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感觉全身又湿又冷，头疼欲裂。在我右耳的后方有一处轻微的擦伤，但并没有流血——有人拿着棍子把我敲昏了。

我直起身坐了起来，发现自己离车道有几码远，就在两棵被雾打湿了的树中间。我的鞋后跟还沾了些泥土。显然，有人把我拖离了车道，但并没有拖得很远。

我翻了翻身上的口袋，发现我的枪不见了。当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其他的东西都还在，就是我发现，这事儿可不像之前想得那么有趣了。

我在迷雾中四处打探了一下，但没发现什么东西，也没看见什么人，于是便干脆放弃了，沿着房屋没有门窗的一侧走到了一个地方。这儿看起来像是某条车道的入口，几棵棕榈树排成了一道曲线，入口的上方还有一盏旧式的弧光灯，灯光忽明忽灭，还嘶嘶作响的。刚才我就是把我的车停在了这里。那是一辆1925年产的玛蒙游览车，我一直开到了现在。我坐进车里，用一条毛巾擦了擦座椅，耐心地摆弄了一阵发动了马达，然后合上引擎的阻气门，一路开到一条空旷的大街上。街道中央是已经废弃了的电车轨道。

我从那儿出发，一直开到德卡泽恩路，也就是拉斯奥林达斯的要道。这个现在在卡纳莱斯名下的地方，是德卡泽恩在很久以前建造的，而这条干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我开了一会儿，路旁便渐渐出现了城镇，房屋，看上去颇为冷清的商店和一个装着夜铃的加油站，最后是一个依旧开着门的杂货店。

一辆花里胡哨的轿车就停在杂货店门口。我把车停在它后面，然后下了车，便看见一个没戴帽子的男人坐在柜台旁边，正跟一个穿着蓝色罩衫的店员在说话。他们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迈开步子开始朝店里走去，然后停了下来，又看了一眼那辆花里胡哨的轿车。

这是一辆别克轿车，车子的颜色在白天看起来应该就是尼罗绿的。车身上除了有两盏顶灯，还有两个鸡蛋形状的小琥珀灯，就安在前挡泥板上的镍棒上。驾驶座旁边的车窗是开着的。于是我走回自己的车子那里拿了一个手电筒，又走到别克轿车旁边，探了进去，把车主的驾照翻了过来，然后很快地打开了手电筒，又熄灭了。

驾照上登记的名字是路易斯·安·哈格。

我把手电筒扔掉，然后走进了杂货店。店里的一侧有个酒柜。穿着蓝色罩衫的那位店员卖了一品脱壶的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给我，我把它拿到柜台边，然后打开了。柜台边总共有十个座位，但我直接坐在了那个没戴帽子的男人旁边。他开始从镜子里仔细地打量起我来。

我要了一杯三分之二满的黑咖啡，然后又加了不少威士忌。我把整杯东西喝了下去，然后等了一会儿，让它暖暖我的身体。然后我仔细地瞧了瞧那个没戴帽子的男人。

他大概有28岁的样子，头发稍显稀疏，面色红润，目光相当诚恳，一双手脏兮兮的，看上去不像是在赚大钱的人。他穿着一件有金属扣的灰色马裤呢夹克，裤子和夹克看起来不怎么搭。

我压低声音，随口对他说：“外面那辆车是你的？”

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一张嘴紧紧地抿着，眼神显然无法从我在镜子里的双眼上挪开。

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是我的兄弟的。”

我说：“想喝一杯吗？你的兄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了。”

他慢慢点了点头，倒吸了一口气，然后又慢慢地伸出了手，最后终于拿到了酒瓶，往他的咖啡里掺了些酒，便把整杯东西都喝下去了。接着，我又看着他掏出了一包皱巴巴的烟，叼了一根在嘴里，然后拿着一根火柴，在指甲上划了两次，但两次都没有点燃，于是就着柜台点着了，最后底气不足却又故作镇定地猛吸了一口。

我朝他凑过去，语气沉稳地对他说：“这不必非得是什么麻烦事。”

他说：“是……你，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店员悄悄地朝我们凑了过来。我又要了一杯咖啡。他端过来之后我便一直盯着他看，直到他又走开了，背对着我们站在橱窗前面。我在咖啡里掺了些酒，然后喝了一点儿。我看着那个店员的后背，然后说道：“那辆车的主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兄弟。”

我身边的男人绷直了身体，然后面向着我。“那你觉得这辆车是我偷来的？”

“不是。”

“你觉得这辆车不是我偷来的？”

我对他说：“不。我只是想要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

“你是个侦探？”

“嗯。但这不是在彻底搜查，所以你不用担心。”

他又猛地吸了一口烟，手里拿着汤匙在已经空了的杯子里搅来搅去。

“我可能会因此丢了自己的饭碗的，”他慢吞吞地说道，“但我需要一百美元。我是个出租车司机。”

“我猜到了。”我说。

他看上去一副很吃惊的样子，转过头来盯着我。“再喝一杯，然后咱们继续，”我说，“偷车贼可不会把车停在主干道上，然后还若无其事坐在杂货店里。”

店员从橱窗那儿又走了回来，在我们旁边转来转去，手里拿着一条破布在一个咖啡壶上擦得起劲。店里突然一片沉寂。店员把抹布放下了，然后走到杂货店后头，站在隔板后面，挑衅一般地吹起口哨来。

坐在我身边的男人又倒了些威士忌，喝了下去，然后朝我会意地点点头。“听着——我载了一名乘客出来，本该继续等着他的。然后一个男的开着一辆别克轿车载着一个女的，在我旁边停了下来。那个男的出价一百美元，让我把帽子脱下来给他，然后又开着我的出租车进了城。我得在这儿转悠一个小时，然后开着他的车去唐纳大道上的卡里勇饭店。我可以在那儿取回我的出租车。然后他会把说好的一百块给我。”

“他怎么跟你说他的事儿的？”

“他说他们刚去了一个赌窟，手气还不错，捞了一笔。但他们就怕在半路上被人抢了，因为他们发现赌场里总是有人在监视着的。”

我在他那儿拿了一根烟，然后用手指捋直了。“这么说我倒没什么异议。”我说，“能看下你的牌照吗？”

他把它们递给了我。他的名字叫汤姆·斯内德，是绿顶出租车公司的一名司机。我把我的那瓶酒塞上软木塞，然后利落地塞进了侧口袋，顺手扔了个五角硬币在台面上。

店员走过来，给我换了零头。他几乎好奇得浑身发抖。

“咱们走吧，汤姆，”我在他前面说道，“我们去取回那辆出租车。依我看，你不该继续在这里等了。”

我们走了出去，然后我让他开着别克轿车在前面带路。离开了灯火阑珊的拉斯奥林达斯，我们又穿过了几座海滨小城。城里较小的房子都建在海边的沙滩上，而较大的则建在后山的山坡上。偶尔能看见一扇还亮着灯的窗户。轮胎碾过潮湿的混凝土路面，那声音听上去像是在哼着一首歌。前方别克轿车挡泥板上，小小的琥珀灯在弯曲的镍棒上窥视着我。

在西西马伦我们转到内陆，车子扑哧扑哧地穿过了运河城，然后便开上了圣安格鲁过山道。之后我们又开了几乎一个小时，才到了唐纳大街5640号，也就是卡里勇酒店。这是一幢高大而不规整的建筑，屋顶铺着石板瓦，带有一个地下车库，前院还有一口喷泉，晚上的时候亮着淡绿色的灯光。

编号469的那辆绿顶出租车就停在街对面背光的那边。我看不出来哪里有被射击过的痕迹。汤姆·斯内德在驾驶区找到了他的帽子，然后急不可耐地钻到方向盘前面。

“没我的事儿了吧，我可以走了吗？”他如释重负地尖声说道。

我跟他说我无所谓，然后把我的名片给了他。当他开到拐弯处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12分了。我坐上别克轿车，然后沿着斜坡往下开进了停车场，把车交给了一个正慢悠悠地给车子除尘的黑人小伙子，便绕了一圈走到酒店大厅。

酒店前台站着个神情严肃的年轻人，正在电话总机的灯光下读着《加州上诉判决》。他说卢现在不在房间里，打从11点他来值班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我跟他争论了几句，说时候不早了，而且我这次来有重要的事儿。最后他终于拨通了卢的房间的电话，但是没人接。

我走了出去，在我自己的车里坐了几分钟，抽了一根烟，又喝了一点儿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然后我走回酒店里面，进了一个付费电话亭，然后把门关上了。我给每日电讯报拨了电话，要求接通到本地新闻编辑部，找到了一个叫作冯·巴林的人。

我跟他说了我是谁，他听了便在电话那头冲我大喊：“你还在外边转悠呢？想必是有什么情况吧。我还以为曼尼·提纳的朋友这次肯定会把你干掉呢。”

我说：“你闭嘴，听我说。你知道一个叫作卢·哈格的人吗？他是个赌徒，一个月前他的赌场被警方搜查，封掉了。”

冯·巴林说他私下并不认识卢，但知道他是谁。

“你们那家小报社里有谁真的认识他吗？”

他想了一会儿。“这儿有个叫作杰瑞·克洛斯的家伙，”他说，“听说是个夜生活很丰富的人。你想知道些什么？”

“帮我问问，他有可能会去什么地方庆祝。”我说。然后我把事情告诉了他，但没有说得太仔细，我被人打昏以及出租车的部分都被我跳过了。“他没有回旅馆，”我最后说，“我必须得打听到他的消息。”

“好吧，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只是他的朋友——不是他们那一帮人的。”我打断他。

冯·巴林停下来，大吼着让某人去接一通电话，然后贴着话筒轻声地对我说：“快说，伙计，快说。”

“好吧。但我这是在跟你个人说话，可不是在跟你们的报纸谈什么事情。我在卡纳莱斯的赌场外头给人敲昏了，枪也弄丢了。卢和他那个女孩儿在路上把他们的车换成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就消失了。这情况我可不太喜欢。卢还不至于醉到没头没脑，兜里揣着那么多钱就敢在城里转悠。就算他敢，那女孩儿也不会让他这么干的。她这个人实在得很。”

“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冯·巴林说，“但这事儿听上去是没啥指望的了。我到时给你打电话。”

我怕他不记得我的地址，便告诉他我住在梅里特广场，然后走了出去，重新坐到车里。接着我开车回家，拿热毛巾在头上敷了15分钟，然后换上了睡衣呆坐着。我一边喝着掺了柠檬水的热威士忌，隔一阵儿就给卡里勇酒店打电话。2点半的时候，冯·巴林给我打了电话，说运气太背了，卢没有被逮捕，不在任何接收医院里，也不在杰瑞·克洛斯能够想得到的任何一家俱乐部里。

凌晨3点我给卡里勇酒店打了最后一通电话。然后我便熄灯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依旧没有任何消息。我试着想找到那个红发女孩儿。电话本上一共有28个人叫作葛兰，其中三个是女的。一个没有接电话，另外两个则更确切地跟我说她们的头发不是红色的，有一个甚至说要让我亲眼看看。

我刮完胡子洗了澡，吃过早餐之后走了三个街区，到了位于山下的秃鹰大厦。

而葛兰小姐就坐在我那间小小的会客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