要提她的姓名。

他撇着嘴唇苦笑一下。我没有给他反驳的时间，继续说道：“假设我知道，但她不希望别人知道她的地址，那我也没有权利告诉你。”

他盯着半敞开的抽屉，说道：“我需要见她。”

他站着我坐着，这让我很难为情，但我不敢站起来，因为我想待在离手枪很近的地方。这个场面很可笑，我绝对不愿意我们这次谈话被照相机或是录音机记录下来。

他多大年纪？二十二？二十三？在此之前，我一直把他当成一个男人来看待：他是追求伊薇特的那个男人，然而今天我觉得他就是个孩子。

“听我说，马泽蒂……”

这不是我平常的声音。我一直都在寻找合适的音调，但是并未成功，我自己并不满意这个声音。

“你刚才提到的那个人已经做了决定，并且已经很诚实地把决定告诉了你……”

“那封信是您写的。”

听到这句话，我脸红了，情不自禁地脸红了。

“是的。是我口述，她写的，但是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已经理智地为自己的未来做好了决定。”

马泽蒂抬起头，向我投来的目光既忧伤又冷酷。我开始明白博尔德纳夫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也许是他两条浓浓的眉毛接合在一起的缘故，他的脸上带着一种阴险的表情。在他身上，我能感觉到一种随时都会爆发、但却被克制着的暴力。

为什么没有爆发呢？是什么在克制着他没有用辱骂和指责炮轰我？由于我是个重要的著名人物？因为他被接待他的这个地方的财富打动？

他是建筑工人和洗碗工的儿子，从小在一个穷街区里被哥哥姐姐们拉扯大，听说老板都是些不可接近的人物。对他来说，某一个社会阶层往上的人跟他就不是同一类人了。我也基本上有过同样的经历，就是在马勒泽布大街实习时。但是我身上并没有这么深的屈辱烙印。

“我想见她，”他又重复道，“我有事要跟她说。”

“很遗憾我不能让你如愿。”

“您不给我她的地址？”

“很抱歉。”

“她还在巴黎吗？”

他试着用计谋从侧面打探，就像伊薇特曾经做过的那样。我只是看着他什么都不说，他歪着头，没有看我，用更加沉闷的声音说道：“您没有权利这样做。您知道我爱她。”

我理智地反驳：“她不爱你。”

我要跟一个年轻人讨论爱情吗，我要极力向他证明伊薇特是属于我的吗，我们要争论各自拥有伊薇特吗？

“告诉我她的地址。”他倔强地重复这句话。

他把手伸到口袋里，所以我也轻轻地把手往半开的抽屉移动。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从口袋里拿的是手帕，因为他感冒了。之后他小声地说道：“不用害怕。我没有拿武器。”

“我没有害怕。”

“那么告诉我她在哪里吧。”

在这杳无音信的十五天里他都想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有道无形的墙。我之前料想的是暴力，但是现在面临的却是沉闷商谈、不正常发展，甚至还有让我有所不安的东西。我之前甚至想过马泽蒂会带着自杀的念头来到我的办公室。

“请您告诉我地址。我向您保证还是会让她自己做决定。”

他为了试探我，又加了一句：“您到底在害怕什么？”

“她不想再见到你。”

“为什么？”

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很遗憾，马泽蒂。我请你不要再坚持了，因为我的态度不会改变。你会很快就忘记她的，相信我，而且以后……”

我适时停下了。我不能告诉他：

——而且以后你会感激我的。

就在这时，我突然感觉脸一阵热，因为我的脑海中又出现昨天晚上的那幅画面，三个人的裸体呈现在镜子里的画面。

“我还是问您她的地址……”

“不知道。”

“您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我已经习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很久了。”

我说这句话时，感觉就像在一间很差劲的房间里背诵一篇很差劲的文章，但是房间比文章更差劲。

“您有一天会后悔的。”

“那是我的事。”

“您真残忍。您做了一个错误的举动。”

为什么他说的这些话也跟我预料的不一样？他的态度与他粗鲁的外表极不相符。整件事的高潮应该是他哭泣，或者他差点就哭了，因为我刚才看到他的嘴唇在颤。他应该正在压制怒火吧？

“一个错误的举动，而且这也是您懦弱的表现，高毕罗先生。”

听到他说我的姓，我很震惊，而且这个“先生”突然给我们的对话带来一种注重虚礼的奇怪氛围。

“我很遗憾再一次让你失望。”

“她过得怎么样？”

“很好。”

“她没有提到我吗？”

“没有。”

“她……”

他看到我出于厌烦开始拨电话了。

“您会后悔的。”

这时，时刻处于戒备状态的博尔德纳夫打开门。

“送马泽蒂先生。”

他站在办公室中央，用沉重的眼神轮流看着我们两个看了很长时间。他张开嘴，但是什么都没说，低下头，朝门口走去。我一个人一动不动地坐了很长时间，听到摩托车发动机发动的声音后，我立刻冲到窗户边，我看到他穿着皮夹克，头上没戴头盔，一头卷发暴露在十一月的寒风中，就这样冲进双桥街里消失了。

如果办公室里有酒，我会倒一杯去去嘴里的怪味，我觉得这股怪味就像生活中的怪味。

马泽蒂这次来与其说让我不安，不如说让我思想混乱。我感觉我要问自己一些问题了，但是这些问题不那么容易回答。

我的思绪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是对方的辩护律师打来的，他问我同不同意将开庭时间拖延一下。我直截了当地说一声可以，他很吃惊。之后我给博尔德纳夫打电话，知道没有客户要见之后，我向她交代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任务之后，就上楼吃午饭了。

一个很老的问题一直让我很苦恼，它经常让我感到担忧，而每次思考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我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解决办法。从青少年时期起，可以说从我在维斯孔蒂路度过的童年时期起，我就不相信传统的伦理道德。我们在教科书中会学到这种伦理道德，之后还会在官方演说和思想正统的报纸文章中找到。

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虽然经常跟所谓的巴黎社交界打交道，其中也包括像科里内和莫里亚这样的人，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我的观点。

从安德里厄先生手里夺走维维亚娜之后，我没自认为是个不正经的人，也没有罪恶感。前段时间把伊薇特安置在圣米歇尔大街上时，我也没有一丝罪恶感。

我什么罪都没有，昨天让尼加入到我们的镜子游戏时，我也没有什么罪过可言，伊薇特看着镜子里的我们两个时还很高兴。我不满意自己的是沙利运河边上的那件事，那晚我接受了约瑟夫·博卡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原则问题，因为这跟我理想中的律师职业不相符。

之前这种令我羞耻的事经常发生，但主要是在职业领域。我也经常羡慕获得正直名誉的同行或做完弥撒后一脸平静的妇女。这两件事都很正常。

我什么都不后悔。我什么都不相信。我也没有感觉到什么良心的谴责，但是经常困扰我的是，我想要一种不同的生活，比如说受奖演讲或者画册里的那种生活。

难道从一开始我的打算就错了？父亲有没有经历过这份忧虑？他有没有因为没有像别人那样当丈夫和父亲而感到遗憾？

像哪些其他人呢？从经验来看，我可以确定别人的家庭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揭开表面探索到深部，你会发现一样的男人，一样的女人，一样的诱惑以及一样的缺憾。不同之处只在表面，但这种表面并不可靠，有时是幻觉。所有人都在谨慎地维持这种表面现象。

所以表里不一地活着有因可寻，但我对此周期性地感觉不自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维维亚娜这种人会有这种困扰吗？

我看见她在楼上，穿着一件深色羊毛针织衫，上面有一枚显眼的钻石别针。

“你忘了索盖特专卖今天在德鲁奥饭店举行？”

自从我买了奥尔良码头上的公寓之后，她就陷入消费狂热中，特别喜欢给自己买东西，珠宝最多，好像是为了报复我，又好像是补偿自己。索盖特专卖是家珠宝专卖店。

“你累了？”

“不是太累。”

“你要辩护？”

“两个案子，不太重要。第三个难度比较大，但对方申请推迟开庭。”

她观察我，从我脸上寻找什么秘密，她要是能戒掉这个习惯该多好啊！但是这已经是她的一个癖好。或许她一直都有这个癖好，只是一开始我没有发现而已。

是阿尔贝在准备饭菜，他看上去很忙，但是一切都很安静。

“你看了关于莫里亚的新闻报道了吗？”

“我没有看报纸。”

“他正在组建内阁。”

“是科里内昨天告诉我们的那些人吗？”

“只是做了一点不太重要的改动。在新的一届领导人中，你的一个同事将会掌管部长的大印。”

“谁？”

“德维纳。”

我对这个人没有一点印象，而且我对此不感兴趣。

“里布莱。”

我想起来了，这是个有雄心壮志的正直男人，但他也是一个利用自己正直的名誉来达到目的的男人。人们之所以选择利用正直而不是其他荣誉，是因为有时这是最容易走的一条路。他有五个孩子，都是在最严厉的教育中长大的，人们都说他属于献身修会的第三类俗人。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他几乎负责所有关于教会的诉讼案，那些想在罗马取消婚姻的富人也都找他帮忙。

“你见过佩马尔了吗？”

“今天早上没有。我有个会议。”

“他还在给你打针吗？”

维维亚娜这是为了让我承认佩马尔每天早上在奥尔良码头公寓给我打针。此刻我很难受很痛苦。我们还不是敌人，但是已经无话可说，一块吃饭时越来越不开心。

她只想重新控制我，换句话说就是想要我跟伊薇特关系破裂，不管关系破裂的原因是我对伊薇特厌倦了还是什么，她都不在乎。然而，我关心的事是怎么让伊薇特取代她的位置。

这样的状况下我们两个怎么能够面对面地看着对方？我确定——坐在桌前我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想法——维维亚娜如果知道今天早上马泽蒂的来意，并且知道他的地址，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伊薇特在哪里，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越想越害怕。我从马泽蒂的角度思考，想我怎么就不能给维维亚娜打电话问问她今天早上我重复了那么多遍的那个问题。维维亚娜会帮助他的。

到我找回平衡的时候了。我大多数的烦恼都来源于疲劳，我只要想一个新主意就可以驱逐开其他的烦恼。既然总是有人不停地建议我要休个假，那为什么我不能利用圣诞节跟伊薇特去别的地方呢？去山区或者蓝色海岸。这将会是我们的第一次旅行，也是她第一次看到里昂和巴黎之外的地方。

维维亚娜会怎么反击呢？我随便想了一种可能性：她会从职业的角度跟我谈这样做会给我带来的负面影响，她会利用这种方式进行抵抗。

我一想到这次度假就兴奋。我前面说过新阶段。我试着想象这个新阶段将会是什么样子。然而事实就是这样：一次旅行，我们两个人，就像一对真正的夫妻！

没有比“夫妻”这个词更让我感到美妙的词了。伊薇特和我从来都没有成为夫妻过。我和伊薇特至少可以做几天夫妻，宾馆服务员会叫她夫人。

我的情绪怎么会在几分钟之内变化如此之大？

“你怎么了？”

“我？”

“是的。你刚才在想什么？”

“我的健康。”

“还有呢？”

“没什么。我想圣诞节快到了，也许我可以给自己放个假。”

“终于！”

她没有怀疑事情真相，否则她也不会松了一口气似的说道：“终于！”

我要在去法院的路上去一趟伊薇特家，把这个天大的消息告诉她。虽然我还不知道要怎样实现这个计划，但是我知道它一定会实现。

“你准备去哪里？”

“我还一点想法都没有呢。”

“去沙利？”

“肯定不行。”

当年我们在靠近沙利的地方买了一套农宅，我不知道我们那时候是哪根筋搭错了。从第一年起，我就觉得奥尔良森林很阴森很压抑，而且我害怕那里的人，他们只谈论野猪、猎枪和猎狗。

“博卡很久之前就让你去他在蒙通的家住几天，即使他不在家也没关系。这好像是个很难得的机会啊。”

“我再看看吧。”

维维亚娜开始着急了，因为我说的是“我”，并没有征询她的意见。我是不是变得残忍了？我怨恨自己，但就是忍不住。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我身上再也没有问题了。伊薇特和我要一起离开巴黎去度假，并且顶着先生和夫人的头衔。这个词一定会让她很感动。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在巴黎，我们一起出去时，人们总是称她小姐。但是到了山区或是里维埃拉的宾馆，情况就不一样了。

“你很急吗？”

“是的。”

令人遗憾的是还要再等三个星期。这对我来说太长了，而且据我对自己的了解，我马上就会开始担心所有会妨碍我们出行计划的事。最保险的做法是今天就出发。突然我不再想马泽蒂的来访，也不再想我跟维维亚娜令我厌恶的局面。我差点置工作于不顾，不告诉维维亚娜就走。

我在想维维亚娜突然收到来自沙莫尼蒙或是戛纳的电报或电话时，会是一副什么样的嘴脸！

“今天早上确实什么都没有发生吗？”她又这样问我，好像刚才没有问过一样。

又来了！她又开始猜了，这次可把我激怒了。

“那还会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你跟平常不太一样。”

“我怎么了？”

“你好像想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一件烦心事。”

我在犹豫要不要发火，因为她的话让我有所触动。或许，正像维维亚娜说的，正是想对她发脾气的冲动，让我暂时忘记马泽蒂这件烦心事，但是我还是能够冷静地预料到如果自己生气，那就很难轻易消火。

我要把事情推到哪一步？我心里确实很怨恨她，但是我并不打算今天跟她闹翻。我还是不希望战争爆发。而且，法院里还有人等我，还是在两个不同分庭里。

“你太灵敏了，不是吗？”

“我开始认识你了。”

“你这么确定？”

她脸上有压抑的笑容，那是从来没怀疑过自己的人的笑容。

“比你认为的还要确定。”她向我抛过来这么一句。

没有等她用完甜点我就站了起来。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我走到门口处，又犹豫了。我就这样走了会让自己付出代价。

“一会儿见。”

“我认为我们会在加比家的鸡尾酒会上见面，是吧？”

“我希望可以去。”

“你已经跟她丈夫保证过了。”

“我尽可能去。”

走出屋子的那一刻，我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确定马泽蒂不在附近。是的！不在！我什么都没看见。生活太美好了。我沿着堤岸走。天上飘下白色的细屑，但不是雪。桥下的流浪汉夫妻，正忙着挑选旧报纸。

眼前的楼梯很熟悉。跟安茹码头公寓的一样，或者基本一样，上面一根铁铸的栏杆，握在手下永远都那么凉，还有一直通到公寓二楼的石头台阶。

伊薇特的公寓在四楼。我有钥匙。使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但是我每一次都会很担心，因为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

我打开门，走进门厅，张开嘴准备欢欣鼓舞地宣布：“猜猜圣诞节我们两个要去哪里？”

但是出来的是让尼，她穿着黑色的裙子，带着白色的围裙，头上戴着一顶绣花无边软帽，活像戏剧里面的侍女。她把一只手指放在嘴唇上。

“嘘！”

尽管让尼笑嘻嘻的，我还是带着已经很焦虑的眼神质问她：“怎么了？”

“没什么，”她弯下身子小声说，“她正睡得香呢。”

她带着一种亲昵的合谋感，拉着我的手一直走到半敞开的卧室门前。我在房间的半明半暗处，看到伊薇特在枕头上的头发，被子里身体的形状，还有一只伸出被子外的脚。

让尼又蹑手蹑脚地用被子给她盖住脚，然后走到我身边，把门关上。

“您想给她留个口信吗？”

“不用了。我晚上再来。”

她的眼睛闪着光芒。她应该在想昨天发生的事情，并且以此为乐。让尼站在我旁边，比平常离得都近，用胸部轻轻蹭着我。

我走的时候，问道：“没有人来过吧？”

“没有。谁要来吗？”

她应该都知道。伊薇特肯定把她的事都告诉让尼了，所以我不应该提这个问题。

“您休息过了吗？”她问道。

“是的，休息了一会。谢谢。”

我还有时间冲进换衣室换上我的律师袍。法官是个专横的人，不喜欢我，抚摸山羊胡是他的癖好。就在他用目光在法庭中搜寻我时，我一阵风似的冲进审判庭。

“纪尧姆·当德对亚历山德里娜·布勒托诺的案子，”执达员宣布道，“纪尧姆·当德？念到你的名字时请起立喊到。”

“到。”

“亚历山德里娜·布勒托诺？”

主席仔细观察着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脸，好像要在这些不知名的人群中找到她。最后，这个女人终于托着一身肥肉气喘吁吁地赶到，原来她被人引到其他庭去了。

她在法庭后面喊道：“到了，法官先生！很抱歉……”

法庭里既充斥着建筑物装潢的气味，又充斥着人的身体不洗澡散发出来的怪味，后面这味儿像是我们家仆人身上的气味。

我这是在家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