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路返回车上，右转开到海湾路，再左转上了阿尔瓦尼尔，在离家不远处找到一个车位。我推开吱嘎作响的大门，走过后院和石板地露台，打开家门，把皮包扔到厨房凳子上。

这间小屋是我88岁高龄的房东亨利·皮茨的杰作。那一年他建了一间相当宽敞的双车位车库，便把旧的单车位车库改造成出租屋。那时我正想找一处靠海边的房子，整天在那里转悠，希望能看到“出租”招牌，结果就看到他贴在附近自助洗衣店的广告。我们见面后简单聊了两句，同意以3个月作为试租期，以便双方观察。

他高大清瘦，明亮的蓝眼睛，满头银发，神采奕奕。开始我觉得他讨人喜欢，后来发觉我们俩简直是绝配，不是男女朋友那种，而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好友。我的工作要求经常外出，回家之后，我更愿意安静地待着。亨利和我一样崇尚自主。我干净整洁，喜欢独处：他干净整洁，喜欢社交。但他举止得体，进退有度，不到万不得已（这样的时候也是有的），绝不过问我的事情。他是退休的面点师，最高兴有人吃光他现烤的肉桂卷和巧克力布朗尼。很快我俩就结伴去附近的酒吧吃晚餐，一周两晚。有时他烧了炖牛肉或是一大锅蔬菜汤，也会临时发出用餐邀请。

刚搬进来的时候，我32岁，他82岁。年龄差距我认为可以忽略。朋友之间相差50年算什么？如今我已经做了他7年房客，根本无法想象搬去别的地方住。目前最出格的事情就是被一只炸弹把屋顶炸飞。在重建和整修的过程中，亨利自觉担当起总承建商的重任，别出心裁地仿造轮船内部结构，在前门上开了一扇舷窗。

傍晚温度骤降，我只想赶紧回到自己温馨的住所，那里虽小却紧凑，许多嵌入式柜子和架子将空间利用到了极致。楼下的空间不大，却承担了起居室、办公区和卫生间的职责，另有一点小空间做成迷你厨房。小小的旋转楼梯通往阁楼卧室，床上方是一扇树脂玻璃天窗。从楼上卫生间低矮的小窗望出去便是葱翠的树木。

在现代化的生活设施方面，我买了带烘干的洗衣机、微波炉以及轻便吸尘器，用于清理我几米见方的粗羊毛地毯。我很少做饭，除非热一罐西红柿汤也算下厨。像我们这样不做饭的人很少担心水槽里会堆满碗碟，因此洗碗机也省了。吃过早饭，我洗干净麦片碗、勺子、果汁杯和咖啡杯，全部放到碗碟架上沥干待用。午饭在外面吃，有时在办公室吃三明治、苹果加小甜饼。难得在家吃晚饭时，我会在餐巾纸上做一块三明治，吃完了直接扔垃圾箱。插一句，这是另一条单身的理由：随心所欲。

那天晚上亨利要担任邻居莫扎·洛温斯坦小型宴会的主厨。罗西的酒馆本周关门，因为前天罗西和威廉飞去了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帮忙照顾亨利和威廉的姐姐内尔。继春天摔伤后，她动了第二次股骨手术，刚刚完成康复治疗。罗西和威廉答应在她出院后帮忙到下周五。威廉是亨利的哥哥，比他长1岁。他俩的姐姐内尔，今年99，是皮茨家“五小孩”中的老大，中间是96岁的刘易斯和91岁的查理。

罗西打算在离城期间将房屋彻底消毒。为配合这一目标，酒馆的厨房和储藏间已经清空。亨利家里的两间客卧如今塞满了各种食材。我没有细问原因。罗西独树一帜的匈牙利菜式以动物器官为特色，切成细茸，酱汁浇头里都是黑乎乎、嚼不烂的东西。我尽量不去想老鼠、象鼻虫、鼻烟虫什么的。

我了解亨利，期间有什么好玩的事他一定会第一时间汇报，我估计这几天就能听到。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对我这种个性不讨喜的人而言，是最好的状态。我换上运动衫，做了一个豪华煎蛋三明治，再给自己倒一杯夏敦埃葡萄酒。吃过晚餐，我缩在沙发里看推理小说，直到睡意来袭。

第二天是周六，我沿着海滩寻找那几位流浪的朋友。我不是真把这当回事，我觉得法医办公室会在我之前查明这位特伦斯的身份。不过，既然昨天成功弄到了那人的名字，我有点想乘胜追击。珀尔的敌意也是一个原因。如果她了解我，哪怕只有一点点，她会明白粗鲁对我而言，不是侮辱，而是挑战。

我思前想后，要不要去买丹迪暗示的香烟，以便打开珀尔小姐的话匣子？我质疑以香烟为手段向三人索取情报的伦理基础。根据现有的科研成果，应当指出抽烟是不良习惯，我不愿意助长没有购买能力的人养成这种习惯。，不过，既然珀尔在第一次见面时如此刻薄，我又何必考虑那么多？

放弃原则之后，我又开始为牌子而焦虑。我分不清带不带过滤嘴，含不含薄荷醇，只得求助那个看上去只有14岁的超市营业员。

我说：“帮我个忙吧，最便宜的香烟是哪种？”

他转身拿起一盒卡尔顿放到我面前。

“流浪汉抽的是这种吗？”

他想也没想，伸手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包我不认识牌子的香烟。“再买两包。”我已经盘算好了，一人一包，公平合理。

他又拿了两包出来。

“多少钱？”

“1块9。”

“不贵。”我说。我不抽烟，不知道烟应该多贵。

“一包。”

“一包？你开玩笑吧？”

他没开玩笑。我付了三包的钱，把烟扔进了皮包。五块多买几包烟可太贵了，等纳税单寄来之后，我得在减税程序A单上加一条。

我沿着卡巴拉大街一路开回家，没有看到那三个人。

星期天，我又去了一次海滩，野马蓝色强夺者依旧招来惊艳的目光。如果那三位朋友有心躲着我，很容易办到。我开得很慢，惹得后面的司机频频鸣笛催促。我经过游乐中心，开上绕着环礁湖而建的宽阔弯道。环礁湖是鸟类保护区。我想起皮特·沃林斯凯就是在这附近遇害的，但是去搜查现场似乎对死者不敬。

我穿过湖边的小停车场，掉头开回家，一边观察着两侧道路。依然没有收获。我决定执行B计划，在米拉格鲁右转，开到流浪者收容所。收容所在街区的中央，门脸很窄，主楼缩在街道里面。前面有八个车位，全满了。上了挂锁的金属拉门遮住了大门，旁边的窗户上贴着一张手写告示：匿名戒毒互助小组见面时间每周-2:00。

虽然互助小组周末不见面，但收容所肯定是开门的。我退后几步，向两边张望。楼右边被一道严密的栅栏挡住了入口，左边是一条双车道的马路，隔开了收容所和旁边的加油站。我顺着柏油马路，走在楼与车道之间，过了一道石灰拱门，来到了一处院子，一群男男女女聚在一起抽烟。后来我回想起这里的景色：两棵棕榈树，几丛灌木，零散的草皮。装满沙子的咖啡罐肩负起两项职责，烟灰缸和痰盂。尽管我感觉自己来错了地方，但我这身高领衫、牛仔裤、破靴子的打扮，和这里的人没什么两样。

拱门处有一把金属折叠椅，但没人看守，也没人注意到我穿过露台来到了门口。我进了门，想着会不会有人盘问我。在清规戒律中长大的我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种种假想的限制中。我最欣慰的是看到各种标语：禁止吐痰。禁止随地小便。禁止践踏草坪。尽管我未必遵守，至少我有明确的立场。

我郑重声明：我没有美化或无端怜悯流浪者的处境。我认为贫困的原因很多，有人因为暂时受挫，有人因为负债累累，有人因为走投无路。有人好吃懒做，有人身患恶疾，有人自暴自弃，有人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许多人出于生活所迫，而不是自主的选择。酗酒，吸毒，不务正业，文盲，没有一技之长，没有人生目标，各种原因导致他们无力赚钱，只能沉沦到社会的最底层。时间一长，便永远失去了重新站立的能力。这样的人生能被改变吗？我不知道。据我所知，多数救助方式只是维持现状。

房间很大，不断有人走进走出，各式沙发和椅子上都坐着人。右边是服务台，一位65岁左右的英俊男士坐在柜台后的转椅上。我前面排着一位女士。她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一张压膜卡。我微微偏过头，看到上面有她的名字、身份证号和照片。

她把卡片推进柜台里。“你好，肯，帮我看看有没有信好吗？”

她靠在柜台上，斜眼向里瞟。下面的桌面上有一只装满牙刷的瓷杯，牙刷上的玻璃包装纸还没拆掉。“能给我一个吗？”

绅士没有答话，拿起瓷杯，看着她挑走一支红色牙刷装进腰包。他说：“听说你生病了，好点了吗？”

她苦笑。“住了两天医院。排出一块肾结石，只有沙粒大，却吐得我昏天黑地，疼得死去活来。急诊医生觉得我是装的，目的是要几支维柯丁。我气死了，大闹一场。后来别的医生签了单子让我住院。最后我还是打了一针杜冷丁，可不是拒绝我的浑蛋医生开的。”

“现在好了？”

“要是支票来了就更好了，我只有两块钱了。”

绅士拿起她的身份证，用脚推动转椅溜到柜台后面的金属文件柜前，把身份证放在柜子顶上，开始翻查文件。过了一会，他说：“没有，今天没有。”

“能看看箱子里吗？可能是牛皮纸的大信封，还有别的文件。他们说周二寄出的，应该到了。”

他弯腰查看一只白色的美国邮政纸箱，里面按顺序摆放着大件包裹。他一件一件认真地核对名字。

“对不起。”他滑回到柜台前，把身份证还给她。“你见过露西了吗？她找你。”

“只有星期四看到过她。她找我干啥？”

“不知道。你去公告栏看看，或许有她的留言。”

她离开柜台，消失在房间另一头的转角处，公告栏应该就在那里的墙上。

肯开始接待我。“需要帮忙吗？”

我想编个理由，又觉得没有意义。“我想打听一个叫特伦斯的人。我不知道他姓什么，想问问您是否知道？他在两天前死了。”

“我们不能透露人员信息。你可以问问社工，不过今天她不在。”

“丹迪和珀尔你认识吗？”

他仍然不动声色，似乎确认某个人的存在也算打破规矩。“不认识。你可以自己进去看看。”

我吃了一惊，“真的吗？我可以到处看看？”

“这里又不是私人俱乐部，谁都可以来。”他说。

“谢谢。”

我在公共休息室转了一圈。这里很宽敞，足够容纳现有的25人。房间一角有一台大电视机，但屏幕是黑的。唯一的书架上摆着一整套古旧的百科全书。一个家伙占了一张沙发，盖着外套，蜷在上面睡觉。有几个人在说话，大多数人无所事事。唯一例外的是坐在瑙加海德人造革沙发上的两个女人。她们分坐沙发两端，一个在不停地拆一件粉色毛衣，毛衣越拆越小，最后变成她膝上的一团粉色毛线。另一个在用19号毛线针织一团深绿色的羊毛线，织的什么看不出来，有突起，有不规则的边，还有因为掉针形成的洞洞。最近我不怎么织毛衣了，可我深知其中的痛苦。那个强迫我按长度背诵全世界河流的姨妈（尼罗河，亚马逊河，长江，密西西比一密苏里河，叶尼塞河，黄河……）还教会我针织与钩织（不是出于喜爱，而是为了培养耐心）。6岁的孩子没人能坐超过一分钟的，我却要学习这些。

目前的情况是：找不到珀尔，找不到丹迪，找不到费利克斯。我已经尽了力，人都死了，就算他需要帮忙，现在提供服务为时已晚。明天一早我就打电话向阿伦·布卢姆伯格汇报情况。有名字，有体貌特征，他应该可以找到治疗过此人的医生。

“名叫特伦斯的流浪者，一腿严重跛足”，尽管不够全面，仍是正确的一步嘛。好了，我的调查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