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到这个城市，这是她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她是个老老实实的女人，过去在工厂上班，丈夫发了一笔财，虽然在真正的有钱人看起来算不了什么，但对他们这两个都是出身工人家庭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般的钱了。现在她还后悔不应该辞职，虽然工厂效益不好，不能准时开工资，但领导对她还是另眼看待的，至少没让她下岗。她辞去了工作，在家照顾孩子，也帮着丈夫料理一些生意，日子过得倒也安逸，如果就这样下去，她和丈夫像歌里唱的那样，会完成慢慢变老的浪漫，最好是同日同时死，就浪漫到极限了。但她没有想到的是钱的能量之大，她丈夫那么一个厚道的人，自从有了钱后，就像干馒头泡在水里，逐渐膨胀起来。他白天晚上都做着黄金梦，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富豪。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不管是正式的媒体还是口头传播，好消息实在是太多了，某某人白手起家，某某人几年之内就上了不知是哪儿评出的富豪排行榜。她的丈夫一提起这些就两眼发光，坐立不安。于是，这个被愚弄的傻瓜就去寻找更大的机会，结果被人骗得血本无归，那些日子可真难熬呀。要债的人挤破了门，让她回忆起小时候看的电影“白毛女”的情景。丈夫脾气越来越大，心胸越来越小，还居然使用了现在时髦的家庭暴力。她百般无奈，就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人们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不过一年多后这恩情才慢慢浮到她的心头，让她担心起丈夫来了。而且孩子也想起了爸爸，原来孩子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已经把父亲忘了。她略微犹豫了一会儿，就回到了自己的家。

这红砖楼房跃然出现在她的眼前，她的心跳动起来，一进楼门，那熟悉的气味让她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流了下来。她的步伐快了起来，想看到丈夫的心情是那么焦急，以致过去那美好的回忆都模糊起来。

钥匙插了进去，门开了。眼前的景象让她吃惊，真正的是家徒四壁，只有她和丈夫的双人床还在，其他如电视等稍微值钱的东西都消失了，如同钻进了地下。她小心翼翼地把房间走了一遍，没有丈夫的踪影。如果不是夫妻的话，恐怕会没有这种感觉的，她意识到丈夫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在这一瞬间她觉得浑身丧失了力量，也许连灵魂也出窍了。“他会去哪儿呢？”她稍一冷静，就想到丈夫可能去了临海，走上了那布满荆棘的要债之路。

在后来的几天里，她就四处打听丈夫的消息。她住的城市是个小城市，住得久了，城市就更小了，小得像一个院子，甚至像一个家。丈夫果然是去了临海，有人告诉了她。但这个消息和没说一样，因为她是不能去找丈夫的，一提起那个城市，她就不寒而栗，那黑暗的回忆足以击溃她任何顽强的念头。

焦急和无奈每天都缠绕着她，她以为自己要在这无穷无尽的等待中崩溃的，但人是最不可思议的动物，特别是女人，她们有时脆弱得如同玻璃制造的一般，但有时却坚韧得像是这个星球没有的金属制造出来的一样。半年过去了，她非但没有垮，而且将丈夫的事情逐渐淡忘了，并且还找了一份工作，还是在原来的厂里。

那一天，是她永生不能忘记的一天，她接到了丈夫的电话，丈夫很兴奋，告诉她他已经找到了仇人，就是那些骗子们，并说一定会将钱要回来。她也很高兴，倒不是为了钱，她和丈夫不同，对钱已经大彻大悟了，她高兴的是终于找到了丈夫。

剩下的就是等待了，和以前的等待不同，这次是有指望的等待，等着那张熟悉的脸和强壮的身影出现在她和孩子面前，她甚至都不敢想象那时激动人心的场面。

可这让她紧张和兴奋的一幕却迟迟没有到来。一个月后，她向厂里请了假，来到了这个东北的大城市。

这里的人们穿着时髦，说着好听的普通话，街道在绿阴的掩蔽下，吹着清凉的风。新修的毫无个性的宽敞大路上各种装出个性的车辆疾驰着，让人眼花缭乱。如果不是丈夫在电话中留给她那点微弱的信息，她是不会来这里的，就是来了，也会立刻打道回府。不知为什么，也许是丈夫太高兴了，他说他要感谢一些人，是这个城市里的好心人，特别是一个老板娘，还说要不是她的店开在电视台附近，他可能永远找不到那两个坏人。就是这么一条细若游丝般的线，却牵动了一个妻子的寻夫心。

她想马上就去电视台，但女人都是实用的，她先找了一家旅馆住了下来，并向旅馆里的人仔细打听到电视台的地址。这时她才知道，省电视台也在那里。她吃了火车上吃剩的面包，就出了门，先买了一张地图，就先去了省电视台。

是吃完晚饭的时间，黄昏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漫步，玫瑰色的余晖懒洋洋地贴在天空上，白日的燥热还没有发挥殆尽，走得快了，身上就渗出汗水。她流着汗走着，省电视台不远，她不想把珍贵的钱送给那些催促着买票的售票员。

她先找到电视台的看门的保安，打听那家饭馆，这个保安是个既失去了农民的淳朴，又没来得及学会城市文明的小伙子。他嘲弄般地说：“饭馆多了，你找哪家？”见对方不知所措，吭吭吃吃的样子，他就拉下脸，明确地表示没有帮她找饭馆的义务。

她没有生气，一个明事理的女人不会把这样无知的奚落放在心上的。她二话没说，就在附近的饭馆里打听起来。

月亮从云层中出来又进去，不知疲惫地在无垠的天上奔波着，多么像这个现代的孟姜女。一连几个小时过去了，她走遍了附近所有的饭馆，忍受着冷淡和嘲讽，最终她肯定自己找错了地方。“明天去市电视台。”她毅然想道。

古洛和胡亮回来后，先向李国雄报告了出差的结果。李国雄的脸立刻就长了，气色也不让人喜欢。

“无功而返。我是不是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你们的成果呀？”“他说话越来越有水平了，像个大官。”如果是过去古洛会暴跳如雷的，但现在的古洛是退休的人，而且年龄对人的最大影响莫过于改变一个人的性格，比改变容颜还有力。

“徒劳无功，这样说更好一些。”胡亮笑着说。

“你现在就会耍贫嘴。不是开玩笑，要是没有什么新线索，这个案子就可以结了。”李国雄皱着眉头，冷冷地说。

“我看还是再查一下吧。这次临海之行不能说一点儿收获都没有，起码我们知道关有德和柴明礼有诈骗嫌疑，在那些被诈骗的人当中可能有线索。”古洛把应该的大喊大叫变成了冷静沉着的声调，但却很坚决。

李国雄看了古洛一会儿，说：“好吧，再给你们一些时间，查查那些受害人。”

接下来的几天，古洛违反了他一生的做法，不是靠他自称的与众不同的大脑在想象和推理中破案，而是和胡亮一起，做起了单调的排查工作。大规模的排查是公安工作的老办法，看起来很笨，但很实用，很多案子就是靠刑警们的细致和辛苦的工作得以破获的。不过，古洛和胡亮要查的人太多，又是天南地北，还有许多人不在家，排查就如同在北极行驶的船一样，总是被浮冰阻挠着，进展很慢。

就在这时，太阳出来了，浮冰在一瞬间融化了，把古洛从他认为自己快发疯的状态中拯救了出来。太阳是一个女人，她是那么平常，你就是见过她无数次，也记不住那张最普通的中国人的脸。她走路、说话和所有的表情姿态也都是那么普通，那么平和，谁都不会想到她其实是五内俱焚的。她平静地接受了门卫问话等很多周折，终于来到胡亮的办公室。

“怎么？你是来找人的？”胡亮有些诧异地问。收发室的人并没有说清楚这个女人来的目的。

“对。我叫程淑芬，平阳人。我的丈夫也姓程，叫程平。他在今年6月份来到你们市，然后就不见踪影了……”她停顿了一下。胡亮想：“这种事怎么也来找我？”程淑芬接下来的话，才让胡亮和古洛有了兴趣。

“我来找他，才知道有个电视台的记者知道他的情况，我就找到那个记者，他叫庞万年，他听完我说的事，就跳起来，走来走去的，说这事不简单，先让我找你们，他等会儿就来。”

“噢，你丈夫来这里干什么？”古洛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因为他记得在被关有德和柴明礼诈骗的人中似乎有这么一个人。“他是来找这两个骗子的。”他可以断定。

“找骗我们钱的人，他给我打电话说是找到了，钱也能要回来。”

门开了，庞万年满头大汗地闯了进来。“这下好了，我给你们找到一个新线索啦。有水吗？给我喝点儿。”庞万年接过胡亮递过来的矿泉水，拧开盖子，一口气就喝下大半瓶。

“我来给你们说说，这事可真巧。”他的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把他见到程平的事说了一遍，“我还以为程平和那两个人是朋友呢，可现在我才知道是仇人呀。”

“你的丈夫在电话里还和你说了些什么？你要说得详细些。”胡亮抑制着心头的兴奋，冷静地问程淑芬。

“也没说什么，就说总算把两个坏人捞上来了，一定让他们把吃的吐出来。我还问他，要是他们不还呢？他说，他们敢不还，说他这回是豁出命来了，钱要是要不回来，谁都别想过好了。我说，你可不能胡来，不行找警察。他说，没用，没有证据，警察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我只好嘱咐他小心一些。就这些，长途电话挺花钱的，他也不能说太多了。”

“这是哪天的事？”

“6月9号。”

“听他的口气，他是见到那两个人啦？”古洛问道。

“嗯……这很难说。他这个人说话不清楚，我猜他是见过了。”

“后来就没有消息了，你才来找他？”

“对。”

“说说你的丈夫，他是个什么人？这当然对你来说很难了，不过，你尽量客观一些。”古洛温和地说。

“他……他是个好人，从来不骗人，人缘也好，就是脾气倔。嗯……”程淑芬在努力地想着，古洛知道这是徒劳无益的，就说：“你住下了吧。那请你先回去，我们会调查的。”

“可要快点儿，家里还有孩子，我的钱也不……”程淑芬没有再往下说。古洛悄悄地拿出两百块钱，塞进她的手里。“这可不行。”程淑芬拒绝着，但古洛硬塞给了她。胡亮走过来，也拿出两百块钱给了程淑芬。程淑芬这次没有拒绝，只是眼睛里饱含着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