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回去的路上停下来洗车。这些年我的车一直是大众甲壳虫，既省油又拉风。一箱油足够跑到全州任何地方。出了小事故，很便宜就能换上新保险杠。这些足以让我傲视那些大排量汽车及车主。我本来就是随意的人，没有外表的光环正合我意。

我的第一辆大众车是1968年款米黄色四门轿车，被一个开卡车的家伙撞到沟里毁了。当时我在加州东南部索尔顿湖寻找失踪人口。那家伙本想撞死我，可惜我只受了轻伤，车却毁了。第二辆大众车是1974年款四门轿车，淡蓝色，只在左后挡泥板上有一处小凹坑。那车没开多久，就在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县追人的时候钻进了洞里，英年早逝了。有理论说大多数车祸发生在距家3公里半径的范围内，这和我的经验不符。我不是暗示私人侦探的生活有多危险，其实最大的危险是我在县法庭做标题检索无聊到要死。

我现在的车是1970年款的福特野马，双门轿跑，手动变速箱，前扰流器，宽距轮胎。车开起来相当顺手，就是蓝色强夺者的颜色太招摇，特别不适合我的工作性质。有时我得去监视一位毫不知情的丈夫或妻子，这么一辆伯斯429总在身边出现，不暴露是不可能的。这辆车我开了一年，已经过了痴迷的阶段，并且接受了野马车主这样的事实，只等着哪个不要命的歹徒再来追我。我觉得差不多是时候了。

与此同时，我尽量记住保养的时间，经常开去镇上的修理店检修，每周洗车一次。洗车店9.99美元的“豪华套餐”含内部吸尘、泡沫清洗、上热蜡以及风扇吹干。我拿着票，看着服务人员把野马车开去和其他车一起排队上传送带，然后消失不见了。我走进店内付钱，拒绝了香草味后视镜小挂件的推销，来到等候区，透过长长的观察窗往右看。服务员把野马车开到扁平的机械轨道上，后面紧跟着一辆不知名的白色掀背车。

四大块布将肥皂和水来来回回地抹在车顶上，侧面有密集的布条不断地扫动车身，前面一把圆筒状的软刷欢快地擦洗车前脸。汽车被肥皂、清水、热蜡团团围住，机械的擦拭和清洗动作令人昏昏欲睡。我觉得洗车有趣足以证明我当时的生活多么无趣。

我看得入神，完全没注意有人站到了我的身边，直到他开口说话。

“你的野马车？”

“是啊。”我看了他一眼。40出头，黑发，下巴好看，体型苗条，长相还没有帅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他穿着皮靴和泛白的牛仔裤，卷起蓝色粗布衬衫的袖子，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还有一颗虎牙。

“你是野马车迷？”我问。

“当然啦。我哥哥上高中时有过一辆429。老天，开那车上路简直要飞起来了。那是1969年的吗？”

“差不多，1970年的。进气管和下水道一样粗。”

“那必须的。气流速率多少？”

“80，”我说得好像自己真懂似的。车子往前开，我也沿着玻璃窗往前走。“那是你的掀背车？”

“是的哦，”他说。“买的时候很喜欢，可惜问题不断，我找过经销商三次，他们总说无能为力。”

两辆车都看不见了，我们一起往出口走。他赶到我前面拉开玻璃门，请我先走。现在我看清楚了，他的车是尼桑。两辆车都由一名机师开到柏油路上，再由两组工人用毛巾擦干水迹，在轮胎侧面上油。很快，一名工人举起毛巾向我们示意。

我走过去时，尼桑车主对我说：“你要是打算卖车，在那儿的黑板上贴个条子就行。”

我转身退后几步。“我确实打算换车。”

他哈哈大笑。这时另一名工人示意他的车好了。

我说：“我认真的，这车不适合我。”

“为什么？”

“买的时候太冲动，一直后悔到现在。所有的维修记录都在，轮胎是全新的。而且，绝对不是偷来的，完全归我所有。”

“多少钱？”

“买的时候5万，当然最好还是卖这个价钱。”

这时他己走过来和我站一起了，“确定要卖吗？”

“这么说吧，我有很大的意愿。”我伸手从皮包侧袋里拿出一张名片，把家庭电话写在背面，递给他。

他扫了一眼名片。“好的，价钱不错，可是我没有现钱，也许很快能凑齐。”

“我得先考虑换什么车。车是必需的，否则我就失业了。”

“咱们都再考虑考虑吧。有个朋友欠我一笔钱，他答应会还。”

“你有名字吗？”

“德鲁·昂斯尔，本名安德鲁，不过德鲁更好念。”

“我叫金西。”

“我知道。”他举起名片。“这儿写着呢。”

“祝你愉快。”我继续往前走，上车前向他挥手再见。我们两人一个向左，一个向右，离开了洗车店。

我回到办公室，安心地坐在史密斯一科罗纳打字机前打了半小时报告。刚刚结束的工作是由加利福尼亚州职工忠诚保险提出的工伤索赔。我在忠诚保险工作多年，后来闹到不欢而散，从此我决定自立门户，这事在解雇我的经理自己也被解雇之后才得以成功。人生真是瞬息万变，为此我还幸灾乐祸了好几天。最近这项任务我很满意，不仅因为报酬丰厚。州法律规定雇主有义务保证雇员的健康与安全，工伤事故实际交由保险公司处理。由于需要财产保险许可，并非所有的私营保险公司都设有雇员补偿政策。此案中的伤者是忠诚保险某位经理的丈夫，所以才交给我处理。基于怀疑的天性，我猜这人一定是装病。他妻子熟知工伤索赔这一套，于是教唆他从中渔利。现实情况是，我把此人的受伤情况写进报告，由他的雇主决定给予何种赔偿。且不管这些，看到敌对的双方能够解决争议并达成一致，令我心情愉快。

打完报告，我用新买的二手复印机复印了两份，一份复印件自己留底，一份原件加一份复印件装进写有忠诚保险地址的信封，等回家时投进最近的邮筒。工作做完了，最近也没有要求急迫的新客户，我打算奖励自己，放放假。出门旅游不在我的考虑范围。手头太紧，没闲钱去玩，而且我从来也没有非常想去某个地方。通常来说，不工作就没饭吃，不过我账户里有钱，足够支撑三个月的生活，所以我期待过一段逍遥的日子。

到了卡巴拉大街，我开上了这条与太平洋平行的林荫大道。昨天有雾，下了小雨，天空阴沉，视野不清楚。实际上，整个月的雨量大概只比0.00毫米多一点。但是我知道，濛濛细雨是热带风暴的前奏，长久的潮湿天气预示着季节的转变，圣特雷莎的夏季即将让位给秋季。

再向前1600米，到了米拉格鲁和卡巴拉交界的十字路口，我开进一处公共停车场，停在面对圣特雷莎酒店的车位里。下车之后，我边走边思考，我必须找到认识死者的人。这地方我很熟悉，正是我清晨5公里慢跑的中点。现在是傍晚时分，海滩小径上行人和骑行者熙来攘往，观光客骑着脚踏游览车，孩子们踏着滑板飞速掠过。

早晨我看到的流浪者通常都蜷缩在厚重的毯子下，个人物品高高地堆在购物车里。就算是流浪者，也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无论贫穷富有，我们都需要从“物质”中获得慰藉。枕头、被子、容身之处。流浪者并不是不想拥有更多，他们的家当必须体积小，易于搬运。

日头缓缓下沉，气温也降了下来。我的目光锁定在一丛棕榈树下的三个人身上。他们懒洋洋地躺在睡袋上，轮流抽一根烟、喝一罐汽水。那罐子很可能早就空了，换上了高浓度的液体。市政条例除了禁止在公共场所睡觉之外，还禁止饮酒。显然，流浪者的行为鲜有合法的。

我没费什么工夫就找到无名尸体的发现处。就在一丛冰雪花后面，有人用砖头精心搭了一座高塔。我数了数，有六层，上层的砖头以极度精妙的方式搭在下层砖头之上，看上去摇摇欲坠，实际却十分稳固。这建筑昨天之前肯定没有，不然我一定会看到的。最下面一层堆着不少五颜六色的玻璃罐，每只罐子里都有一捧野花或是从附近谁家院子里摘来的鲜花。不断地观察分析外界事物是晨跑时唯一保持注意力集中的方式。

我盯着三个流浪者看，其中两个无所谓地望着我，看上去没有明显的敌意。不过我本来也不算高，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我一直牢记要与任何流浪团伙保持距离。这些没有人生目标的流浪者极易被激怒，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尤其在酒精的作用下。我是遵纪守法的人，法律与秩序赋予我安全感。无视法纪的乌合之众只会惹麻烦。如今为了开展调查，我暂时放弃了自己的谨慎。

我向那三人走去，逐个观察每一个人。一个20出头的白人男孩背靠着棕榈树坐着。雷鬼头很惹眼，脸上的胡茬说明至少两周没刮胡子了，从短袖衬衣的V领里露出胸部皮肤，光着的胳膊让我看着都冷，这个时节穿短裤似乎少了点，唯一合适的大概是他脚上的厚羊毛袜和登山靴。腿长得挺好看，就这样。

第二个是非裔美国人，满头半白的灰色卷发，胡须精心修理过，戴着金属框眼镜。大约70多岁，浅蓝色正装衬衫外面是人字纹运动外套，袖口已经磨损。第三个人背对着我盘腿坐在草丛里，浑圆的肩背看上去极像一尊菩萨。他穿一件人造革夹克，胳膊下有一道裂口，戴一顶黑色编织帽，帽檐一直拉到眉毛上。

我说：“你们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你们认识今天早上在睡袋里死掉的人吗？”

我指了指海滩那边，忽然发觉提到睡袋真是多余。过去24小时难道还有别人死在海滩上吗？

背对着我的人转过身来认真地看着我，我这才发现自己犯了错误。那是个女人。她说：“和你有什么关系？”

“不好意思。我应该先自我介绍，金西·米尔霍恩。你叫什么？”

她别过脸，嘟囔了一句。根据我对不礼貌言语的敏锐感知，那是一句国骂。时常有人批评我牙尖嘴利，管他呢。

白人男孩开了口，努力表现得友好，但避开了我的眼光，“她叫珀尔，那是丹迪，我叫费利克斯。”

“很高兴认识你。”我伸出手，希望这手势能够表达我的好意与信任。气氛有点尴尬，最终费利克斯还是明白了我的意图。他同我握了手，带着谦卑的微笑，眼睛一直盯着草地。我看到他嘴里戴着脏兮兮的金属牙套。现在的医保系统还管牙齿矫正吗？不太可能。也许他十几岁时戴了牙套，没等矫形完成就离家出走了。他的牙看上去挺齐整，我怀疑戴一辈子牙套是否明智。

老绅士丹迪开了口，声音不温不火。“别在意珀尔，该吃晚饭了，她大概是低血糖，所以如此表现。你为什么打听我们的朋友？”

“他口袋里有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法医办公室请我去指认身份，可我从没见过他。你们知道他去世了吗？”

珀尔哼了一声。“当我们是傻子吗？他肯定死了，不然干吗派法医车过来？天亮之后，他直挺挺地在那儿躺了一个半小时。在那下面，天亮再来，现在赶紧走吧，这里不许游荡，不然警察来抓你了。”她的下排牙齿黑乎乎的，排列稀疏，好像每隔一颗牙就被拔掉了一颗。

“能告诉我他的名字吗？”

她打量着我，估摸着我愿意付多少钱。“他的名字值多少钱？”

丹迪说：“可以了，珀尔。为什么不回答这位女士呢？她多么有礼，再看看你的样子。”

“你别管行吗？跟你没关系，我自己会处理。”

“有人去世了，她想知道名字，用不着这么凶。”

“我问她这事和她有什么关系？她没有回答我，我干吗要回答她？”

我说：“没什么复杂的。法医办公室希望联系他的直系亲属，由他们决定如何处理遗体。我不想看到他被葬在贫民墓地里。”

“又不花我们半毛钱，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她的敌意让我恼火，不过还没必要动用“敏感度训练”的技巧，因为她已经在“表达”情绪。她继续说：“和你有关系吗？你是社工？你在圣特雷莎医院工作，还是在大学医院？”

我无比钦佩自己克制脾气的功力。“我是私人调查员。你的朋友应该是从黄页上查到了我的电话。我猜测他当时遇到了麻烦，需要帮助。”

“我们都需要帮助，”珀尔说。她向丹迪伸出手。“拉我一下。”

丹迪站起来，再把她拉起来。我看着她装模作样地掸掸裤子，其实上面没什么草屑。

“很高兴认识你。”丹迪说。

白人男孩看到同伴们的行动，踩熄了最后一厘米香烟，站起来，喝了一口罐子里的液体，把罐子踩扁了。他大概想把罐子丢在草丛里，因为我在一旁看着，便捡起来放进背包，像个训练有素的童子军。他胡乱收起睡袋，随便用绳子绑在背包上。

好吧，亲切友好的会谈到此结束。我说：“你们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吗？”

没人回答。

“给一点点提示可以吗？”

男孩开了口，“特伦斯。”

珀尔嘘了一声，让他闭嘴。

我却一脸茫然。“是什么地方？”

费利克斯将眼光转向一旁。“你问他名字。”

“明白了，特伦斯。非常感谢。他姓什么呢？”

“喂！够了，我们什么都不告诉你。”珀尔说。

我真想亲自动手掐死这女人，这时丹迪说话了。

“你有名片吗？我们不一定会去找你，以防万一。”

“当然有。”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他。“周一到周五我都会晨跑，在自行车道上就能看到我，通常6点15分跑过这里。”

他仔细看着名片。“金西这名字很少见啊？”

“是我母亲的姓。”

他抬起头。“你身上有烟吗？”

“没有。”我拍拍夹克以示证明。我还想补充一句，我身上也没有零钱，不过这么说有点伤自尊，他并没有询问我的经济状况。珀尔不耐烦了，推起购物车，车轮碾过柔软的草地，往自行车道去了。

另外两人也跟着走了，我说：“谢谢你们。如果想起什么，请一定告诉我。”

丹迪停下脚步。“你知道前面街区的小超市吗？”

“知道。”

“买两包烟，珀尔小姐兴许就有情绪聊天了。”

“聊你的头。”珀尔说。

“太谢谢了，真有意思。”望着他们缓步离去，我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