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二日，星期六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我在等妻子下楼到我的办公室里来跟我告别。她跟科里内及几个其他朋友要到雅克布路参加画家玛丽—卢首次画展的开幕式，玛丽—卢是拉尼尔的情人。开幕式上有香槟，所以活动很有可能要到凌晨才结束。我找了借口不参加——一个不比普通饭厅大多少的地方有近百人，我肯定会热得受不了。

玛丽—卢好像真的很有才华。她学习绘画才两年，刚开始是在圣保罗—德—旺斯的一次度假中学习的。她跟拉尼尔一起生活在费桑迪耶路，但是两个人分别都结婚了，拉尼尔的妻子是玛丽—卢的表妹，好像特别丑，拉尼尔跟她分居已经有二十年了。玛丽—卢的丈夫是里昂工业家毛里约，他是拉尼尔的生意伙伴，两人现在还有生意往来。据我们所知，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大家都很满意。

她和拉尼尔昨天在我们家吃晚餐，同桌的还有路过巴黎的一位比利时政界人士，我们经常邀请的一位科学院院士，以及南美洲某国驻法大使及大使夫人。

我们每周都会有一两次这样的晚餐，桌子上摆着八到十套餐具。杰出女主人维维亚娜对此始终热情不减。大使来我们家并不是偶然。他是拉尼尔带来的，在饭后咖啡和甜酒品鉴时间，大使简短谈及一件多多少少还算合法的军火交易，他本来打算在我的办公室里对我说这些话。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次交易是出于政治目的，但是他不想法国政府来找他的麻烦。

他是个年轻人，最多不超过二十五岁，长得很帅很吸引人，但有一种要发福的趋势，而他的妻子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尤物之一。她似乎很爱丈夫，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他。她看上去那么年轻，那么纯洁，好像刚从修道院出来。

这个男人要干什么？我猜他要推翻自己国家的政府。他的父亲是那个国家最富有的人之一。大使夫妇有个小孩，他们给我们看了小孩的照片，他们住的大使公馆是布洛涅森林一带最迷人的住处之一。

我迫不及待地希望他们离开，因为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彭蒂厄路。这个星期我已经在那里度过三晚，如果今天他不去，我还要去。

最好还是不要想了。今天早上六点半我乘出租车回来时，天还没有完全亮，巴黎地区爆发了一场暴风雨，到处都是被掀翻的屋顶，折断的树枝，其中一部分来自香榭丽舍绿茵大道。之后维维亚娜告诉我，我们的窗帘昨天一整夜都在翻飞。但是没有掉下来。中午时分工人们过来修理了。

我经过办公室上楼洗澡。然后我进到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目光搜寻玛丽桥下那对流浪夫妇。直到快九点钟，除了被风偶尔吹动，那堆破衣服下面没有一点动静。最后，我一直观察的那个男人终于从里面出来了，穿着又大又长的上衣，胡子乱蓬蓬的，戴着凹凸不平的帽子，俨然一副马戏团小丑的样子。这时，我很奇怪地注意到还有两个躺着的身体。他又捡了一个同伴？一个老兄加入了他们？

风一直在吹，但不再是阵风。天气预报说明天气温很低，可能会出现霜冻。

这一周里，关于我一直写到现在的东西，我想了很多，终于意识到我只是写了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男人。我所记录的与两三个传闻不符。我还想澄清其他一些传言，为此，我只能将故事追溯到很远。

比如说，由于我的长相，见过我的人通常都会认为，我出生于农村。而从上世纪一直延续至今的观念认为，农村出来的人视土地如生命。这或许是让·莫里亚的情况，但我不是这种人。另外，有几个职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其中包括我从事的律师职业，因为它让人充满自信，但我从事这个职业也不是因为它热门。

我出生在巴黎圣雅克郊区的一个妇产院里。我的父亲基本是在法兰西学院后面的维斯孔蒂路度过了一生。这条路属于最老的家族之一——雷恩家族。十字军东征时，军队里就有很多高毕罗先生，之后还有一个担任火枪队队长的高毕罗队长，还有许多高毕罗氏穿上袍子当了教士、律师、法官等，另有几个在英国议会多多少少有点名气。

我并未从姓氏中体会到任何自豪感。我的母亲叫路易丝·菲诺，是图尔内尔街上一个衣服洗烫工的女儿。父亲让母亲怀孕之后，母亲经常独自去圣米歇尔大街上的小餐馆喝酒。

这些旧事似乎并不能解释我的性格，说我是在某种生活方式中选择了这种性格好像更不可靠。不过我们可以来谈谈选择这个问题。

我的祖父高毕罗活着时在雷恩生活，过着富有而安逸的日子。如果不是血栓让他五十岁时丧了命，他本来应该担任法官一职的。

我的父亲后来为了学习法律从雷恩来到巴黎，然后一待就是一辈子，最近才去世。他一直都住在维斯孔蒂的那栋公寓里，并一直由老太太波利娜照顾，她看着他出生。但实际上她比他只大十二岁。

在那个年代，找个小姑娘照看孩子还是一项传统习俗。我祖父母雇用波利娜时，她还是个小女孩，然后就一直跟着我父亲，最后居然跟他组成了一个奇怪的家庭。

我父亲对我的出生漠不关心吗？我不知道。我从来没问过他，也没有问过波利娜，她还活着，现在八十二岁，我有时候会去拜访她。她还操心维斯孔蒂街上这个家的家务，她的记忆几乎完全丧失了，唯独记得很久远的事情，父亲还是个穿着短裤的小男孩那个年代的事。

或许他不确定露易丝·菲诺的孩子是不是他的？也或许他还有别的情妇？

我两岁之前是在奶妈家度过的，在凡尔赛旁边。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母亲来找我，要把我带回维斯孔蒂街上。

“这是你的儿子，布莱兹。”她对父亲宣布。

母亲又怀孕了，她又不要我了。波利娜经常对我讲我母亲当时说的话：

我下周要结婚了。普罗斯珀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他知道我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也许就不会娶我了，而我不想放弃这次机会，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男人，又很勤奋，还不喝酒。我来是把吕西安还给你。

从那天开始，我就在波利娜臂膀的庇护下生活在维斯孔蒂街上。刚开始，她觉得我非常神秘，甚至犹豫要不要碰我。

事实上，我母亲嫁给了阿莱·弗雷尔家的一个售货员。很久很久之后，我去为我们在沙利的家买花园座椅时，在沙特莱商店看到他，他穿着五金制品商那种灰色的围裙。他们总共有五个孩子，我不认识这帮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他们应该都过着艰苦而且没有故事的生活。

普罗斯珀去年去世了。母亲写信通知了我。尽管我没去葬礼，但还是寄了鲜花过去。从那之后，我去母亲现在住的圣莫尔阁楼拜访了两次，但是时间都非常短。

我们之间无话可说，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她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喃喃自语：“你看上去很成功。还好你很幸福。”

我父亲加入了律师公会，在维斯孔蒂的公寓里开了工作室。他当老学生当了很长时间吗？我很难判断。在外表上，他不像我，因为父亲是个很帅气的男人，教养又好，风度翩翩，我在他同时代好多个其他男人身上见过这个特点，也很钦佩。父亲有学问，经常跟诗人、艺术家、空想家以及女孩子来往，我经常看到他凌晨两点迈着踉跄的步子回家。

他有时候会带个女人回来，在我们家住上一晚上，或是一个月。曾有一个叫莱奥蒂娜的女人住的时间很长。莱奥蒂娜赖在我们家那么长时间，我还以为她最终会嫁给父亲。

但这对我并没有坏影响。能生活在跟我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不同的氛围下，我感到特别骄傲。在波利娜家发现新的女性寄宿者时我更骄傲，我会板着个脸，这时父亲就会向我投来同谋似的眼神。

我记得波利娜曾尽全力把一个女人赶出家门，她当时表现出来的能量对于像她那样的小尤物来说实在是惊人。当然是趁父亲不在家时这么干的，父亲当时应该是在法院。当时波利娜冲着那个女人大吼，说她像一块抹布那么脏，行为举止太粗鲁，跟这个正派的家不相配。

父亲不幸福吗？在我印象里，他总是带着微笑，然而微笑中缺乏快乐。他的羞耻心太重，所以从来都不会抱怨。他的礼貌吸引了众多女性，也为他增添了几分轻浮，但在那之后我没在他身上见过那种轻浮。

我开始学习法律时，他五十来岁，仍旧是个帅气的男人，但是再也喝不了那么多酒了，有时连续好几个白天都在睡觉。

父亲观看了我在安德里厄先生公司上班时进行的前几场法庭辩论。两年之后，他参加了我跟维维亚娜的婚礼。尽管我们一起生活在维斯孔蒂街时像寄宿者一样自由、独立，但是只要我三天不见他，他就会被因为我的离开而产生的那份空荡影响。

波利娜渐渐老了，失去了耐心和宽容，不再把父亲当成老板来对待，而是像受她管理的人。波利娜规定他只能吃什么，把他藏起来的酒一一查封，甚至晚上会跑到小酒馆里去找父亲。父亲对此很害怕。

父亲和我从来没有向彼此提过问题。我们也从来没有对彼此的私人生活发出过暗示，在思想和情感方面的交流更是少之又少。

我至今还是不知道，在某一个时期，波利娜对他来说除了是女管家，还有什么身份。

父亲七十二岁时去世，就在我拜访完他之后。他一直坚持到我离开的那一刻，像是为了不让我亲眼目睹他走的那一幕。

我一定要把这些说出来，不是因为孝道，而是因为维斯孔蒂街上的公寓对我的习性产生了某些影响。实际上，对我来说，父亲的办公室一直是一个生存的好地方，里面的书靠着墙一直排到天花板，杂志堆在地板上，窗户上镶着小方块。房子和德拉克鲁瓦的老工作室之间隔着一个中世纪风格的小院子。

进法律学校学习时，我的雄心壮志不是快速成就一项出色的事业，而是能拥有自己的工作室。而且比起担当审判律师，我更希望成为一位忙碌的法学家。

这还是我今天的梦想吗？我最好还是不要提这个问题。我曾经是摇着硕大无比的脑袋的最出色的学生。父亲夜里回来时，我房间里的灯基本上总是亮着，我经常会一直学习到黎明。

我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想法，得到了老师的大力赞同。他什么也没有跟我说，就向安德里厄先生说起了我。安德里厄先生是当时的律师公会会长，我们今天仍以他为出类拔萃的律师的标杆。

我记得，邀请卡是我一天早上在一封邮件里发现的。卡的上面是几个刻上的字，下面写着一句话，字体优美，用当今的话来说是“写得很艺术”。

罗贝尔·安德里厄先生

邀请您务必在某天上午的十点和十二点之间来一趟他的工作室，地址是马勒泽布大街，六十六号。

我应该还保留着这张卡片，它很可能跟其他的回忆一起被我放在一个纸板盒里。我当时二十五岁。安德里厄先生不仅是律师公会的一个荣耀，他还是法庭上最高雅的人之一，并且过着奢侈讲究的生活。他的公寓让我印象深刻。他那宽敞的办公室既严肃又讲究，窗户朝向蒙梭公园。

之后，我不得不去做一件荒唐可笑的事，那就是订做一件黑色丝绒、周边是丝质绦子的律师袍子，与罗贝尔·安德里厄先生见我那天时他身上穿的那件一样。我还要添一句，就是这件衣服我从来没有穿过，而且在维维亚娜发现之前，我就把它送人了。

安德里厄先生给我提供的是在他那里实习的机会，他身边已经有三名靠自己能力而出名的律师协助了，所以这一切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不能说他从外表上看起来像我的父亲，但这两个经历不同的男人身上存在着共同点，就像家庭特征，也许算是时代特征。比如说，在和别人相处时，谨小慎微的礼貌被他们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促使他们用跟上流社会妇女说话的语气跟女仆说话。他们笑容的相似尤其让我震惊：带着一种忧愁——或者说是怀旧的忧伤，但笑得深不可测。

安德里厄先生不仅是赫赫有名的法学家，还是时尚人士，而且在艺术家、画家和戏剧明星客户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我和另外一个红棕色头发的高个子男孩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那个男孩后来成了政治家。头一个月，我们只接触到了老板上流生活的花边新闻。我并未见到过安德里厄先生本人，只是从一个叫穆肖内的人那里接收文件和命令，这个穆肖内是他的得力助手。

晚上，我们经常会有盛大的晚餐或是招待仪式。我在电梯里碰到了安德里厄夫人两三次，她比丈夫年轻很多，据说是巴黎美人之一。在当时的我眼里，她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人。

我说过我对维维亚娜的最初记忆是一天下午她走出电梯时留下的香水味吗？还有一次，我看到她独自上了一辆长长的老式小汽车，司机在前面为她开门。她穿着一件黑色衣服，戴了一块面纱遮着眼睛。

我根本没想到她会成为我的妻子，但是这一切就这么发生了。

很多漂亮的女人来自交际花构成的半上流社会或是剧团，但维维亚娜出身于外省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家境很好。她的父亲是佩尔皮尼翁地区一个医生的儿子，后来当了宪兵队队长。随着职位的晋升，他带着家庭基本上在法国的各个地方都生活过，最后他在家乡比利牛斯山地区退休，现在养殖蜜蜂。

我们去年春天拜访过他。他还来巴黎住过几天，但丧妻之后，他很少出来了。

刚开始，我不知道安德里厄先生每隔两个月都会邀请工作伙伴一起用晚餐。就在其中一次晚餐上，我第一次被介绍给维维亚娜。当时她二十八岁，已经结婚六年。律师公会会长已经五十多，第一次婚姻结束之后他单身了好久。他还有一个儿子。

他的儿子二十五岁，当时住在瑞士一家疗养院，我猜后来他去世了。

我已经说过，我很丑，对于丑陋外表我无能为力。但我有资格说，我通过自己的能力，或者说我正在体验的生活强度来弥补我的丑陋。而且在法庭上，相貌正是我的王牌之一。各大报社也大肆谈论我的魅力，当然我从中读到很多暗示。

我从未觉得她会成为我的妻子，但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对维维亚娜产生了兴趣。我只能说，唯一的解释是她身上表现出来的活力。有时，这种兴趣会变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在这顿晚餐中，我是最年轻的客人，离她很远。但是我感觉到她充满好奇的目光一直都在我身上。饭后在客厅里喝咖啡时，她坐到我的身边。

之后我们一起回忆那天晚上时，称之为“问题夜晚”，因为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她向我提了很多问题，而且大多数问题都不得体。我觉得很不自在，但又必须认真回答。

科里内和让·拉尼尔的情况可以为我跟维维亚娜之间的事提供一个解释，但是我还是认为并不是这种动机支配着第一天晚上。如果两个人第一次相见并没有擦出火花，那么这种动机根本不会起作用。

因为自己的性格，因为年龄差距，安德里厄先生把妻子当成小孩来宠，而不是当做伴侣或是情人。之后维维亚娜稍微透露，她在他身上根本得不到性爱上的满足，然而她对此需求很大。

她有没有在别人身上寻找过这种满足感？安德里厄怀疑过吗？

我面带微笑地听别人说过，一个叫菲利普·沙德瓦的浪荡青年有段时间经常去马勒泽布大街，随后又突然消失。维维亚娜还是孩子时，经常跟父亲一起骑马。那段时间的每天早晨，她都会在这个沙德瓦的陪伴下去树林遛马。另外这个男人晚上还陪她去剧院。而安德里厄先生禁止妻子做这些事。

从这第一顿晚餐之后，我跟维维亚娜的联系就频繁起来，但都是很正常的联系。维维亚娜一度利用我是最后一个参加晚宴的人这个借口，征得丈夫的同意后，让我单独陪她散步。她走路时迈着上流社会妇女特有的小碎步。这让我时不时有机会迈进她家公寓的大门。

某天晚上在剧院举办的一场演唱会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了一步，那天晚上她丈夫忙于一个官方宴会。我猜测，应该是在维维亚娜的怂恿下，安德里厄才恳请我做他妻子的骑士，保护她。

她也像科里内对德塞夫尔的议员那样研究、评估过我吗？她已经觉得有必要在我身上花费比丈夫更多的精力？

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时自己被幸福冲昏了头脑，极度兴奋，不相信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了。有一个星期，我非常严肃地打算离开安德里厄先生的事务所，只为避免自己承受一次太过残忍的失望。

安德里厄先生被任命为拉瓦尔大学的名誉教授，他要去蒙特利尔一趟，他的这次出门加速了事件的发展。他原本打算待三个星期，但因为犯了气管炎，待了两个月。我后来才知道他年轻时健康状况和他儿子一样，曾在高山上疗养过三年。

维维亚娜好几次恳求我晚上送她回家。她对戏剧特别痴迷，而我们不仅去看戏，还在一天晚上去了一家小酒馆。为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把家里的汽车打发走，我们坐出租车回家。在出租车上，我朝她俯下身子。

两天之后，她家女佣休班的那天，我在公寓里单独跟她待了一个小时。安德里厄回来之后，我们不得不在宾馆里会面。我们第一次在宾馆见面时，我感到很羞耻。

他知道真相了吗？抑或在维维亚娜决定跟他摊牌那天之前他都不知道？

我严苛地要求客户如实说出真相，但是轮到我自己交代事实时，我深感为难。几年内，我都很确定安德里厄先生之前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之后我就不那么确信。最近几个月以来，我的想法与以前完全相反。

我在前面提到了征兆。但在那个时期我什么都不怀疑，甚至嘲笑跟我谈论征兆的人。然而如果世界上有个人身上具有征兆，那这个人就是安德里厄先生。

在维维亚娜确定要跟他说出实情的那一天，我辞职了。他接受我辞职时既忧伤又无奈，让我感到吃惊。

“我希望你会成功，你应该获得成功。”他向我伸出长长的手臂，他的手保养得很好。

接下来漫长的两个星期里，我都在等维维亚娜的消息。她承诺他们会谈结束之后会立刻打电话到孔斯蒂维街。她连行李都准备好了。我也是。我们要搬到圣奥古斯丁码头的宾馆去，然后尽快找好公寓。我已经在一家商业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但是后来工作黄了。

两周后，我不敢打电话到马勒泽布大街，告诉波利娜要是有我的电话通知我。之后，我跑到她的公寓前去窥探。

三天之后，我从父亲嘴里得知——他也是在法庭听说的——安德里厄先生旧病复发，卧床不起。在这一点上，我的记忆没有二十年前那么清楚了。今天，我认为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如果一个女人是他活着的最重要的理由，那为了留住她他会不顾一切。他什么都可以做，胆怯的，卑鄙的，残忍的，不管是什么事。

最后，我接到一张字迹潦草的字条：

我星期四上午十点钟到圣奥古斯丁码头。

她到的时候是十点半，带着她所有的手提箱，尽管安德里厄一再坚持要用家里的汽车将她送过来，但她是坐出租车来的。

我们在一起的前几天毫无乐趣可言，是维维亚娜先恢复精神的，她在新生活中找到了无数个意外的快乐。

也是她找到了在当费尔—罗什罗广场的公寓，她还通过原来的人脉，好不容易帮我找到我第一个重要客户。

“看吧，以后你会成为巴黎最受欢迎的律师。那时你回忆我们现在的住宅，会有所触动的。”

安德里厄申请离婚时，坚持把所有的错都揽到自己身上。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都没有听说过他的任何事，直到三月的一天，报纸给我们带来这样一条新闻：

律师公会会长安德里厄登山时出现意外。

据说他去达沃斯的一个疗养院去看儿子，期间想一个人去山上徒步旅行，但是在岩石裂隙处滑倒了。他的尸体两天之后被一名导游发现。

这个结局，就像他顺滑的长胡子，他的礼貌，他内涵深刻的笑容，对我来说都是那个时代的芬芳。

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他们认为我和维维亚娜是猛兽夫妻，总会无意间碰到那个极为敏感的点了吧？

为了不陷在内疚和自我厌恶中，我们两个只得拼命抓紧对方。我们只能通过不知满足的热情为自己辩护，我们像两个疯子似的做爱，我们紧紧拥抱，无情地看着也许会充满报应的未来。

我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去看望父亲了，只在法庭上远远地看过他，因为我每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接各种案子，乞求别人把他们的案子交给我来处理，希望等到一个建立名声的机会。直到我们结婚前夜，我才去维斯孔蒂街。

“我想让你认识一下我未来的妻子。”我对父亲说。

他肯定听说过我们的艳事了，在法庭上父亲巧舌如簧，但那时却什么也没对我说，只是注视着我，问道：“你幸福吗？”

我回答是的，当时我的确觉得很幸福。我真的那么觉得吗？我们悄悄地在十四区政府领了结婚证，然后去奥尔良森林的一家小旅馆里度了几天假，就在沙利。六年后我们在那里买了一栋乡村小屋。

我在小旅馆接待了一位先生，他从看门人那里得到了我们的地址。他看了看小旅馆，里面有几个顾客正在柜台上交谈，然后他一边做手势一边嘟囔道：“我们沿着运河聊聊吧。”

我很难把他定义在社会的哪个阶层。他看上去不像人们所说的黑社会，也不像今天我们所谓的那种恶棍。他穿着破烂的暗色衣服，皮肤几乎没有保养过，一副不信任任何人的眼神，咧嘴苦笑着，让人想到挨家挨户征税、累得死去活来的税务员。

“我的名字对您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刚刚经过几条停泊在港口的平底驳船他就开始说话了，“我已经充分了解过您，我觉得您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他停下来，问我：“跟您一起在小旅馆的那个女人是您的合法妻子吗？”

我回答是。

“我不赞同非法同居。我直说了吧。我跟法院没有任何要理论的事，即使有我也不怨他们。但这也不是说，我没有必要花钱找最好的律师，我觉得您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没有商店，没有办公室，没有工厂，也不用纳营业税，但是我做的生意很大，比大多数在好地段拥有著名商店的先生们的生意都要大。”

他说这番话时飞扬跋扈，与邋遢外表和庸常穿着形成鲜明对比。

“您作为律师不该外泄我将要对您说的话，否则我可以跟您光明磊落地一决高下。您应该听说过黄金交易吧。现在汇率几乎天天在变，在大多数国家货币都有一个被严格规定的市价，从一个地方往另一个地方或是跨境运输黄金有丰厚的利润可图，意思就是直接把黄金按照市价出售，跳过兑换环节。有时候，报纸上会报道说某个船工在莫丹或是欧努瓦一艘从杜夫尔或是其他地方来的船上被捕了。警察很少想要追踪到交易链条更远的那一环节，但是这种情况有时也会发生。而链条最顶端的那个人，就是我。”

他点了一支高卢牌香烟，停下脚步，看着虫子在运河表面留下的圆圈图形。

“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并不像学法律的人那样深入，但我明白有合法途径让我避免一切麻烦和苦恼。有两家进出口公司跟我配合，我还需要在国外也找到这样的公司。今天我花钱雇您。只会花费您一点点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您可以随便为这个沙洲上您喜欢的人辩护。在每一次行动前，我会向您咨询，让整个行动没有危险就是您的事了。”

他转身朝向我，这是我们一起离开小旅馆后他第一次正面看我。他又说了几个字：“就是这样。”

我的脸变得通红，拳头也因为生气攥得紧紧的。我准备要张嘴说话——也许我的反抗会很强烈——他小声说道：“晚饭后我再来看您。跟您的妻子说一下。”

我并没有立刻就回旅馆，因为我想做点什么平静一下。我回到旅店，正好是喝开胃酒的时间。柜台上有太多客人，所以我们不可能在这个时候交谈。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维维亚娜问道。

外面开始变凉了，一种潮湿的凉意。我把她带到我们的房间里，房间里贴着碎花墙纸，很有乡村的感觉。我说话时把声音压得很低，因为我们能听见外面喝酒的人的说话声，所以他们应该也能听见我们说话。

“他在纤道上跟我分手了，让我跟你商量之后，晚上回答他。”

“回答什么？”

我把那个男人跟我说的给她重复了一遍，我记得她只是听着，没有任何反应。

“很出乎意料，不是吗？”

“你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吗？”

“建议啊。这不正是你作为律师要做的工作吗？”

“是规避法律的建议。”

“在我看来，大多数人只想从律师那里得到这种建议。”

我觉得她没有听明白，所以又尽量清楚地给她讲了一遍，但是她还是很镇静。

“他提出给你多少？”

“他没提数字。”

“这要根据一次交易数额大小而定。你要明白，吕西安，这代表我们的困难时期即将结束。大公司的律师顾问也做这种事。”

她忘记了要小声说话。

“嘘！”

“你没有说不让他再回来的话？”

“我没有。”

“他叫什么？”

“我不知道。”

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了。他说自己叫约瑟夫·博卡，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不确定这是不是他的真名，我也无法断定他的国籍。我只知道他住在巴黎一家很特殊的宾馆里，工厂遍布法国各地，他还在蓝色海岸地区的蒙通买下一套很豪华的房子，一年之中，他会在那里住一段时间，而且只要我们愿意，他就会邀请妻子和我去那里做客。

他现在是一个名人了，因为他利用黄金交易带给他的财富又干起纺织品生意，他在意大利和希腊都有分公司，还在其他公司里有股份。星期一，南美洲大使来看我时，我发现博卡也在做军火生意，但我并不感到吃惊。

我还梦想当一名杰出的法学家呢。

“你今天要做的，是不要说一个无礼的‘不’字打消他的积极性。”

他晚上八点左右又来了，那时我们刚吃完晚饭。我们两个在黑暗中走着，为了结束这件事，我立马说“好的”，这也是因为他没有给我留任何选择的余地。

“就这样，或者说没事了。”

他说了数字。

“下个星期我会给您派一个叫考勒泰勒的职员，他会向您解释整个操作机制。您好好分析一下问题，找到答案后打电话给我。”

他并没有给我名片，而是给了我一小块纸条，上面写着约瑟夫·博卡这个名字，一个卢浮宫地区的电话号码，还有一个科基耶尔街的地址。

我曾出于好奇心去过科基耶尔街，瞄了一眼那里的房屋，楼梯和走廊上堆积着厚厚的污垢。那些搪瓷指示牌表明，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最想不到的一些职业、女按摩师，速记小学，卖假花的店铺，私人侦探，职介公司，还有一家与肉店共用门面的报社。

另外，还有极地基金会和出口委员会。

有了这次经历，我觉得自己还是不要露面，等着那个叫库泰勒的人来办公室拜访我比较好。在几年的时间里，他经常来，最后一次过来是为了告诉我他退休了。他退休之后住在费康海悬崖边刚刚修建好的别墅里。

今天早上维维亚娜没有逼我出门。我可以自由行动。我把我的生活追溯到太远了，我对此有些后悔。因为我原本打算在这个文件中记录现在，而不是过去。

人们都说一个行为可以解释另一个行为，我现在开始犹豫着相信了。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尽管天气预报说天会晴，但是风越来越猛烈，我听见楼顶上的窗帘传来散架的声音。雅克布路上的画廊里应该热得快窒息了吧，在那些相互拥挤的人中，有一半一星期要相聚十次，要么是观看戏剧排练，要么是参加鸡尾酒会，要么是参加慈善义卖，再不然就是出席多多少少有点官方的各种仪式。

也许玛丽—卢是有才华，但是我不相信才华是后天培养的。昨天吃饭时，她说想为我画一幅肖像画，因为我的面部表现力很强。拉尼尔听见之后，慢慢地吐着烟圈笑了。

拉尼尔是个重要人物，他手下的报社因为诽谤别人被起诉，他都会来找我帮忙。但是与此同时，他从来不让我担任他的民事诉讼代表，他在这方面总是有些没有判决的案子。也许他认为——他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我在刑事辩护过程中表现粗鲁，能够凭借我的才华和辩护激情，暴力行为，进攻以及反攻的技巧影响判决结果，但是他从来不把我派到民事法庭中那些冷漠的法官面前进行辩护。

他也跟博卡做生意吗？很有可能。你做了律师之后，不用很久就会发现在金字塔顶端，只有几个人在分享权力、财富和女人。

我试着不要去想伊薇特，但每过五分钟我就会在想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去了大众舞厅吗？她喜欢那种地方。我到底会不会去找她？他们是不是去了蒙马特那家颇受欢迎的小舞厅？那里到处都是打字员和在大商店里工作的售货员。

如果我问她，她明天肯定会告诉我的。他们是不是去餐馆吃腌酸菜了？

或许他们已经回去了？

我变得不耐烦，希望妻子能够赶紧回来，我好去睡觉。我想安德里厄先生也是在办公室里这样等待的，从秋天开始，他背对着炉火坐着。

我不想去瑞士，也不想去山里徒步旅行。我们情况不同。一切都不一样。两种生活，两种永远都不可能相同的情况。我发现任由自己老想着征兆是错误的，因为现在它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去度假了。我累了。维维亚娜虽然年纪比我大，但总是精力充沛，我现在已是气喘吁吁的状态，大概永远也追不上她了。

我让佩马尔来看我。他又给我开了新药，并再次地建议我不要让我这台机器太操劳。他还再次说道，男人跟女人一样，也有更年期。

据他所说，我正处于更年期。

“等到了五十岁，您会惊奇地感觉到，自己比以前更年轻，精力更充沛了。”

他六十岁了，但每天早上八点钟接待病人，如果病人很多，他会一直看诊到晚上十点钟。他会毫不犹豫地接起半夜打来的电话。

我之前常常看到他发脾气，看到他嘴角带着嘲弄的笑意，好像他看到病人为自己的健康着急觉得很有趣似的。

电梯上来了，停在楼上。妻子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