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要谈的是婕若尔汀·贾克曼怎么了，对不对？你们想知道我是怎么和贾克曼夫妇扯上关系的。假如你们肯让我用我自己的方式讲，我现在愿意谈一谈，只是，这对我来说，是颇为难的事，因为我不是那种喋喋不休的女人，那种连在超级市场排队结帐时，也忙着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广播给每个人听。天性上我是个要保有私生活的人，这听起来像是会常常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过，我不会形容自己害羞，我认为那是如同一个五岁女孩在生日派对上把脸藏起来一样的行为。如果说，我不会很自然地向任何人吐露心声倒是比较真实的说法。因为这个缘故，我有时候会被谴责为不友善，或是冷淡高傲。我时常挣扎着要摆脱这种形象，因为，相信我，当变成单亲家庭时，你就必须为了自己和孩子而敢于说话。

自从我的前夫史瓦莱三年前离开我以后，我开过计程车。你们大概会想，对一个不善社交的人而言，这倒是个特别的营生之计。事实上，选择开计程车救了我，因为在这个背后，我学会了在心里筑起一道保护墙。我听着自己扮演计程车司机时的声音，与人大谈交通、观光客以及收音机听来的日常琐事，但内心很清楚，真正的我离这些行为有好几百万哩远。那些日常谈话没有触动我。不过，总之这种情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都只是虚应一场罢了。

好啦，我们开始说吧。我与贾克曼夫妇认识时，已经放弃开计程车了。我是史坦利·巴库先生的司机——他是真酿麦酒公司的董事。由于那个工作，我才有机会开那辆宾士车，它不是我自己的车子。

我之所以获得该项工作，是缘于有一个晚上董事巴库先生搭我的计程车从巴斯回他在布里斯托的家。之前，他曾搭过我的车几次，我同他聊过天，发现他相当风趣，能适度开开调情的玩笑，而不叫人倒胃口，是一名女司机能由中年男乘客那里获得的恰当趣味。当时我不知道他是真酿公司的老板，只约略晓得他与巴斯及布里斯托的几家企业有关。再者，我当然看过他那可以俯瞰克力夫墩大学的美丽住宅，所以当他提供这个职务时，我确信他不是在欺骗我。那次开车载他回家之后，他问我平常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星期有多少收入；然后表示，该工作可以给我同样多的固定薪水，而且只开六个白天，晚上不开，公司的车子我可以随时使用，只要确实记下哩程数即可。

我毫不迟疑便接受了。开计程车可以过活，但非常单调。在那个晚上以前，我都不认为我得以摆脱这种困境。

当然，你们一定知道，七月的时候，我儿子幸运地从水坝中被救起来。你们可以从葛列格——贾克曼教授——那里听到那件事故。那一天，是我这辈子最忧虑的一天，倒不只是因为马修遭遇的事而已，因为在还没听到马修的事以前，我自己和警方就已经有麻烦了。不是在巴斯，不然你们早该听说了，对不对？

抱歉，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条理，是不是？但我最好还是告诉你们那天发生的事，因为那天的事与后来的事很有关连。

那天一早，巴库先生就挂电话给我说他要用车，问我能不能在早上九点以前把车子开到克力夫墩他家。

像这种情形，通常意味他要去伦敦办事，必须开车送他去布里斯托林园大道搭火车。搭火车去伦敦比开车走高速公路整整快一个小时。可是，那天早上我驾车抵达巴库家时，我发现我不得不改变这个想法。顺便说一下，那天万里无云，看样子会是个大热天。我到了之后，菲律宾女佣带我到屋子后面，我的老板穿着浅灰蓝色短裤、戴太阳眼镜，正平躺在游泳池边的躺椅上，用一顶草帽扇风。四周唯一一个与工作有点关系的东西，是一臂之遥处铺石子地面上的一支大哥大。他挥手示意，要我走去金属椅子上坐下。

巴库先生的心情与那天的天气挺搭配的。他向我道歉一大早让我出门，并给了我一杯新鲜葡萄柚汁，接着问我儿子是否已经知道升级考试的结果了。

我告诉他小马要到明年十三岁时才会参加那个考试。

他说：“既然这样，德纳，听我的建议，给他机会离开书本休息一下，让他出去享受一下夏天。”

我点点头。男人常常主动提供我各种忠告，仿佛要确保小马不会成为被妈妈斥责长大的“乖儿子”，这才符合男人圈的要求。

讲出建议之后，巴库先生把声音压低了说：“我找你来的原因是个机密。”为了强调这一点，他搔搔鼻翼说道。“自家人才可以说的，知道吗？”

我把嘴巴张成O字形，表示我懂他的意思但并没有同意任何事情。

“我不是要引诱年轻女子偏离正途。”他笑嘻嘻地说明。这当中的嘲讽在于，他说得不错，如果他胆敢动什么色念，卡敏——与他同住的那只母老虎——会把他的内脏全都挖出来。我们头一次见面时，卡敏就把这一点挑明了。“我打算提的事情有点讨厌，”巴库先生说。“你是真酿公司的司机，而那辆宾士车是真酿公司的车子，但我相信你知道我还有别的事业。南安普敦有一点货等着去载，而我的专任司机都没空，在这个困难的情况下，不晓得你肯不肯做做好人帮我这个忙？”他一副恳求的神色向上看，让我想起动物慈善会的石膏小狗扑满。“时间很急迫。”

我迟疑着。假如他直率地命令我去载货，我就不会多考虑，倒是他用这种请求的方式，才令我起疑。纵观他的生活型态，有时候我会怀疑他是否守法。我最不愿做的事情是赚不正当的钱。

“到底要载什么货呢？”我问。

“泰迪熊。”

我顿了一下，以便确定我听对了，才又说：“泰迪熊？”

“八百只台湾制的泰迪熊。很小型的，差不多这么大。”他张开拇指和食指间的距离。“也不重，装成四个硬纸箱，放进车里很容易。”

我头颅里响起警讯。我的脑子像电报机般锤打着各种可能。南安普敦码头……进口执照……危险玩具……内藏毒品……

“纸上作业都就绪了，假如你在担心这个的话，”他向我担保。“德纳，到时候你只要出示我给你的通行证，然后到仓库把货品载回来就成了。唔，不是载回来这里，白仕女路有个上了锁的车库，我会给你钥匙。”

“我能不能问清楚，假如只是一些泰迪熊，为什么时间会这么急迫呢？”我问道，尽量显得只是好奇而已。

他两手一摊，表示原因很明显。

“嘿，你一定听说长渠馆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义卖吧？名称就叫做‘泰迪熊野宴’，时间是这个星期六，各式各样别致的玩具熊都会出场，好几百种。当然，参加的还有小孩，他们要求我提供这些迷你熊当纪念品，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噢。”

我几乎能听见那场泰迪熊野宴的歌声了。突然间，我觉得自己蠢透了。

史坦利·巴库露齿而笑。

当然，我答应去载货。

被拦下来时，我正驾车在靠近渥明斯特的A三六号公路上。本来，去载货的一路上都很顺利。我顺利地找到南安普敦码头仓库，签了取货单，把四个纸箱装进宾士车的行李厢内。回程刚走了约四十哩路，正经过海兹伯瑞时，才注意到一辆红色车子一直跟在我后面。我一度更换车道，但他们无意超车，所以，我踩了一下油门，因为我不喜欢开车时没有安全距离。过了大约一哩路吧，我再看看镜子，发现那辆跟踪的车子车顶上多了个蓝色的闪烁灯。之前并没有那个闪烁灯。可见的范围内，车中的两个男人没有穿警察制服，但他们像发疯似地闪着闪烁灯，我只好在下个路边停车区停车，他们也跟着停下来。

我摇下车窗。

座位靠门的那个男人告诉我他是警方人员。他亮出身分证明，看来是没错。他要我关掉引擎，把钥匙拔出来。

我照做。接下去的谈话差不多是这样的：“你晓不晓得你刚才时速超过七十哩？”

“我没注意。”

“你知道时速限制是多少吗？小姐。”

“这段路是六十哩。”

“你要去哪里？”

“布里斯托。我从南安普敦来的。”

“公务？”

“是的。”我答话时想着行李厢内的纸箱。

他问了我的姓名，并要我出示证明，接着问我的公务性质。我说我是司机时，心中对载这趟货有股驱除不掉的恐惧感。

他要我下车。不知道为什么，我清楚这不是要检验呼吸的酒精含量。

另外一个男人也下车，走过来我们这边。他给我看他的身分证明：是一位探长。

“行李厢锁着吗，小姐？”

“我想是的。”

“能请你打开吗？”

四个纸箱安放在里面。我想起我的老板在游泳池边悠哉游哉的，而我却在路上经历这种麻烦。假如他们发现了什么而控告我，我一定要找巴库先生好好算这笔帐。当小偷或许不无荣耀，但我不是小偷，我甚至不晓得那些箱子里到底是什么走私品。我会丢掉饭碗，但那种灾祸不会比被记上一笔犯罪记录更糟。

“那些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小姐？”其中一名警察问。

“泰迪熊。”我努力答得让人信服。若我想为自己辩护，就要坚持老板告诉我的话。

两名警察交换一下眼色。第一位警察说：“你刚才说你们公司的名称是什么？”

“你刚才没有问我。是真酿麦酒公司。不过载这些泰迪熊是我们老板私下要求我帮忙的。”

“私下？他喜欢泰迪熊，是吗？”

我说明长渠馆举办慈善野宴的事。

“我想我们最好看一看那些泰迪熊。你介意打开其中一箱吗？”

我不知如何是好而局促不安，我说：“这不是我的，我必须被授权。”

巡官点点头。

“你可以告诉它们的主人，我们已表明自己是警察，并且要求你合作。我想这样你会愿意合作吧？”

我拿出一把小刀，头颅内的脉搏依旧碰碰响，我顺着封箱胶布划开一线。

“把东西拿出来，小姐。”

我拨开一层泡绵——当我看到二十五只黄色的小泰迪熊五排并放在聚苯乙烯塑料上方时，一股解脱之感贯穿全身。

警察坚持要我提起每一排泰迪熊，直到他们看完箱子里的两百只熊为止。他们接着要我打开其他的纸箱。抗议无用，他们显然期望找到什么东西。每翻开一层，我照旧感到一阵紧张，然而，却只有一排排泰迪熊无辜地望着我，直到全部货品都检查完毕为止。

探长拿出其中一只熊，仔细翻转检查全身。他和另外一名警察后退几码去商议事情。我看着他们扭曲泰迪熊的头和四肢。那名探长摇摇它，凑近耳边听听看，又拿到鼻前闻一闻。假如我不是被他们的怀疑弄得很忧心的话，这一幕实在相当可笑。

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决定，都需要请示上级。因为我看那名探长走向他们的车子，使用双向无线电话。

我借由把纸箱重新装好来控制自己的焦虑不安。最后两名警察终于走向我。探长把泰迪熊交还给我。

“看在你合作的份上，小姐，我不把你超速的事报告上去，但记住这是个严重的警告，时速限制对你自己以及其他的驾驶人都是一种保护。”

他没有提起任何有关熊的事。我喃喃讲了些应付的忏悔话。最后那两个人回到车内，开车走了。

我回到巴库先生家时，他仍在游泳池边，只是躺椅转了方向以便面对阳光。看来再晚一点，他的皮肤可能会痛。他不是独自一个人，游泳池边一支遮阳篷底下有另外两个中年男人在玩牌。他们没有抬头看我。第三个男人在池内慢慢地蛙泳，我看了两眼呈扇形散浮在水面的长发，才看出那不是白色，而是浅金色的头发。他远远望过来，以一般男人的方式打量我，显然，我不值得他对我点头示礼。

我的老板睡着了。我叫了他两声，他才动了动，并问我几点了。

我回答他，并问他可不可以私下与他讲一下话，他说没有什么不能在这些朋友面前谈的。

我于是把路上的事情告诉他。

他很用心听我讲述，中间没有打断或批评。

“我认为我有权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最后我这么说道，而这是要求并非请求。

他搔搔后颈。

“我也被弄糊涂了，德纳。他们问起我的姓名了吗？”

“没有。”

“当然，他们的办事方式就是这样，犯了一点交通上的小问题就严厉处罚。他们有没有检测你的轮胎和煞车？”

我摇头说：“我没有讲清楚吗？他们对车子的状况根本没兴趣。”

“唔，车子差不多是新的，他们看得出来。”他说。“所以他们想另外找你碴，你能保持冷静，相当难得，亲爱的。”

由于我依旧相信自己骗被了，所以接着又说：“我认为他们是根据密报来的。他们好像很确定。”

他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

“这我很怀疑。”他坚定地对我说。“那是他们的心态问题，看见一辆闪亮的宾士车就以为一定有什么诈欺。你最好习惯这种事，不然就开慢一点。”

“你讲话像他们其中一个人。”

他咧嘴一笑，并问我想不想游个泳。假如我想，他能为我找到两件式的泳衣。

“假如你喜欢，一件式的也有。”他补充道。

他又在玩调情的游戏了。我猜想卡敏下午八成出门去了。

我找了借口正要离开时，他想起来有人打电话留言给我。问我是不是可以尽快打电话给办公室的总机。他把他的大哥大递给我。

我这才知道儿子被送去医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