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到大学给贾克曼。尽管戴蒙自己曾判断，涉入是不智的，但他顾不得了。想到德纳·狄卓克生有一点点可能没有谋杀罪嫌，便驱使他把凌晨时分想到的一个念头传达给贾克曼。

“听我说，我想起某一件事，可能对这个案子深具意义。我之所以打电话告诉你，是因为我相信借由这件事或许可以使真相大白，但我不希望你对律师或任何人提到我的名字，你了解吗？”

“是哪件事呢？”

贾克曼太心急了，管不了戴蒙一心想求平静。

“你保证不把我牵扯进来吗？”

“当然。”

“是关于狄卓克生太太的车子。”

“她的车子怎么样？”

“昨天你说法医检验已证明你太太的尸体曾被放在那辆宾士车的行李厢内，对不对？他们假定是狄卓克生太太开了那辆车子去湖边。记得前些日子我与她约谈时，她告诉我每一次开那辆车子都要记录。”

“记录？”贾克曼重复这两个字，但还不明白它的重要性。

“那辆车子是公司的，里程表上的哩数，每一次都需要记在一本簿子里，即使是私人使用也一样。你去找那本簿子，就可以发现九月十一日星期一那天，以及次日，她开了车子去做什么。假如是某人用那辆车子从卫得孔载运尸体去秋谷湖的话，来回合计是三十哩，那本簿子上一定会记下这个数字。”

“老天爷，你讲得对！”贾克曼稍微停了一下，由于想到了什么而少了欢欣地说：“假如簿子上没有写呢？”

“写是一定要写的。那个里程数若是能删掉，唯一的办法是窜改记录……写成去别的地方，或是把它写进较长的旅程里。问题是，假如有人造假，她一定会注意到。”

“没错。”

“又如果是她本人窜改的话，要查明也很简单。总有一两个办法，到时候你自会想到。”

“对。”从他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热度渐褪。

“你在听吗？教授。”

“是。谢谢你，我会再连与你联络。”

“没有必要联络了。”

戴蒙心想，有人会担心真相大白。他放下话筒，立刻找看有什么别的事可做。有这么多时间空下来，实在伤脑筋。

差不多过了一星期，某个晚上，正当迪斯可俱乐部的顾客蜂拥到酒馆时，贾克曼打电话找他。

“哪一位？”

“葛列格·贾克曼。事情泡汤了。”

“什么？我听不清楚。”

“里程记录，德纳的事真的被我搞砸了。”

“听着，我现在不方便讲电话，我面前排了一排人在等着点东西。”

“我过来好吗？”贾克曼问道，纷乱的心情显示在他的口气里。

“不好，这里忙死了。”戴蒙用手盖住话筒，答应两名留庞克头、身上刺青的顾客会把东西送去桌子给他们。然后再对贾克曼说：“要到酒馆打烊时我才会走。”

“那么到我家来吧。”

“你是指什么时候，今天晚上吗？”

“谢谢了。我会等你。”

戴蒙说今天晚上的意思，本是抗议，而非同意，但酒馆里人那么多，他没有时间把自己的意思讲明白。

等到最后几名顾客被劝走，几扇门都闩好以后，他想再打通电话给贾克曼，但立刻又打消念头。就算打了电话，也撵不走那个男人。贾克曼声音里所透出的那股急迫，恐怕不会注意到别人有睡觉的权利。

他驾车抵达约翰布莱登宅邸时，已经过了午夜。贾克曼走出来，一只手握着戴蒙的上臂，有如一名绝望的亲戚迎接医师的到来。

“由衷感谢。”

一整个晚上极为忙碌地工作之后，戴蒙的亲切热诚早已被磨光用尽了。他没好气地说：“我要老实告诉你，我实在不知道自己干嘛要来。”

两人入内。室内很冷，可以推知，暖气虽然熄了，但贾克曼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些事情上，所以没有留意。

“家里乱糟糟的，请包涵，”贾克曼解释。“你们的人……抱歉，让我从头说起。警方人员把这里搜得一团糟，我还没有动手收拾。”

“他们一定是来找珍·奥斯汀的信。”

“其实，他们可以不用麻烦，我早就翻遍整个屋子了。看样子，要让我的档案再回复原样，恐怕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客厅地板上摆着成堆的书，墙上的画被拿下来，戴蒙都不觉得这有什么，因为他以前见识过。警方被赋与搜查权力。他拿起扶手椅上一只仿制的唐马，把它放在地板上，自己也沉重地坐在地板上，雨衣仍穿在身上。

“我不打算久留。”

“喝咖啡吗？”

“我们直接说吧，是里程记录簿的事，对不对？”

贾克曼点头。

“里程记录簿不见了。”

“应该在车上才对。”

“哦，但不在车上。警方的档案里也没有提到。我问德纳的律师，他说，假如那本簿子在车上，那么送往皇家起诉服务组的档案里就应该有一份，而且辩方可以随时调阅才对。”

“没错。”

“但事实上却没有，根本没有提到里程记录簿。席东斯先生——就是那位律师——曾与德纳谈过，她坚称她一向把簿子放在车子仪器板上放零星东西的小格子里。”

“她上次开车时还在那里吗？”

“你带她去警察局问话那天还在。”贾克曼的话里，听不出有指摘警方处置不当的意味。他一心想着他自己的事。“我一听说那本簿子不见了，担忧极了，以致做了最笨的事。当时我还不了解问题有多么严重。我去警察局，要求见韦格弗探长。我自做主张，没有事先告知席东斯先生。我问韦格弗是不是警方扣留了那本簿子。”

戴蒙吓了一跳。

“那样做是不智之举。”

“我当时并没有指控他违反了正义或任何类似的意思。我很有礼貌。我告诉他，德纳坚称那本簿子原来是放在车子里的。他说没有看到那本簿子。”

“假如不是他们真的没有看到，约翰·韦格弗就不会那样告诉你。”戴蒙十分诚恳地说。

他以前这位助手是十足的警察大学出来的，不会用错误的陈述毁了自己的前程。

这样的保证未能让葛列格里·贾克曼舒坦起来。他发出了颤抖的长叹声，可知接下来的自白有着惊人的内容。他僵僵地站在一个被搬光的白色书架前，像个已被判刑、等着拍档案照的罪犯。

“我所犯的一个愚蠢的错误是引起警方的注意——等于平白送给起诉法庭一张王牌。席东斯很生气，他说检方本来可能不晓得那本簿子的重要性，现在他们会认为是德纳把那簿子毁了。”

这件事的严重性，戴蒙能深切体认。簿子不见了，几乎可以确定一定会被用来做为不利德纳·狄卓克生的指控。

他问她到底是怎么跟她的律师讲的。

“她坚决地表示，她从来不曾把那簿子拿出车子过，除非是每个月底需要把簿子送回真酿公司登记以外。但登记完，第二天她又放回原处。我知道她讲的是真话。”

“她记得簿子里有什么不符的地方吗？”

贾克曼慢慢地摇头。

“她不记得。她说她随时更新记录，最后一笔应该是你逮捕她的那天。”

“当时是请她过来问话，不是逮捕。”戴蒙纠正他。“每次记录都是她亲笔写的吗？”

“是的。”

“她确定？”

“非常确定。”

“看样子我们得期待她在法庭上也这样讲才好。”戴蒙抓住椅子的扶手。“我不奇怪席东斯先生会那么生气。”

贾克曼看看他，见他仿佛想在地板上踱步，但实在不太可能在到处散置着书本和装饰品的地上表演此一“特技”。

这时，戴蒙自我检讨起来。

“我也有责任，”他承认。“因为这件事是我开头的。”

他接着告诉自己，再来应该看它会怎么发展。假如不提那本簿子，对德纳·狄卓克生一定比较有利。现在检方一定会问她那本簿子的事，而且她愈是坚称簿子保存得好好的，愈是表示她把簿子毁了。

除了自我的谴责之外，此刻又多了一股罪恶感压迫着戴蒙。

“我想喝杯咖啡对我会有帮助，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贾克曼在厨房忙着时，戴蒙坐在扶手椅里思索着。德纳·狄卓克生是凶手的可能性极大，但明确地认为她有罪则是一种失信的作为。他自己的介入业已使得情势十分不利于她，假如他能想到什么方法使它平衡一点的话，基于道德感他确实有必要把它提出来。

但贾克曼端着咖啡出来时，两个人都没有讲什么安慰的话。

第二天早上。他到真酿麦酒公司，开始弥补自己的错误。

“没有，”他告诉接待员。“我没有事先约定。我们做这一类拜访，一向不习惯事先通报。请转告董事长巴库先生，假如是他的话——有访客找他。”

“让我看看他是不是有空。请问贵姓？先生。”

“戴蒙。”

“你找他什么事？戴蒙先生。”

“税务的事。”

这句话很有效。接待员的嘴巴张成“噢”字形，同时按了对讲机，开始讲起话来。她一只手捣着嘴，两只眼睛盯着戴蒙，宛如他正拿着枪对准她。

等候被带上楼之际，戴蒙可以想像经理办公室内的惊慌景象。根据他听说中的史坦利·巴库，可以判断他和税务当局的关系大概很可疑。

“你得包容我一下，老朋友，”面对面时，巴库劈头便这样说。“再二十分钟，我就应该抵达布里斯托出席一个会议，你也晓得该死的交通像什么样子。”

他从桌子后面走过来与戴蒙握手，显然是有意要化解别人对他猜疑的威胁，假如可能的话。那只手温暖而潮湿，个子则比戴蒙想像中的矮一些，容貌干净俐落，黑头发日渐光秃，和蔼地笑着，嘴角微微闪现金光。他的穿着合于商业界的经理阶层，浅黄褐色西装配棕色衬衫、淡黄色丝质领带——卖这领带的服饰店大概把这种颜色叫做香槟色——西装领上有一朵玫瑰花苞。

“我不会耽误你太久。”戴蒙允诺。

“税务问题，是不是？”

“与税务不无关系。”

“希望是跟个人没有关系的吧？”他笑了笑。

戴蒙摇头。他也可以友善些。

“完全是公事。巴库先生，我相信你在西部地区这一带拥有很多家公司的股份。”

“言重了，”巴库说。“除了这里的工作，我兼做一点进口生意而已。”

“进口什么？”

“新奇的商品、廉价玩具之类的。我从远东进口多项产品，供应本地的玩具店和文具店。”

“日本？”

“主要是香港和台湾。”

“你把货品船运过来再分销出去？”

“是的。都集中在布里斯托和巴斯。我都有索取附加税额，这一切帐簿记得很清楚。”

“收益不错吧？”

“勉强混日子而已。”

“我听说你在克力夫墩有个大仓库。”

“那又怎样呢？又没有违法。”

戴蒙刻意要装出稽查员的模样，于是拍拍从公事包内取出来的一个浅黄色牛皮纸袋，再从纸袋里拿出一本《增值税指南》，这是他早上在汉姆花园大厦内的增值税税务局拿的。

“你读过这本指南吗，巴库先生？”

对方挑衅地咧开嘴笑着说：“仅次于我最爱读的狄更斯作品。请坐。”

这些座椅——除了巴库本人的大办公椅之外——都是那种装啤酒的小木桶样式，戴蒙坐下来，发现这种椅子坐起来不舒服。

“所以你都自己申报？”

“不是的，老爷。我有个会计，要我叫他来吗？”

“现在还不用。我猜你一向亲自查帐吧。”

“什么帐？”巴库眨眨眼，强调他的疑问。

“营业税，公司所有车辆的里程数。”

这个回答让巴库显得更严肃了，他一边调整领带结，想表现出自信的样子。

“我想，你会发现我们都据实申报。”

“你们有留底吗？先生。”

“那当然。”他打开办公桌的底层抽屉，拿出一本红色的总帐册。“都在这里面，真酿公司所有车辆的记录。”

戴蒙伸手去拿帐册。可是一打开，他的希望立刻破灭了。里程数是按月统计的，要用来作证的话，一点帮助也没有。但他仍做做样子浏览了一下，一边问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他听到的回答是：每名司机各自保留里程记录簿。

“每次里程记录簿送回来时，你们有没有影印？”

“没有，我不相信文书作业。”巴库举起手指抵着头，做出自杀的样子。“如果哪里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

戴蒙把总帐册的其中一页全部打开。

“梅西帝司—宾士一九〇E二·六自排大轿车。”

“哪一辆？我们公司共有两辆，一辆我个人使用，一辆由公司司机驾驶。”

“两辆都同一型？”

“它们是同时间买进来的，帐册里记得很清楚。我自己的里程数也凭良心记录。你想检查的话，很欢迎。”

“是的，麻烦你。至于另一辆……”

“应该在另一辆车子里。很不巧，那辆车子目前不在公司。请等一下……”他按对讲机找人，要他们把他车子里的里程记录簿拿来。

“另外一辆车子，就是司机开的那一辆，”戴蒙说。“是不是现在被警方扣留的那一辆？”

巴库两眼一下子灵敏起来。

“你的消息倒是灵通得很。”

“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先生。我可以去警察局检查那辆车的里程记录簿——你正要这么告诉我吗？”

“不全是。”巴库回答。“我推断那簿子已经遗失了，老比尔曾来向我要，他们以为在公司里。其实根本没有理由在这里；我们的作业系统是，记录簿留在车子里，每逢月底才送回来登记，不到一天就全部登记完毕了。”

“我了解你的司机现在是陷入麻烦了。”戴蒙大胆试探。

“借用你的话，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巴库顺口说。

戴蒙也同样顺口问：“她有罪吗？”

“我想应该是的。她和那女人的丈夫感情很深。请注意，我并不是在责备员工的不是，她是个好司机，很可靠。”

戴蒙对这个男人感到一阵鄙视，要压抑还颇困难。

“她开那辆车，是吗？”

“只开那辆，她从来不曾用我的车——假如你想问的是这个的话。”

“就算她用了你的车也没关系，”戴蒙指出。“我了解它们都是公司的车。”

“没错，但我的车仅限于我自己使用。”

“你有没有因为什么缘故开过司机的那辆车，先生？”

“从来没有。我已经有自己的车了。嗳，假如你怀疑我有任何不诚实的地方，最好明说。”

“我对狄卓克生太太比较感兴趣。”戴蒙坦白回答。“你刚才说她很可靠；谋杀案发生那天她有来上班吗？”

“她那天请假，但我看不出这和税务有什么关系——”

戴蒙没有理会巴库的抗议。

“第二天呢？她第二天有上班吗？”

“她迟到了。大约十点半到公司，我看她好像一整夜没睡觉的样子。我没有让她开车送我去市区。像德纳那么可靠的司机，你晓得，这其中必有缘故。这些我都告诉警方了。”

戴蒙可以想像，韦格弗会怎么听这些事。史坦利·巴库将会是检方的有力证人：他明显地信赖司机的能力，但所透露的事实却同时可以做最坏的解释。

“你到底是谁？”

一位秘书送进来一本小册子，救了戴蒙。

“里程记录簿？”他伸手接下来。“谢谢你，亲爱的。”

所有项目都是一个人的字迹，猜想是巴库本人写的。记录簿每天记，而且一如巴库宣称的，记录详细。每月的统计与公司的总帐相符。九月十一日那个可议的日子，他记下两个九哩路的短程旅途，九月十二日也一样。

戴蒙谢过巴库，并说不再耽误他的时间了。走出来以后，他在停车场找巴库的宾士车，它停在为董事长保留的停车位上。仪板表上的里程数与记录簿上最新的一笔相符。

工作了一个上午，没有任何结果。看来，这案子是愈发地不利于德纳·狄卓克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