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该怎么办？我首先把那只杯子重新放回原处，然后把血迹擦干净，在弯着腰累人的劳作中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突然，我忍不住地想要呕吐了。我还没来得及赶到厕所，那种混杂着鲜血、死亡和胃酸的景象和气味使我跌倒在地。我踉踉跄跄地离开了我那个平时一向非常干净的小浴室，在客厅里的长沙发上躺了下来。我的太阳穴在跳动，我的心脏像风动锤一样敲击着，与此同时我的额头上在直冒冷汗。我知道这就是循环虚脱。仁慈的是，大自然在紧要关头懂得让人在短时间的昏厥中消除疲劳。我大概只有一刹那的工夫失去知觉了吧。恐惧和理智马上又回来了。浴室里的那个东西必须消失！它们在说话。

几分钟之后，我颤抖着手指拨通了维托德的电话，两次将号码拨错了。他马上接了电话，从我低沉而单调的声音中马上觉察到，我这里肯定发生什么不幸了。

“怎么啦，赶紧说话呀！”他几近吼叫道。

“你赶快过来！”我刚说出口就把电话挂上了。然后，我重新跌倒在长沙发上，感觉很可能马上就要拉肚子了。再次走进浴室那是太可怕了，可是我别无选择。

没过多久，我给维托德打开了房门，他带着预料中的惊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大概我自己看上去就像一具死尸吧。人们可以从卧室里听到那只狗像狼一样地嗥叫着。

他拍拍我的肩膀。

“你快说呀！”他吼道，自己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我不得不杀死他！”我不禁脱口而出。

“谁？”

“那名警察。”

维托德不相信我的话。

“为什么，他在哪儿？你不会是神经失常吧，”他把我挤到沙发上。他突然看到了我灰色外套上有血迹。他点了一支烟。

“别激动，蒂哈，”他说，他自己倒开始变得神经紧张起来，“别激动。你慢慢地冷静告诉我，究竟出什么事了。”

“我把他杀了，”我难以再说下去了，我的牙齿在格格打战。

“究竟在哪儿？”维托德非常激动。

“在浴室里。”

他怀着一种信念奔了出去，这种信念可以向我说明我那全是些歇斯底里的幻想的产物。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那是我的感觉)，他回来了。他抽着烟，向电话机走去。

“维托德，他想逮捕你，”我说道，“我只好豁出去了。”

“逮捕我，为什么？”维托德犹豫地站在电话机前。

“他知道你和斯卡拉特在一起，因为一个女服务员说看到你们俩在花园里。”

维托德张大嘴巴盯着我看。

“这可构不成逮捕我的理由啊，”他说。

“此外，他还强迫我说出是你对希尔柯开枪的；可我又不会撒谎，”我撒谎道。

维托德显然在考虑，他是该给心理医生打电话，还是该给警察打电话。

“你究竟为什么要有这种幻想，非要让我逃脱断头台的命运呢？”他严厉地问我道，可是他的心房被我打动了，我是因为他的缘故才把警察杀死的。

“第一次见到你，我就爱上了你！”我轻声说。

维托德显然感到很震惊。此刻他面临着可怕的任务：把爱他和想保护他的我移送司法机关或者精神病院。

“我究竟该怎么办？”他在问我，也在问自己，“你干吗要开枪打死他？比方说，用开枪打死希尔柯的同一把左轮手枪……”

我点点头。然后，我解释性地喃喃自语道：“也许我是想用这把枪来结束我自己的生命。生命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从未爱过我。”

维托德无法违背自己的天性。他抓住我的手，说：“蒂哈，你别这么说！你知道我很喜欢你，也愿意帮你。”

他用思考的目光重新注视着那台电话机。

“那只狗简直让我发疯了，”当长长的嗥叫声再次从卧室里传来时，他骂道。我走进卧室，让迪士高出来。它激动地欢迎着维托德，想跑到洗澡间去。我阻止了它。

“那名警察是开车过来的吗？”维托德问，“可能警署的人知道他在这儿，他们会马上找上门来的。”

他看了看表。

“这家伙那么晚了还过来真是奇怪，现在快九点了。他上我家的时候大约是七点半。”

他犹豫不定地来来回回走着。

“我去看看他的衣袋里是否带着汽车钥匙。”

维托德勉勉强强地回到了洗澡间。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只皮夹子、一串钥匙、一块手绢和一本小本子。

“我想起来了，他刚才上我家时也是开着那辆车过来的，他一定把车停在下面什么地方了，我去看一下，”他说完就下楼去了。我担心他会从电话亭里拨打匪警电话。

但维托德很快又回来了，脸上显出孩子似的密谋的神色。

“我把车子停到一个角落里去了，不过那辆车不是警车，”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还有，我们现在得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刚才我看过死者的小本子了，本子上只是一些缩略记号和片言只语。他在去过维托德家之后写道：“寻访罗·海尔特。恩格斯坦的陈述有疑点——鸡腿。”我撕下了那页纸，揉成一团扔进厕所冲洗了，不让维托德看到。“必须把尸体清除掉，”我建议道。

“非常简单，”维托德说，“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了。我们把尸体抛到大街上。”

他对着灯光吹散烟雾。

“你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不跟你玩这个！我可以给你推荐一名律师，我可以借给你钱，但我不可能清除掉任何尸体！”

我也没有什么好主意。毕竟我住在曼海姆市中心，住在一条热闹大街上的一个公寓楼里。可是那个死者必须消失，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维托德也在考虑。

“他没结婚，不过也许有女朋友，她在等着他。或许，因为他没有准点回家，她已经打过电话到警署了。”

我补充说：“也许她已经习惯于他晚回家了，再说毕竟他还是一个人生活。一切都有可能。”

“我这就去打电话，”维托德决定道，“蒂哈，我们又不是歹徒团伙。我们等的时间越长，我们的过失就越大，”他重新站了起来。

“我只是为了你才做出这种事的，”我警告他，“如果他们问起我来，那我只好把你供出去了。”

“可是这种事总归要败露的。如果我企图以这种方式摆脱我在希尔柯死亡案中的尴尬处境，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蒂哈，那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在哭，但这次似乎没有给他留下他希望的那种印象，不过至少直到现在他还没有碰过电话。

“我们完全可以把尸体拉到地下室去，”我突然想到这一点，“他的车可以放到以前卸煤的一个入口处，然后悄悄地把他放进他的汽车里运走。”

“蒂哈，警方无论如何会对这个尸体进行检查，然后当然会查出，他和我的妻子一样，是被同一把左轮手枪枪杀的。”

维托德愣住了。他胆战心惊地想起，现在嫌疑可能完完全全又重新落到了他的头上。

“你不是说早就把那把左轮手枪扔掉了吗！”他对着我吼道。

我此刻很镇静。

“如果他在自己的车里，你把他开到某一个采石场，让车子翻车爆炸。我开着我自己的车跟在后面，再把你接送回去。”

“你瞧瞧，有多少侦探……”不过他像是在仔细考虑我的建议。

“这不行。一到楼梯口我们就会被人发现了！”

“我们等到午夜来临，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我的女邻居早就上床睡觉了，我楼下的老人睡觉尤其早，那对年轻夫妇反正外出旅行了……”

“我饿了！”维托德突然说。我认为这是积极信号。

“我给你做什么吃的？夹乳酪面包，还是鸡蛋？”

“那好，来一只面包吧。我喜欢面包里面夹一个荷包蛋。”

我进了厨房，用平底锅加热黄油。那股气味引发了我的胃痉挛。可是我很坚强，五分钟后就把他要的东西放到了桌子上，问维托德想喝点什么。他没注意听，似乎在思考问题，很呆板地吃了起来。

这时，我大着胆子再次走进浴室。我将全身重新彻彻底底擦了个遍，然后打量起死者来。头上伤口上的血早已不再流了，只是浴缸前的小毛巾毯上有血迹。也没有脑浆或者其他黏稠的物质溢出。

这是我杀死的第一个男子！我仔仔细细地打量他：他人比较矮小，但长得结实，像运动员一样健美。倘若他不是错误地以为自己处在绝对的安全之中，我的突袭绝不会如此幸运。此刻，尽管恐惧和始终潜伏着的身体崩溃仍然是我最为致命的问题，但我稍稍感觉到了自豪和轻松。

维托德已经吃完东西了。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就能把我的小房间弄得烟雾缭绕。但我这次并没有说什么，因为他似乎在严肃地思考，如何将尸体弄走。

“你说的那个采石场的想法不错，”他说道，“只要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尸体弄到车子里，那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根本不成问题。”

“现在最好是能把他折叠一下，”我建议道，“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否马上就会变得僵硬。”

尽管对我如何具体操作感到恶心，但维托德马上明白过来了。他站起来，我跟他进了浴室。

“你有大的垃圾袋吗？”他问。

很遗憾，我的垃圾袋都很小，适用于厨房间垃圾桶的那种，因为我家又没有堆积的花园垃圾。我用那块有血迹的浴室垫包住死者的头，用那只最大的塑料袋罩住他的身体。

“我不是可以拿一床被套吗，”我提出建议，“这样的话，即便有人在楼梯上看见我们，那看上去也以为是大件衣物袋呢。”

维托德只是说道：“我们试试看吧。”

我从衣橱里拿出家里最破烂的一条被套。我们俩一起将死者弄成一个蹲着的姿势，他被枪击中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们把他放进被套里。这是一个非常不轻便的包裹。维托德试了一下将它举高；他虽然拿得动包裹，但它看上去不像一只装满衣物的袋子。

“我们还得等一会儿，”我说道，“现在才十一点，还有太多的人在大街上走动，或许楼梯上也还有人呢。”

那只迪士高突然从客厅里跑了出来，开始使劲地嗅着我们的衣物袋。我重新把它关进卧室里去了，不知怎么地，我在那只狗面前感到无地自容。

我们坐在一起，商量该怎么办。

“我们要么选择多森海姆的采石场，要么选择魏恩海姆的采石场，”维托德考虑着说。我怀疑，他产生了某种运动员一样的雄心，去模范地完成这一任务。开路先锋的梦想，在篝火旁歌唱，用小折刀雕刻，毁尸灭迹，扮演强盗和宪兵的角色——如此幼稚的愿望在他的心里未曾枯萎过，它们恰恰在等待着有朝一日付诸行动。还有他那充当大哥的突出天性，他将所有女人视为妹妹，并且牵着她们的手，促使她们去尊重他，他安慰和引导她们。他恰恰就是合适的同谋。除此以外，他的道德和决断力正处于摇摆不定的边缘；在涉及注重实际的决策的速度方面，我要远远胜过他。

“十二点的时候，我再把车子开过来。你指给我看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吧。”

我陪维托德下去了，他仔细察看了一下他到时候停放车子的地方。他很满意。

“我们呆会儿把尸体放到后座上，而不是放到后备箱里。在前往魏恩海姆的路上，我们夜里肯定不会被拦下停车的。你至少得拿一条旧被子，我们它盖在死者身上。你车里有没有装着汽油的备用油桶？”

没有，当然没有。而且我想起我的汽车油箱里实际上已经没有油了。

“那就用我的车吧，”维托德说，“要是我们回家的时候因为油箱里没有汽油而被抛在半路中，那可真是自己给自己开玩笑了。”

我不喜欢开陌生的汽车，但我还是顺从地点点头。维托德是在帮我的忙，这时候我可不能再犯傻了。时间过得很慢。尸体被捆得好好的搁在浴室里，门也被关上了。那只狗在低声抱怨着。除了一盏小灯外，客厅里的灯全部关掉了。如果有人按门铃，我是不会去开门的。一条旧被子也已经准备好了。维托德又开始抽烟了，把我的房间熏得烟雾腾腾的，还说了很多废话。

快十二点时，他把车开过来。我独自一人，马上又感到更加害怕了。维托德回来后，先是抽了一支烟，然后用几乎很果断的口吻说道，“赶紧行动吧！”我蹑手蹑脚地走到走廊里。一切都静悄悄的。我向维托德招招手，他肩上扛着那捆东西，我关掉了走廊上的灯。他走路的时候又慢又轻，那个东西很沉。他放下了两次。

我在楼梯间看到那对老年夫妇的走廊灯亮着没关。我们保持着一动不动的姿势。他们很有可能通过猫眼向外窥看。难道我们是在他们的视野中吗？可现在很安静，维托德开始迈出第二级楼梯。我们终于走到地下室楼梯时，听见住宅大门打开了，我们马上又愣住不动了。

终于，我们到了下面，我打开了地下室出口大门。那辆陌生汽车就在我前面的阴影中。维托德放下尸体，将汽车钥匙交给我。我打开车门，他把大包裹安顿到后座上，我把被子盖在尸体上面。我们俩可以松口气了。

“你知道，魏恩海姆的采石场在哪儿吗？”维托德问道，“你必须在前面开车，一旦遇到情况——比如事故、警车巡逻或者其他情况——就要给我报信号。”

我不知道怎么去采石场。“那你就开这辆车吧，很简单，”维托德说，在我看来，他的心情好像很轻松。难道他想溜之大吉吗？

“我在前面开我自己的车，”他命令道，“你跟在我的视线内。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会马上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这样的话，你就得停车和等待。”

我不安地点点头，上了这辆陌生的车子，后座上是一个被谋杀的警官。这一切就像一场梦。罗塞玛丽·海尔特是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的，她怎么会在午夜时分把一具尸体送到采石场呢。

维托德在前面开车，在回头看我是否能对付这辆陌生的汽车。我小心地发动车子，车子的操作基本上和我的那辆车没有什么两样，维托德早已为我打开了车灯。我们车队途经高速公路向贝格施特拉塞方向驶去。这个时间交通稀少，因为在一门心思驾车，我感觉自己那种被人发现的恐惧的注意力反而被分散了。维托德并不想欺骗我，如果我们两辆车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他马上会等我。我对他万分感激。

我们以一种尽量不显眼的中等速度向魏恩海姆驶去。维托德熟悉这里的路，稳稳地拐进了一条往山上去的陡峭公路。他在山上的一个停车场上停下车来，我在他的车旁边停下那辆警车。四周漆黑一片，连个人影儿都没有。沿着左边的公路继续向前，可以到达两座城堡中的其中一个。

“我们最好还是将我的车停放在这儿吧，然后开另外那辆车到采石场去。我记得，那条路不好走。”

我真高兴，自己不用驾车了，随即坐到了副驾驶座上。维托德一言不发地从自己的车里拿出汽油桶搁在尸体旁边。突然，他给了我一个兄弟般的亲吻：“现在没有回头路了，”他悲伤地说道，继续开车，只是沿着坑坑洼洼的路开车时开着停车灯。

可是，向前开了几百米之后，出现了一根铁路道口杆，这是维托德没有想到的。我们下了车，在汽车的头灯灯光和手电筒的照射下看到上面有一把巨大的挂锁。

“这个是不可能打开的，”维托德说道，“我们只能掉头，到多森海姆那里试试。”

我觉得这一想法真是令人可怕，可是要想敲掉这把锁，至少需要一把大锤才行。

“你发夹至少还有吧？”维托德问道，我自知有罪地摇摇头。他回到了车上。

我用手电筒再次对着那根道口杆照了照。我不禁发出一声激动的吼叫，维托德站住了。

“你瞧，”我叫道，“支架的销子都锈坏了。”

我们重新研究了那个机械装置，发现只要稍稍用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抬高那根道口杆；那把挂锁始终是完好无损的，只是拒绝其他车辆通行。维托德将那根道口杆抬高，我开车从下面通过，然后我们重新交换位置，继续前进。

我们颠簸着穿行在栗子树、橡树和山毛榉树中间，我觉得时间长得没完没了。终于，那条路在一个一人高的铁丝网篱笆前结束了。

“他妈的，要到那个地方还早着呢！”维托德骂骂咧咧地说。我们又下了车。维托德关掉车灯，拿出手电筒。我们一起察看了一段两边的篱笆；篱笆很结实，而另一边的篱笆上布满了旋绕式铁丝网。

维托德打开陌生汽车的后备箱，我为他打开手电筒，让他好查看工具箱里有些什么东西。箱子里配备了很多东西，里面还真有一把很结实的钳子。

“太棒了，”维托德夸奖死者，“我的箱子里可不会有这种东西。不过他这里没有手电筒。”

他在尝试敲开那根厚铁丝时不是很灵活。虽然做起来很费劲，但最后还是成功了。尽管我和他在轮流操作，可还是花费了我们半个多小时，才把一排金属丝网从上到下地轧出一个个洞来；另外，由于下面固定的地脚螺栓并没有马上妥协，两米宽的一段还必须在这里把它割断。

我们终于完工了，将死者从后座上抬出来，把塑料袋和浴室垫清除掉，然后把他安顿到驾驶座上。维托德在尸体、座位和坐垫上浇上汽油，并将手刹车松开。

“现在赶紧推！”他要求我。我们一起拼命用力，但前面横着一块笨重的大石头，车子过不去。维托德把他往中间挪动了一点，挤在他旁边。

“我把车往后倒一点，然后使劲越过石头，”他向我解释道，“你拿着手电筒站到边上去！”

我爬到了那卷铁丝网那里，打开手电筒等待。即便是发动机用力，也不是马上就能轻易得手的。

“我们真傻，”维托德说，“我们应该把那个洞眼再向右割开几米，那样就肯定没有问题了。或许我们还得用钳子再忙上一阵子。”

他又下了车。我们俩都精疲力竭了。

“我再去试试，”他说，又挤到死者旁边。我站在那个深渊的边缘，给他打开灯光。

维托德又把车往后倒了一点。我感觉我们制造的噪音很大，可是在这一季节里，也说不定有哪一对夫妇或者其他什么人会在深更半夜到这儿溜达呢。

这时候，维托德猛踩油门，车子飞速向前，成功地越过了那块大石头。可是他显然并没有在合适的位置上把车煞住——车子飞出了我手电筒照射的范围，砰的一声跌入深渊。

是维托德没能够停下车来吗，要么，这是一个新计划，他准备在最后一刻跳下车去吗？

遥远的深渊那里开始发出撞击声，同时开始燃烧起来。我像一座雕像一样站立着，目瞪口呆地朝下面凝望。除了熊熊燃烧的火焰和炸得四处飞舞的碎片之外，我在黑乎乎的野狼峡谷里什么也看不见。

现在，维托德也死了。“往下跳，罗塞玛丽！”我母亲的声音说道。我离那个深渊越来越近，决定不再犹豫不决了。我听见远方消防车的汽笛声，它使我意识到正在发生的现实情况。我必须离开这里。

我手里拿着手电筒，走在黑乎乎的林间小道上。无论如何一切不是很快。我从我的前面、后面和旁边持续不断地听见有人的声音。维托德的汽车孤零零地停在停车场里。钥匙插在后备箱盖上；维托德拿好汽油后，将钥匙忘在那里没取出来。那只桶到哪儿去了呢？或许它还在林子里，人们从第一眼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这是一起谋杀案件：篱笆被钻过了，尸体上浇满了汽油。即使一切完全被烧毁了，人们也一定不会认为这仅仅是一次事故。

我呆板地拿了车门钥匙，打开门，坐在维托德的车里，然后出发了。走回家去的话，那这条路也实在太长了。

回家去吗？我绝不能将维托德的车停放在曼海姆我的家门口。因为他死了，所以人们会认为他就是凶手，这也不会让他感到伤心痛苦的。所以说，我必须把汽车停放在拉滕堡他的住宅前。看起来好像是他枪杀了那名警察，然后毁尸灭迹，有可能他这是畏罪自杀。

可是如果是自杀的话，他难道不是抓起左轮手枪，在家里枪杀自己，哪里还用得着预先到采石场里去折腾自己？

于是我开车去拉滕堡。驾车到魏恩海姆的时候，我听见各种不同的汽笛声和警铃声，可是奇怪的是，我没有碰到一辆这样的车。由于不认识路，我无法拐到隐蔽的小路上去，只好走直接穿越城区的道路。看来，人们试图从下面接近那辆燃烧的汽车，让我感到幸运的是，他们根本不是从上面驶近那个深渊。

我在拉滕堡维托德的住宅前下了车，将钥匙插在锁孔里没拿出来。不过，在此之前我把钥匙擦得干干净净，把方向盘和盖板的地方也擦了个遍，不留下任何痕迹。

现在，我已经走在大街上了，考虑自己该如何回家去。我觉得坐火车、出租车或者有轨电车就太显眼了，叫一辆车停下来就更加引人怀疑了。

我没有办法，只好在这冷飕飕的秋季之夜继续步行。究竟多远呢？我不知道。本来开车只是很短的一段路，现在不得不自己走路的时候，就觉得这段路长得没完没了了。当然我也可以将自己躲藏在某个地方，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再乘坐有轨电车。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我当时一激动连钱都没有带上，我的外套袋子里只有证件和家里的大门钥匙。

我快步向前。天色很亮。我尽可能走在阴影里，悄悄地在小路上走，避免发出声响。

杀——人——犯！我的脉搏在有规律地跳动。顺着这一节奏，我可以顺利地徒步旅行了。为什么我在实施我的行动时总是如此幸运呢？为什么我从不受到怀疑，或者根本无法证明自己是有罪的人呢？

碰巧又有一样东西帮了我的忙：我发现有一辆男式自行车没上锁，这是一辆黑色破车。我没有一刻犹豫地将它据为己有。反正它就摆在一个垃圾箱旁边，到头来也就是一件大件垃圾而已。当我使劲地骑上自行车的时候，垃圾箱的盖板突然打开了。我因为受到惊吓，顿时连同自行车一起摔倒在地。就像一台定时伸出头来报时的杜鹃挂钟里的小鸟一样，一名城市流浪汉伸出脑袋，大喊道：“小偷，杀人犯！”

我的惊吓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但与此同时，我逃跑的本能重新占了上风——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恶魔。他无疑比我更不会在乎所谓的摩西十诫了。

他还没来得及从他睡觉的垃圾箱里爬出来，我就已经挣扎着爬起来，半蹲半站地使出我的全身力气骑上车出发了。过了好几分钟，我才停下车来，不停地喘气，可是我的内心充满兴奋：我又一次逃脱了。

我骑车并不在行，要想骑那么远的路回家并不容易，尤其这车还没有车灯。不过我始终抱有希望，毕竟不必徒步度过这整个夜晚了。

我骑车向曼海姆去的时候，天还很黑。灯光四处亮着。上早班的人已经在冲澡了，汽车向着城市方向驶去。我将自行车停放在一个停车场里，步行走完回家的最后一段路程。当我跨上楼梯、进入家门的时候，我决定再也不离开这个家一步了。上床，再也不起来。最好睡着了，再也不会醒来。

一股冷飕飕的发臭的烟味向我扑鼻而来，我的右腿小腿肚开始痉挛，烟灰缸里满是烟灰，一件米色外套从椅子上滑落下来，让我想起几个小时以前维托德还好好地坐在这里呢。

我打开窗子，踉踉跄跄地走到卧室里，没脱衣服就上了床。一个黑影冲了出来，正好撞到我的身上。是那只被吓坏了的迪士高，我已经有一个晚上没照料过它了。现在再上床睡觉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不是得马上起床，到办公室去嘛。尽管如此，我还是躺在床上，用手指轻轻地挠狗的耳朵，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了。

我希望自己病了，希望自己躺在医院里一张消过毒的病床上，希望看到的只是完全陌生的人，不必和任何人说话。不再有任何责任，任何义务。我希望自己像植物一样逐渐消失。

可是，一小时以后，我还是起床淋浴了。我做好了上班的打算，将家收拾干净，喝了点儿茶，然后带迪士高到绿化带溜达了一会儿。我手里拿着报纸重新上楼，不过我凭经验知道，夜间发生的大事从来不会被刊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除非这些大事件具有国际性意义。

像平时一样，我带着狗准点离开了被收拾一新的家，开车去办公室。要想度过这一天，对我来说无疑特别艰难。

午休前不久，我接到了警方打来的电话，他们准备到我办公室里和我作一下简要交谈。这一次是两个人一起过来的，他们脸上表情严肃。他们问我是否昨天有一个同事，那个名叫韦尼克的警官给我打过电话，或者来过我家里。

我说“没有”。那么我去哪儿了？下班后我回家了，不过顺路还买了点东西。在家里稍稍休息了会儿之后，我在晚上的时候还带狗出去溜了会儿步。我指了指写字台下面的迪士高，好像这条狗可以作为证人进行陈述似的。

他们又问我恩格斯坦是否给我打过电话，或者过来看过我。

我又一次说“没有”，说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大约是十天前的事了。最后我问道，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我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其中一名警察深深地叹息着，他和他那位死去的同事一样年轻、结实。他语不成句地说着话。

“明天您就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新闻了。昨天夜里我的朋友赫曼·韦尼克在他的汽车里被烧死了。”

“这事怎么发生的？”我问。

“如果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们也就不会到这里来了，”另外一位警官解释道，他看起来更为和气，“不过这是一起谋杀案，这一点可以肯定。韦尼克发现了三起可疑的妇女死亡案的线索。尽管有些情况似乎还很模糊不清，但恩格斯坦很可能就是凶手。我们知道韦尼克想到恩格斯坦那里去，因为他发现了一些新的疑点。后来他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昨天夜里半个身体已被烧成炭的他才从自己那辆破损的车里被拉出来。”

他们并没有谈到维托德的尸体。我该不该问他的消息呢？

我不敢问。

“这事究竟发生在哪儿？”这句问话听起来更加中性。

“汽车掉到魏恩海姆附近的深渊里去了，之前有人往我这个毫无知觉或者早已死去的朋友身上浇上了汽油，”两个人中那个年轻一点的人控诉道。

我脸色苍白而痛苦，这事我知道，可是听到他们如此描述时，我表现出这样的表情也许是合适的。

他们还让我仔细想想维托德上一次给我讲过什么话，一旦我想起什么可疑的情况，赶紧打电话给他们。

“他自己究竟怎么说的？”我善意地问道。

他们俩交换了一下目光。

“他什么也不能说，”其中一个说。

“为什么？”我问，“他逃走了吗？”

“他的生命危在旦夕，”那个人回答道，“如果他无法恢复知觉的话，说不定他今天就会一命呜呼了。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他同样也坐在那辆坠落的车里，但从车里被抛了出来。很可能他想从车上跳下，可就在这时候车子出事了。”

我眼里满是惊恐。

“他现在究竟在哪儿？”我问。

“在圣约翰医院，但现在谢绝来客拜访。尽管医生们在给他做人工呼吸，但您不应该抱有什么希望了。”

两名警官和我礼貌道别。他们刚离开，上司马上就走进来了，他脸上写满了好奇。

我简明扼要地告诉他，我的朋友中又有一个人死了。

“海尔特女士，您最让我担心了！”他惊恐地嚷道，“您到镜子里去照照自己，您真的完全就是一副愁眉苦脸的形象。您必须马上看病去，这是我的命令！所以我不希望在这里看到您。您就乖乖地躺在家里的床上，按医生说的去做。我觉得您对自己职责的敬业精神有点过头了。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痛苦之后，即便超人也是无法挺住的！”

我向他表示感谢，把面包重新包起来，带上狗和外套走了。我真的开车去看医生了，但看到那儿只在下午才有四个小时的门诊接待时间。

那我至少还可以躺下休息一会儿了。

可是在此之前我必须对洗澡间进行消毒。我从卫生用品商店带来了一大瓶“萨格罗坦”牌消毒液。我在洗澡间里发现，我的狗在那儿拉肚子了。我用了两个小时对洗澡间进行了消毒，然后又对整个房间杀菌消毒。

我所谓的家庭医生多年来和我照面了没几次，他认为我明显消瘦和脸色苍白有问题。我的整个腹部绷得很紧，挤压时很疼，他安排了其他检查项目，首先是第二天早上抽血化验。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那条狗在我身旁为我悲伤，录音机里播放着伤感的勃拉姆斯的音乐。那把左轮手枪和维托德的外套在我旁边放着。一天中剩下的时间消失在黑色和紫色中，我的人生像放电影一样以忧郁的画面展开，我的头脑再也无法思考了。

第二天，报纸刊登了一篇那个警官被谋杀的长文，说是那个犯罪嫌疑人目前躺在监护病房里，他的伤势非常严重，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另外三起犯罪行为可能也是他所为。

我驾车去医生那里，抽了血，预约第二天再去看病，并开了两星期的病假。我完全精疲力竭地重新躺在床上。我完全可能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活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基蒂给我打来电话。她在哭，简直不知道何去何从。

“他死了吗？”我问。

“更糟糕，比死更糟糕，”基蒂啜泣着说，“他还活着，而如果他还活着，我可以想象得出，那是最可怕的命运了。下身麻痹，脑损伤。”

“他还有知觉吗？”

“短时间才有。”

我差点儿被吓死。

“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好在他重新处于人工半麻醉状态了。如果他脱离危险，他将在轮椅里过一天算一天，没有语言，或许也没有记忆，没有思维。我实在放不下心来。”

“你对他做的那些事情怎么看？”我问基蒂。

“我无所谓他做了些什么，”她自豪地回答，“即使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我也会爱他，可是他不是杀人犯。眼下我生活在疯狂的边缘，希望他自己选择死亡。”

她的话使我感动，我也哭了。基蒂是一个好人，而我是一个坏人，可是这些概念又能表示什么呢。

过了几天，我面临了又一次打击：我获悉自己得了癌症，必须尽快进行手术。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狗怎么办，它到哪儿去。

我把胸针作为快件寄给了恩斯特·施罗德。在一封简短的信中，我隐隐约约地向他说明了事实真相：这枚胸针不是我买的，而是一位女主人送给我的。同时，我问他是否可以请他的孩子照顾一条陌生的狗两个星期。恩斯特马上打电话过来，向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许诺当天晚上就把狗接走。他是和安内特一起来的，安内特一进房间，马上抓住迪士高，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安内特坐到车里的时候，我才轻轻地说：“你的女儿有一个姐姐，可是你对此却一无所知。你可以静下心来想想，是否想明白我的意思，或者是否仍然不想知道。”

恩斯特握了握我的双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对麻醉和手术感到特别恐惧。以前，当我的亲朋好友吓得不敢去看医生，一旦需要作手术时，他们就会陷入恐慌状态。我甚至还特别强调说：“对医生而言，这纯粹是例行公事而已；他们就像在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天天从事上述的裁缝作业——根本不可能发生差错。”

可现在，轮到我本人的时候，这个流水线作业看上去就不同了。我真的总是想起那些病人：他们无法从麻醉状态中苏醒过来，可是，由于不人道的技术，尽管他们像死人一样，却仍然需要病床。难道我也是这样一种再也无法苏醒过来的解决方案吗？

在医院里，人们给我安排到了一个双人房间里；先前做的所有检查又重新做了一遍。我的邻床上躺着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女人，她在孜孜不倦地用卫生纸钩一只小帽子，我问了她两遍，她才回答说，她明天出院。

手术前一天的晚上，一位希腊麻醉师过来检查我的血压，研究我的化学值、心电图以及胸透，并详细询问我的家族和自己的病史包括过敏反应。

“您害怕吗？”他问道。

我点点头。

“许多人害怕麻醉，因为他们自以为醒来时自己已经死了，”他开玩笑道(我觉得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好笑)，“不过我完全可以给您提供硬膜外麻醉，也就是您只有下半身被麻醉。”

“谢天谢地，那么我真的就可以看到外科医生们那些粗糙的脸了，听见他们如何谈论足球，将他们的柳叶刀磨得锋利了吧！”

“通过服用安眠药使自己得到镇静，您完全可以处在一种昏昏欲睡的状态，然后闭上眼睛。您的耳朵里插上了耳机。我有一盘希腊的瑟塔基舞曲带子。”

我真想说，他应该把瑟塔基舞曲带子塞进自己那只绿色的浴帽里。不过我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请他给我上一种体面的万金油式的麻醉药物，这样我就可以对这一程序什么都不知道了。

紧接着，一位外科医生向我解释手术的方法及其风险。我内行地点点头，可后来发觉，因为激动，他的话我连一句也没有听明白。

夜里，我睡眠出奇地好，因为服用了安眠药很快就睡着了。我旁边的女人大清早就被一名愤世嫉俗的男子接走了，他连向我问候“早上好”都没有，他认为这个没必要。

我还没上手术台，我的邻床已经被换上新的床铺了。一位白发老妇使劲握紧我的手。

“我是新来的室友！”

我的室友穿着一件淡紫色毛巾睡衣，在狭窄的床架上翻跟斗、做肩倒立和桥式动作以开始她在医院的时光。我听说她年轻时曾经是体操冠军。当她正要开始给我介绍一本谷物食谱中的那些长寿菜肴的烹调法时，我被接走了。

几小时之后，我才醒过来，我的手臂上在输液，一名护士在一侧陪伴着。我还活着。

可不知什么时候，疼痛开始了，我渐渐处在半睡半梦状态，明白我遭遇了可怕的事。我面前的墙上挂着丢勒的那幅《祈祷的手》和梵高的那幅《铁路桥》，这些被视为希望使者的画作是由一位热情的护士长挂到墙上去的。

我的室友第二天做手术。等到我们两个人身体好转，她终于可以向我朗读巴伐利亚一个用测泉叉寻找地下水源的女人的日记时，我庆幸自己有了一个新邻居。

这是我实现的几个愿望中的一个，而且也只是因为我在医院里呆的时间特别长的缘故。

这位新邻居有着一头獾一样的毛发，小姑娘一样的打扮，身上穿着同一种颜色：绿色的短袜，绿色的裙子和外套，绿色的鞋子和围巾。当那个绿衣女人穿着那件长睡衣的时候，在过道里等候她的丈夫进来了。我又一次听到了熟悉的柏林方言。

“我给你带来了一张小东西的照片，”他温柔地说，将一张放在银边镜框里的照片摆放在床头柜上。他离开后，我朝那边偷看。那是一张牧羊犬的照片。

时间一长，作为好邻居，这位狗妈妈终于开始露出原形了。她偶尔拿出一瓶偷偷带入的白酒喝上一口，在她特地用袖子擦干净那把烟嘴之后，总是满怀热情地愿意把烟嘴提供给我。

“他们把我的身子掏空了，”她抱怨道。如果她感觉脚冷，就坐在我床下，然后悄悄地将她那冰团似的脚塞进我的被子里。若是换成另一个人，我是决不容许别人做出如此令人讨厌的事的，可是在这个柏林女人那里，一切发生得如此自然，我反倒为自己的固执感到害羞了。她强烈渴望身体之间的接触，说话时喜欢触摸我。有一次她冲动地拥抱我，也许她是什么事情都会做出来的。她可能是夜里被我轻轻的啜泣声吵醒的吧。她突然像母亲一样地来回轻轻摇晃我的身子，令人信服地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一切并没有好起来。没有人过来看我。有一张事先印好的卡片是从办公室里寄来的：“衷心祝愿您早日康复，”卡片上是我同事的签名。我的上司至少给我送来了一束昂贵的鲜花和一张手写的卡片，宣布他已经来过了。可是他从没有到医院来看我。

我出院前两天，罗默尔太太看望我，她刚刚从美国回来。

“真是没有想到呀！”她嚷道，“我刚从机场过来，看到了您的信，立即赶过来了，还没来得及打开行李呢。谢天谢地，那个迪士高在哪儿呀？”

我向她介绍了我突发的或者说早已潜藏在身体中的疾病。

“我把迪士高交给朋友了。我会打电话过去，让人把狗交还给你。”

罗默尔太太申明，她可以自己把迪士高接回去，但我既没有说出恩斯特·施罗德的名字和地址，也没有对他的身份说出一个字来。我不希望插手这件事的是是非非。我听罗默尔太太长篇大论地介绍她的美国之行。

“您想想看，我已经习惯拿冰水当饭吃了！对了，您觉得我的新发型怎么样？”

罗默尔太太很多一缕一缕的白发早已经渗透进了她那淡黄色的头发中，现在她把自己的头发交给了一位美国的高级理发师，他把她的米色剔除，给崭新的雪白的华丽配上了淡蓝色的阴影。

“肯定也适合于您的，”罗默尔太太说。她呆了很久，我感觉自己精神好多了。

她走之后，我给恩斯特·施罗德打电话。他马上表示很抱歉，他没能来看望我，为此感到深深的惭愧。幸运的是，他并没有提出任何借口。

他提到维托德受了重伤，一言不发地躺在医院里。他也提到了维托德家孩子的问题，自从母亲去世以后，他们的境况越来越困难。只有那条狗还过得不错。

我后来告诉他，我刚刚出院，罗默尔太太又去乡下了，又开始想念那条狗了。

恩斯特·施罗德深深地叹息着。

“我今天晚上就把狗带过来，然后和她谈谈。至于她的外表原来是怎样的，我现在仅仅能想起她是一个温柔的长着一双狍眼的女人吗？”

“她被切除了乳房，染了一头蓝头发，”我说。

“哦，是吗？”恩斯特沉默着。然后他承认道：“你看我差不多成了秃顶，也有了啤酒肚。”

罗默尔太太后来告诉我，当天晚上他就摁响了她家的门铃。两个人都没有认出对方来。她向自己的狗问候，几乎没朝那陌生男子看一眼。当他报出自己的名字，她才惊讶地注视起他来。然后，她脸色变白、变红，然后又变白。最后，她请他进房间，他们谈了很久。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出现新的爱情。

我也终于辞职回家了，可是经过手术之后，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医生给我安装了一个人造肠胃出口，尽管保健辅助设施越来越好，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一名麻风病患者一样，尽量避免和他人接触。和罗默尔太太一样，我也开始领取临时性的养老金，可是我对重返办公室工作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我过着隐居的生活，只是在购买生活必需品、到医院进行化疗以及做定期检查的时候才离开家门。偶尔我会拿起电话，和罗默尔太太说上两句，有一次我还和基蒂打了电话。

我从这个始终在为维托德悲伤的女人口中获悉，警方已经为恩格斯坦案件结案。因为存在着许多疑问，维托德被认为是惟一的责任方。基蒂曾经考虑请一名侦探对该案件再彻彻底底地调查一次，可她还是放弃了这一念头。

“即便宣告他无罪，也没有什么用了，”她说道，“他的儿子吗？他们已经把房子卖掉了，离开了海德堡，一个在巴黎读大学，另一个在南美各地周游呢。他们应该自己关心这一切……我都不知道，一旦莱纳死了，我怎么才能找到他们。”

可是维托德并没有死。很长时间里，他像个死人一样，全身插满了软管和机器。要想使原来的他苏醒过来，或者有可能的话，不单单过一种纯粹植物人的生活，这种希望等于零。和基蒂的说法完全相反，他的儿子常常过来看望他们的父亲。几个月之后，经过和他的儿子商量，他不再使用人工呼吸器了。维托德在朝着人们的期望开始了自然呼吸，然后被允许转到一家康复中心，最后从那儿转到了一家护理院。

当我第一次开车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和那个恋爱的夏天一样，我在考虑自己该穿什么衣服。他会不会想起我那件紫罗兰花朵图案装饰的夏装？可是，在经过了偷欢之后，我不再有什么好心情了。我穿上了毫不起眼的衣服。我是一个老女人，外表看上去也是如此；或许我该学学罗默尔太太那头淡蓝色头发的模样，好好考虑给自己那灰白头发染染发吧。

我每周去看维托德两次，带着他在轮椅里散步。他呆呆地看着我，不知道他的眼里是快乐、理解还是仇恨。他的记忆究竟能到多少程度？没有一个医生会说出一个准数来。护士们都说，我来看他，他很高兴的。每到星期二和星期六，她们总会说：“莱纳，今天罗茜要来啦！今天你可以去散步了！”

她们说他完全能够听得懂这些话的。他的一名女护工总是钦佩地告诉我：“真的，海尔特女士，您真好，一直关心着这个可怜的家伙！您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有人给他穿上风衣，一名强壮的女护士把他抱到轮椅上。我跪在他面前，给他拉上拉链。然后我就推着他出门了。有时我会告诉他，我曾经有多么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