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做的事，若说是为了自我满足，那么也太过自我满足了；但若说是为了救人，那我犯下的罪似乎更大。

被我用木刀击中的人应该受了相当重的伤，而被筒状武器击中的刑警恐怕已经没命了。此外，我很可能还夺走了其他人的性命。

我突然觉得我的日常生活很超现实。

如果有一天有人就这一连串事件来采访我，问我为什么要做“那种事”——“那种事”可能是“效仿‘正义的伙伴’”，也可能是“针对警察组织的恐怖行为”——我一定会这么回答：“因为我的妻子突然逝去，我对一个人的人生感到不安，而且很孤单。”

这样一来会有一大片喧嚣的责难声吧。因为对人生感到孤单而闯入警方的大楼，杀伤为大家服务的刑警。一定会有人对我扔石头，说这就和“想要被判死刑而随机杀人”的杀人魔毫无区别！

不一样！我有想要帮助的人。警察不是还轻易地扼杀了鸥外君的人生吗？

但即便抗辩，最终也只是对自己有利的自我辩护吧。

我没有真实感。也不觉得恐惧。

我记挂的是蒲生先生他们的安全。

我在交给蒲生先生他们使用的车辆的驾驶席上放了妻子茜的智能手机。在电池耗尽之前我可以搜索到它的方位信息，因此我已得知他们抵达了公寓。在公寓的房间里，我留有写着指示的便笺。

我希望他们能不引人注目地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衣着低调地在附近的商店里进出应该没什么关系，只要小心别做出会暴露身份的行为就好。不要回家自然不用说，也不要和家人联系。如果就此回家，又或者被人发现藏身之处，你们就会被再次带走，所以还请务必忍耐——我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遵守我的指示。我还在纸上补充了一句“希望你们能忍二十天”，但这个天数其实并无根据。只是因为我觉得要是拜托他们无限期地“忍耐”太残酷了，事实上他们也忍不住。我的想法是，先让蒲生先生他们躲起来生活，然后在这段时间里我去跟和平警察谈判。虽然不知道谈判能不能成，但我只能这么做。

我觉得两星期太短，而一个月或许会给蒲生先生他们带来过分的不安，所以才有了“二十天”。

二十天里能想出办法吗？在这二十天里蒲生先生他们会怎样？会承受不住吗？还是可以把期限再延长？这些我都不知道。

我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首先是对付欺负佐藤君的高中生，再到打倒袭击水野先生女儿的大学生，一切都还算好。但之后阻止草薙美良子被抓失败，又在听说了蒲生先生他们被抓的新闻后想到“如果被发现他们都来过我这里理发我就会被怀疑”而乱了阵脚，然后急不可耐地去救了他们。

结果还是有问题。救蒲生先生他们果然是失败之举。我的心情就像是因为一时冲动而养了动物却因为不知如何照顾而后悔，还感受到责任感的沉重压力。

我想要抛下一切逃走。

因为一时兴起而鲁莽行动，于是一步步深陷泥沼。我苦笑着想，如果能以我为鉴而留下“久慈做好事”之类的谚语倒也不错。

然而，在被和平警察发现之前，我已被其他人注意到了。

他是第一次来光临的客人，看起来不年轻但也不老，头发略长于板刷头。他说：“请把我的头发剪平。”当我剪到他头顶附近的头发时，他忽然说：“其实我看到了。”

“嗯？看到什么了？”那时我自然以为他是要聊天，还很乐观地想如果能从这个初次见面的客人的兴趣或喜好的体育项目上找到话题就好了。

“前几天我在和平警察的大楼附近，看到你出来了。”

我顿时脸色发白，脚底有一阵凉意袭来。“和平警察的？”

“你在跟和平警察战斗吗？”客人的嘴角扯出一抹笑。

“啊？”

我的大脑再次被“和平警察”这个词敲击。他接下来要说的话会狠狠地击溃我吗？我想着是不是该当场丢下剪刀逃走，如果我脚下有力，多半就这么做了吧。

镜子里映出了短发的他，他道歉道：“恕我冒昧了。”从他的表情看不出感情。他继续说道：“和平警察错了。他们就像秘密警察和战争时的特高课似的，超出了限度、随心所欲地在全国各地处刑无辜的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沉默。

“那时，研讨会的伙伴——”

“研讨会？”

“是的。我的伙伴在那栋大楼里。确切地说，在和平警察里也有我的伙伴。”他继续着话题。

我像是自动机器人一样，持续着已经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理发动作。他所说的“那时”、“那栋大楼”，除了指我去救蒲生先生一事以外可以不作他想。

“我的伙伴在管理监控摄像头和审讯录像的房间里得到了情报。”

“那个时候的？”

“是的。据说监视器显示出陌生侵入者在和平警察的大楼里大打出手。那个男人穿着连体服，带着被拘留的几个人走了。我接到联络后急忙赶了过去，然后，跟在他身后。”

“跟在摩托车后面？”这时的我已经放弃了。

“是的，我也骑着摩托车。”

我下意识地往店外望去，想看他今天是否也骑着摩托车前来。不，没有。我记得他是从对面的马路穿过斑马线后进店的。

而他似乎对我的视线产生了误会。“你没有清除那里的监控数据吗？我在外面看到你爬上梯子摆弄过。你删除了吧？”他眯起眼，“今天的对话，也请在之后删除。”

他连这些都知道了吗？

“你是在独自对抗和平警察吗？”我感觉到他锐利的眼光扫向了我，但我却专注地剪着头发，不去迎合他的视线。

“久慈先生，之后你打算做什么？”

“啊，头发快剪好了，接下去就是洗发和刮胡子。”

他脸上浮起略带嘲笑意味的浅笑。“不，我不是说这个。”他像是揭开了之前戴着的假面具，但很快又绷紧了面孔，“和平警察会逮捕无辜的人，并处刑。”

“嗯。”

“接下去，连高中生也……”

“啊？”

他表示这是从和平警察内部得到的情报，说会有高中生被带走。不，如果只是那样还算好，他又补充了一句恐怖的说明：“佐藤诚人是这家理发店的常客吧？”

佐藤君要被处刑？

我的脸抽搐了。我的表情明明白白地映在镜中。那既不是担心或同情佐藤君，也不是对和平警察的愤慨，而是因为这适用于“只救店里的客人”的规则而心生厌烦。我被自己定下的规则折磨着。

不救不行吗？

当然，此刻在这里说话的他应该不知道我的这个规则。

“我还知道警察会在什么时候、走什么路线去带走佐藤诚人。你需要吗？”

他静静地利用镜子的反射将视线投向我，像是在挑衅，又像是在观察我。

“这位客人您到底……”我试探性地问他。

“我是对抗和平警察组织中的一员。”

“对抗组织？有那种东西吗？”充斥于我体内的或许并不是怀疑和警戒心，而是“原来我不是一个人”的底气。

“我们以一位名叫金子的教授为中心，称为金子研讨会。久慈先生要不要也成为研讨会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