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维拉·马基打来电话时，我正把脚搭在办公桌上，试穿新鞋。那时正值八月份，天气阴暗、炎热、潮湿，就算你手里拿着浴巾，脖子上的汗还是会流个不停。

“小子，最近怎么样？”“紫罗兰”像往常一样来了个开场白，“一个星期没活儿吧？阿弗南大楼有个叫霍·德华梅尔顿的家伙，是多乐美化妆品公司的区域经理，他的老婆失踪了。出于某种原因，他不想把案子交给失踪人口调查局。老板对他有些了解，你最好过去一趟。进去之前把你的鞋脱了，你那鞋未免有点儿招摇。”

维拉·马基是警察局里负责谋杀案的警察，要不是他老给我些没钱赚的活儿，我倒还能勉强维持生计。这次看起来跟以前不大一样，我把脚放回到地板上，擦了擦脖子后面的汗，准备过去一趟。

阿弗南大楼在奥利弗街，第六大道的附近。大楼前有一条黑白相间的橡胶人行道。负责开电梯的女孩们穿着灰色的丝质俄式衬衫，戴着翻边的贝雷帽，艺术家常戴这种帽子，以免头发沾上颜料。多乐美化妆品公司在七楼，这可是个不错的位置。该公司接待室的墙是玻璃质的，室内很宽敞，铺着波斯地毯，摆着鲜花，还有几尊失去光泽、样式古怪的雕像。一个穿着整洁的金发女郎坐在内嵌式接线总机旁，她的办公桌上也摆着鲜花，歪歪斜斜地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范德格拉夫小姐”。她戴着一副哈罗德·劳埃德牌的眼镜，头发梳到后面，使前额高得看起来可以在上面堆雪了。

她说，霍华德·梅尔顿先生在开会，但她会找机会把我的名片交给他，她还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没有名片，名叫约翰·达尔马斯，是韦斯特先生介绍来的。

“谁是韦斯特先生？”她冷淡地询问，“梅尔顿先生认识他吗？”

“这可不关我的事，小姐。我连梅尔顿先生都不认识，怎么知道他的朋友有谁呢。”

“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私人业务。”

“知道了。”她正在签收办公桌上的三份文件，忍着不把笔朝我扔过来。我走到一边，坐到一把铬制扶手的蓝色皮革椅上。这椅子的质感、样式和气味都让我想到了理发店里的椅子。

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青铜栏杆后的门开了。两个男人满脸笑容地从办公室里退着出来。另外一个人扶着门，附和着他俩的笑声。他们握手之后，那两个男人就走了，剩下的那个人脸上谄媚的笑容马上就消失了，看着范德格拉夫小姐，“有电话找我吗？”俨然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她手里的文件抖了一下，说：“先生，没有。这位达尔马斯先生想见您，是由韦斯特先生介绍的，办理私人业务。”

“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叫喊道，“我之前办过的保险都快支付不起了。”他冷冷地瞟了我一眼，又回到了办公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范德格拉夫小姐略带遗憾地冲我笑了笑。我点着一支烟，把交叉的双腿互换了一下位置。又过了五分钟，栏杆后面的门再次打开，他戴着帽子走了出来，冷笑了一下，说他要出去半个小时。

他走出栏杆后的大门，径直朝入口走去，猛地来了个急转身，朝我大步走来。他走到我跟前，低头看着我——他是一个高大的男人，身高得有六英尺二英寸，体形匀称。只是精心呵护的脸也没能掩盖住时间留下的痕迹，他的眼神深邃、冷峻、机警。

“是你想见我？”

我站起来，掏出皮夹子，递给他一张名片。他把名片拿到手里，盯着看了看，显现出一副沉思的神情。

“谁是韦斯特先生？”

“我可不知道。”

他冷峻地瞥了我一眼，略显兴趣。“挺会说啊，”他说，“来我办公室吧。”

当我们走过栏杆，经过接待员的时候，看到她还在签收三份文件，一副非常恼火的样子。

他的办公室是一个狭长、昏暗的房间，安静，却不凉爽。墙上挂着一张大照片，照片上的人一副坚忍的模样，看起来像是个埋头苦干的业内精英。这个高大的男人走到一张价值大约八百美元的办公桌后，靠在一张高背套垫折椅上。他递给我一个雪茄盒，用冷漠的眼神直勾勾地看我把雪茄点着。

“这件事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他说。

“嗯嗯。”

他又看了一下我的名片，把它放进一个镀金的皮夹里。“谁让你来的？”

“警察局里的一个朋友。”

“除了这些，我得再多了解一点。”

我给了他几个名字和电话号码，他伸手抓起电话，通过分机，亲自给我提到的双方打了电话。四分钟后，他挂断电话，靠回到椅子上。我们都擦了一下脖子后面的汗。

“目前看来，情况还可以，”他说，“现在你需要证明一下你的身份。”

我掏出皮夹子，给他看了一下我执照的影印件。看了之后，他一副很满意的样子。“你怎么收费？”

“每天二十五块，开销另算。”

“这也太多了，还有什么样的开销？”

“汽油，大概有一两次买通别人的钱，饭菜还有威士忌，主要是威士忌。”

“难道你不工作的时候就不吃饭了？”

“吃啊，可是没那么好。”

他狡黠地笑了，他的笑容跟眼神一样，都覆盖了一层冷漠。“我相信我们会合作愉快的。”他说。

他打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们碰了一杯。他把瓶子放在地板上，擦了一下嘴，点着一支印字的香烟，舒舒服服地吸起来。“最好每天十五美元，”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喝酒要有节制。”

“我是在跟你开玩笑，”我说，“一个开不起玩笑的人，怎么值得你信任呢？”

他再一次狡黠一笑，说：“就这么定了。不过，首先你得保证，不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跟你那些警察朋友有任何瓜葛。”

“只要你没有杀人犯罪，就不成问题。”

他笑了，说：“这倒没有，我可是个硬汉子。我需要你查出我太太的下落，查明她在哪里，在做什么，但是不能让她发现。”

“她是十一天前失踪的，也就是八月十二日，从我们小鹿湖的木屋离开的。那个小湖归我和另外两个人所有，离狮子峰有三英里远。当然，你应该知道那是哪里。”

“在圣贝纳迪诺山脉，离圣贝纳迪诺市有四十英里。”

“是的，”他把烟灰弹在桌子上，又俯下身把烟灰吹下去，“小鹿湖只有八分之三英里长，为了开发房地产，我们在那儿建了一个小水坝——可惜时机不对。那儿一共有四栋小屋，一栋是我的，有两栋属于我的朋友。他们的房子这个夏天都没人住，剩下的一栋就在湖的入口的一边。那栋木屋里住的是威廉·海恩斯跟他老婆。他是个领抚恤金的残疾退伍军人，住在那儿照看那个地方，不用交租金。我太太这个夏天一直住在小鹿湖的房子里，原本计划在十二日回来，参加周末举办的一个社交活动，可是她一直没出现。”

我点了点头。他打开抽屉上的锁，从里面拿出一个信封。从信封里掏出一张照片和一封电报，把电报从桌子上推了过来。这是从得克萨斯州的厄尔巴索传过来的，时间是八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十八分，收信人是霍华德·梅尔顿，地址是洛杉矶阿弗南大楼715号，具体内容是：去墨西哥离婚，然后和兰斯结婚。祝你好运，再见。朱莉娅。

我把黄色格子的电报放回到桌子上。“朱莉娅是我太太的名字。”梅尔顿说。

“兰斯是谁？”

“兰斯洛特·古德温，一年前他曾经是我信任的秘书，继承了一笔钱后就辞职了。很久之前我就知道，朱莉娅和他有点暧昧不清，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我不介意。”我说。

他把照片也从桌子上推了过来。这是一张纸质光亮的快照，照片上有一个苗条娇小的金发女郎和一个身材高大瘦削、皮肤黝黑、潇洒帅气的家伙。这个家伙大约35岁，真的是帅气十足。金发女子的年龄就很难确定了，18岁到40岁都有可能，她这样的女人很难看出真实年龄。她的身材凹凸有致，也懂得怎样把这种身材展现得淋漓尽致。她穿着一套足以让人浮想联翩的泳衣，那个男的穿着泳裤，他们坐在沙滩上，倚着一把条纹沙滩伞。我把快照叠在了电报的上面。

“这就是我有的物证了，”梅尔顿说，“可是，肯定还有更多证据。再来一杯？”他倒了两杯，我们都喝了。他把瓶子重新放回地板上，这时电话响了，他聊了一会儿，然后转接内部，让接线员帮他接听。

“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其他情况，”他说，“可是，上周五我在街上遇到了兰斯·古德温，他说有几个月没见过朱莉娅了。我相信他所说属实，兰斯是个不会隐瞒太多事情的家伙，他可没什么好怕的。如果真有那种事情，他会马上跟我吹嘘的。我相信，他会对这件事守口如瓶。”

“你有没有怀疑过其他人？”

“没有，就算有，我也不认识他们。我猜朱莉娅可能被捕了，关在某个地方的监狱里。或者她设法通过贿赂或者其他的方法，掩盖了自己的身份。”

“在监狱，为什么？”

他犹豫了一会儿，小声地说：“朱莉娅有盗窃癖。不是很严重，也不是经常犯，主要是喝太多酒以后，当然，也会间接性发作。她主要是在洛杉矶的大商店里行动，那里有我们的账户。她被捉过几次，都蒙混过关，最后用钱解决问题。目前没碰到我处理不了的情况，没闹出什么丑闻。但是在一个陌生的城镇……”他停顿了一下，眉头紧锁，“这事可不能让公司里的员工知道的。”

“她被录过指纹吗？”

“什么？”

“录她的手印并存档？”

“据我所知没有。”他看起来对此很担心。

“这个古德温知道她的癖好吗？”

“很难说，我希望不知道。当然，他从来没提过。”

“我要他的住址。”

“这个工作簿里有他的信息。他在切维蔡斯区有一幢房子，临近格兰岱尔市，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我觉得兰斯是个招蜂引蝶的好手。”

这看起来是个不错的案子，我没大声说出来。马上就能赚到一笔钱，改善一下生活了。“你去过小鹿湖吧，当然，是指你太太离开以后。”

他有些吃惊。“呃，没有。我不需要去那里办的事。我在体育俱乐部见到兰斯以前，还以为他和朱莉娅在同一个地方——甚至已经结婚了。墨西哥式离婚是很快的。”

“那么钱呢？她有很多钱吗？”

“我不知道。她自己有不少钱，是从她父亲那儿继承的，我估计她继承了很多。”

“我知道了。她的衣着打扮呢——你能稍微谈谈吗？”

他摇摇头。“两周以来，我都没见过她。平常她会穿颜色比较深的衣服，海恩斯没准儿能告诉你。我觉得可以让他知道这个事情，他会守口如瓶的。”梅尔顿挖苦地笑了，“她有一块很小的八角形铂金手表，那是她收到的生日礼物，里面刻着她的名字。还有一个钻石翡翠戒指和一个白金婚戒，内侧刻着：霍华德与朱莉娅·梅尔顿。1926年7月27日。”

“难道你就没有怀疑过是谋杀？”

“没有，”他高大的颧骨有些变红，“我能想到的都跟你说了。”

“如果她的确是被关在监狱，我该怎么做？只是向你汇报，然后静观其变吗？”

“当然了，如果她没入狱，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监视她，一直到我过去了。这点事儿，我还是做得到的。”

“哈哈，你真够可以的。你说她在八月十二日离开小鹿湖，但是你一直没去过那里。你是指她的确离开了——还是认为她会离开——还是根据电报日期的推测？”

“好吧，我漏掉另外一件事，她的确是在十二日离开的。她从来不在晚上开车，可是她那天下午开车下山，去了奥利匹亚旅馆，等到晚班火车时间才离开。我知道这些是因为他们在一周后给我打了电话，说她的车还在他们的车库里，问我是否取回来。我说，等有时间就过去取。”

“好吧，梅尔顿，我打算各处查寻一下，就从兰斯洛特·古德温开始吧，他可能没跟你说实话。”

他递给我一本其他城市电话簿，我查了一下，兰斯洛特·古德温住在切斯特大街3416号。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但是车里有幅地图。

我说：“我打算过去，在周围打探打探。你最好先给我点定金，一百块吧。”

“五十块就够了。”说完，他拿出镀金的皮夹子，给我两张二十块的和一张十块的，“我需要你在收据上签字——一个形式罢了。”

在他的办公桌里有一个收条簿，他写下认为必要的字据，我签了字之后，把照片和电报装进衣袋中站起来，我俩握了握手。

和他分开后，我觉得他是一个不太会在细节上犯错的人，尤其是在涉及金钱的问题上。我离开的时候，接待员恶意地看了我一眼，这让我走到电梯时还惴惴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