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停放川崎摩托车的海滩上，亨特能看到熟悉的雨层云开始在离岸几百英尺处重新占据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现在随便哪一天，云层都会在水面上的低空中翻滚，以雾的形式亲吻着世界的表面，然后被西风一路吹向前方，再一次对陆地展开进攻。前两天市区里享受到的和煦天气将就此消退，残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但此刻，还能看得到太阳，亨特不好好地享受一番是不会任其就此离去的。因此，他穿着户外运动短裤和紧身背心，骑着摩托车，一路驰向海滩。

昨晚，他在案件档案前熬了一宿。档案里的无数文档包含了海量信息。亨特尽量设身处地的为居尔着想，他在居尔还没有回家、坐在办公桌前完成工作的这段时间里，翻了翻警方的报告，浏览了第一次审判的文本。他了解到一些情况：检察官叫费里尔·E.莫尔，公共辩护律师叫史蒂文·贾尔斯，他的母亲死于钝器所伤，被人用公寓附近人们用来装饰房子的一块大河石接连几次击中了头部。他父亲的情况是：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在和玛吉打架之后，他带着一个六罐装的包装盒在外面走了好长一段路，然后才回家：凯文拨打911报警，警察到来的时候，他的血液酒精浓度是0.13；而且，谋杀发生的时候，怀亚特在家里。

现在，怀亚特走过悬崖小屋下方的沙滩，向一个钓鱼者走去。这儿的钓鱼者通常会把鱼竿安放在沙地的固定器上，然后坐在一旁，静等搏击时刻的到来。但这个人却站在水边的坚硬沙地上，赤着脚，裤脚挽到膝盖附近，鱼竿和卷筒拿在手中，正有条不紊地投放着鱼饵。

亨特走到离他10英尺的位置，站了一会儿，然后向他点点头，“运气还不错吧？”

“不怎么样。”此人70岁朝上，比亨特6英尺2英寸的身高还要高上一两英寸。他身材瘦削，脸刮得千干净净，有着一头浓密的白发。

“上周钓到一条不错的条纹鲈鱼，有14磅重。”

“棒极了，”亨特说，“你是费里尔·莫尔吗？”

此人急忙转向亨特。

“不好意思，”他说，“你是谁？”

亨特向前走了两步，自我介绍起来：“今天早上我给你家里打了电话，你太太说我有可能在这儿找到你。”

“像往常一样，她是对的。你为什么要和我谈谈？”

莫尔有金属鱼竿固定器，安置好固定器之后，他将鱼竿放好。他和亨特走回松软暖和的沙滩，两个人坐了下来。

“当然，我记得这事，”莫尔说，“我记得所有的审判，尤其是审过两次的案子。你说凯文·卡森是你的父亲？”

“我最近才弄清楚这一点。”

“唉，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他实在是罪大恶极。”

“但陪审团并不这样认为，事实上，两个陪审团都认为他无罪。”

莫尔斜看了他一眼，“一次陪审团中有两个人、另一次中有一个人持不同观点，一个人观点不同就足以使案子悬而不决。24个人投票，21个人认为有罪。在我国——简直是在全世界——任何其他的司法审判中，他都完蛋了。这样说你父亲，我感到抱歉，可很简单的事实就在于我们陪审团的工作现场和电影《星球大战》中的酒吧现场简直是一样混乱不堪，没有什么差别。”

“你不需要就我父亲的情况向我道歉，我一直都不认识他。”

“那么，你想知道什么？为什么想知道这事？”

“问得棒极了，我想弄明白是否还有其他的嫌疑人，警方感兴趣的其他人等，为什么把焦点放在我父亲身上？”

“因为他是毋庸置疑的唯一选择。邻居们听到他俩在家打架，不仅仅是谋杀那天打了架。谋杀当天，他无法就自己的行踪作出合理的解释，他的辩护律师也没找到哪个人能证明说看见他在散步，散步是他为自我辩解而说的。”

“那……一定有怀疑的原因吧，就因为三个持不同看法的陪审团成员就无法定罪？”

“如果你想找到合情合理的怀疑理由的话，就是没有人真正看到他行凶，我可不赞同这一看法。他和你母亲在家，两人打了一架。他抓狂了一会儿，然后在悔恨中喝得晕晕乎乎，却对报警时跟警察说过的话记得清清楚楚。我是说，这案子没什么问题，真的，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不明白的是，如果你不认识他，为什么这么在意此事。”

“他毕竟是我的父亲，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不，是发誓说——他没有杀我母亲，我是昨天才第一次看到的。”

莫尔的薄嘴唇绷得紧紧的，“他否认的事情发生的时间太久了，你得相信这一点。监狱里装满了人，他们直到今天都在发誓说自己没干过犯法的事。也许在他们的心里，也真的相信自己没有干过。你知道吗？他们就是干过。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他留了这封信给一位神父，要神父在我出现时交给我。”

“伯纳德。”莫尔说。

“你认识他？”

“我当时就认识他。如果情况允许的话，他要给你的父亲当人品证人，但没有允许。”

“为什么没有允许？”

“因为辩护律师决定不采用人品证明了，很可能是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我就有证据证明你父亲的不良品德，品德很可能成为我们获胜的武器。”莫尔抓了一把沙子，让其在指尖流淌着，“说得好听一点，你父亲处于待业状态。他也有一项进行大麻交易的指控，非法销售一盎司以上的大麻，还有好几次家庭暴力的报警记录。当时，一个人不会自然而然地就获得家庭暴力的罪行，法官一般不予考虑，因为家庭暴力从未受到过指控。因此，辩护律师决定放弃品德见证，以免最终弄巧成拙。”

“好几次家庭暴力事件？”

莫尔耸耸肩，“三次还是四次，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因此，陪审团成员就没有机会听伯纳德神父把你父亲描述成一个好人了——他是一位爱妻子的丈夫，关心孩子的父亲，倒霉至极的年轻人，现在又得完全靠自己来养活年幼的儿子。”

“哦，这他没有做到，”亨特停顿了一下，“他为我做好了准备，让别人来收养我。”

“现在，你想走回头路，为这家伙正名？这家伙杀了你母亲，抛弃了你，你还要给他正名？”

“话不能这么说。如果确实不是我父亲杀了我母亲，我想弄清楚是谁干的。”

“事实上，”莫尔说，“就是你父亲干的。”

“我并没有排除这一点，”亨特说，“我听你说过，每一个有罪之人都会老生常谈地说自己没干过犯法的事。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一位父亲要给他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的3岁儿子说他没有杀害孩子母亲的事呢？我是说，他干吗不一走了之，对此事听之任之呢？”

“他生来善于撒谎呢？”

“有这个可能，”亨特说，“但也有其他可能。”

“唉，听听我的建议吧，不要为这些事弄得夜不能寐了。”

“已经太晚了，我做不到了，”亨特说，“耽误了你的时间，谢谢。”

“嘿。”亨特招呼道。

从五个星期前两人正式分手以来，亨特还没见过吉娜·洛克。亨特预感到洛克在家，在路过洛克位于快乐大街的别墅时，就按响了她家的门铃。洛克开了门，穿着和亨特几乎一模一样——运动鞋、运动短裤以及一件橙色的紧身背心，这背心看起来可比亨特穿在身上性感多了。

“嘿，你好，”洛克说，“真是个大惊喜啊！最近过得怎么样？”

“还好，忙得很，你呢？”

“和以前差不多吧。有什么事？我正要出去散步，和我一起吗？”吉娜上下打量着他，然后又看看自己，笑了起来，“颜色这么般配，这是大人们快乐的关键所在。”

“我们俩都明白这个道理，”他说，“去哪儿散步？”

“爬坡去。”她说道，把门在身后锁好。两人开始爬坡。

快乐大街位于诺布山地区，他俩一路走过格雷斯大教堂、费尔蒙特酒店和马克之顶旅馆时，亨特告诉她发生的一切事情。讲完之时，两人正沿着加利福尼亚大街行走着。

她问道：“那你不知道发短信的人是谁？”

“不知道，”他犹豫了一下，“事实上，我怀疑有可能是你干的。”

这句话让她停下了脚步。两人来到都板街的拐角处，此处位于唐人街的中心地带。在这依然美好的正午时光，四周的游客来来往往。

“我？”吉娜一脸困惑，“我为什么要干这事？”

“我不知道。可能你不会干的，可你总是说如果我能更多地了解生身父母的事情就好了，就能把丢失的生活片段给填补上，这样做是一种让我了解他们的方法。”

“我是说过这样的话，怀亚特，但是……不，我从没干过这样的事。你该知道的，如果我认为某事重要，我会直接表明态度，让你去调查的。我会告诉你，就像我俩现在谈的这样。我绝对不会发短信给你，自己却躲在幕后。”

“好了，我就问问情况。”

“真是这样吗？这就是你来访的原因吗？如果是的话，我得告诉你我感到有点伤心。”

“我最不愿做的事，吉娜，就是让你伤心。这个问题很蠢，我很抱歉。如果可以的话，我撤销我的提问，我只是想找到这个人而已。”

“为什么？我觉得，重要的是找到杀害你母亲的凶手，发短倍的人只是突破口而已。”

“对方一定知道一些情况。”

“这一点我敢肯定，对方想要你去发现他们知道的情况，那就去干吧。”

“我在努力。事实上，这是我今天来的原因，我想听听你对此事发自内心的感受。”

“那感情好，你想知道什么？”

在下一个街区，他告诉吉娜父亲给自己留了书信的事，提到了给父亲提供金钱和工作帮助的其他人，提到了凯文·卡森决定不再寻找杀害妻子的凶手，以及提到了卡森对3岁儿子作出自己是无辜的郑重声明。

“不管怎样，”他继续说，“今天早上，我和审理此案的检察官交流过，我想我也明白了辩护律师的观点。”

“检察官是谁？”

“费里尔·莫尔，你认识他？”

“当然认识。我想他现在退休了，他是一个好人。可你知道，在检察官看来，人人都是有罪的。”

亨特点头认可，“他就是那样，没错。他说像我父亲那样的人，总会对聆听者一再重述自己无罪，慢慢地他们自己都相信自己是无罪的。”

“确实是这样，”吉娜承认，“但偶尔的时候，有人一再坚称自己清白，是因为他们确实是清白的。”

亨特在山脚下停下来，吉娜在他身边停下脚步。

“我想了解的就是你对此事的看法，”他说，“凯文·卡森认为他可能再也见不到我了。他写这封信时，我可能6岁左右，和亨特夫妇生活在一起。我当时不可能接触到他，反过来他也不可能接触到我。我相信他有罪还是不相信他有罪，对他有那么重要吗？可他还是坐下来，用自己的方式清楚地写道他没有杀害玛吉。我是说，他为什么要那么做？我个人感觉，在某种程度上这有临终忏悔的味道，除非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为什么要撒谎？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嘛，对不对？”

“如果你想听听我的看法的话，”吉娜说，“就其作用而言，我和你的看法一样，我感觉这样做就好像是对着空荡冷漠的宇宙盲目地开了一枪，只是把真相展现在那儿而已。”

亨特呼着气，“这也是我的感觉，我认为他没有杀害我母亲。”

“当然，我也可能弄错了，”吉娜说，“我有一种可怕的偏见，相信有时候人们身上是有美德存在的。我同意你的观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告诉我。”

“意味着别人杀了她。”

亨特回到家，换上了休闲裤和礼服衬衫。现在，他一边等着居尔回到法院，一边不大自然地克制着自己，忍受着其他刑侦督察有时候露骨地表现出来的敌意。他就坐在刑侦室外面的一堆文件盒中间。

刑侦处头头阿布·格里斯基打量过他两次，第一次是想确认是居尔安排了这次会晤，确认居尔确确实实是在赶往法院的路上，他要居尔来监视亨特的一举一动；第二次是确认怀亚特没有拿走档案中的任何材料。

亨特对本案双方的助理人员感到满意，他花了约15分钟时间翻看着审判文本第一个厚厚的活页夹的页面。这时，手机响了，他的身体对这个声音的反应比他意识到的还要兴奋和心领神会，整个身体都痉挛起来。

有进展吗？

有，你是我的父亲吗？

不是，就这些？

为了确保在和卡莉·卢琴特通电话的同时能看到屏幕上的短信内容，他之前尝试过好几次这样的操作。这一次怀亚特听出了她说话音调中有一些不耐烦和受到打扰的味道。

“又是进行测试吗，怀亚特？”卡莉问。

“不是，我接上头了，刚联系上。”

“好的，我看看。”

我的父亲，亨特输入道，给他提供工作的那帮朋友是谁？

不是他的朋友。

……

他们需要你父亲别再碍事。

为什么？

他知道得太多了，幸运的是，他们没杀他。

“找到了，”卡莉在话筒里喊道，“就在圣罗莎西边。”

圣罗莎在旧金山北面，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亨特对此扮着苦脸，骂骂咧咧，他不可能派手下到那儿去找到这个电话的确切位置。

“你能缩小范围吗？”

他听到话筒里传来很恼火的一声叹息。

“和对方保持连线。”卡莉说道。

“我在努力。”他小声说道。

他还在那儿工作吗？他输入道。

是的。

审判记录。

我现在在看，值得在上面耗费精力吗？

不知道，警方一定看过。

也许漏掉什么了。

“好了！”卡莉说，“在一个叫扎鲁的地方，我能搞到联系号码！”

“明白。”

有什么建议吗？他输入道。

不能提供。

为什么不能呢？

太危险了。

“给你，”卡莉说，“记下来。”

“明白。”亨特说。

卡莉说：“打开另一条通话线路，还是我来帮你打吧。”

“打吧。”

信息写道：如果他发现了，他会杀了我的。

那凶手是男的，对吧？

“他妈的，”亨特听到一声咒骂，显然是卡莉骂出来的，“扎鲁占线了，打不通。”

一个人作案？他输入道，我父亲说不止一个人。

“我打不进去。”卡莉说。

是的，就一个人作案。

那你？亨特写道，是男是女？

不要再问了，找到他，再见。

亨特差不多是一头栽进了椅子里。

四分钟后，亨特终于打通电话了。

“感谢你拨打扎鲁餐馆的电话，我叫布兰妮，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布兰妮，你好，我叫怀亚特·亨特，是旧金山一名侦探人员，在调查一起谋杀案。”亨特省略了侦探人员前面的私家一词，这样做往往很有用。

“你在开玩笑吧？”

“不是，我非常认真的，我们刚刚确定我们调查中很感兴趣的一个人就在你们餐馆用餐，几分钟前刚用手机发了一会儿短信。”

“哦，天啦，不是开玩笑吧？”

“不，不是开玩笑。别慌张，好的，此人只是位证人，并非嫌疑犯，没有人处于危险之中，我想弄清楚此人的身份。你记得有人在过去几分钟里一直在发短信吗？可能是一个人单独坐着。”

“男的还是女的？”

“不清楚。”

“你知道人在我们这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手机的魔法而已，幸运的是，魔术师站在我们这边。你能记得有什么人吗？或者只有一两个人单独入座的？”

“没有，我没看到，过去半小时我一直在接电话，我们……我们这儿非常拥挤，因此有八个，九个，不，也许有十个人单独坐在桌旁。”

“有人现在拿着手机吗？”

“稍等，”她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有两人在用手机，但他们都不是独自一人。我们要求顾客吃饭时不要用手机，但不怎么见效。如果顾客在发短信，你根本就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