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一片沉寂，拼花地板一直通往楼下，地板的中间铺着一条狭长的地毯，平整的白橡木楼梯扶手曲曲折折通向门厅。沉重的老式大门紧闭着，门后悄无声息。我踮着脚走在地毯上。

前厅的门是开着，但是通向前厅的路上还有扇彩色玻璃大门。我走到那扇彩色玻璃大门时电话响了。一个男人接起了电话。灯光透过半开的房门照进这昏暗的大厅。

我转身回去，从开着的门缝瞥了一眼，看见一个男人坐在桌旁打着电话。我等他挂了电话，走了进去。

他郁郁寡欢，一张长脸苍白无色，颧骨凸出，头顶高高的，一头稀疏褐色卷发紧贴头皮。他突然盯着我看，急忙伸手去按桌上的一个按钮。

我咧嘴一笑，吼道：“慢着，狱长，我现在可什么都做得出来。”我晃了晃警棍。

他笑了下，笑容像冰冻鱼一样僵硬，那修长苍白的双手像只病蔫蔫的蝴蝶从桌面上滑下。一只手又开始挪向桌子侧面的抽屉。

他开始瞎叨叨：“先生，你病得很严重。真的。我不建议——”

我用警棍轻轻敲了敲他那只做小动作的手，他那只手便像鼻涕虫碰到炎热的石头一般缩了回去。我说：“狱长，我没有生病，只是注射了太多麻醉剂，差点神志不清。放我出去，再给我拿一些纯威士忌。”

他的手指乱比画着。“我是松德斯特兰德医生，”他说，“这是一所私人医院，不是监狱。”

“拿威士忌来，”我沙哑地说道，“我休息够了。私人医院，哼，有意思。好一出骗人的鬼把戏。威士忌呢？！”

“在药柜。”他乏力地小声说道。

“把手放在头后面。”

“这么做恐怕你会后悔的。”他把手在放在头后。

我走到桌子另一边，打开他刚想拉开的抽屉，拿出一把自动手枪。我把警棍收起，绕过桌子走到墙上的药柜，里面有一瓶品脱装波本威士忌，还有三个杯子。我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酒。“狱长，你先。”

“我……我不喝酒，我滴酒不沾。”他咕哝着说，手还在头后面。

我又拿出警棍，他立马放下一只手，拿起一杯酒一饮而尽。我看着他，他好像也没什么不良反应。我闻了闻我那杯威士忌，然后一口喝下。这威士忌的确好使，我又喝了一杯，然后把整瓶酒塞进我的大衣口袋。

“好吧，”我说，“谁把我关在这里？快说。我还有急事。”

“当然是警……警察。”

“什么警察？”

他在椅子上坐着，肩膀缩成一团，看上去不舒服。“一个叫加尔布雷斯作为申述证人签的字。我向你保证，我们完全遵循法律要求。他是一个警官。”

我说：“什么时候警察可以作为申述证人为精神病例签字？”

他没有回答。

“谁最先给我注射的麻醉药？”

“我不知道。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我在这待了都整整两天了，”我说，“他们本应该一枪崩了我才对。拖得越久佣金越少。狱长，再见。”

“如果你离开这里，”他虚弱地说，“你马上会被捕。”

“不出去也会。”我轻声说。

我出去时他仍把手放在头后面。

前门有把锁，锁旁有一条锁链和一个螺栓。没有人试图阻止我打开那扇门。我穿过一条宽敞的老式玄关，沿一条宽敞的路向下走去。路旁种着鲜花，黑黑的树上站着一只吟唱的知更鸟。街上有一道白色的尖桩栅栏。这所房子在拐角处，一边是德斯坎索街，另一边是29街。

我向东走了四个街区到了公交线，然后在那等公交车。没有警报，也没有警察巡逻车找我。于是我坐公交车去了市中心的桑拿馆，洗了桑拿，用大水冲了澡，做了全身按摩，刮了胡子，喝完了剩下的威士忌。

这之后我能吃下东西了。我去了一家陌生的酒店，用假名登记入住并在那吃饭。那时已经11点半了。我喝着威士忌和水，把报纸仔细看完了。当地报纸上写着在卡罗莱纳街一间闲置的配家具的房子里发现一具尸体，死者是一位叫理查德·夏普的医生。警察还没查到有关凶手的任何线索，案件仍谜情重重。

从报纸上的日期来看，离那天已经过去48个多小时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强制使我处于昏迷状态，而我全然不知。

我上床睡觉，却被噩梦吓醒，吓出一身冷汗。这是最后的戒断症状。第二天早上我就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