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妻子的男人迷失灵魂，有两个家的男人迷失神智。

——谚语

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或许除了较晚近的《永恒的园丁》外，《完美的间谍》一直是我最喜爱的小说，我呕心沥血，因此也报偿最丰。

直到那个时候，我的写作生涯始终挥之不去的是我未曾表白的回忆：异于常人的童年，以及我那位异于常人的父亲带给我的折磨与偶有的乐趣。我虚构的瑞克·皮姆，也就是我的主角马格纳斯的父亲，正是我父亲离奇生活的写照。在真实生活里，亲戚们倘有机会读这部小说，多半都会觉得我笔下描绘的他很有趣，也觉得很宽慰，尽管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还有黑暗的不可告人的事，在小说中隐晦不明，至今仍与我如影随形。

不算太久以前，《永恒的园丁》刚完成，我曾经有过一个后来胎死腹中的构想：我要写一部自传，实验性质的那种。整本书左右对照。在左页，我会写我所记得的生活点滴，包括我们记忆中的种种逃避与自我辩白——相信我自己的记忆也必然如此。在右页，我会记载所有能找到的历史记录，因为我父亲留下许多鲜明足迹可供追踪：从他第一次定罪的法庭记录与剪报，到远至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香港、瑞士与奥地利的警方与监狱记录。除此之外，还有尚待挖掘的其他人的回忆，包括那些为数不少的怀念他、爱他的人，以及为数甚多因他而蒙受财物损失的人。这些人不尽然是不同的两批人，因为他们必然都同意：罗尼，康威尔是最迷人，也最具说服力的行骗艺术家。

如是之故，我长期聘请两位声誉良好的私家侦探，因为我觉得他们比我更有办法取得从未公之于世的文件，尽管那些文件可能尘封在某个遭人遗忘的档案室格架上，甚至可能已准备销毁，但在我充满渴望的想像当中，它们仍然在生死之间徘徊。

至于其他人的回忆，我更有理由相信是灿烂丰富之极。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香港，我接受贾汀·马斯森——当时的香港富商——贸易洋行的招待，到跑马地的公司包厢看赛马，一位身材魁梧，看似公务员的英国绅士羞怯地拉我衣袖。

他是我父亲当年在香港等待被遣返时的狱吏，他低声对我坦承，他从没见过比我父亲更好、更激励人心的绅士，遑论囚犯。

“我不久要退休。”

他说，“等我回英国老家，你父亲会在公司里帮我安排工作。”我警告那位老好人要小心了吗？

我怀疑。我父亲不理会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他的门徒也一样。在他们内心深处，多少也对自己的受骗上当难辞其咎。那位狱吏现在人在何方？即使我曾写下他的名字，那张纸也早就不见了。但我想，我的侦探一定能通过香港警方追查到他的下落。

另一次，我住在哥本哈根的皇家饭店（当时是叫这个名字），经理召我进他办公室，有两位丹麦特别警察分队的警探找我问话。他们说，我父亲在北欧航空（SAS）两名资深驾驶员掩护下非法入境丹麦，此后便消失踪影。我知道上哪儿找他吗？我不知道，但他们不太相信。原来，罗尼在纽约的酒吧搭上那两个倒霉的SAS驾驶员，打牌赢了他们不少钱。但罗尼没拿他们的钱，只要他们带他飞到哥本哈根。那两个人很不明智地照办。丹麦警方推断当时罗尼在纽约因欺诈被通缉，此时则因非法入境和其他五六项违法之事被丹麦警方通缉，罪名有贿赂、逃避关税，其他的我不记得了。当然，我的侦探仍然可以追查丹麦的文件，甚至，或许可以追踪到那两个不走运的驾驶员——我是这样相信。

还有一次，我在芝加哥替“英国周”活动进行协助宣传时，收到一封紧急电报，是英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吉尔克利斯特，通过总领事哈利来问我愿不愿意付几千块钱把我父亲弄出雅加达的监狱。他从新加坡被驱逐出境之后，又在雅加达因触犯货币法被捕。

在他去世前不久，有一次，罗尼从苏黎世地区监狱打对方付费的电话给我，用哽咽的声音说：“我真的不能再坐牢了，儿子。”老天垂怜，我已故的文学经纪人雷纳·休曼当时正好在苏黎世附近，靠着他的支票簿，罗尼几个小时之后就重获自由。出了什么问题？欺诈旅馆！这在瑞士是可以问吊的罪行。

“但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儿子，不是现在。”罗尼晚年颇像《虎豹小霸王》里那对亡命之徒，他不知道，自他第一次玩弄花招之后，通讯速度已大幅提升了。瑞士警方的记录一向无懈可击。再一次，我相信我的侦探搞定瑞士的事游刃有余。

只是他们不能，也不会。由于我缺乏耐心，我赋予他们通常不会也不该有的权力。罗尼对他们而言，是一座无法征服的山，如同对我一样。大把时间花在他身上，追索他的花费是天文数字，但就算我们终于抵达终点——无论终点是在哪里——我们也不可能找到我所梦想的丰富宝藏。

他的入伍记录也是如此。

虽然已达入伍年龄，体格也符合标准，但罗尼却轻轻松松地逃过1939年到1945年问的大战，几乎完全没碰上征召入伍的困扰。没错，有几次，他奉召到布拉福德的皇家通讯部队接受基础军训，但每一次都能想办法让军方的规划无法得逞。起初，他拿身为单亲父亲的辛苦当理由。他倒是有凭有据，因为我母亲很明智地没留下转信地址就从我们的生活中抽身离去。但这并不表示罗尼自己受过任何单亲之苦。相反，母亲我们从来不缺，而且还不时更新。万一苦伤的愁云迫近罗尼的地平线，我哥哥和我就会被打包送往朋友家或假期学校，等待雨过天晴。单亲的诉求无法软化军方的心，罗尼创意十足地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国会补选的候选名单，让他们不得不放他去行使他的民主权利。他代表独立进步党在切姆斯福德参选失利之后——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根本就没展开竞选活动——他提着公文包回到布拉福德，又从头开始接受基础军训，因为军方的做法就是这样。

尽管如此，他依然无法抗拒英国国会的魅力。

1950年，他代表民主党在大雅茅斯参选——这次是大选。在这本书里，你们会读到他竞选的虚构情节，与实情稍有差距。保守党的代理人害怕罗尼会瓜分选票，挖出他错综离奇的过往，当面向他摊牌：退选，否则就揭发他。罗尼没退选，所以保守党揭发他。但他仍然瓜分了选票。最后几年，罗尼魂牵梦绕的只有一件事。那是位于伦敦郊外开发商禁入的所谓“绿带”的土地。靠着我们只能猜想的原因，罗尼的那一片绿带取得当地议会的开发许可。凭着这份许可，罗尼和当地最大的几家建设公司谈成一大笔生意，授权他们在那片不开发就成为公有地的土地上盖天晓得多少幢的房子。谈成的金额非常庞大，但我相信罗尼早已累积了同样可观的债务，因为他的政策就是在今天花掉你打算在明天赚的钱。

但天不从人愿。当地的抗议团体很不高兴，大声疾呼。议会自觉理亏，于是让步，撤回开发许可，建设公司随即拒绝支付原先谈成的天文数字。接下来好几年，罗尼数度想说服我支付诉讼费，将他们告上法庭，但就像他每次要我投资他的计划时一样，我拒绝了，坚持只负担他的生活费用。但这样的提议向来对他不起作用。

“你花了钱就想骑到我头上啊！”他会毫不客气地抗议，而我的确也是。然而，他还是筹到钱提出上诉，很可能是答应让律师分一杯羹，这在当时是违法的。他赢了，但在亲眼目睹胜利之前就死了。

反正这也只是昙花一现。法院刚宣判罗尼胜诉，一直默默无语的律师就站起来宣称自己代表国税局，把所有的补偿金拿得一文不剩。

格雷厄姆·格林有句话我引用过不下千遍：“童年是小说家的存款。”罗尼最爱吹嘘他这辈子没看过半本书，包括我的，但格林的这句话一定很讨他欢心。罗尼老是说，如果没有他，我就什么都不是。很可能，在我宁可不去想的某些方面，他是对的。

约翰·勒卡雷

200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