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斯贝恩把车停靠在内外科综合大楼的前面，抬头看着六楼一扇透出灯光的窗户。这座大楼安装了一系列的散热翼，这样一来，每个办公室都有一个外突的部分。

“天哪！”德斯贝恩大叫道，“他已经在上面了，我猜那小子根本就没睡。看到停在街道上的那辆破车就知道。”

我起身下车，看到大楼大厅入口的侧面有一个一片漆黑的杂货店。一辆长长的黑色轿车规规矩矩地沿着地上的斜线，停在了停车位，看样子，车不是在凌晨三点停过来，更像是正午就停在了这里。轿车前面车牌的一侧有医生的徽章，上面是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那有两条蛇蜿蜒缠绕的手杖。我拿着手电筒向车里照了照，看了一下持照人的名字，关掉手电筒，朝德斯贝恩走过去。

“你说对了，”我说，“你怎么知道那是他的办公室？晚上这个时间点，他会做什么？”

“准备注射器，”他说，“我早就监视过他了，所以才知道这些。”

“为什么监视他？”

他看着我，什么也没说，而是转过头，看着汽车尾部说：“伙计，最近怎么样？”

这个厚重的声音，就像是从汽车里的毯子下面发出来的。“他喜欢开车，”德斯贝恩说道，“所有这些让人头疼的家伙都喜欢开着车，四处转悠。好了，我先把车开到小路上去，等会儿我们再一起上去。”

他关了车灯，沿着大楼的拐角缓缓前行，汽车的马达声消失在昏暗的月色中。街道对面，许多桉树点缀在一组公共网球场的周围，海洋里的阵阵海藻味儿沿着林荫大道飘散过来，弥漫在空中。

德斯贝恩沿着大楼的拐角走了回来，我们往前走到锁着的大厅门前，敲了敲厚重的玻璃板。远远地看到，大个青铜邮箱后面有个敞开的电梯，里面传出了亮光。一个老人从电梯里走出来，沿着走廊来到门口，手里拿着钥匙，站在里面打量着站在外面的我们。德斯贝恩举起他的警徽，老人眯起眼看了看，打开门，让我们进来后又把门锁上，走在我们后面，没说一句话。他沿着大厅回到电梯，重新整理了一下放在板凳上的自制垫子，戴着假牙说：“你们想干什么？”

老人的脸形很长，面色憔悴，就算没说话嘴里也像是在咕哝着。他的裤脚已经磨坏了，黑色鞋子的脚后跟也坏了，其中一只还翻了皮。他穿上这件蓝色的制服外套，就像把一匹马放进了畜栏里，空荡荡的。

德斯贝恩说：“奥斯特莱恩医生在楼上，是吧？”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

“我可没想让你觉得奇怪，”德斯贝恩说，“如果是的话，我早就穿粉红色紧身裤了。”

“没错，他是在楼上。”老人很不耐烦地说。

“你最后一次见格雷布是什么时候？就是四楼那个化验员。”

“我没见过这个人。”

“你什么时候开始上班的，波普？”

“七点。”

“好吧，带我们去六楼。”

老头儿迅速关上电梯门，谨慎而缓慢地带我们上楼。到了六楼，他迅速地打开电梯门，像一尊灰暗的浮木雕像坐在那里。

德斯贝恩伸出手抢过套在老头儿脖子上的万能钥匙。

“嘿，你不能这么干！”老头儿尖叫道。

“谁说我不能？！”

老头儿被气得直摇头，什么也说不出来。

“波普，你多大年纪了？”德斯贝恩问道。

“快六十了。”

“开什么玩笑，你怎么可能才六十，起码也得七十了吧！你是怎么拿到电梯工操作证的？”

老头儿气得一言不发，假牙咬得咯咯响。“这才对嘛，”德斯贝恩说道，“至于这种老把戏还是守口如瓶吧，这样你们的秘密才能守住。乘电梯下去吧。”

我们走出电梯，电梯又静静地沿着封闭竖井下降。德斯贝恩盯着走廊，摇晃手里钥匙环上松散的万能钥匙。“听着，”他说，“他的套间在走廊尽头，包含了四个房间。其中的一间接待室，是由一个办公室一分为二改建而成，另一半属于相邻的套房。在接待室外面与大厅墙的内侧之间有一条很窄的走廊，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小房间和一间诊室，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回答道，“你打算怎么办？破门而入？”

“他老婆死后我监视过这家伙一段时间。”

“真是失策，你怎么不监视那个红头发的护士！”我说，“就是今晚被干掉的那个女人。”

他那深邃的目光慢慢移向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要是有机会，没准儿早就那么做了。”他说道。

“得了吧，你都不知道她叫什么，”我盯着他说，“之前还是我告诉你的。”

他想了想，说：“她穿白色制服跟赤身死在床上的差别太大了，很难联系在一起。”

“的确是那么回事。”我说的时候也看着他。

“好了。现在你去敲医生诊室的门，就是从走廊尽头数起的第三间。我趁他给你开门的时候，偷偷溜进接待室，听听他都说些什么。”

“听起来不错，”我说道，“但是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们沿着走廊来到诊室，诊室的门是用实木做的，做工精良，以至于屋内透不出一丝光亮。我把耳朵贴在德斯贝恩指示的门上，隐隐约约听到屋内的一些动静。我在走廊尽头向德斯贝恩点头示意，他慢慢地把万能钥匙插进门锁内。我用力地敲门，直到他从我的视线内一点点消失，溜进屋里。他身后的门立刻就关上了，我继续敲门。

门突然就开了，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离我只有一英尺远的地方，吊灯的光照在他那沙黄色的头发上。他穿着一件短袖衬衫，手里拿着一个扁平的皮革公文包。他瘦得像根电线杆，眉毛是暗褐色的，一双眼睛透露出不快。他有一双漂亮而修长的手，指尖偏宽，却不显笨拙，指甲修剪得很短，精心打磨过。

我问：“是奥斯特莱恩医生吗？”

他点点头，喉结在瘦瘦的喉咙里微微颤动。

“这个时间来拜访，真的不太合适，”我说，“可是，想找你这个大忙人实在不容易。我是来自洛杉矶的私人侦探，我的客户是哈里·马特森。”

他要么是一点儿也不震惊，要么就是习惯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感受，什么感情变化都看不出来。他的喉结又动了一下，移动了一下手里的公文包，略显困惑地盯着它，朝后退了几步。

“我现在没时间和你说话，明天再来吧。”他说。

“格雷布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说道。

听到这个，他非常震惊，虽然表现得不明显，但是我足以看得出来。“进来吧。”他低沉地说。

我进来后，他关上了门。房间里有一张貌似用黑色玻璃做的桌子，用铬管做的椅子，上边铺着粗糙的羊毛垫。隔壁房间的门半掩着，里边漆黑一片。我看到检验台上铺展着一条平平整整的床单，检验台的尾部还有脚蹬状的东西，里面没有任何动静。

黑色玻璃桌上摆着一块干净的毛巾，毛巾上有大约一打注射器，针头摆在一旁。墙上有一个插电消毒柜，柜子里肯定有更多的针头和注射器，里面正在消毒。我走上前去看。此时，这个高个子、留着细长指甲的医生绕到桌子后面，坐了下来。

“看来有不少注射的活儿啊。”我说着，从桌子旁边拉过一把椅子。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他的声音依然压得很低。

“在你老婆被谋杀的这个案子上，或许我可以帮到你。”我说。

“你可真是个好人。”他说，“你怎么帮？”

“也许我能告诉你是谁杀了她。”我说。

一丝不自然的微笑在他脸上一闪而过，露出了几颗牙齿。他耸耸肩，说话的语气就像我们在讨论天气之类的话题，平白无奇。“你可真是个好人。我认为她是自杀，验尸官和警察的想法和我的是一个样子。当然，私家侦探可能就……”

“格雷布可不这么认为，”我没有丝毫歪曲事实的想法，“一个化验员把你妻子的血样换成了一氧化物中毒的样本。”

他暗褐色的眉毛下，一双深邃而忧郁的眼睛，十分镇静地盯着我。“你根本就没见到格雷布，”他说这些的时候，内心肯定一阵窃喜，“我碰巧听说他今天中午去了东部，他父亲在俄亥俄州去世了。”他起身走到插电消毒柜旁，看了看手表，关掉消毒柜。他重新回到座位，打开一个扁平的烟盒，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把烟盒顺着桌子推过来。接过烟盒，我也抽出来一根，扫视了一头昏暗的检验室，没有再发现什么别的东西。

“这可奇怪了，”我说道，“他老婆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大下巴也不知道。今天晚上，大下巴还把格雷布的老婆绑在了床上，坐在那里等着格雷布回家，趁机把他干掉。”

奥斯特莱恩医生茫然地看着我，手在桌子上摸索着找火柴，打开侧面的一个抽屉，从里面掏出一把白色枪柄的自动小手枪，握在手里，用另一只手扔给我一盒火柴。

“用不着掏枪，”我说道，“我们就是谈笔生意，这个生意会让你受益的。”

他把叼着的烟取下来，丢在桌子上。“我是不吸烟的，”他说，“刚才那么做不过是出于礼貌。很高兴听到你说不用动枪，虽说是用不着，但我宁愿拿在手里，总比要用的时候，手头没有强。好了，现在告诉我，大下巴是谁，在我报警之前，你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

“跟你说吧，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我说道，“你老婆在万斯·康里德俱乐部大手笔玩轮盘赌，你在这里用这些小针头挣的钱差不多都被她输了，这速度不亚于你挣钱的速度。有谣传说你老婆跟万斯·康里德有暧昧的关系，可能你没在意这些。你每天晚上都得出诊，太忙了，对她来说可能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可是，你应该很在乎钱，那可是你冒险挣来的——这个稍后再说。

“你老婆被杀的当晚，她在万斯·康里德俱乐部情绪失控，你被叫了过去，在她胳膊上打了一针，让她安静下来。康里德把她送了回去，你给办公室的护士海伦·马特森，也就是马特森的前妻，打电话，让她去你家里，看看你老婆是否安好。没过多久，马特森就发现她死在车库的车下。他马上联系你，你又给警察局的警长报了案，这件事马上就被人压了下来，就像能说会道的南方参议员突然变成了聋哑人，想再要一碗粥都无法表达。马特森，第一目击者，肯定有什么把柄。他想敲诈你，没成功，可能因为你做事低调，又很有骨气，也可能你的朋友安德斯警长告诉你，他所谓的把柄不足以作为证据。所以马特森打算勒索康里德，威胁他，说如果大陪审团查清事实，就会把所有矛头指向他的赌场，他就会被迫关门，并且在背后支持他的大股东都会不满而撤资。

“康里德肯定不喜欢被马特森辖制，所以他把此事告诉了莫斯·洛伦兹，现任市长的司机，以前是他手下的一个打手，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大下巴，康里德让他来处理马特森。马森特丢了他的执照之后，逃出了海湾城。但是他也有他自己的胆量，躲在洛杉矶的一栋公寓里一个人单干。公寓经理知道他的底细——其中的原因我不知道，我相信洛杉矶的警察会查出来的——他使马特森陷入困境。也就在今晚，大下巴进城，把马特森干掉了。”

我停了下来，看了看这个高高瘦瘦的男人。他依然面不改色，只是眨了几次眼睛，翻转了一下手里的枪。他的办公室里静得出奇，我侧耳倾听隔壁房间的呼吸声，但是什么也听不到。

“马特森死了？”他慢慢地问道，“我可不希望你怀疑这事跟我有关。”他的脸上闪现一丝光亮。

“呃，我不知道啊。”我说道，“格雷布是你计划里唯一薄弱的环节，有人让他今天出城——要快——赶在马特森被杀之前，也许就是在中午。可能是有人给了他一大笔钱，因为我去他家里看过，可不像挣大钱的人住的地方。”

奥斯特莱恩医生急切地说：“康里德这个浑蛋！今天一大早给我打电话，让我打发格雷布出城。钱是我给的，但是——”他突然不说话了，懊悔地看着自己，又低头看着手里的枪。

“我相信你不知情，奥斯特莱恩医生。我真的相信你。放下枪吧，就放下一小会儿，好吗？”

“接着说，”他紧张地说，“接着往下说。”

“好，”我说，“还有很多事情啊。首先，洛杉矶警方已经发现了马特森的尸体，但是他们得明天才会去查。其一，因为太晚了；其二，他们把所有的事联系在一起时，就不想侦破此案了。康里德的俱乐部在洛杉矶市界内，并且我和你提到过的大陪审团也喜欢到那儿去玩。他们会抓捕莫斯·洛伦兹，他将避重就轻地认罪，在昆廷监狱待上几年。这种类似的事件发生以后，警察都是这么来处理的。接下来就说说我是怎么知道大下巴的所作所为吧，都是他亲口告诉我们的。我和一个朋友去找格雷布，发现格雷布太太躺在床上，被大下巴用胶带绑了起来，而大下巴就躲在那里。我们把他找了出来，带到山上，教训了一顿，他就什么都说了。这个家伙也够可怜的，制造了两起谋杀案，一点报酬也没捞到。”

“两起谋杀案？”奥斯特莱恩医生惊讶地问道。

“我一会儿再说这个，现在你想想你的处境吧，一会儿你会告诉我，是谁杀了你老婆。但有意思的是，我不一定会相信你的话。”

“老天爷！”他低语道，“老天爷！”他举起手枪指着我，我还没来得及躲开，他就又放了下去。

“我是奇迹的创造者，”我说道，“我是伟大的不计报酬的美国侦探。虽然马特森想雇我，但我从未和他交谈过。现在我就要告诉你，他手上有你什么把柄，你老婆是怎么被谋杀的以及为什么不是你干的。就像维也纳警方一样，凭借蛛丝马迹破查案件。”

他并没有被我的幽默逗乐，而是紧闭双唇，发出叹息声。一张苍老、阴郁而憔悴的脸，深深地掩藏在从干瘪的头盖骨上长出的浅沙黄色头发之下。

“马特森手上的把柄就是一只绿色的丝绒舞鞋，”我说道，“那是好莱坞的弗斯科伊尔为你老婆定做的，上边还标着她的号码。鞋子是新的，还没穿过。实际上他们给她做了两双一模一样的。马特森发现她的时候，那只鞋就穿在她的一只脚上。你知道马特森是在哪儿发现她的——在车库的地板上，从房子的侧门到那里必须穿过一段水泥路，所以她根本就没有穿着那双鞋走路，她是被别人扛过去的，因此她一定是被谋杀的。而给她穿鞋的人，拿了一只旧鞋，一只新鞋。马特森注意到了，就把那只新的偷走了。随后你让他进屋打电话报警，你本人却悄悄溜到屋里，取出另外一只穿过的舞鞋，穿在你老婆的脚上。你肯定知道是马特森拿走了那只鞋。至于你后来是否告诉别人，我就不确定了。没错吧？”

他低下了头，身体微微颤抖，但是握着骨柄自动手枪的那只手却纹丝不动。

“这就是你太太是如何被杀的。格雷布是某人的心头大患，这恰恰也证明了你太太并非死于一氧化物中毒。她被放到车下时就已经死了。她死于吗啡，当然，这是一个猜测，我承认，不过这绝对是非常合理的猜测，因为这是唯一杀害她，又能让你为凶手掩盖的做法。这对于手头上有吗啡、又有机会下手的人来说是非常简单。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你那天晚上注射过的地方，再给她注射一定致命剂量的吗啡。你回到家里，发现她已经死了。因为你知道她的死因，所以你不得不掩盖真相，你不能把真相公之于世——因为你在从事吗啡交易。”

这回他笑了，挂在嘴角的笑容就像挂在破旧天花板角落上的蜘蛛网。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笑。“你真有意思，”他说道，“我本来想杀了你，可是你的想法真有意思。”

我指了指插电消毒柜，说：“在好莱坞有好多像你一样的医生，他们给别人打针。夜里提着皮包，里面塞满灌好注射液的注射器，东奔西走。他们可以防止那些吸毒和醉酒的家伙大吵大闹——当然是短时内。一旦那些家伙对药物产生依赖，麻烦可就大了。如果对于你的那些患者，没有照顾周全，他们就会沦落到被拘捕或者送入精神患者病房的地步。毋庸置疑，有工作的都会丢了饭碗，这里不乏一些身兼要职的大人物。任何一个落魄而且愤怒的瘾君子都有可能把你告到联邦政府里去。一旦政府开始调查你的病人，迟早会找到说出真相的，这可就麻烦了。所以你必须自保。首先就是你的麻醉剂不能完全通过合法渠道获取，我猜康里德肯定帮你搞定部分货源，这也是你容忍他搞到你太太和钱财的原因。”

奥斯特莱恩医生几近礼貌地说：“你没有任何隐瞒，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隐瞒呢？这本来就是比较坦率的交谈而已，我又不能证实什么。马特森偷走的舞鞋能够很好地作为一个诱人的伎俩，却不足以成为法庭上的证据。就算是他们把格雷布逮捕回来做证，对辩护律师来说，对付他这样的家伙，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你想保住你的医疗执照，就得花上一大笔钱了。”

“所以现在我最好给你点钱，是这么个意思吧？”他平和地问道。

“不是，还是用你的钱去买份人身保险吧。我还需要说一点，坦白地讲，你是否承认谋杀了你老婆？”

“是我杀的。”他承认了，语气就像回答我他是否有烟一样轻松直接。

“我就知道你会承认，”我说道，“其实你不必这么做。杀害你老婆的当事人看不惯她以花钱如流水为乐；马特森所知道的一切她也知道；她想单独敲诈康里德。所以，昨晚她在布雷敦大街被杀害了，你再也不用包庇她了。我在她的壁炉架上看到了你的照片，上边写着‘给你我全部的爱——利兰’，我把照片藏了起来。你真的再也不用包庇她了，海伦·马特森已经死了。”

枪声响起的时候，我摇摇晃晃地从椅子里摔了出来，看来我以为他不会朝我开枪是有点自欺欺人了，我还是不相信他竟然开枪了。椅子倒了，我四肢着地，此时从隔壁放着检验台、漆黑一片的房间内传出更大的一声枪响。

德斯贝恩从门里走过来，右手拿着尚在冒烟的枪。“小子，你竟然开了一枪！”他站在那里咧嘴一笑。

我站起来看到桌子对面的奥斯特莱恩医生安然无恙地坐在那里，左手握着右手轻轻晃动着。他手里的枪不见了，我朝地板看去，发现枪掉在了桌子脚旁边。

“真是的，我就没打他，”德斯贝恩说道，“只不过是打那把枪罢了。”

“棒极了！”我说道，“如果他要打的是我的脑袋呢？”

德斯贝恩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是你招惹他那么做的，我会给你证明的，”他大声说，“可是你瞒着我关于那只绿色舞鞋的事情，是什么意思？”

“我厌倦了做你的傀儡，”我说，“我想自己拿主意。”

“你说的有多少是真的？”

“那只舞鞋在马特森手里，这里头肯定大有文章。我的猜测应该都没错。”

奥斯特莱恩医生慢慢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德斯贝恩拿手枪对着他晃了晃。这个脸庞瘦削、面色憔悴的人摇了摇头，走到墙边，倚靠在上面。

“是我把她杀了，”他有气无力地喃喃自语一般，“跟海伦无关，是我干的。报警吧！”

德斯贝恩的脸都扭曲了，他弯下腰捡起那把骨质手柄的枪，装进自己兜里，把他那把警枪放回胳膊下面。坐在桌子旁边，把电话拉到自己那里。

“看我怎么把凶杀案组的警长踢出局吧。”他慢吞吞地拉长语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