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谓的写作理论上来说，每一部作品都必然会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它们就像一个不会说谎的孩子，总是在虚构的故事中透露出作者的真实体验，这体验可能是多年的生活理想，也可能仅仅是写作当时的心情。

它们就像是一颗只在文字、言语和意识中生长的种子，不受任何支配地在每一处地方留下播种的痕迹，无法掩饰，更不能灭除。这类种子在佛家有个很好听的名字：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是个神奇的概念，解释它需要一定的智慧和勇气，稍有不慎，它便会被理解成宗教迷信的根源。在我看来，轮回、报应之类容易让人对佛教产生误解的概念，都与阿赖耶识有莫大的关系。然而奇怪的是，这个概念在很多西方哲学体系、甚至当前正红火的哲学思想中存在着，西方哲学家费了挺大劲建构的东西，早就以“阿赖耶识”这个概念存在于古老的东方哲学中。

简单地说，阿赖耶识就是一个芯片，它将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存储下来，使任何生活背景、体验都被记录在这样一颗种子里。一个人无论做些什么、想些什么，都只不过是这颗种子产生的“果”。在佛家的说法中，任何感官和行为都是意识的结果，但意识是靠什么支配的呢，就是这个阿赖耶识。

套用在写作过程中，一个故事写了什么，为什么把这个人物塑造得伟大，为什么结尾让那么悲惨，这是受作者的创作理念的支配。然而，为什么作者会有这样的理念，则源于他的阿赖耶识。至少，一部作品在主题或境界上的高尚或低劣，取决于作者的阿赖耶识这个支配意识的种子里，善心多一些还是恶念多一些。

那么，在这个通俗的故事里，那个神奇的阿赖耶识做了些什么呢？

回想起来，写这个故事的过程已经足够奇妙。很多人对它的批评是太过于“像”《达·芬奇密码》了，对此，我并不反驳。事实上，如果没有《达·芬奇密码》，我也根本不会想到写这样一个故事。而这其中的阴差阳错，我想可以解释为阿赖耶识在这次写作过程中的作用。

2005年的6月，我在藏传佛教止贡噶举噶千仁波切的指引下皈依佛教，从此，开始大量接触佛教知识。几个月后，我才无意中阅读了《达·芬奇密码》。事实上，这本书当时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我读它的时候已经很晚了。然而就是这个时间差，让我突然意识到，用中国的历史和佛教知识，也完全可以写出类似的故事。

下过围棋的人都明白“次序”的重要性，位置相同的两手棋，谁先谁后，产生的效果却关乎胜负。而这类情况在生活中也时有发生，两件事情先做哪一件，甚至会影响人生的轨迹，至于影响有多大，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因为，根本没有重来的可能。

这就是阿赖耶识的作用，先做的事情会形成“种子”，影响到后做的事情。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或许，如果我先看《达·芬奇密码》，而后接触佛教知识，阿赖耶识的“播种”顺序产生了区别，便不会有这么一个利用佛教和中国历史猜谜的故事。

写一个这样的故事，这念头就像“种子”一样留在我的意识中。我曾无数次希望构思出一个完整的情节，并准备好一切素材。可是直到一年多后坐在电脑前时，我才发现，我只不过是有了这么一个想法，至于写什么、怎么写，甚至故事里需要几个人物，我完全不清楚。

这是个奇妙的写作经历。几乎每一天，在写完能够想象的情节后，我都不得不杂乱无章地翻看佛教知识类书籍，寄希望于能够触动某一根神经，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第二天要写什么。很多次我把自己逼到死胡同里，这样一个必须用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佛教知识穿插的故事，几乎不可能用所谓的“写作技巧”搞出什么花样。然而很多次几乎想要放弃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是阿赖耶识起到了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作用。我经常在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为头脑中突然闪现的情节兴奋，它们好像并不是由我设计出的，而是从天而降，或者像一颗种子储存了峰回路转的情节，它一直安静地在那里，等着我去发现。

2007年的夏天，在为这个故事做了最后一遍修改、并重新核实了其中涉及的佛教、历史细节后，我突然陷入迷惘。从本质上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通俗的故事，所谓的悬疑只是为了保证让它不那么枯燥。可是，我突然不再为那些看起来好玩的情节转折兴奋，我在想，通俗故事仅仅是好看，而不必承载更多的东西吗？

我相信，无论是用所谓的“写作理论”，还是从佛家的阿赖耶识的概念出发，这个故事，也必然带有我对生活的态度。它是因我学佛产生，并用佛教知识组织而成，由此我愿意相信，它就是我学佛的心得。只不过，有的人可以写出学术作品，有的人可以直抒胸臆写些散文、札记，而我的表达方式是讲故事。

说不清楚学佛改变了我人生中的什么，更说不清楚这个故事承载了多少所谓深刻的、高尚的主题，这实际上是阿赖耶识最基本的特性：刹那灭，无论你做什么，它都存在，可是，如果你想找它，它就刹那之间消失不见了，没有人说得清楚它在哪里。因此，我也说不清楚在学佛的过程中，我领悟到了什么，而在这个被我视为学佛心得的故事里，又写出了什么样的人生感悟。

可是，我知道，它们都存在，它们以爱的名义存在，而支撑这个概念的，是佛家的质朴思想：众生平等。

《爱》是我喜欢的一首歌，它是2005年“爱心无国界”香港演艺界为东南亚海啸灾难募捐汇演的主题歌。它改编自迈克尔·杰克逊著名的《We Are The World》，那是1985年为响应第二年的“国际和平年”，45位美国当红歌星为非洲灾民录制的一首歌。我很喜欢它的汉语名字——《四海一家》，这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政治和生活理想，也是佛教思想种在中国人头脑中的阿赖耶识基因。

2007年夏天，看到重庆暴雨的消息时，我又想起了这首歌。面对灾难的时候，人类的小与弱使彼此必须依靠，而这依靠的力量，不是科技和物质，仅仅是人类最简单、却经常被人类忽视和伤害的情感——爱。

我无法不困顿，为什么，我们时常是在某些人承受了创伤和痛苦的时候，才会想到爱的主题，并为此做些事情。可是，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习惯了给弱势群体以爱，当面对非弱势、甚至是强势群体的时候，或者，那个强势群体恰恰在某个阶段伤害了我们，我们就不需要爱他们吗？

难道此时，我们便不是平等的众生了吗？

我试图用爱这个概念对过去的历史寻找到解释的途径，或许这并不是唯一的道路，也未必是一个让每一个人都接受的观念，但是，因为我学佛，而这个故事又是用佛教的知识和理念组织而成，所以，我相信爱的阿赖耶识，已经充斥在虚构的字里行间。

我学佛不深，只是拣其中我感兴趣的部分了解一些，对于佛教我说不出更深入的感悟来，可我清楚，心中没有爱的人是无法懂得佛家的思想的，而每一个学佛的人，机缘虽然各异，但是，必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心里一定都装着爱。

这是个关于爱的故事，它也是因爱而写。

本书相关历史及佛教常识主要参考资料：

《佛教常识答问》（赵朴初/著）

《佛教史杂考》（《世界佛学名著译丛》41）

《佛教基本知识》（周叔迦/著）

《中国禅宗史》（印顺/著）

《汉化佛教与佛寺》（白化文/著）

《佛教小辞典》（任继愈/总主编）

《中国古代僧人生活》（李富华/著）

《佛教与中国文化》（薛克翘/著）

《中国宗教名胜》（任宝根、杨光文/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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