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之中，德·德勒—苏比兹伯爵夫人只有两三回出席盛大的活动，只有在如同奥地利大使馆举办的舞会，或比兰格斯托纳贵妇举行的晚会上，她才将王后项链挂在自己雪白的颈项上。这是一串闻名遐迩，并富有传奇色彩的项链，是制作王冠的珠宝商博梅和巴尚热为杜巴里夫人制作的。红衣主教罗昂—苏比兹认为它其实是献给了法国王后玛丽—昂图瓦纳特；后来女冒险家拉莫特伯爵夫人雅纳·德·瓦卢尔，在丈夫及同谋莱托·德·维耶特帮助下，于一七八五年二月的一个晚上将它偷出瓜分了。说真的，这串项链只有宝石托座是真品。因为拉莫特夫妇已将博梅精心挑选的宝石粗暴地抠下，致使它们流散到各地，只有托座由莱托·德·维耶特保存。后来，莱托·德·维耶特在意大利把它卖给红衣主教的侄子和继承人加斯通·德·德勒—苏比兹。

轰动一时的罗昂—盖梅内破产案发生时，红衣主教曾使侄儿免于倾家荡产。

侄子为了纪念叔叔，从英国珠宝商杰弗里斯手里赎回了一些钻石，又补上一些大小相同但价值小得多的钻石，恢复了这串绝妙项链的原貌，就像博梅和巴尚热亲手制作出来时一样。

近一个世纪以来，德勒—苏比兹家族都为这串传世之宝而自豪。世事沧桑，兴衰交替，他们的家境已大不如前。尽管如此，他们宁肯节衣缩食，也不愿出卖这件珍贵的王家宝物。尤其到了当代这位伯爵手里，伯爵把它当作祖宅一般珍惜。出于谨慎，他在里昂信贷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将它存放在内。妻子需要打扮之日，便在当天下午亲自去取出，并于次日亲自送回原处。

故事回溯到本世纪初。那天晚上，在卡斯蒂利亚宫举行的招待会上，伯爵夫人大出风头。在这场欢迎克里斯蒂安国王的晚会上，国王注意到了她那不同凡响的美貌。那一颗颗宝石在她优美的颈项上流光溢彩，那成千个刻面在灯光下闪射生辉，就像几千颗火星在迸溅。他觉得，任何一个女人佩这样一串贵重的项链都戴不出她这么高贵，这么自然的韵味。

当德·德勒伯爵夫妇回到圣—日耳曼郊区古老府邸的卧室时，伯爵深深地尝到这双重胜利的滋味，十分高兴。他为妻子感到骄傲，也许还为这串历经四代、光耀门楣的项链而感到自豪。他妻子觉得他的喜悦中有几分孩子气的虚荣，但这也是他高傲性格的表现。

她不无遗憾地卸下项链，递给丈夫。丈夫惊奇地欣赏一番，好像没见过这串项链似的。接着，他将项链放入印有红衣主教纹章的红皮珠宝盒里，走进隔壁一个小房间。确切地说这是一间凹室，与卧室完全隔离，唯一的入口就在他们床脚边上。像以往那样，伯爵将珠宝盒搁到一块很高的木板上，放在帽盒和布品堆里。然后，他关上门，脱衣睡觉。

次日早上，他将近九点起床，打算在午饭前去里昂信贷银行。他穿上衣服，喝了一杯咖啡，下楼到了马厩。在那里，他作了一些吩咐。有一匹马使他感到不安。他叫人牵着马在院子里遛一遛给他看。随后，他便回到妻子身边。

妻子没有离开过卧室，正在女佣的帮助下梳头。她对丈夫说：“您要出去？”

“是的……把它存回去……”

“啊！的确……这样更谨慎……”

他走进小房间。但很快出来了。不过尚不惊慌地问道：“您拿走啦，亲爱的朋友？”

她答道：“怎么？没有呀，我什么也没有拿。”

“您一定翻乱了。”

“没有啊……我甚至没有开过这扇门。”

他顿时慌了，几乎听不清地结巴着说：“您没有？……不是您？……那么……”

她跑了过去。他们焦急地找了起来，把帽盒扔到地上，把衣服一件件翻出来。伯爵连声说：“没用……我们再怎么找也是白费力气……我就把它放在这里，这块板上。”

“您可能记错了。”

“是放在这里，这块板上。没有放在别处。”

因为房间里相当黑，他们点上一支蜡烛，搬出房里堆放的所有衣物。等东西全搬出来以后，他们只得沮丧地承认，这串著名的“王后项链”确实不见了。

伯爵夫人性格果断，不想作无用的抱怨去浪费时间，立即报告了警察分局长瓦洛尔布先生。伯爵夫妇久闻这位分局长头脑聪明，目光敏锐。他们详细地介绍了事情的经过，分局长立即问道：“伯爵先生，您确信夜间没有人穿过你们的卧室？”

“绝对肯定。我睡觉很警醒。而且，卧室门是上了插销的，今早我妻子叫女佣时，我才打开。”

“还有别的通道可以进凹室吗？”

“没有。”

“没有窗户？”

“有的，但封死了。”

“我想看一下……”

他们点上蜡烛，瓦洛尔布先生立即指出，窗户其实只是用一个衣柜堵住了下面一半，而且那柜子还没有完全靠紧窗子。“靠这样近也够了。”伯爵回答道，“要是有人移动它，就不可能不弄出响声。”

“窗子开向哪里？”

“天井。”

“上面是否还有一层楼？”

“有两层。但仆人那一层用格栅拦着，网眼很小。从那里下不到天井。因此，我们这里光线很暗。”

此外，当他们移动衣柜时，发现窗是关着的。要是有人从外面钻进，不可能会是这样。

“除非窃贼是从我们卧室出去的。”伯爵说。

“如果是这样，您早上就会发现插销扯开了。”

分局长思索片刻，转问伯爵夫人说：“夫人，在您周围，有没有人知道，您昨晚要戴这串项链？”

“当然知道，我又不瞒他们。但是谁也不知道我们把它藏在这个小房子里。”

“谁也不知道？”

“谁也……除非……”

“夫人，请您说明白一些。这点至关紧要。”

她对丈夫说：“我想到的是昂里埃特。”

“昂里埃特？她也同其他人一样，并不知道这个细节呀。”

“您能肯定吗？”

“这位女士是什么人？”瓦洛尔布先生问道。

“我在修道院时的朋友，因为嫁给一个工人，同家里闹翻了。她丈夫去世后，我将他们母子接来，安排了一套房间给他们住。”她又为难地补充说：“她也给我们干点活。她手很巧。”

“她住在几楼？”

“就在我们这一层，不远……走廊当头……我甚至想到……她厨房的窗子……”

“开向天井，是吗？”

“是的，正好对着我们的窗子。”

这句话以后，出现了短暂的静默。

接着，瓦洛尔布先生要求领他到昂里埃特那里看看。他们发现她正在做缝纫活。她的儿子拉乌尔，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在她身边看书。这套房子十分简陋，只是一间没有壁炉的房间和一个作厨房的小室。警察分局长见此情景，有些惊讶，问了她一些问题。她得知失窃的事情以后，大惊失色。昨晚是她亲手侍候伯爵夫人穿的衣服，并把项链佩带到夫人的脖颈上的。“上帝啊！”

她叫道，“我怎么没有听人说起呢？”

“您没有什么想法？一点怀疑也没有？罪犯可能是经过您的房间动手的。”

她大笑起来，甚至没有想象别人可能在怀疑她。“可我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房间呀！我从不出门，再说，您没有看到吗？”她打开了小室窗户。

“瞧，到对面窗台有三米远。”

“谁告诉您我们假设是从这里进去偷的？”

“可是……项链不是放在那间小房子里吗？”

“您怎么知道的呢？”

“嗨！我从来就知道那东西夜里就放在那里……他们当我面谈过……”

她的脸看上去还年轻，不过因为愁苦，已经变得憔悴了。但表情温柔驯服。然而在沉默之中，她突然变得不安，好像面临什么危险。她拖过儿子搂在怀里。孩子抓住她的手，温柔地吻着。“我想，”当德·德勒先生和警察分局长两人独处之时，伯爵对分局长说，“我想您不会怀疑她吧？我可以为她担保。这是个诚实女人。”

“噢！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瓦洛尔布先生肯定道，“我最多认为她无意之中作了人家的同谋。但是，我承认，这种想法应该放弃，尤其是因为它无法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警察分局长在这次调查中没有取得什么进展。预审法官把此案接了过去，以后的日子由他来进一步调查。他盘问佣人，检查插销，对凹室的窗户作了开关试验，察看了天井的上上下下……全是白费气力。插销完好无损。窗户无法从外面开关。人们又针对昂里埃特专门展开调查，因为不管怎么查，总是又怀疑到她身上。人们仔细考察了她的生活，发现三年来，她只出过四次门，都是去采购物品。实际上，她是给德·德勒夫人当贴身女仆和缝纫女工。伯爵夫人待她很严厉，所有佣人私下都为此作证。

“此外，”预审法官作了一星期调查认证后，得出了与警察分局长同样的结论，说，“就算我们知道罪犯，我们也无法抓他，因为不知道他是怎样作的案。我们在左右两边遇到两个障碍：关得紧紧的门和窗户。这是双重秘密！此人是怎么进去的呢？远为困难的是，又是如何逃跑的呢？因为门窗都是关得好好的。”经过四个月的侦察，预审法官私下得出这样一个看法：德·德勒夫妇急需钱用，变卖了王后项链。于是他把此案归档了事。这件珍贵首饰被盗给德勒—苏比兹一家人一个沉重的打击，以后很久，他们都留着被打击的后遗症。家里有这样一件宝物，本身就是一种保证，现在，他们的信用得不到宝物的支持，那些债主便比以前更加逼人，那些借给他们钱的人的条件也比以前更加苛刻。他们不得不忍痛割肉，能变卖的变卖，能抵押的抵押。

总之，要不是得到远亲遗赠的两大笔遗产，恐怕早就破产了。他们的自尊心也大受挫折，好像他们失去了四分之一的贵族血统。而奇怪的是，伯爵夫人竟把矛头对准她那个当修道院寄宿生时的女友，把怨恨都发泄在她身上，公开指控她偷了项链，先是将她贬入佣人之列，不久又把她赶出家门。

生活一天天流逝，再没有发生特别引人注目的事。伯爵夫妇到处旅游。

这段时间里，只有一件事应该提出来。昂里埃特走后数月，伯爵夫人收到她寄来的一封信，大为惊讶。信文如下：

太太：

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您。因为这笔钱肯定是您寄给我的，不是吗？只可能是您。除了您，谁也不知道我住在这个偏僻小村子里。如果我说错了，请您原谅。至少您应该接受我对您从前的好意的感谢……

她写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无论现在还是从前，伯爵夫人对她都很不厚道。那么这种感谢又是什么意思呢？

昂里埃特被要求作出解释。她回答说：她从邮局收到一封没有挂号、也没有保价的信，里面装有两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她把那信封拿出来看，信封上盖的是巴黎邮戳，只写有她的地址。显然，字迹是伪造的。

这两千法郎究竟来自何处？又是谁寄的呢？司法当局作了调查，但茫茫人海，从哪里找得到线索呢？

一年以后，第二次寄来了两千法郎。接着是第三次，第四次。六年中，年年如此，所不同的只是第五年和第六年，寄的款额多了一倍，使突然患病的昂里埃特能作适当的治疗。另外还有一点不同；邮局截住了其中一封信，藉口没有保价不予投寄，所以后两封信是按规定寄出的。第一封发自圣日耳曼区，用的是昂凯蒂的名义；第二封发自絮雷斯纳，签的是佩夏尔这个名字。

地址仍是假的。

六年以后，昂里埃特去世了。谜仍然没有解开。这些事件公众都知道。

案子引起了舆论极大的关注。这串项链的命运是这样奇特。在十八世纪末，它曾使全法兰西震惊；一百二十年以后，它又一次激起公众关心。但是，我要叙述的事却是人所未知的，只有几个有关的人和伯爵要求绝对保密的人除外。由于有朝一日，这些人士很可能守不住诺言，所以，我也毫不犹豫地揭开罩布，让公众知道谜底，同时也知道前天上午报上刊登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那封不平常的信给这扑朔迷离的悲剧增加了几分阴影和神秘的色彩。

那封信刊发之前五天，德·德勒—苏比兹先生在自家府上举行午宴，宾客中有他两个侄女和一个表妹。男宾有议长埃萨维尔；议员博夏，伯爵在西西里岛认识的骑士弗洛里亚尼和圈子里的一位老伙伴——将军德·鲁齐埃尔侯爵。饭后，女士们喝咖啡，先生们被允许吸支烟，但不准离开客厅。大家在一起闲聊。有位姑娘好玩，拿起纸牌算命。然后大家谈起了一些大案。德·鲁齐埃尔先生从来不放过逗弄伯爵的机会，于是回忆起那串项链的奇案。而这正是德·德勒先生害怕提及的话题。

人人立即各抒己见，按自己的方式重新作一番预审。当然，各种假设互相矛盾，都说不通。

“先生，”伯爵夫人向弗洛里亚尼骑士问道：“您有何高见？”

“呵！我，我没什么看法，夫人。”

大家叫起来。因为这位骑士刚才还眉飞色舞地讲述他跟父亲——巴勒莫的一位法官——亲身破过的种种奇案。从中可以看出他对这类问题的见识和兴趣。

“我承认，”他说，“有些能干人做不成的事，我来做就做成了，因此被人看成歇洛克·福尔摩斯……可是，我几乎不清楚诸位说的是什么事情。”

大家转问男主人。他虽然不情愿，还是扼要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骑士听着，思考着，问了一些问题，低声说：“这很有趣……我一听，就觉得这事不难猜出。”

伯爵耸耸肩膀。但其他人都拥到骑士身边。骑士有点不容分辩地说道：“一般而言，要找到凶杀案或盗窃案的作案人，必须首先弄清案子是怎么做的。目前这个案子，照我看，是再简单不过了，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多种假设，而是一种事实，唯一的事实，那就是：作案人只能通过卧室门或小房子的窗户才能入内。然而，他不能从外面打开闩紧的房门，因此只能从窗户进去。”

“窗户是关着的，我们后来检查时仍然是关着的。”德·德勒先生说道。

“为此，”弗洛里亚尼没有理会这段插话，继续说，“只要在厨房阳台和窗台之间搭上木板或者梯子，待首饰盒……”

“但是我再次告诉您，窗子是关着的！”伯爵忍不住了，叫道。

这次弗洛里亚尼不能不答了。他在回答问题时从容不迫，似乎这样一个不足挂齿的反对意见根本难不住他：“我愿意相信窗是关着的，但是，那房里难道没有气窗吗？”

“您怎么知道的？”

“首先，因为那个时代建造的府邸，有气窗几乎是一条定规。其次，必须有这么一个气窗，才能解释此案。”

“确实有一个气窗，但它也像窗户一样是关着的。它甚至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假如你们注意到气窗，显然会发现它是开着的。”

“什么？”

“我推断，这气窗与其他气窗一样，上面有根铁丝编织的绳子，吊了一个环，一拉环，气窗就打开，是吗？”

“是的。”

“这个环是否悬在窗户和衣柜之间？”

“是的，可是我不明白……”

“是这样的。用一个工具，通过窗缝，将一个带钩的铁条插入，钩住铁环一拉，窗就开了。”

伯爵冷笑道：“很好！很好！您说得这么肯定！只是您忘了一件事，亲爱的先生，就是窗上没有缝。”

“有的。”

“有缝就看得见。”

“只要一看就看得见。你们没有看。缝是存在的，不可能不存在。在玻璃和油灰之间……当然是垂直的方向。”伯爵站起身来，显得非常激动，急切地在客厅里走了两三个来回，然后走近弗洛里亚尼，说：“从那天以来，什么也没动过……没有人进过那间小房子。”

“既是这样，先生，您可以从从容容地发现，我的分析与实际情况相符。”

“您的分析与司法机关调查的事实不符。您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知道，得出的结论与我们所见所闻的情况截然相反。”弗洛里亚尼似乎没有注意到伯爵的恼怒，微笑着说：“上帝啊，先生，我是想努力弄明白事情。我要错了，请您指出来。”

“我就会指出的……说实话，您的自信慢慢地会……”德·德勒先生还咕哝了几句话，随后突然走向门口，出去了。大家一声不吭，焦急地等待着，似乎很快就知道真相了。因此沉默中有一种极庄严的意味。

伯爵终于出现在门口。他脸色苍白，特别激动，声音颤抖地对朋友们说：“请原谅……先生的推断是如此出人意外……不然我永远也不会想到……”

他的妻子迫不及待地问道：“说呀……我求求你……情况怎么样？”

他结结巴巴道：“有条缝……就在先生指出的位置……顺着玻璃……”他突然抓住骑士的胳膊，急切地说：“现在，先生，继续往下讲……我承认，到目前为止，您的推断正确；但还没有说完……请您说说……照您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弗洛里亚尼慢慢抽出胳膊，停了一会儿，说道：“好吧，在我看来，事情是这样的。作案人知道德·德勒夫人戴上项链去参加舞会，趁你们不在，架好跳板。他透过窗户注视你们的动静，看到您藏好首饰。等您一出小房间，便划开玻璃，扯动吊环。”

“就算这样，但是隔得太远，他不可能通过气窗摸到窗子的把手。”

“他没打开窗子，因为他是从气窗钻进去的。”

“不可能，没有这样瘦的男人，能从气窗外钻进去。”

“他不是个男人。”

“怎么？”

“当然。要是气窗洞太小，成年男人爬不过去，那么必定是个孩子。”

“一个孩子！”

“你们不是告诉我，你们的女友昂里埃特有个儿子吗？”

“确实……有个儿子，叫拉乌尔。”

“极有可能是拉乌尔干的。”

“您有什么证据？”

“证据？……证据倒不缺……例如……”

他没有说下去，思考了一阵，又说：“例如，那块跳板，是孩子悄悄从外面扛进来的，又悄悄地将它送出去，而不被人看见是不可能的。他用的肯定是身边现成的东西。在昂里埃特作厨房的小室墙上有一些放锅盆的搁板，不是吗？”

“我记得有两块。”

“得搞清这些木板是否固定在撑木上。如果不是，我们就可以想到孩子可以把木板起下，然后又一块块放回去。那里有个炉子，也许他还拿了炉钩，用它去打开气窗。”

伯爵一声不响，走了出去。这次，在场的人再也没感到任何不安。他们知道，他们肯定地知道，弗洛里亚尼的推测不会错。他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所说的事确凿无疑，不像是在作推论，而是在讲述很容易核实的事实。

伯爵回来后说：“是那孩子，确实是他，一切都证明了。”

这次，大家不再感到惊讶。

“您看到了木板……炉钩？”

“看到了……木板起掉了钉子……炉钩仍放在那里。”德·德勒—苏比兹夫人叫道：“是他……您不如说是说他的母亲。昂里埃特是唯一的罪犯。她逼迫儿子……”

“不，”骑士肯定说，“母亲与此事毫无关系。”

“这怎么可能！他们住在一个房子里，儿子干事，怎么能瞒得过昂里埃特。”

“他们是住在一个房间里，但所有的事都是夜里他趁母亲睡着以后在隔壁房间干的。”

“那么项链呢？”伯爵问，“孩子的东西就那么多，总可以找到吧。”

“对不起！他出去了。当天上午，你们看见他在桌前做功课。他刚从学校回来。如果司法当局不是使出种种办法对付清白无辜的母亲，而是去学校搜搜孩子的课桌，翻翻他的课本，也许情况就查明了。”

“就算是吧。但昂里埃特每年收到两千法郎，不正表明她是同谋吗？”

“同谋，她不是为这笔钱向您致谢了吗？再说，不是对她进行了严密监视吗？然而，孩子是自由的，他可以随便跑到附近哪个城市，随便找个旧货商，以低廉的价格出售钻石。至于出售一颗，还是两颗，这就看情况而定……唯一的条件是钱必须从巴黎寄出。做得到的，来年再与之做交易。”

德勒—苏比兹夫妇以及宾客觉得心情极为沉重，不安。真的，弗洛里亚尼的声调中，态度上，除了一开始就让伯爵不快的自信外，还有另一种意味，像是一种嘲弄，一种与其说是同情和友好，还不如说是怀有敌意的嘲弄。

伯爵强装笑脸说：“想得如此正确，真让我高兴！请接受我的祝贺！多么了不起的想象力！”

“不，不，”弗洛里亚尼认真地叫道，“我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叙说当时的情况，它只能是我指出的那样。”

“您知道些什么呢？”

“您亲口告诉我的那些。我想起了这母子俩在那偏远乡村过的日子，那位母亲病倒了，小家伙想办法，卖掉宝石救母亲，或至少减轻她临终的痛苦。疾病把母亲压垮了。她死了。过了一些年头，孩子长大了，成了一个男子汉。于是——这一次。我愿意承认我是充分发挥想象力——假定这个男子感到需要返回他曾度过童年生活的地方看看，假定他看到了故地，并找到了怀疑、指挥过他母亲的人……你们有没有想到，在发生过一起枝节横生的悲剧的老房子作这样一次重逢，让人感到多么兴奋又多么难过？”他的话音落下一阵了，客厅里还是一片不安的沉默，从德勒夫妇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又惊恐又惶惑，在努力琢磨他这番话的意思。

“您究竟是谁，先生？”

“我？就是在巴勒莫有幸与您相遇，并多次应邀到府上作客的弗洛里亚尼骑士。”

“那么讲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

“哦！没什么！只是开个玩笑。我在努力想象，如果昂里埃特的儿子还在世见到您，会多么高兴，他会亲口对您说，他是唯一的罪犯；他是因为母亲不幸，就要丢掉饭碗——那佣人的差使，是因为看到母亲不幸而难受，才偷的项链。”他抑制着内心的激动说出这番话，身子离了座，倾向伯爵夫人。

毋庸置疑，弗洛里亚尼骑士就是昂里埃特的儿子。他的神态、言谈，都表明了这一点。再说，他那明显的意图，他的意思，不正是要让别人认出他这个身份吗？

伯爵犹豫不决。该如何对待这位大胆的人物呢？打铃叫人？闹出丑闻？

揭穿他的身份：他就是从前那个窃贼？但事情过去这么久了！再说又有谁会接受儿童犯罪这种荒谬说法呢？不，还是装糊涂，接受现实为好。于是，伯爵走近弗洛里亚尼，快乐地说道：“您的故事太有趣，太离奇了。我向您起誓，我深受感动。但是，照您的说法，这位好青年，这位模范儿子，后来怎么样了呢？我希望他在这条正道上，不要半途而废。”

“噢，当然不会。”

“难道不是吗？有个这么出色的开头！六岁就偷了王后项链，就是玛丽—昂图瓦纳特王后都眼红的那串著名项链啊！”

“他偷到了项链，”弗洛里亚尼顺着伯爵的话说，“不仅偷到了项链，而且没有引起任何麻烦，没有人想到去检查一下玻璃窗，或者发现窗台过于干净。原来窗台上盖着厚厚的灰尘，他为了抹去脚印，将灰尘全抹掉了……您得承认，那种年纪的孩子脑子够灵活的了。这容易吗？难道只要想要，伸手就行吗？……是的，他想要……”

“因此他伸出了手。”

“伸出了双手。”骑士笑着说。

伯爵打了个哆嗦。这个所谓弗洛里亚尼的身世中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这个冒险家，六岁时就是个天才的盗贼，今天应邀来到失主的府邸，大胆而疯狂地，然而又无可指责地攻击失主，以寻求刺激，或发泄积怨。他的一生该是多么不同寻常啊！弗洛里亚尼骑士站起身，走近伯爵夫人告辞。夫人往后一退。他微笑着说：“噢！夫人，您害怕啦！我这出沙龙巫魔戏演得太过分啦？”她镇定下来，以同样从容并且有些开玩笑的口气回答说：“不，先生。相反，我对这位孝子的传奇故事很感兴趣。我也为我的项链有这样光辉的命运而高兴。但是，您不认为那个……女人，那个昂里埃特的儿子其实是有一种生来就有的本性么？”他闻之一颤，感到被触到了痛处，反驳说：“我相信是的，正是由于真有这种本性，这孩子才没有灰心丧气。”

“怎么这么说呢？”

“是呀，您知道，那串项链上，大多数钻石是假的，只有从英国珠宝商那里赎回的几颗才是真的。其余那些都因生活急需而一颗一颗卖掉了。”

“可它终归是王后项链，先生。”伯爵夫人傲慢地说，“我觉得这一点，昂里埃特的儿子可能不懂。”

“他应该懂的，夫人。不管是真是假，项链首先是一种装饰品，一块招牌。”

德·德勒先生向妻子示意。可是她已经抢在前头：“先生，要是您暗指的这个人有一点廉耻……”

她被弗洛里亚尼沉着的目光镇住了，收住话头。

他重复道：“要是这个人有一点廉耻心呢？”

她觉得这样谈下去占不到上风，就不顾自尊心受了伤害，压住怒火和愤懑，几乎是彬彬有礼地对他说：“先生，传说莱托·德·维耶特拿到王后项链并伙同雅纳·德·瓦卢尔将所有钻石抠下来时，也没有敢动托座。他懂得，钻石只是装饰品，是附件，托座才是主体，是艺术家的创造，因此他尊重它。您认为这个人也懂得这个道理吗？”

“我相信托座还在。那孩子把它珍藏了下来。”

“那么先生，您要遇见他，请告诉他，这样一件珍贵的纪念物，是别人家庭的财产和荣耀，由他保存并不正当。尽管他可以抠下上面的钻石，但王后项链始终属于德勒—苏比兹家族，就如同我们的姓氏，我们的荣誉一样，属于我们。”

骑士简单地回答：“我会告诉他的，夫人。”

他向她鞠了一躬，又向伯爵打了招呼，随后向在场的宾客一一致意，走了。

四天以后，德·德勒夫人看到卧室桌子上放着一个红皮珠宝盒，上面印着红衣主教的纹章。她打开盒子，里面装着王后项链。但是，在一个一心想把事情办得有始有终合乎逻辑的人生活里，一切事情都应该达到同一个目的——作一点披露是不会坏事的——于是，次日，《法兰西回声报》发表了一则引起轰动的消息：王后项链，从前德·德勒—苏比兹家失去的那件著名首饰，已被亚森·罗平觅得。亚森·罗平立即将此物送还给合法的主人。对这种高尚的具有骑士风度的行为，我们只能表示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