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在做了一夜折磨人的噩梦之后，我们驱车前往警察局。记录是用法语起草的，用打字机清清楚楚地打出，并准备好签名的格式。维托德做翻译，我们一一签上名。之后，我们回到旅馆，我和基蒂收拾行李。

“我在想，也不知道斯卡拉特把一只电卷棒放到哪儿去了，”基蒂说。

“什么？”我问道。

她环顾四周，耸耸肩：“得了，说不定她已经把它放进行李箱了。反正箱子已经在警察那里了。因为她是药剂师的妻子，没准他们是在找什么毒品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呢。”

我们和男人们告别。我挺同情维托德，他脸色苍白，胡子都没刮干净，已经给自己倒第八杯咖啡了，艰难的任务正在等着他，至少还有一天时间帮助这位伤心欲绝的恩斯特。

基蒂车开得很平稳。她话说得不多，这正合我意。我们俩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你喜欢这个莱纳吗？”她突然非常直截了当地问。

“嗯，”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她稍稍笑了笑。

“我们全都上他的当了。你的结果为何就该和我的不一样呢。如果你对他感到满意，那么他是一个可爱的朋友。而如果你要我给你出什么好主意的话，那么你就努力对他感到满意吧。”

我真想把一切都告诉基蒂，就像我以前真想把一切都向璧德透露一样。可是我无法谈论我的爱情，因为它毕竟就是我犯罪的动机。不过我自己也不是完全清楚。

“哦，基蒂……”我开始道，就像维托德前一天晚上一样难以自制。

“基蒂，我不会再去死皮赖脸地追求男人了。在这次远足中，对这种男女混杂的聚会我挺有兴趣的，这样的聚会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

“对，这我能理解。你别误解我的意思了，我只是瞎说一气而已。我不想伤害你。”

“没关系，基蒂。顺便说一句，我喜欢和你一起开车，你驾车起来很有把握的。”

“还好我不用开药剂师的那辆大车，要不然我肯定就没有方向了。”

基蒂送我到维托德的家门口，我的汽车还停在那儿呢。她和我握手，很遗憾地说，想不到这次阿尔萨斯之旅会以这样的悲剧收场。

我拿好行李箱，向着曼海姆方向出发了。我在发疯似地考虑，如何先将那把电卷棒处理掉。我在内卡河畔停下车来，从箱子里拿出那件罪证塞进手提包里。然后，我沿着田间小路走，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将那把电卷棒扔进了水里。

我回到家大约两小时后，维托德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和恩斯特可能第二天也可以回家了，尸体会从法国被运送到拉滕堡，不过警方还有一个问题：在斯卡拉特的行李箱里有一只电卷棒的盒子，可是那把电卷棒不在里面，是不是我们——我和基蒂——无意间错拿了她的东西。我说“没有”，不过又说道，基蒂也觉得好像在哪儿看到过这个东西。

“那么说，这把东西她是带出来了？”维托德说，“我还以为斯卡拉特稀里糊涂，只带了一只空盒子呢。那好吧，我既不知道这东西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警方会对此物件感兴趣。”

他和我话别，并答应马上再和我联系。

我事后生自己的气了。或许我应该告诉他，我把那把电卷棒放在了我的行李箱里才对。我完全可以马上买一把新的电卷棒。可另一方面，我不知道斯卡拉特的电卷棒是什么品牌，用了多长时间了。一旦这个东西和原来的盒子不吻合，那么这件事看起来可能更有可疑之处了。尽管如此，我感到不安和烦躁起来。幸运的是，我还有两天假期；我想全部用掉它，以使自己从身体上和精神上完全恢复过来。

第二天，罗默尔太太打电话来了。是不是她可以过来看看？她是下午过来的，迪士高躺在我的怀里，让我好感动。罗默尔太太小心翼翼地提到她计划中的美国之行。我向她许诺说，这条狗我随时欢迎它过来，罗默尔太太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那么她准备马上去订票，在美国她的女儿那里呆上三个星期。我鼓励她，没事在那里呆上六个星期好了，因为反正去也去了，安心呆着就是了……趁此机会我还问她，她女儿是否知道父亲是谁。不知道，她说，她的父亲已经去世。

顺便说一句，为了向罗默尔太太表示敬意，那天下午我戴上了那枚胸针。我还没有把它交给恩斯特·施罗德，但我计划在葬礼之后将这枚胸针送给他。看到我戴上了这件价值连城的东西，罗默尔太太高兴极了。

她提到她那只老狗，它的视力和嗅觉看来都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迪士高年轻的时候，真是一只抓猫能手。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动的，哪怕是鸟儿，它都会狂追不止。随着经验的增长，它至少放弃了这一念头。”她独自放声大笑。

“有一次，那时它还又小又傻的时候，我带它一起到滑翔运动场地。人们可以从远处看到一只大鸟飞到绿草坪上，平稳地着落。那只狗没有用皮带牵着，于是急忙扑过去想逮住猎物。我当然紧跟在它后面，因为正好有个路障，它从我身边逃走了。我又喊又叫，它才算听话地回来了。”

“嗨，”我说道，“你这只小狗，如果你能逮住这只鸟儿，你究竟又能拿它怎么样呢？”

我尽义务地稍稍笑了笑。

罗默尔太太继续说道：“后来，这样一幅画面常常就像一种象征一样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或者说所有的人，都在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希望得到一切，但就像这只小狗一样，我们很少知道这个猎物并不是我们希望得到的，于是我们就完全拿它无从下手了。”

她注视着我，说道：“顺便说一句，这完全是两码事！您去看看医生吧，海尔特女士，我觉得您最近一段时间气色不怎么好。”

在这天剩下的时间里，我大多躺在床上。星期日晚上，我从维托德那里得知，他打过电话给基蒂，但她家里没人接。他和恩斯特又回到家了。药房关门了。恩斯特在忙孩子的事。

我问他葬礼什么时候举行。

“下星期三，”维托德回答，“验尸报告表明，斯卡拉特是淹死的。正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她心脏病发作，失去知觉，然后淹死了。”

“维托德，你怎么样？”我问道。

“还行吧，”他简短地说。

我决定发表一下意见。

“你那天晚上还和斯卡拉特一起抽过烟，”我开始道，“不过因为这事肯定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所以我没和警官说起过。”

维托德发出一声叫声，听起来像是猎物被射伤了身子。

“蒂哈，我告诉你：你用不着保护我。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那你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件事呢？”

“出于尊重死者，当然也出于尊重恩斯特。他已经够倒霉的了。难道再让他怀疑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欺骗他吗？”

“可她就是这么做的，”我断言道。

我听到维托德的打火机咔嚓一声，又听到他在急促地呼吸着。

“纯粹胡说八道，”他愤怒地说，“我们只是很长时间在外面坐着说话，也没有做什么别的事。”

“那你们后来究竟又为什么上车了呢？”我问道。

维托德很激动。

“如果这是审问，那么我处在你的地位，也一定会首先自扫门前雪的。我们到村里买烟去了。再见！”他很生气地挂了电话。

过了十分钟，他又打电话过来了。

“蒂哈，你别误解我的意思，我刚才失去自制力了。当然你真好，没有透露我们夜晚见面的事。我向你表示感谢。那么你后来听到斯卡拉特回来了吗？”

啊哈，到自动售烟机那里去只是一小段路程，在车里呆很长时间就说不过去了。维托德可能担心，我完全能够预料到他们在车里不仅仅是在抽烟吧。

他似乎平静下来了，又说了一些话题，终于问我是否去参加葬礼。

“葬礼究竟几点开始呀？”我问。

“就我所知，下午两点，葬礼在拉滕堡公墓祈祷室举行。”

“这个时间恐怕不行，我不能又去休假了，”我解释说，因为我不想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第二次参加葬礼。我们友好地话别。

尽管感到相当吃力，但我还是得重新回到办公室去。我的工作不可能让别人去做，我的上司也根本不会去承担我的工作，所有这一周我必须处理的活儿，都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呢。我要是整整三个星期不去上班，那种情景真是难以想象呀！接下来的好几天，我都在拼命加班。无聊的堆积如山的公文占满了我的办公时间和业余时间。我的心里早已不再去想热恋、美食和漫游的事了，我忙碌的职业生活也多多少少驱散了对死去的女人、危险以及神经性激动的回忆。以前，偶尔晚上有些什么重要安排，在我完全是小菜一碟。也许现在我属于上了年纪的那一批人，或者终于开始进入更年期了吧，因为早点起床，整整一天聚精会神地工作，到了夜晚还要将洗好的衣服晾出去，以及洗刷杯子，这些都让我累得不行。我几乎都忘记每天去想维托德了，可在不久前，我早上发自内心的第一个问候和晚上发自内心的最后一个问候都是属于他的。

大约在我辛苦工作五天之后，维托德打电话过来了。他显得很激动。这一次他几乎没有平时那种友好的开场白，他一向是以这种开场白开始对话的，而且主要涉及询问我的心理状态。

“你还记得吗，蒂哈，以前人们不是老是谈起‘幸运警官’吗？如今这种最成功的警察被‘计算机警官’替代了。不管怎样，现在有许多年轻的警官，一刻不停而又冷酷无情地在他们的计算机里输入数据、事实、人物和罪行，有时通过这一途径可以发现一些平时想不到的相互关联来。”

我好奇地倾听着。“那后来呢？”我低声问。

“哦，我又到拉滕堡警察局去作了一次口供。自从希尔柯去世后，我常常到那儿去，不过这一次真把我搞得晕头转向了。阿尔萨斯警察局已经给帕梅拉·施罗德案结案，并将案子转给了拉滕堡的同事们。而在拉滕堡警察局里，有一个计算机迷。他没有借助于什么技术分析，却首先想到了这一点：那几个太太都是短时间内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死的，而其中的两个丈夫还是好朋友。不过现在就更有意思了。他认识贝克街上的一位同事，那个人负责璧德案，同样也是个计算机迷。他们两个人想到，所有这些案件都发生在这儿的附近地区，所有三个女人年龄都不大，也没有生病。蒂哈，这同样的话我上次也和你说过了，我又不是警官！”

“我完全不明白，你怎么和计算机牵连到一起了，”我说道。

“我马上就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两名警官在他们的计算机里输入所有和这三名死者有关的人。当然他们还密切注意了迄今毫无结果的其他许多线索。嗯，不管怎么说，他们一致断定，这三个女人我都认识，其中两个还很熟悉。此外，我和维维安是朋友，他们也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肯定偶尔监视过我。”

“不错，可是他们现在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蒂哈，他们当然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挑明我就是杀害女人的天才凶手。不过他们或许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想的。无论如何，我现在又被监视了，这一点我今天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

“他们有没有提到过我什么？”

“他们说，比如恩斯特·施罗德也认识这三个女人——他现在的处境和我的没什么两样。他们肯定会注意上他的。不过可能我还要更值得怀疑吧，因为这一连串谋杀案首先从我的太太开始的。”

“那我的情况呢？”我又问了一遍。

“他们并没有点到你的名字。事实上，你又不认识希尔柯。在我周围的人中，许多人不仅认识斯卡拉特，而且也认识希尔柯，但他们不认识璧德。大概他们现在将注意力集中在跟所有三名死者都有联系的那些人身上，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我和恩斯特了。”

“你是说，他们也会找到我的吗？”

维托德考虑了一下，眼下他的心思主要在自己身上。

“谁知道呢？或许属于‘此外’之列吧。但是人们在你这里找不到动机。”

“维托德，谢天谢地，你从哪儿打电话呀？”

“从一个电话亭里，我又没疯。从理论上说，我这边杀死我的妻子是有动机的：我再也受不了她的酗酒。可是第二个呢？璧德并没有反对我和维维安的关系，谁也不会相信，我为了得到这位姑娘，必须把她干掉才行。而如果假定是我看中了斯卡拉特，那么我应该去杀死她的丈夫呀。”

“大概人们认为这几个案子都是谋杀案吧？”我问道，这也是一个让我特别烦躁的问题。

“他们没有那么明说。他们只是说，这里还有太多杂乱无章的头绪没有理清。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上，你该怎么对待？无论是希尔柯的死，还是斯卡拉特的死，我都不是问心无愧的。”

“你绝对不能让人看出来，”我建议道。

他根本没有想到我吗？他难道没有生出任何怀疑来吗？不久前，他可是已经快接近事实真相了。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想道，恩斯特也没有引起他特别的兴趣。我答应对所有一切都会考虑周全，无论是希尔柯死时他的(和我的)角色，还是他在斯卡拉特临死前不久和她的幽会，我什么都不会说。

我不得不时时小心了。他们已经想到了，三个女人完全可能是被谋杀的，而且很有可能作案凶手是同一个人。我不得不考虑，万一碰到审讯，我该说些什么。而且完全有可能的是，我的电话遭窃听了，他们在暗中跟踪我。

星期三晚上。斯卡拉特的葬礼应该过时间了。维托德和基蒂肯定又回到了家里。我不想打电话，而是从办公室开车到拉滕堡去。维托德的门前停放着璧德的汽车。我的心脏一瞬间突然停止跳动了，我忽然明白，一定是维维安来了。不，我不想在她和他幽会的时候被我逮个正着。我马上开车走了。我也不想回家，因此我决定去看看基蒂。

尽管我和维托德曾经一起开车去过基蒂那里，但要想找到她在史林斯海姆的家可不容易，我问了两次路才找对地方。那是一个住宅区的多户住宅。我按了下门铃。大门马上被打开了。基蒂和一个孩子站在走廊里。她对我的来访并没有感到惊讶，和那名补习功课的女学生告别，并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然后我们进了客厅。

基蒂朝北的住房很明亮，一把吉他挂在墙上，地上铺的是碎花地毯，绵羊皮晾在帆布沙发椅上，墙上是原木书架，架子上放了许多书，一只猫在书桌上窥伺着。

为了扭转拘束的局面，我走近猫，想抚摸它，可那只动物害怕地跳下桌子躲起来了。基蒂请我坐下，自己到了厨房间：她去准备茶水了。维托德的书就摆放在书桌上。一张他和她的照片，可能是班级集体出游时拍的照片，被装在一个很精致的镜框里，挂在一个有点隐蔽的窗台角落里，我心中燃起一股妒忌的怒火，因为我并不拥有这样的照片。

当基蒂端着两只无釉陶瓷茶杯、棕色方糖和一点点姜重新出现时，我问，她那些阿尔萨斯之行的照片是否已经冲洗出来了。她吃惊地注视着我。

“我的上帝呀，在这次打击之后你还想到照片！胶卷我只用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我肯定会在几个月时间里找到合适的机会时用掉它。”

我接着问，葬礼情况怎样。基蒂这时奔进厨房，将开水倒进茶壶里。

“当然很可怕，”她开始道，“不过至少牧师的致辞不错，既不伤感，又不乏味。我们大家都很激动。恩斯特和两个孩子——那简直难以忍受！真是巨大的痛苦啊，我根本无法向你形容！”基蒂眼里噙满泪水。

“到场的人很多吗？”

“我感觉，整个拉滕堡的人都来了。包括奥莱格和安内特的学校里一半的老师，他们班级里的同学，不同社团的人。施罗德一家深受大家的喜爱。天哪，两个孩子的母亲去世，那真是悲剧呀！”

我又一次心满意足地听到了伟大的葬礼。一切都是我的作品。我现在感到遗憾的只是，我当时不在场。

“你为什么没有参加葬礼？”基蒂问道。

我向她解释说，本来出去旅行就已经够费劲的了，而马上又要占用一个下午时间，根本没办法请出假来。

“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把恩斯特·施罗德母亲的胸针用包裹寄给他本人呀？”我问道。

基蒂考虑了一下，轻轻地挠着猫。

“我看还是等一等比较好。眼下他的心思肯定不在这上面。再说，这枚胸针让他会想起最近我们共同度过的夜晚来。他确实会遗憾地想到，他因为这个胸针的故事伤害了他的妻子。不！无论如何必须等到最糟糕的时刻过去之后。到了那时候，莱纳可以小心点问他还想不想要这枚胸针。”

这个建议合乎情理，可是我差不多有一种强烈的欲望，非要扔掉和摆脱罗默尔太太的那枚胸针不可。或许我想以此做些弥补吧……“维托德怎么样？”我没什么好问的，只好问起这个问题来。

基蒂看着我。她很累。她身穿旧牛仔裤和一件更旧的挪威式外套，上身披了件皮衣，她基本上没有了那种朝气蓬勃的喜欢居无定所的气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心疲惫的女教师的和蔼可亲的形象。

“莱纳很喜欢斯卡拉特，我想是这样。她的去世使他很伤心，”她稍稍犹豫了一下，说道，“不过我想，他年轻的女朋友会安慰他的。”

她最后几句话说得挺狠的。基蒂希望让我知道维维安的存在，显然她和我一样以为自己是维托德“惟一的红颜知己”。我决定不撒谎。

“我知道他和维维安是朋友关系，”我说道，“他当然和我谈起过这个。”

基蒂似乎对此并不怎么感到惊讶，而只是证实了她的怀疑：我们俩都充当了倾听这个花花公子忏悔的亲密姐妹。人们可以指责他这么做吗？也许他并没有做出什么言过其实的诺言和爱情表白，而只是尽力寻找尽可能多的摆脱困境的办法吧。

基蒂在唉声叹气着。她似乎想到了类似的想法。可我不敢询问他们之间的关系。

天现在开始黑得早了。我决定回去的时候再路过一下拉滕堡。出于老习惯，我将车子停放好，步行走过维托德的寓所，目不转睛地看着璧德的那辆小汽车。我爬行到苹果树那里，不过那些树叶掉了很多，有些树已经光秃秃的了。

维维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哭泣。我本来期望看到一些其他场景，比如诱惑人的场景等。一位小伙子从厨房间出来，走进了舞台，可能他就是他的大儿子吧，他把一只装有面包、黄油和肉片的托盘放到桌上。维托德从厨房间喊了一声，儿子从抽屉里拿出一把软木塞螺旋起子，然后就不见了。维维安在擤鼻涕。她的眼睛脏兮兮的，鼻子红红的。这时候，维托德来了，走过她身边时还善意地摸了摸她的黑发，然后将红葡萄酒和杯子放在桌上。三个人坐下来吃了起来。他们并没有特别有说有笑，而是相当静默。不过尽管如此，吊灯下聚餐的场景散发出一种安全的魅力，这种魅力要比完成一次性诱惑更让我恼火。我突然对人类社会及其成员产生了无限思念。只有我的死亡才会结束我对每一种不可能的家庭生活的断想，这一点我很清楚。我又想起那把左轮手枪，它此刻就藏在我的洗澡间里。它就放在我的小药柜最上面放洗刷用具的小口袋里。或许我马上可以用它来对准自己那可怜的脑袋。

玻璃门关得很严，我难以听到这三个人在谈些什么。儿子拿了一份报纸，似乎在读着上面的一篇文章，然后是大家开始讨论。我不敢再走近了。天很冷。我感到很孤独。

终于，儿子和维维安一起离开房间，他们开着璧德的车走了。维托德拿着餐具进了厨房。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脸上稍稍有点听天由命的表情。我决定回家去。

维托德突然打开玻璃门，走到了阳台上。他作了一次深呼吸，然后突然看到了我。看来他只是看到了一个朦胧的影子，他叫道，更多地是感到恐惧：“是谁？”

这真尴尬。我恨不得钻到地洞里去。难道我该逃跑吗？如果是这样，他完全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把我逮住，就像逮住一名正在暗中图谋的女窃贼一样。我快要羞死了，可还是走近亮处，说：“是我。”

维托德不知所措地看着我。

我支支吾吾地说：“我本来想过来看你，问问你葬礼的情况。可是我看到你门口有车，发觉你有客人，所以就不想打扰你了。”

维托德在搜肠刮肚地寻找合适的措辞。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在暗中侦察我？”

“不，谢天谢地，不！我永远不会去做这种事！可是，有什么东西吸引我到了那个院子里，你太太出事的时候，我当时就在那里站着。”

“你的意思是说，凶手会回到他的作案现场吗？”

维托德粗暴地抓住我的手关节，把我拉进房间。他关上门。

“你站在外面那儿有几次了？”他那么生气，我真的害怕起他来了。

“今天是第二次。我突然那么冲动地想过来，”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再也不相信你的话了。”维托德点了一支烟，以一种毫不掩饰的敌意的表情审视着我的眼睛。

“一旦我在我的花园里再次逮到你的话，我就叫警察了，告诉他们你有一双大脚！”

这是不公平的。我开始痛哭流涕。更多地不是因为我的大脚，而是因为他那尖酸刻薄的话。可是我知道，女人们只要流下眼泪他就会心软，尽管心里很恼火，但他始终还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能够给女人以安慰的人。我的猜测没错：在他抽了几支烟和我擤了几次鼻涕之后，他让步了。

“蒂哈，你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不，这和你的个性不符；自从璧德去世之后，你大概找不到人交流了。或许你该参加妇女自我体验小组，或者到心理咨询处那里去尝试一下……”

“你是说，我有点不正常了吗？”我抽噎着说。

他拥抱我。

“我们真的都有点问题。我肯定和你一样神经质。只有感兴趣的人和敏感的人才需要心理学家。我马上也要去找心理学家看看，我已经和他们约好了时间。”

“谁也帮不了我，”我大声而又刺耳地说道，“最好我死了算了！”

维托德抚摸我的后背，我感觉特别舒服。因为他不停地抚摸我的后背，我又开始哭了。

“不哭，不哭！这是手绢。今后，你要是站在我家大门口，那么你按门铃好了，不管我这里有没有客人来访。随时欢迎你过来！”

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了，终于也向维托德打听起那天葬礼的情况。他的脸色马上阴沉了下来。

“妻子去世后，整个乱七八糟的场面我都经历过了，现在又要我和恩斯特一起经受折磨了！我这位可怜的朋友就像孩子一样缺乏独立性。可是你真的不知道，殡仪馆的人是怎么和人说的。‘要给人生以隆重的结束’，这句话就是说，要将尽可能多的钱投资到棺材上。要是换在以前，恩斯特肯定早就拒绝了，宁愿将钱捐给孤儿院里去，可现在他是那么无助和伤心，他只好为他死去的妻子订了一只最昂贵的棺材。”

我还根本没有想过到这方面的事呢。这三次葬礼总共大概要花费多少钱呢？

我们默默地并排坐着。维托德在抽烟，我烦躁地把他那条湿手绢在我的手里弄得皱巴巴的。

“孩子看电影去了，”他突然顺便说了一句，“我太累，也没有兴趣去。”

“孩子吗？”我问道。

“是啊，”他解释道，“从年龄上看，维维安不如说是我的孩子，而不是我的情人。她似乎在我身上寻找更多的不是情人，而是父亲。我的老天，她有许许多多自己对付不了的问题。”

我很想知道，她现在究竟是不是他的固定女友。正如我们两个如此悲伤地并排坐在一起一样，我想道，我们也完全可能就是一对夫妇，他俩在他的孩子们来访之后又沉默寡言地一起坐着。维托德似乎预感到我对维维安的好奇。

“对这么一个姑娘，我是太老了，”他轻声说，“毕竟我有工作，也有家和院子。我无法也不喜欢每天晚上折腾——我需要睡眠。”

我的脑子里闪过许许多多的念头。我应该向他表白我的爱情吗，我应该大胆地朝这一方向上试试吗？要是他带着一丝孤独和多愁善感，想和我一起上床呢？我反复地考虑，是否这就是我始终在追求的东西。另一方面，你不敢去做，你也就不可能有收获，这是一个古老的真理。我稍稍向他身上靠去，这是对他进行一次小测试。他对我的出击没有立即做出回应。为了不致失礼，他听任其发生，但在可容忍的时间过去之后，他移动了一下就抽出身来，点上了第二支烟。

如果从一开始就看出是失败的结局，我干吗还要去反复考虑这种可能性呢？他不想要我；他只是喜欢我的柏拉图式的爱慕，而为了得到我的这种爱慕，他也愿意一旦有机会就会起劲地安慰我和关心我。我站起来。他立即跟在我后面，没有任何挽留我多呆一会儿的意思。我们走到门口。

“你以后千万要记住：我随时欢迎你的光临。可是我不希望有人站在我的院子里，偷偷地观察我。光是想到这一点，我就要发火了！”不过，为了不让人觉得他那些警告性的话有多么严重，他微微一笑，然后他的嘴唇轻轻地碰了下我的脸颊。我向他告别。

罗默尔太太到美国去了。那条狗又回到了我身边，由于它的存在我感觉稍稍得到了安慰。和孤独的人习惯做的一样，我经常和它说话；我也和死者说话，和璧德，和我母亲，甚至和斯卡拉特说话，向她说明我的致命伤和我那忧郁的精神状态。

一天晚上，维托德打电话给我。自从那次他在院子里逮住我之后，我既没有看到过他，也没有和他说过话。事后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我当时那种尴尬的处境，我突然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他没怎么转弯抹角，就直截了当地开始说事了。

“计算机警官刚才又上我家来了。我打电话过来，是想提请你注意。很有可能他也会到你家去的。”

“有什么新情况吗？有需要我特别注意的事吗？”我问道。

“那好吧，我们反正都已经讲过了。你答应过我不说我和斯卡拉特夜晚见面的事，也不说希尔柯死时我和你在场的情况。我能够相信你吗？”

“当然，你当然可以相信我。希尔柯案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我们通话半小时后，那名拉滕堡警官果然上我家来了。我把那只骂骂咧咧的狗关进了卧室里。那名男子彬彬有礼，沉着冷静。他说他有几个问题，因为在这三起死亡案中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澄清，其中有些问题我有可能会想得起来。

他首先详细询问我和璧德的关系，尽管这个案子根本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我必须向他确切地描述我所知道的这起事故。

“我知道所有报纸上是怎么写的，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我说道。

“那么，也许比这个更多吧。我想到的是，您的朋友和您打过电话，向您提到过后面发生的那次野餐的事。海尔特女士，有可能您是想要庇护某一个人，比如恩格斯坦先生。您的朋友爱上了他，您是惟一知道这一消息的人，她似乎并没有将这一消息透露过任何其他人。”

“对，她是向我透露过这一点。但璧德不能不怀疑的是，到现在为止这种爱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而已。如果她要和恩格斯坦先生有约会的话，她也许会跟我说的。可是她并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事！”

那名刑警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他似乎还有很多疑问。

“您朋友的购物清单放在她的皮夹子里，那只周末购物篮放在汽车里。那瓶香槟酒她当然可以从家里带去，但饭菜不是她的，一定是另外一个人带过来的。因为她购买醋焖牛肉的那家肉铺老板，是不出售烤鸡的。您究竟怎么知道璧德·施彭贝吃的是烤鸡呢？”

“我说过这话吗？”我问道。

“您和恩格斯坦先生说过，”他说道，“因为他谈到了那个最后的晚餐，好像他在场似的。璧德·施彭贝手拿香槟酒杯和鸡腿站在塔上，然后坠落到地。我们没有向媒体公布死者肚子里吃了什么东西，报纸上只说是有一只香槟酒空瓶。恩格斯坦先生起先声称是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烤鸡的文字，可在讨论了很长时间之后他说，这件事您跟他提起过。”

我耸耸肩。我想起了在毕克巴赫的那个场景来：斯卡拉特手拿香槟酒和鸡肉。这使我当时马上想起璧德来，或许我跟维托德提到过这事。

“我记不得了，”我说道，显得很自然，“即便我讲过这话，那么我可能也只是在哪儿的报纸上看到过，或者听另外一个人说的。不管怎么说，璧德没和我说起野餐的事。”

警官走到我放杯子的柜子跟前。他有目的地从里面找出了五只喝香槟酒时用的水晶玻璃杯来。

“您的朋友喝香槟酒时用的就是这种水晶玻璃杯。您的第六只杯子在哪儿？”

“不过我请您注意，”我愤怒地回答，“杯子总是不断地坏掉。谁家的杯子会是齐全的呢。”

“您，海尔特女士，”他简短地回应道，“比如我在这里就看到有六只雪利酒杯子、六只葡萄酒杯子和六只喝水杯子。在您家里一切看上去差不多都跟新的一样，特别井井有条。”

这真是厚颜无耻的诡计，我生气了。

“怎么？我没有家室，很少有客人来访，所以那些餐具和杯子自然就用得不多。但我一个人在家时，我也喝香槟酒，因为我有低血压。一只杯子早就被我摔成碎片了。您难道想用一只缺的香槟酒杯子来陷害我吗？”

他什么也没说，而是打量起我的脚来。

“您穿几码的鞋？”

“三十九码，”我撒谎道，他又不会真的去量尺寸。

“我要带走您的一只杯子，如果可以，也包括您的相册。另外，我想看一下您的鞋柜。您有体操鞋吗？”

我摇摇头。我是不是该问问他有没有搜查证，我是不是该给我的律师打电话？

他站起来。

“噢，对了，我还想看一看浴室。”

我随着他一起走。他首先走到了鞋柜那里，连问也不问，在卧室里找到了那个地方。那条狗愤怒地对着他怒吼。他检查了好几双鞋子，用责备的口气说道：“四十一码，您要是穿三十九码，您的脚会疼死的！”

他在衣柜前并没有久留。

然后他就进了浴室。我跟在他后面。他打开那只小五斗柜的“丽盛板”牌抽屉，检查我那只电吹风的功能。

“请您把药柜打开一下！”他像一名海关官员命令道。再说我也比他站得更近。他的眼睛在我的药物和化妆品上面急速地掠过。

“那里面是什么？”他指了指最上面放洗刷用具的小口袋。

“淘汰的卷发夹，”我说。

他头转动了一下命令道：“拿下来，打开，”与此同时，他自个儿跪倒在地，打开洗手盆下面的折叠门，折叠门后面的桶里放着去污粉和抹布。我从袋子里抽出那把左轮手枪，从近处直接朝他的左太阳穴上开枪，他甚至连回头的时间都来不及。

他躺倒在地上，脑袋上有一个洞眼，血流到了浴室垫上，枪声震得我的耳朵嗡嗡作响。他肯定在寻找斯卡拉特的那把电卷棒，他已经带上了我的那只香槟酒杯子，到头来还完全可能查出来，那个烤鸡就是我在肉铺师傅那里买的。

我昏昏沉沉而又不知所措地坐在浴缸边上(就像上一次一样)，目瞪口呆地凝视着血迹。住在我楼下的那对耳朵不好的夫妇或许没有注意到枪声，可是我的女邻居就很有可能听见了。我走到过道上偷听，但没有听到那台老是发出单调刺耳声音的收音机，也没有灯光从乳白色的玻璃门中透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