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白色的细沙簌簌地滑下来，底部渐渐有了弱小的沙丘，像是时间囤积的忧伤，在它密封的玻璃世界中欲盖弥彰。两条纵向支架是古朴风格的缠绕工艺，藤蔓纠结，末端有两枝半开半闭的抽象花朵。表层镀过的漆体有些剥落，露出内藏的铜色和斑驳的模样。

这是一只沙漏。

它正停在古董店的一角，背后是一幅有湛蓝天空的油画，它就像一个略显沧桑的沉默老人，正面无表情地杀掉这一刻、等待下一秒。

我想，我应该带它回家。

时近黄昏，江南的岁尾总是潮湿而阴冷的，古董店里没有开暖风，各种老旧的物件儿即便不动，也散发着某种遥远而生硬的气场，使整个空间愈发显得清冷。我紧了紧竖起的风衣领，朝那只沙漏伸出手去。

“老板，我要这个。”

声音是重叠的，尾音仿佛撞上了金属一般，发出嗡的一声。我错愕地向左侧别过头去，看见了她。

同时说话的两个人显然都有些意外，短暂的目光相触后，彼此友善地笑了一下。

我微微低头，用食指扫了下眉角，说：“这么巧，你也喜欢？”

她模仿着我的样子也摸了摸眉尖，顽皮地说：“啊哦，麻烦了，我可是昨天就喜欢了的。”

这时候老店主走了过来，和蔼地冲我笑了笑，说：“这姑娘确实是昨天就来过的，钱没带够，所以约好了今天来拿。其实这沙漏不是什么古董，只不过有点年头罢了。小伙子，要不我给你看点别的好东西？”

我摆了摆手，说：“不用了，我也不太懂这些，就是看它顺眼而已。”

看着她拿着包装好的沙漏走出店门，我也跟了出去。户外的温度并没有室内那么冷，比较起来甚至还有点微暖的感觉。街路旁就是使这城市闻名的湖泊，在宁谧的黄昏里温顺地安然无澜。我跑到她身边，假装若无其事地跟她并排走。她朝我望了一眼，故意用一种谨慎的语气说：“喂，你不至于抢劫我吧？”

我嘿嘿笑了两声，说：“那倒不至于。我是想，十分钟内如果有船从湖心岛那边划出来的话，我就请你喝酒。”

她又模仿我，也嘿嘿笑了两声说：“都什么时候了，哪还能有人游船呀？你是想把我灌醉后盗窃我的沙漏吧？那好，如果我说完话的下一秒，这条街的路灯全都亮了，我就把它送给你。”

假如光是有声音的话，那定是“倏”的一声。因为就在她话音刚落的瞬间，这条街的路灯倏地全部亮了。

橙色的光晕像一张有甜味儿的糖果纸，软软地包裹了我们。她和我像两只木鸡似的对望了半晌，都没说出什么来。

喝了半杯芝华士后，我知道了她的名字：苏弦。

许是人们洞悉的奥秘太单薄的缘故，这世界总是有让我们惊讶的不可能发生。就在我和苏弦刚从路灯的光线之中缓过神来的时候，不知是哪对儿正恋得陶醉而热烈的情侣，驾了一条天鹅头的小游船，远远地从湖心岛的背后划了出来。

苏弦很不服气地把一枚腰果嚼得咔咔响，说：“你是不是和市建部门有瓜葛？故意安排好了要骗我的沙漏？哪有这么巧呀？”

我像个拆弹专家似的一手按住沙漏，一手比划道：“是你说的路灯亮啊，也不是我提的。你可不带反悔的啊！大姑娘一言八鼎，三马难追哦。”

苏弦听完哧地笑了，说：“你什么文化呀，驷马也不是四匹马。喂，你做什么的？”

我掏了张名片，递给了她。

“心理治疗师？”苏弦抬头看了我一眼，说：“怪不得呢，你这个骗子！你是不是早就看穿了我善良心软的性格，不忍夺人所爱，所以你早就等着我主动把沙漏送给你了？”

我哭笑不得：“哪有那么厉害的心理治疗师啊？！你看这么一会儿，我又是抢劫又是盗窃又是骗子的，在你这儿我就没是好人过。”

“那好，你看看我有没有什么心理问题，证明一下你的职业。”说着，她把右手伸到了我的面前，貌似很专业地说：“男左女右，没错吧？”

我差点儿跳到沙发上疯狂挠墙，叫道：“拜托！心理治疗师不是算命先生好不好！”

苏弦端起酒杯抿了一口，露出个小伎俩得逞的坏笑，说：“哎，别崩溃嘛，心理治疗师的心理还那么脆弱。那不看手相你怎么发现我的内在心理呢？”

我凝视着她的眼睛，看了几秒，说：“方法很多，形式也不同。在非疗程进行的情况下，我只能从直观表象上来看，你能够很好地和他人进行目光接触，这是健康的基层信号。只是有一点，是关于行为和性格对应性的……”

苏弦眼睛一瞪，说：“什么意思呀，你不会想说我神经分裂吧？”

我说：“那倒没那么严重。我觉得你的真实性格与表面行为上应该不太一致，有个什么成分在里面呢……呃，应该是，强迫。”

苏弦神情一顿，愣了一下，才说：“切，什么奇怪术语呀。这是你的诊断？”

我摇了摇头，说：“不，是直觉。”

不用朝窗外看，就知道是下雨了。冰凉的温度像章鱼的触角，从房间与外界之间隔离的各个缝隙里滑挤进来，然后把你缠住、勒紧，让你冷不丁地打个哆嗦，发现它的存在。十一月的光景，还是细雨淅沥，让人无可奈何之余只剩下绝望。

师傅打电话过来，说下班后让我回家吃晚饭，师母做了我最爱吃的花雕鸭和鹦鹉螺。他的声音有点疲惫，但却有种苍劲的力量，让我在这冷雨萧索的下午觉得很温暖。

师傅叫顾本业，五十多岁了，做了几十年的刑警。我从小就在他身边长大，从读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他供的我。其实，我应该叫他一声爸的，但他从没要求过我，我也从来没有叫过。

四岁半的时候，我的亲生父母就都死了，是场意外的交通事故。但我没有成为孤儿，顾本业收养了我。他说那时他还是个管片民警，我正好属于他的辖区。原本我还有个叔叔，但在我出生前几年就去了西藏支边，后来在一场雪崩中遇难了。因为再没有别的扶持人，按理说我应该被送往社会福利院的，但他和师母看我让人心疼，就收养了我。

要我叫他师傅，是他的意思。那时候虽然小，但也稍微懂了点事儿，所以后来十几岁的时候，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要叫你师傅，就因为你每天教我搏击吗？”他笑了半天，才拍了拍我的脑袋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如果说是因为教，那就算我教你怎么活着吧。”

我不是很懂他的话，只知道他没有孩子，他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完整世界。

雨还没有收，反倒急了一些，颇有点儿死皮赖脸就是下爱谁谁的意思。我没有预约的咨客了，便跟老梁打了个招呼，准备提前开溜。

老梁是我们的老板，这家心理诊所就是他开的。除了我，还有个女心理师徐丹，男心理师温有胜，助理闻莱、华源，文员刘梦，以及几个客座心理师。

收拾完东西，我扫了他们一眼，发现不只是我冻得哆里哆嗦。老梁这天杀的，做心理师那么多年了，难道就不了解我们的心理？他再抠门儿不开暖风，指不定哪天我们就得起义了。

离晚饭的时间还有点早，我在雨中跑了几步就很本能地想到了一暖和的地儿，于是一溜烟跑到了邵远的工作室。

果不其然，一推门我就被迎面而来的热乎气儿裹住了。同样是做人这差距就是这么大，老梁那除了治疗室和接待室以外的房间都冷得没躲没藏的，我看他改行卖冰棍儿准能致富奔小康。

邵远正在指导学生画水粉，冲我点了个头让我自便。我也没多搭理他，直扑空调底下，先解解冻再说。

邵远是我发小，从互相攀比昨晚谁尿床的片儿比较大的时代起，一直到双双考去北京读大学，我们就很少分开过。只是读大学的时候接触得少了些，他在美院学油画，我则在另一所学校读心理学。

毕业后邵远本可以出国继续深造，但却在外面天南海北地跑了好几年，然后回家乡开工作室，招了些在校的美术类大学生做兼职，低收高卖，搞流水线画坊。同时凭借他那中国美术最高学府毕业生的小光圈儿，在寒暑假时收点高考预备役学生做辅导。不用他说，我也看得出他的钱包挺鼓。

我正把双手上举，凑近空调风摆搓了两下的时候，邵远从背后拍了我一把，说：“哎，我说，你怎么跟一冰山上的来客似的？刚从林海雪原滑爬犁过来的吧？”

我又搓了两下手，说：“你可甭提了，就算弄一爱斯基摩人搁我们那儿都得冻哭喽。我看老梁是铁了心要把我们都培养成阿拉斯加战士，就差一人儿发一雪橇了。”

邵远作义愤填膺状说道：“告他！告他丫的迫害知识分子，这不是摧残心理师的伟大心灵吗？以后还怎么跟人治疗啊，自己都拔凉拔凉的了。”

我一脸无奈地说：“谁说不是呢，冻得我都小便失禁了，昨晚儿都尿了炕了。我拿证据给他看他还侮辱我，说我那是心理自制能力缺失，和生理无关，你说他还是人吗？”

邵远一乐，说：“给他干吗呀？拿我这儿来呀。轮廓怎么样？抽象不？我给你拓下来弄一油画手法涂涂，没准儿你就一尿成名儿了呢！”

我踢了他一脚，骂道：“去你大爷的，你怎么不拓你自己的呀。”

和邵远贫了半天，我也缓得差不多了，就起身准备去师傅家。其实生在江南的我们俩说话都不是这个味儿，许是北京的几年生活影响的吧。他小时候也不是这种性格，相反还有点内向，但我想他的这个变化应该和语言不一样，不是北京造成的。一想到这一点，我刚暖过来的身子又陡然一冷，某种潜伏在内心中的隐忧像藤一般爬了上来。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见他仍是一副没心没肺的表情在和助手小雅谈笑，我便把已到嘴边上的那句“你注意身体别玩命”咽了回去。

师傅家住在主城区的边缘，有两间平房、一间仓房和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师母身体不太好，病退在家有几年了，她现在的精力大部分都放在种花上面。从我小时候起，师母就种了很多花草，整个小院几乎被她修成了个微型的植物园。

她的小柜子里有许多花种子，用报纸包了，分门别类地收藏着。起初有街坊们会过来要几棵，她就连花盆带花土地送给人家，后来花衍生得太多了，她就拿去附近的花卉市场卖。她不图什么钱，只要求买花的人能够善待它们，还告诉人家若是养不好或者种得厌了，就给她送回来。

师母见我回来很高兴，把早就做好的饭菜又拿去厨房热。我跟在她身后想插手帮点什么忙，她总是把我推开，说：“你坐去坐去，不用你。”

我说：“我整天坐着，腰都快僵硬了，就让我帮您打个下手嘛，也当是给我个机会尽尽孝心呗。”

她转过身，两手捧住我的脸，说：“你呀，只要经常回来看我，就是最有孝心啦。”

因为常年弄花土的缘故，师母的手很粗糙，她的手指肚上都布满了裂纹，划过我的皮肤时，像粗砺枯瘪的树枝。

我的心中掠过一阵微痛，双手揽住她的腰，把头往下低了低，蹭着她斑白的额发，呢喃般地说了声：“妈……对不起。”

师母的身子一震，抚在我脸上的双手轻轻地抖了一下。

我向后仰了下身子，看见她眼里盈盈地有泪光，嘴唇也在轻轻地颤动。

我笑了笑，拍了拍她的后背，说：“看您，又激动啦，像失散多年才重逢似的，我不就是您儿子嘛？”

她被我逗笑了，点了一下我的脑门，压低声音说：“你小点声儿，让死老头子听见又得跟我吼。”

师傅确实冲她吼过。

关于这件事，我一直不太明白。尽管他们就是我实际意义上的养父养母，但师傅始终不肯让我叫他们一声爸妈。记得小时候有次我叫师母妈妈，被师傅听见后跟她大吵了一架，非说是她教我叫的。师母那次哭得很伤心，但事后她还是告诉我，以后要背着师傅的时候，才可以那样叫她。

我正想哄师母开心，再叫她一声的时候，忽然右肩一痛，被一只大手猛地攫住了！

那只大手就像个老虎钳子，仿佛要生生把我的肩胛骨捏碎似的。我本能地一侧身，左手一搭，用力地按住那只手，然后顺势一甩肩，右肘上挑下压，死死地抵住对方的胳膊。

但对方却丝毫没有慌张，在几乎失去重心的情况下，还伸腿来绊住我的脚，然后企图向后推倒我。

“哎呀！你个死老头子，厨房这么小还闹什么闹！小心我的盘子！”就在这时候，师母路见不平一声吼了。

师傅这才松了手，呵呵地笑了两声，说：“我检查一下这小子有没有偷懒嘛。”

我龇牙咧嘴地揉了揉肩膀，愤怒地说：“每次都来这招！我又不是罪犯，您至于下那么大力吗？我天天都有晨练啦！”

师傅抹了一把下颌的胡子，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满意地说：“那就好，动起来对你有好处。行了，喝酒去。”

动起来，动起来。这是我成长过程中听到过的最多的话。

小时候我总觉得师傅特想把我培养成一运动员，或者是做一警察接他的班。高考时师傅也确实希望我考警校的，但因为我的视力不达标，所以只好作罢。我问他那我干不了警察应该学什么，他问我的想法，我说生物或建筑，他摇头，我说经济或管理，他使劲儿摇，我说应用或社会心理学，他顿了顿，沉默了半晌后说那就心理吧，应用的。

我给师傅买了两瓶洋河梦之蓝，他说不要乱花钱买这么贵的酒，他喝个七块八的低度大曲就行了。我说没事儿，喝了好酒才有劲，有劲才能破案子嘛。

他拎起酒瓶左看右看了几下，说这话我爱听，那现在就来一盅。我见他心情挺好，就赶紧给他开盖倒了二两。每次我回来，师母都不拦师傅喝酒，所以这次他喝了个关公脸儿，红扑扑的。

吃完了饭，我和师傅一人搬了个小板凳儿到院子里抽烟。时近浅夜，加上刚下过雨的缘故，院子里的光线很暗。围墙西角的葡萄藤静静地伏在那，像个沉默的忍者，无声地在厚密的云层下隐蔽自己。我盯着它看，努力地想分辨出每一条叶脉，不知不觉中指间的烟袅袅地燃烧着，灰烬僵成一条扭曲的柱子。

“黑咕隆咚的，你又看什么呢？动起来，来，比画几下！”师傅在背后踢了踢我的脚跟。

“哎呀，又比画呀。”我这才如梦初醒地站起身，转向他。

师傅没等我说完，就一拳打了过来。没办法，我只好抵挡。

不记得这样的情景是第多少次反复重现了，我似乎从小就喜欢静止，而他一向都扮演了打破静止的角色。其实尽管如此，我到现在也没能改掉这个师傅最不喜欢的行为。我总是会停止不动，目光没有落点地让自己静止下来。每到那时，我都仿佛变成了个泥塑，缄默、凝固、没有思想，甚至也忘了呼吸，仿佛在漂浮、眩晕、抽离自我。

还未等我从记忆中返过神来，师傅便闷闷地哼了一声，打了个趔趄。我赶紧扶住他，紧张地说：“踢到您腿了啊？”

他摆了摆手，按住左腿，在小板凳上坐了下来，一边捶打着一边神色冷峻地说了句：“风湿犯了。这老腿一疼，时间也差不多近了，那个王八蛋……”

我一愣，恍然道：“您觉得真会有第五宗发生吗？”

师傅半晌没开口，过了许久，才说：“希望没有。”

我知道，这是他胸口的一块巨石，每隔六年便会重压一次，是他二十四年来的心病。就像一道被诅咒过的符，今年又是封印开启的时间。

昨晚睡得不太安稳，多梦，且紊乱。清晨醒来时我试图将那些梦境的碎片归整一下，却没能成功，喝了口水放下杯子，就全忘了。有的心理流派相信梦的解析有重要意义，弗洛伊德半生都坚持以梦境为主的自我分析，每天半小时。我也想效仿弗老爷子，可很多时候连梦的片段都记不住。直到进了地铁，脑海中才拍x光片似的闪出几个镜头：淡红色的水，萌芽的种子，暗室，虫蜕的壳，微弱的光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