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时梅琦先生只是轻轻地摆摆手，不再讨论关于他父亲失踪的话题，那不知所措的反而会是福尔摩斯，因为他后来才发觉，他对这个名字确实有一点点模糊的印象（他想，又或者是因为他已经熟悉了梅琦这个姓，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所以，在他们旅行的第二天晚上，坐在山口的一家小酒馆里吃着鱼、喝着清酒时，他再度问起了关于梅琦父亲的事。他的第一个问题让梅琦盯着他看了很久：“您为什么现在要问我这个？”

“因为我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好奇心了，很抱歉。”

“真的吗？”

“恐怕是真的。”

之后，福尔摩斯问的所有问题都得到了认真的回答，而随着梅琦手里的酒不断被喝光，酒杯又不断被添满，梅琦也流露出越来越强烈的情绪。两个人都喝醉之前，梅琦有时说着说着，就会突然停下来，没法再说完想要说的话。有一段时间，他只是紧紧握着酒杯，绝望地盯着福尔摩斯。很快，他就什么话也不说了。最后，是福尔摩斯帮他站起来，扶着他离开酒桌，摇摇晃晃地走回去，回到各自的房间。第二天早上，他们在附近的三个村庄和神庙观光时，谁也没有再提起头天晚上的谈话。

旅行第三天是福尔摩斯整个旅程中最精彩的一天。虽然他和梅琦都还有些宿醉后的不适，但两人的兴致都相当高，那天也是春光明媚的一个好天气。他们坐着巴士，颠簸在乡间的小路上，天南海北地聊着，气氛自然而轻松。他们谈到了英国，谈到了养蜂，谈到了战争，也谈到了各自在年轻时旅行的经历。福尔摩斯惊讶地发现梅琦居然去过洛杉矶，还和卓别林握过手；而梅琦也饶有兴趣地听完了福尔摩斯在西藏游历的故事，以及他参观拉萨、和达赖喇嘛共度数日的经历。

友好而轻松的交流持续了整个上午，一直延续到下午，然后，他们去了一个村庄的集市闲逛（福尔摩斯买了一把非常完美的短剑作为拆信刀），又在另一个村庄看到了极具特色的节日庆典。当大队的牧师、乐手和当地人打扮成魔鬼的模样，在街道上游行时，两人止不住地窃窃私语起来。他们看到男人们举着用木头制成的男性生殖器，女人们抱着裹在红纸里的小一些的木雕阳具，围观的人们伸手触碰木头生殖器的顶端，以求神灵保佑孩子健康成长。

“真有趣。”福尔摩斯评价。

“我就知道您会觉得有意思的。”梅琦先生说。

福尔摩斯羞涩地笑了笑：“我的朋友，我想你比我更感兴趣吧。”

“也许您说得对。”梅琦表示同意，他也微笑着伸出手，用指尖碰了碰一个迎面而来的木雕。

接下来的夜晚和之前一样，又是一间小酒馆，共进晚餐，一轮又一轮的清酒、香烟和雪茄，更多关于松田的问题。福尔摩斯的问题从宽泛变得越来越具体，而由于梅琦不可能知道关于父亲的所有情况，所以他的回答往往是不确定的，甚至只是一个耸肩，或是一句“我不知道”。梅琦对福尔摩斯的盘根问底并不反感，即便是这些问题带来了他童年不快的回忆和他对母亲悲伤情绪的担忧：“她毁了好多好多东西，几乎是我父亲碰过的所有的东西。她两次在家里放火，还试图让我和她一起自杀——她希望我们一起走进海里淹死，她觉得这才能算是对父亲过错的报复。”

“那我想，你母亲一定很不喜欢我吧——我之前就感觉到了，她怎么也掩饰不了对我的厌恶。”

“是，她确实不喜欢您，但老实说，她其实谁都不喜欢，所以您不要认为她是特别针对您。她从来不承认健水郎，也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我一直没结婚，而是和伴侣住在一起。她把这些都怪罪于父亲对我们的抛弃。她认为，一个男孩如果没有父亲的教导，就永远也无法成长为真正的男人。”

“在你父亲决定抛弃你们的过程中，她难道不是认为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吗？”

“是的，她是这样想的。”

“哦，那她的厌恶就是针对我的嘛，不是吗？我希望你不要和她有同样的感觉。”

“不会，完全不会。我母亲和我是完全不同的人，我对您没有丝毫的意见。容我直言，您是我的英雄，是我的新朋友。”

“你太抬举我了，”福尔摩斯举起酒杯，“为新朋友干杯——”

整个晚上，梅琦脸上都带着信赖而专注的表情。实际上，福尔摩斯感觉那表情中传递着一种信念：梅琦在谈起父亲时，他是相信眼前这位退休的大侦探能就父亲失踪一事带来一些新的讯息的，或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一点见解。可没过多久，他就发现，福尔摩斯也没有什么想法，于是，他的表情渐渐变了，变得有些悲伤，甚至是阴郁。他闷闷不乐，愁眉不展，女服务员不小心把新端来的清酒洒到他们桌上时，他还严厉训斥了她一番。

接下来，在他们最后的旅程中，两人经常长时间地沉思，只有吞吐的香烟烟雾点缀其间。在前往下关的火车上，梅琦先生忙着在他红色的日记本里写着什么，而福尔摩斯则满脑子都在想着松田的事——他盯着窗外，目光一直追随着一条围绕陡峭大山的蜿蜒小河。有时候，火车也会从乡村小屋旁开过，每间屋子前面都会有一个二十加仑的水桶摆在河边（梅琦之前告诉过他，水桶上写的字意思是“防火用水”）。一路上，福尔摩斯看到了很多小村庄以及它们背后高耸的山脉。他想象着，如果能爬上高山的山顶，那能够看到的景色将会是多么壮观——脚下的山谷、村庄，远处的城市，甚至是整个内海，都将尽收眼底吧。

福尔摩斯一边欣赏如画的风景，一边反复琢磨着梅琦说过的关于他父亲的事。他在脑海中渐渐形成了对这个失踪男人的基本印象——他就像一个从过去走出来的幽灵：瘦削的面容，高高的个子，憔悴的脸庞应该是与众不同的，还留着明治时期知识分子最爱蓄的山羊胡。他是一名政府外交官，在因为丑闻提前下台之前，曾是日本最杰出的外交部部长之一。他还是个谜一般的人物，他以缜密的逻辑思维和善辩著称，对国际政策有着深刻的了解。在他众多的成就中，最负盛名的是他写的一本记录中日战争的书，这本书是他在旅居伦敦期间写成的，详细记录了战争爆发前日本的秘密外交政策。

松田天生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他的政治抱负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崭露头角了，当时，他不顾父母反对，进入政府工作。由于和亲西方的四大党派都没有关系，他被认为是个外来者，但由于其杰出的能力，最终好几个区都请他去当区长。任职期间，他在一八七〇年首次出访伦敦。卸任区长职务后，他又被选入了当时正迅速扩张的外交部，后来，由于不满党派对政府的操控，他参与了推翻党派的密谋活动，被人发现，导致他原本一片光明的前途在三年后戛然而止。谋反的失败导致了长期的监禁，但他并没有在铁窗内自暴自弃，而是继续做着重要的工作，例如，把杰瑞米·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翻译成日文。

从监狱被释放后，松田娶了当时年龄尚小的妻子，又生下两个儿子。与此同时，他多年一直在国外旅行，频繁进出日本，把伦敦当作是他在欧洲的家，还经常前往柏林和维也纳。这对他来说，也是一段很长的学习时间，他主要的兴趣还是宪法。虽然大家普遍认为他对西方世界有着深刻的了解，但他始终相信君主专制政体。“您不要搞错了，”梅琦先生在福尔摩斯提问的第二个晚上，曾经说过，“我父亲相信，应该由单一的、绝对的权力来统治人民，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更喜欢英国而不是美国的原因。我还认为，正是他固执己见的信仰，才让他失去了成为一名成功政治家所必需的耐心，更不用说成为一个好父亲、好丈夫了。”

“你觉得他在伦敦一直待到了去世吗？”

“很有可能是的。”

“你在伦敦上学时，从来没有去找过他吗？”

“找过，但找的时间不长——我发现我不可能找到他。老实说，我也没有特别努力去找，当时，我还年轻，有新的生活、新的朋友，并没有非常急切地想去找一个很早以前就抛弃了我们的人。最后，我刻意不再寻找他的下落，觉得这样的决定才能让我自由。毕竟，他当时已经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我们早已形同陌路。”

可梅琦先生也承认，这几十年过去后，他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因为他现在五十四岁了——只比他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时父亲的年纪小五岁——他感觉内心的空虚越来越强烈，父亲的失踪给他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黑洞。更重要的是，他坚信父亲的心中也一定有过同样的空虚，那是再也无法见到家人的创伤。父亲过世后，这阴暗空虚的伤口不知怎的，进入了他儿子心中，并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成为无法释怀的心结，让他时常感到迷惑沮丧。

“也就是说，你不仅仅是为了你母亲，才想知道答案的吧？”福尔摩斯问，他的语气中突然带着困惑与疲惫。

“是啊，我想您说得对。”梅琦多少有些绝望地回答。

“你其实是为了自己在寻找真相，对不对？换句话说，为了你自己，你必须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是的。”梅琦沉思了片刻，盯着手中的清酒杯回答，然后，他又看着福尔摩斯，“那么，到底真相是什么呢？您是怎么找出真相的呢？您到底是怎么解开那些谜团的呢？”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福尔摩斯，希望这些问题能成为一个确切的起点。如果福尔摩斯能作出回答，那父亲的失踪、他童年时的痛苦也许都能由此一一得到解决了吧。

但福尔摩斯沉默着，似乎是陷入了沉思；他坐在那里冥思苦想的表情激起了梅琦内心的希望与痛楚。毫无疑问，福尔摩斯正在他庞大的记忆库中搜索，关于松田抛弃家庭和祖国的种种细节就像一个档案夹，深藏在被人遗忘的柜子里，当它最终被人找到后，必定会带来无法估量的重要信息。很快，福尔摩斯就闭上了眼睛（可梅琦确定，这位老侦探的思维已经深入了那个档案柜最阴暗的角落），难以察觉的轻微鼾声也随之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