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哈尔西是个中年女人，脸色油灰，重达240磅左右。一袭黑色定制套装，眼睛像黑色鞋扣一样闪耀，双颊像板油一样蜡黄柔软。她坐在黑色玻璃办公桌后面，那桌子看起来像拿破仑的墓，拿着一个黑烟嘴抽着烟，那烟嘴比卷起来的伞要短一些。她说：“我需要一个男人。”

我看着她将烟灰敲到发亮的桌上，微风透窗而入，烟灰随曼风卷曲飘散。

“这个男人要足够英俊，这样才能勾搭上那个有阶级观念的贵妇人。此外，他还得身手好，即使是电铲也可赤手空拳对付。还要像被囚禁的蜥蜴般敏捷，像佛瑞德·艾伦（美国幽默表演家）般伶牙俐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还要有足够的乐观精神，就像被载啤酒的卡车撞到了头，还能把它想象成是长着美腿的漂亮姑娘拿面包砸了个包。我需要一个这样的男人。”

“这容易啊，”我说，“你需要的是纽约洋基队、罗伯特·多纳特（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和游艇俱乐部的小伙子们啊。”

“我看你就行，”安娜说，“可以小赚一笔，一天20美元，还有额外的报酬。好几年我都没给人介绍工作了，但这次要做的事我是外行。虽然我对侦探行业还是很看好的，但我也不想做亏本买卖。咱不如来试试，看格拉迪斯会有多喜欢你。”

她将烟嘴反过来转了一下，然后在一个巨大的黑色铬质信号器盒上摁了一下按钮，“亲爱的，进来把我的烟灰缸清空。”

我们等了一会儿。

门开了，一个高挑金发女郎踱进屋里，她的穿着打扮比温莎公爵夫人还要好。

她优雅地走进房间，清空安娜的烟灰缸，拍了拍胖嘟嘟的脸颊，向我抛了个媚眼，然后出去了。

“我觉得她脸红了，”门关上时安娜说道，“我猜你现在脸还红着呢。”

“她是脸红了——等下我还要和达里尔·扎努克吃晚饭。”我说，“别开玩笑了，具体是什么情况？”

“就是把一个女孩干掉。那个女孩一头红发，眼睛性感撩人，她给一位投机商做托儿，已经给一个有钱人的儿子下了套。”

“我要怎么做？”

安娜叹了口气：“菲利普，这工作吧，不怎么高尚。要是找到她做的任何形式的记录，你得当面给销毁。要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更大，毕竟她出身不错，不太可能做这种事，要怎么做就得看你自己了。你有时不就挺有主意的吗？”

“我不记得最后说的谁来着？什么赌徒，什么有钱人？”

“马蒂·埃斯特尔。”

听到这个名字后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可又想到一个月都没什么生意了，我需要这笔钱。

我又坐了下来。

“当然，你可能会惹上麻烦，”安娜说，“没听说过马蒂光天化日下干掉了哪个人，但他也不会就此罢休的。”

“找麻烦是我的职业，”我说，“接这份工作的话一天25美元，加上250美元底薪。”

“我自己总得分一杯羹吧。”安娜嘀咕道。

“那算了吧，这小镇上苦工还是多得很嘛。很高兴看到你气色这么好，安娜，再见！”

这次我又站了起来，我的命虽值不了几个钱，但它这点钱还是抵得过的。马蒂·埃斯特尔后台强硬，可不是个好对付的主儿，他在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大街一带地位可是响当当。他不会耍什么花招，但只要他使一点阴招，就会不得了。

“坐下，成交。”安娜冷笑了一下，“我一个破产的老女人，没几个子儿，想努力经营一家高级侦探所，除了这一身肥肉和这把老骨头，还剩什么。最后这点钱拿走就拿走，你就笑话我吧。”

“那个女孩是谁？”我重新坐了下来。

“她叫哈丽特·亨特里斯——名字倒是很好听，住在埃尔米拉诺，北梧桐1900街区，很高档的小区。她父亲31岁因破产从办公室跳楼自杀了，之后母亲也跟着过世了。她妹妹从寄宿学校回到了康涅狄格州。这或许可以给你个切入点。”

“这些都是谁扒出来的？”

“我们的这个客户收到一堆复印的票据，票据是他的儿子签给马蒂的，数额高达5万美元。但那小伙——也就是那位老人的养子——否认这些票据是他写的，孩子当然会抵赖。所以这个年轻人他爸请了一个叫加斯特的专家对这些复印票据进行鉴定。那个专家说他擅长做这种鉴定，但也就是半吊子水平。他接过任务后查出了一点点东西，但是他太胖了，和我一样做不了外出搜集工作，所以他现在不管这个案子了。”

“我可以找他谈谈吗？”

“为什么不可以？”安娜连连点头。

“这位客户，他叫什么？”

“小子，你运气不错。你可以见着他本人——就现在。”

她又摁下了信号盒上的按键，“亲爱的，让基特先生进来。”

“那位格拉迪斯，”我问，“她有男朋友吗？”

“你别打她的主意！”安娜近乎尖叫地冲我说，“她做离婚业务一年就能给我赚18000美元。菲利普·马洛，任何人都别想动她一根手指，除非活腻了。”

“她迟早有一天会赚不了那么多，”我说，“我为什么不能追她？”

门开了，我们没有继续说。

在镶板门的接待室里我没有看到那个客户，所以他一定是在私人办公室等安娜。他在那儿等得很不耐烦，门一开立即走了进来，迅速关上门，随即从夹克里猛地掏出一块薄薄的八边形铂金表，愤怒地看着手表。他高个子，白皮肤，金发碧眼，穿着一件款式年轻的条纹法兰绒衫，翻领上别着一枚小小的粉红色玫瑰花苞。他怒容满面，眼袋略垂，嘴唇有点厚，拄着一根银制把手的乌木拐杖，穿着高筒靴，看起来像个60岁的时尚老头，但我猜他有70岁左右。我并不喜欢他。

“哈尔西小姐，你迟到了26分钟，”他冷冷地说，“我的时间很宝贵。宝贵在哪？就这些时间我能赚一大笔钱。”

“我们可在想法子给你省一大笔钱呢，”安娜慢吞吞地说，“基特先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但你不是想见见我挑选的侦探嘛，我这不是把他带来了。”她也不喜欢他。

“他看起来不像我要的那种侦探，”基特先生说着，讨厌地瞥了我一眼，“我想要的是那种有绅士风度的男人——”

“你不是‘烟草路’（白人贫困区）的那位基特先生吧，是吗？”我问他。

他慢慢走向我，手杖抬在半空中，冷冷地盯着我，眼睛像魔爪要将我撕裂一般。“你竟侮辱我，”他说，“侮辱我——这样有地位的男人。”

“先别吵了。”安娜说。

“干吗不吵，”我说，“他说我不是绅士。他那么有地位，也不知道到底什么地位，他这么说话自己可能觉得没什么——反正我受不了别人的挖苦。他消受不起，当然除非他不是故意的。”

基特先生一怔，盯着我，又拿出手表看了看。“28分钟，”他说，“年轻人，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这么无礼的。”

“好吧，”我说，“我知道你不是那个‘烟草街’的基特。”

这句话又差点激怒了他，但他压住了这口气，因为他不确定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既然我们碰面了，我有几个问题问你，”我接着说，“你愿意给那个亨特里斯小姐一些钱——当做生活用度吗？”

“一分钱也不给，”他厉声说，“我凭什么要给她？”

“某种习俗吧。假如她嫁给你儿子，你儿子有什么呢？”

“现在他每月能从信托基金拿到1000美元，那信托基金是他母亲，也就是我已故的妻子设立的。”老基特低下头，“他到28岁时，钱就更多，多得不行。”

“你不能怪人女孩想攀附，”我说，“现在时代就这样。马蒂·埃斯特尔那边怎么样，有什么解决办法了吗？”

他用青筋暴起的手捏皱他的灰色手套。

“那个债务是无法收回的，是赌债。”

安娜疲倦地叹了叹气，往桌上弹了弹烟灰。

“当然，”我说，“但赌徒可吃不起哑巴账。毕竟，如果你儿子赢了，马蒂会把钱给他。”

“我对那个没兴趣。”这个高高瘦瘦的男人冷漠地说。

“对，但你想想看，马蒂坐在那里拿着不能兑现的50000美元的票据，他晚上怎么睡得着？”

基特先生看上去若有所思，“你的意思是他可能会采取暴力行动？”他唯唯诺诺地问。

“很难说，他经营着一家专属会所，还有一群喜欢他电影的人。他要考虑自己的名声问题。但是他也混黑道，而且他认识人，所以什么都可能发生——在离马蒂很远的地方。马蒂不是浴室防滑垫，没那么好欺负，谁要是踩在他头上，他会站起来收拾那些人的。”

基特先生又看了一下表，变得焦躁恼怒。他猛地把表塞回夹克，“这都是你的事，”他恶声恶气地说，“地方检察官可是我的私人朋友，如果这事你无能为力——”

“是啊，”我告诉他，“即使地方检察官和你交情好，就像你和你夹克里的手表一样，但你还不是屈身来到我们这儿。”

他戴上帽子，又戴上另一只手套，然后用手杖轻轻拍了拍他的鞋边，走到门口，打开门。

“我花钱要的是结果，”他冷冷地说，“钱很快会给你们，有时我出手还是很大方，尽管没人这样认为。我想我们意见达成一致了。”

他像是使了个眼色，又继续走了出去。门轻轻地关上，打在了闭门器的空气垫上。我看着安娜，笑了。

“怪老头，是吧？”她说，“他要是来我的鸡尾酒会该多有意思。”

我从她那掏出20美元用作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