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走过普特尼桥时，都不知道他们正越过埃文河。其中的理由当然是因为桥两边并排着建筑物的缘故，就像佛罗伦斯的庞德维奇欧桥那样。若不走进其中一家商店，再从商店的窗户望出去，你是看不见河流的。我听说罗勃特·亚当在一七六九年设计这座桥时，曾参考庞德维奇欧桥，不过，假如两者有任何相似之处，也只是表面上的。亚当设计的这座桥，迷人且具原创，三个拱曲之上盖着一个帕拉狄奥式（Palladian：文艺复兴时代义大利建筑师）的结构，搭配威尼斯式窗户，同时两边都有圆顶的通行税征收屋。

西面的通行税征收屋与图书馆相对，现在改为一家咖啡屋，叫做‘大卫的咖啡屋’。我与大学管理委员开完会便来这里。我之所以前来，与新任务完全无关；我是来大卫咖啡屋放松心情的。接连与布得班医师、管理委员会相谈之后，我认为自己需要稍事休息。我无法忍受教师休息室。我的本性与多数乡下地区学术界的态度、观念不合。身为一个新系的教授，我感觉有义务花多一点时间静坐聆听大家谈论他们在《卫报》与《独立报》上看来的观点及再评论，或是板球败局、工会、影印机等等。不过，这一天不行。

大卫咖啡屋是我的天堂。约三年前，我为了英文系教职初抵巴斯面谈那天，偶然发现这家不比火车车厢宽多少的小巧咖啡屋，屋内弥漫卡布奇诺咖啡的气味，窄小的背靠背座位、亚麻桌巾、顾客安静地浏览店内提供的报纸，在在让我感到快乐的征兆。咖啡屋一端的尽头挂着一幅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另一端是现代大卫充分利用有限空间的料理区，他就在里面分送茶和咖啡。店主大卫清瘦而灵活，这是必要的：想在那个柜台后面操作，差不多需要一个凌波舞者才行。

坐在最受大家喜爱的座位中，可以看见埃文河全景。桥下宽大的水面由水坝操控。水坝是一个白色的U形三段式结构体，只是，它优美的线条戴着死亡陷阱的面具：万千加仑的水聚集在一个有限区域，形成一个漩涡，年复一年，蛮勇的泳者和独木舟泛游者在那儿惨死。

我找了个窗边位子坐下，把身体的重量以熟悉的方式往位子上放，以免让邻座的客人感到摇晃。我点了咖啡之后，想到在医院的谈话。去他的布班得！我后来一定会把对他讲过的话对婕若尔汀说。诚实之于我们的婚姻，实在比业已被那名医师搞砸的医学道德更重要。

我瞥一眼《泰晤士报》的头版，便把它推到一边去，从口袋拿出离开办公室时从巴斯丘走下来前，由我书架上取下的《诺桑杰修道院》。我翻到其中珍·奥斯汀借依莎贝拉·索普之口说出的评语：

我烦透了巴斯；今天早上，你哥哥和我已经同意，尽管在这里待几星期没有问题，但就算给我们几百万，我们也不肯再住在这里了。

我记忆中的字句，与书中实际所讲的话没差多少。读了它们，宛如服了一帖镇痛剂，感觉恢复了心神。当然，把虚构角色的观点归诸作者是错误的；而且平心而论，这本书里也有些对这城市的赞美，只是，以我此刻的心情，想像市议员参观展览时，发现典雅的乔治亚式巴斯城相片配着引用自珍·奥斯汀作品中苛刻的文句，总是令人开心。

我啜着咖啡，告诉自己，把这具破坏性的想法赶出心中。展览重任掉到我头上来，它现在就是我的小孩了，因此，我最好开始爱它。庆祝珍·奥斯汀在巴斯。原则上，我很愿意庆祝她的六大著作，但除此之外的庆祝主题，由我来做，简直是找错人了。被庆祝的那位创作者，对我而言是个难题。我从来没有渴望要加入那些自称为珍迷的热中读者的行列。并不是因为我反对珍所写的角色，事实上，她书信中偶而出现的激烈评论比起小说中的“温和珍”，好像使她显得凡俗、可亲、可接近一点。我的困难比这个更根本，我与那些崇拜作家并分分秒秒不停研究作家生平的人没有同感。每个文学作品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完整而独立，与作者无关。我对当代批评界倾向于把创作作品放入传记资料中的趋势无意跟进。

这时，我的思绪暂时被窗外发生的景象分神了。在下面，三名男孩大胆地游到水坝尽头，在浮木集中的地方找到站立的地点。那边的水流不像中心地带，下了几天的雨之后，强大而直冲往边缘。男孩捡起浮木块，用力丢到中央，享受扰乱水流的单纯愉悦。

这景象宛如为我的困难做了合宜的实例说明：这个展览一定要有视觉上的刺激才行。小说册页再怎么优美，也不适合公开展出，除非配合强而有力的图像；而那几部作品却没有多少鲜明的图像。市面上珍·奥斯汀小说的图画版总是惨不忍睹，它们比流行的时装图片好不到哪里去，小说的动力都在字里行间。我可以把珍·奥斯汀在《诺桑杰修道院》与《劝导》里描写的地点拍下来，因为这两部小说的背景都在巴斯，但那有什么效果呢？既然大家可以亲自到密尔桑街和矿泉饮用室等情节现场观看，那谁会想观赏相片？不行，我不得不放弃个人的成见并运用传记的方法，提供珍·奥斯汀的家人照片、她住过的房子、她认识的人的相片。这些图片虽然是静态的，但至少不会显得枯燥乏味。

既然这样，放电影如何？从电视剧情片中摘取一段在巴斯实地拍制的录影带和电影片断，也许值得展出。记得不久前放映过根据《劝导》那本小说改编的片子。英国广播公司一定曾取得市府同意在本地拍片，那么现在反过来请求他们配合也算合理吧？

想像着在偌大的舞厅一端的大银幕前摆置几排椅子，我这才感觉乐观了一点。我的视线回到水坝上。

一名男孩正沿着边缘走向中心。一块大概是他丢掷的木棒卡在弯曲处的尖端。他相当自信地步向它，另外两名男孩注视着。那男孩大约十二或十三岁，尽管体型结实，但这样做仍属蛮勇之举。河流两岸都有标语，警告在此游泳及泛舟的危险。

记得我在心中告诉自己：那男孩实在是个小笨蛋，这种年龄的小孩总是爱寻找体能上的挑战。假如他们不在水坝边上行走，也会在市内某个停车场的坡段玩滑板。这时，男孩走到中心，把木棒拉出水面，像拿着埃斯卡利伯般举在上头（亚瑟王受赠的宝剑名。亚瑟王受伤临死时，吩咐他人将这宝剑丢进湖里，湖中伸出一手，接剑后隐去）。

或许觉得他这样太危险了，另外那两个男孩的其中一个，捡起一块木头朝那炫耀的男孩丢去。没丢中，男孩看着它飞向旁边落下。但他一定低估了水流的力量，因为我可以看见他为了站稳，不得不向旁边跨了一步。他似乎感觉到危险，连忙摇晃两臂以保持平衡，接着又被迫站到下一层。

这个移动颇为明智。水泥造的水坝层级相当宽而阶高也不过几寸而已，水流的冲力对那男孩似乎不是问题，因此他大可以马上安全轻松地回到上一阶。

但他运气不佳，足下打滑，一时失去平衡而仰面跌倒，任水流把他冲到下一阶。

我很快站起来，担心男孩会被卷进水流辐辏的大漩涡内。我相信我曾向大卫喊“有人落水了”，接着立刻跑出咖啡屋，越过那座桥。在大步道上的人大概也见到了这桩意外，因为从那边可以俯看水坝，但我比他们更靠近可以下去水坝的地方。我跑到远处尽头，向右转，抓住铁栏杆，飞快步下阶梯，到了支撑桥墩的石级上。我跑向栅栏，以便看清楚，但仍看不到男孩。另两名男孩仿佛麻痹般站着，呆望水坝出水处的滚滚漩涡。

在河这边的水坝结构体是一道水闸，水闸立定在一个支轴上，一个平台覆盖其上。要赤足走到水坝的话，我必须攀越另外一边大约一百码的阶梯，然后越过那个平台。救生圈挂在水闸边的栏杆上，差不多与这同样远，但没有时间了。

我脱下夹克和鞋子，翻越栏杆，纵身一跃。离河面约为十五尺。我入水后浮起，咳了几下，吐出恶心的河水，开始游泳。一直到这一刻，我的行动都是直觉的反应，等到开始要向水坝游去，心中才起了疑虑：真的有三名男孩在那下边吗？或是只有两名？假如那个落水的男孩早已自己解围，我的举动岂不太难为情，而且没有意义？

我右手碰到水底一个硬物。我抓着环绕水坝的石头，吃力地支撑身子，一脚先上，试着向侧面攀爬。最后总算在男孩为了木块而落水的地方站了起来。水流猛拉我的两脚。

水坝尽头那两个男孩一边挥手一边大喊。

“你们有看见他吗？”我向他们回喊。

“他一直往下冲。”其中一个男孩大声讲，那腔调使人想起拉丁文初级课本和条纹学生帽。

“哪儿？你们看到他在哪儿？”

那个男孩手指着：“那儿！先生！在那边！”

我瞥向左边，看见水泡上浮现一只手臂，手指全部张开；但几乎立刻又沉得看不见了。

“去找救生圈！去找人来救援！”我大叫。

对于湍流，我也没有胜算的把握，但总不能眼看着一个男孩淹死。我下了两层石级，感觉脚底很滑，于是蹲下来，爬到最靠近手臂出现的地点。我可以鲜明地看到翻涌的河水如何制造出一种搅窜的效果，以致使男孩不敢爬回去而任水流冲走。他会浮浮沉沉地直到淹死为止。

我绝望地扫视涛涛水面，希望再看到男孩。突然，我看到他在两三码远的地方再度冒出水面。这一次，连躯干都浮上来了，像一块圆木在水中翻转，显然已经死亡。

我向下一跃，在他后头入水，两臂前伸，希望抓到他。冷水宛如一头凶蛮进攻的犀牛，把我往下冲。我吞了大量河水，耳内轰鸣，被水流冲转得失去方向。感觉头部与什么硬物擦过，但总算抓到男孩腿部了。

我伸出两手，把他的手拉拢来。我们两人有如软木般，被急流冲击着，忽上忽下旋转。但我一直抓着男孩，而且感觉水流的冲击愈来愈小。等我看见头顶上方的叶子时，我晓得我们已被冲到水坝外围水流较弱的地方。

我的肩膀碰到堤防的石头，并发现一个可以站立的地方，猛吸一口气后改换抓着男孩的姿势，从他背后拉着他的手，让他的脸浮出水面。他的脸色如百合般死白，没有生命，头颈后垂。

我拖着这个僵硬的负担，与水流搏斗，直至踩到水坝最外缘的最低石级，也就是男孩刚才站立的地点。尽管听起来像《男童专刊》中的故事情节，但我实在可以这样说：尽全力拯救这个年轻的生命所带给我的力量，超过我以为自己所拥有的力量。首先我蹲着，再努力把右脚放进一个可以支撑站起来的位置。我摇摇晃晃越过结构体，向上爬到水坝尽头的水闸石壁。那儿宽得可以种树。

我弯身把小男孩放在地上，这才想到，如果希望这男孩有任何生还机会，此时的关键是救生技术，而我对必要的技术只有很模糊的概念。仿佛被我的想法引发了，身旁一个孩子的声音对我说：“口对口救生术，试试看口对口呼吸，先生。”

那是从水坝上下来的一个男孩。

我拼命地回想该怎么做才对。一手放在失去知觉的男孩前额，把他的头往后扳。他的嘴角渗出一道水，我再度转动他的头，但没再渗出水来。嘴巴和鼻子清出水草和其他塞住的东西。

“你得捏着他的鼻子，往他嘴巴吹气。”我身旁那孩子说。

我试着照做。男孩两唇紧抿，不像会起死回生的样子。我吹了几口气，空气进入肺部时，他的胸部跟着凸起，但没什么别的改变。一无进展之余，我试着在胸部施压，重复压在胸骨的下半部。

眼睛仍望着那张苍白的脸孔，我问另外那男孩：“你有没有去找救援？”

“尼尔森去找了，就是丢木头的那一个。”

他特别指出“丢木头的那一个”，这对我没有意义。我只是很快失去了唤醒男孩意识的信心。

我不再揉压胸部，改用指头去感觉男孩喉结旁的脉搏，很难感觉出是否还有生命迹象。我翻开左眼皮，眼球不动。我捏住他的鼻孔，再把我的嘴贴近男孩的嘴。

靠得这么近，很难说准什么，但我仿佛觉得，当我吹第二口气时，男孩的眼睛动了一下。眼皮仍盖着，但周围的肌肉动了动。我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也无法确定那是否是因为我的手压着鼻子所致。

我停止吹气，坐好以便看清楚一点。当我伸出一只手想翻他的眼皮时，那双眼睛自行张开了，虹膜动了，两眼大张。

这一刻感人至深，是解放，是开释。一个生命被捡回来了。

我喃喃道：“感谢上帝！”

我不信教，但没有别的字眼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

男孩咳嗽几声，并胡乱说起话来。

“我替你翻个身。”我告诉他，沟通的喜悦从未如此美妙过。

男孩几个急促的呼吸后，吐出一些水。我按摩他的背。

“他没事了！你救了他一命！”另一个男孩在他身边跪下来。“你还好吗？小马？”

“他的名字叫小马？”我问。

“马修。我叫皮厄斯。”

“好了，皮厄斯，我们把衬衫盖住他的肩膀。”躺在地上的男孩转头过来时，我对他说：“我们马上送你回家，马修。”

“尼尔森和老比尔走过来了。”皮厄斯说。

我转身，不只尼尔森和老比尔来了，沿着河岸，一连来了约二十个人，一齐向水坝跑过来。他们首先得爬过一段阶梯，并越过水闸。我借机替尼尔森说话：“皮厄斯，假如我是你的话，我不会再提起丢木头的事。是马修自己沿着水坝行走才落水的。你只要这样告诉大家就好了。”

“我猜，照你说的那样说没错。”

“肯定没有错。”

“好的，先生。”

“那不是故意的。”马修哑着嗓子勉强说。

我低头瞥瞥那张苍白的脸孔、那两只眼睛以及贴在额头的黑头发，他看起来是个聪颖的孩子。

“是的，孩子，”我告诉他。“在我们一生中，有时候会做些事后不愿想起的蠢事。”

虽然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但“孩子”两个字自然地来到唇间。在马修睁开眼睛那个奇妙的瞬间，我所经验的喜悦和安心，与一个父亲面对孩子出生的奇迹时所经验的感受，没有什么不同。

“小马，这位先生救了你。”皮厄斯说。

“小马现在需要的是休息。”我说。

尼尔森找到的不是一名警察，而是交通督察。他带领救难人员爬上阶梯、越过平台。他们还需要攀越栏杆再走下来。

有人细心地拎来我的夹克和鞋子。在我穿夹克和鞋子时，男孩子们凑在一起讲着刚才发生的事。救护车的警笛缩短了他们的谈话。有人递过来毯子，马修挣扎着说他宁可回家，但别人已经把他包起来送上车了。

这是我开溜的机会，英勇的救难者角色并不吸引我，我宁可被人当做是个让院长头痛的难缠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