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可·寇兰（MIchael kurland，1938-）生于迷幻药横行的六〇年代，作者以科幻小说崛起，创作了数部娱乐性十足的小说，改写许多知名的科幻小说人物，包括与却斯特·安德森（Chester Anderson）合著的《十年后世界末日》（Ten Years to Doomsday，1964）、《独角兽女孩》（The Unicorn Girl，1969）。虽然寇兰继续以科幻题材撰写小说，但是也更进一步涵盖了犯罪及推理题材。有时则揉和两种素材，像是《狮鹫恒星》（Star Griffin，1987）这类作品。寇兰的早期作品《密探之灾》（A Plague of Spies，1969），曾获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的爱伦坡奖。他以莫里亚蒂（Moriarty，柯南·道尔创造的人物，乃是福尔摩斯的死对头）为主角，写了几部仿福尔摩斯的小说——《可怖的发明》（The Infernal Device，1979）、《煤气灯命案》（Death by Gaslight，1982）以及《大竞赛》（The Great Game，2001），并续写蓝戴尔·贾瑞特（Randall Garrett）原创的精采系列：达西王（Lord Darcy）故事，例如情节中俯拾可见不可能犯罪的《十个小巫师》（Ten Little Wizards，1988），另外还有《魔法的研究》（A Study in Sorcery，1989）。下则故事包含的“不可能犯罪”不止一桩，而是两件。

01

礼拜一大清早就被老总叫进办公室听他讲故事。他仰躺在破烂不堪的木椅上，一副随时要翻过去的样子，两条二郎腿高高地翘在坑坑疤疤的桌子上。“欧洲征信公司”的洛杉矶分部有接待区和几间会客室，这些房间全铺上了明亮的木头和玻璃，公司那些梳装整洁的小姐先生们，就在这里面点头如仪地仔细恭听，详抄笔记，令客户留下美好的印象。所谓的“内间”其实是三个房间：一间储放机密档案；一间有三张沙发、小型冰箱和咖啡机，让侦探人员在此过夜留宿用；第三个房间就是老总的办公室了。老总年纪老迈，其貌不扬，却无事不晓，而且此地归他统管。

老总先提醒我说，联合信托保险公司是我们的大客户，要我跟他们打交道时恭敬些。老总派我去该公司位于世纪市的办公室，见一个叫詹米森的理赔员。

“有一幅古董画失踪了，”詹米森说，“不过根据他们的说法，画不可能不翼而飞，而且不可能有人可以将画偷走，然而画就是不见了。”

矮小的詹米森长得獐头鼠目，稀疏的黑胡子挂在一双薄唇上，一副随时准备反驳我的恣态。不过也许那只是他的外貌而已。

我坐到詹米森桌边的黑椅子上。

“根据他们的说法？”

“没错，照他们的说法，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他觉得好笑地说，“可是我们知道，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对吧？”

我表示不反对他的说法，反正认识论不是本人的专长，我建议詹米森继续往下讲。他一脸受伤地看着我，仿佛刚刚被爱犬咬一口。

“该家族姓塞普司基，”詹米森边说边敲键盘，同时瞄着电脑银幕。“Graf麦席林和Grafin席维雅。”他转头看着我说，“Graf和Grafin是波兰文‘伯爵’和‘女伯爵’的意思。”

“是德文。”我说。

“随便啦。”他恼羞成怒地说。

“波兰人有时会用德国头衔。”我安慰他，可是詹米森还是很不高兴。

我望着大落地窗外的景致，我们在三十七楼，透过底下绵延不断的烟雾，可以看出部份的圣塔摩尼卡市。那烟雾是褐色的，我知道绿色的烟雾对肺部的伤害更甚，他们说现在情形比较好了，不过倒没说比什么好。太阳躲在上空某处，我看见底下的阴影，却不见砾砾阳光。阳光被烟雾吞掉了。

“他们到美国差不多六个月。”詹米森说，“有个女儿叫宝拉。他们把画放在巴黎，画才刚运来美国打算拍卖。这个家传古画过去六十年来一直丢在仓库里。”

他用指甲修剪得美美的手，从文件夹中拿下一张画递给我。中古世纪的画作上是名瘦削的男子，他穿着肮脏的白袍，而且还有一圈好像从鼻孔里擤出来、不知怎地莫名其妙流到右耳边的光。男人的手以一种很不自然的角度弯着，手上有一块圆石掉在底下一群面黄肌瘦的儿童身上。画作的主要色调是红、棕及金色。

“有意思。”我说，“但这算艺术品吗？”

“拍卖会上至少能卖到两百万元。”詹米森告诉我说，“这是十四世纪的作品，描述——呃，圣西蒙在某处喂养儿童的情形。”

“用圆石喂小孩子啊？”我问。

“他把石头丢给小孩子，孩子一接到石头，石头就会奇迹般地变成一条条的面包。”

“他一定很讶异。”我说。

“画在离开欧陆前受过鉴定。”詹米森说，“投了一百二十万的保险，昨晚画在塞普司基家的公寓中被窃。麦席林伯爵想要赔偿，我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还有，画跑去哪里了。”

“贵公司有提供赏金吗？”我问。

这是一种询问保险公司愿不愿从窃贼手中买回画作的委婉方式，除非保险公司认定对方监守自盗，否则通常会采取这种办法。大部份保险公司都会给对方留点余地，他们在应付求偿者时，还是会按规定给对方一些警告。

“还没有。”詹米森说，“我认为他们把画藏起来了，不过警方彻底搜查后并无斩获，所以我才会打电话到你们办公室。你们去把画找出来，这样我们就不必付钱了。”

“我看看你手边有什么。”我说。

信托保险的调查工作大多委托给我们公司，所以我对他们的程序很熟，即使我从未跟詹米森合作过。信托保险不喜欢顾用侦探，只有在认定有问题时，才会动用侦探。我们的工作就是去证明事情确实有蹊跷，再让他们自己去决定要花多少钱消灾。如果我们真的找回画作，就会得到一笔合理但不至于太夸张的红利。

文件夹里约有十二张文件，都是公司用来囊括一切大小之事用的。有一份保险申请书原件；一份国际性文件，其中所有问题都以三种语言翻译出来，下头附上小得塞不进答案的长方格子。我注意到那些问题都是用细字钢笔以细小润圆的英文字体作答的。我们当侦探的就是会注意这种细节。里头还有几份画作的鉴定文件：一封艺品专家的保证信，证明画作确实为艺术品；一份以格子纸做成的正式文件，详列出该画做过的各种测试，证明作品至少已有五百年历史；还有一张艺术史家写的正式信函，为该画厘定其历史地位。头两份文件是法文，第三份则是英文。

船运文件显示，画作是由保险公司挑选的船运公司负责包装运送的，该公司经常帮重要美术馆运送整场展览的作品。文件上有装运箱的详图，还有船运公司确认已将画作原封不动交给塞普司基伯爵的文件。我想文件下的签名应该就是伯爵的。

我将其中跟塞普司基相关的三张文件，以及四页警方报告一并影印下来。这期间詹米森去帮我打电话给伯爵，跟他约当天下午三点见面。然后我去山毛榉咖啡屋吃午饭。这是好莱坞少数还没被观光客糟蹋的地方，所以本地人常跑来这边混。在一群老作家和年轻演员之间吃饭，实在挺惬意的。我边吃着鲔鱼三明治，边研读影印来的资料，我实在无法从中看出画作被藏在何处。

塞普司基夫妻在女儿宝拉出生前，已在巴黎住三十多年了。他们靠在马戏团里做马术表演，熬过穷苦的日子，就是那种骑马绕圈慢跑，伯爵夫妇在马背跳上跳下的腾跃特技。几年前苏联瓦解时，夫妻俩返回什辛尼克市外的老宅园里。什辛尼克是个波兰北边的小镇，德国占领期间称之为纽斯汀。长久以来，那片宅园被改建为养猪场，只有城堡本身保留下来，供俄军通讯兵团居住。城堡过去一哩的地方，是塞普司基家的马场，一度拥有五十匹骏马的马场如今仍在，只是里头改住其他二十七户人家罢了。

伯爵在马场后挖出他父亲一九三九年纳粹逼进时埋在地下的家财。其中包括一些价值连城的珠宝——这是四百年来压榨农奴的所得；一些招待来访的贵族皇室时使用的银器；一些证明家族在波兰南方拥有大片土地的文件，但波兰政府大概不会归还他们了；还有就是这幅圣西蒙。伯爵立刻将家人和家财带回巴黎，结束表演、卖掉马匹及少数珠宝，并将圣西蒙拿去鉴定。

圣西蒙以石喂童画作在薄薄的松木板上，图高约八十六公分，宽六十二公分。换算起来，约二尺长三尺宽。艺品家鉴定为十四世纪的德国作品，也许是圣西蒙教堂祭坛三联画屏中的一片。不过也很有可能是另一座三联画屏中的一片，它目前珍藏在首都马耳他的瓦拉塔美术博物馆中。

警方的报告是我所读过最匪夷所思的窃案。伯爵的公寓位于比佛利山庄西边，在威夏街和黄铜路交接口一栋全新大厦的八楼。那地方非常昂贵，品味一流，不过我可不会选择住到那种主要地震带上。塞普司基夫妻昨晚稍早便离开公寓了，只有女儿宝拉例外，宝拉一直待到十一点过后才离开。全家没人穿着或携带任何衣物足以藏匿二乘三尺大的硬木板。据门房说，宝拉的打扮，只怕连一根牙刷都藏不住——我可以想像他说这话时咧嘴而笑的样子。

塞普司基家的人离开前不久，画作还在——有几位到府参加鸡尾酒会的名人可以作证。伯爵和夫人凌晨两点左右返家，画就不见了。塞普司基家要下楼只能搭电梯，电梯不会在任何住户和大厅间的楼层停驻，此外就得走楼梯了；你可以从任何楼层进入楼梯间，但仅能从大厅离开。电梯及楼梯的每个平台上都装了安全摄影机，大楼员工声称在塞普司基一家离开到返家的这段期间内，并未看到任何异样，警方查证摄影机的影带后，也证实了这点。

我明白信托保险为什么会起疑了，我还没有什么意见，但我希望在接下来几小时内能厘出一些想法。

守门员送我进大厅，门房打电话到楼上确定他们想见我，然后再由大厅人员送我进电梯，帮我按下八楼按钮，以免我忘了怎么搭电梯。他用钥匙启动电梯，然后将钥匙抽走，因此就算我想在其他楼层出来，电梯也不可能停住。

塞普司基伯爵在门口接见我。伯爵十分高大，轮廓圆润，他身穿一袭棕色西装、绿色直纹白衬衫和及一条跟他的笑容一样宽阔的深绿色领带。他热情地用力紧握我的手，我趁骨头还没被捏断前将手抽回，并报以微笑。

“你是保险公司的史坦利·庞姆先生吗？”

“是的，伯爵。”我同意道。

他的话虽不完全对，但也差不多了。我不确定该称他“大人”、“殿下”还是其他之类的，不过我决定别去担心这档事。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人人平等，虽然有些人的平等比其他人高一点，不过比起以前贵族所享的特权，这点不公平实在已经微不足道了。

“请进来。”伯爵说道，“尽量看看房子，问问仆人，这件事实在太令人费解了，我们都很想知道答案。”

“我看看我能做什么。”我告诉他说。

伯爵带我到客厅，那空间像是个明暗对比绘画的习作，白墙白窗帘，整片地板则铺着黑色地毯。覆在大型落地窗上的窗帘挂在厚重的黑杆子上，并缀着醒目的黑绳。房中央有张L形的黑色长沙发，沙发前是一大张黑矮桌，对面是跟沙发同样花色的安乐椅，看起来十分摩登，但房中其他家俱则全是老式的欧洲花色——几张严肃的直背白椅、一个大衣橱和一张木纹清晰可见的漆黑小书桌——这些很可能都是古董。

伯爵的夫人和女儿也都在，但四周没有仆人。夫人坐在其中一张直背椅上，她的身材和嘴唇都很单薄，鼻子削尖。夫人的打扮和房间很搭——窄领白蕾丝边的直纹黑洋装，脖子上围了一条颗粒硕如胡桃的珍珠项链，右手无名指上还戴了一个巨如殒石的钻戒。她似乎很不想跟我说话，我看不出是因为本人是来查探之故，还是因为我的夹克领子太窄颇褪流行的关系。

伯爵的女儿坐在L形沙发尾端，她正是我从十七岁以后午夜梦回的梦幻情人。我可不会告诉各位我都做了啥梦，不过我想你们应该都猜得到。此妞金发碧眼，五官分明，身上穿着深灰色休闲裤，白色衬衫袖子卷起，浑身散发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娴静优雅，令人自惭形秽。她身材纤柔佼健，看上去年约三十，但我可能多猜或少猜了十岁；我实在很不会猜女人的年龄。其实我猜男人也准不到哪儿去，不过我很少会去想男人的年纪。

伯爵为我作介绍，由于怕其他椅子撑不住我，所以我选在沙发另一头坐定，然后掏出小笔记本。其实我不见得需要作笔记，因为我受过记忆训练，但这个动作能赋予我所欠缺的权威性。

“麻烦各位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我对众人说。

“我们已经都说过了。”席维雅夫人瞪着我，“跟警察说，也跟另外一位保险公司的人讲了。我觉得没必要再说第三遍吧。”她坐在一张精致的漆黑白垫椅上。

宝拉挪了挪身子。

“我觉得——”她才开口。

席维雅夫人立刻转身看着她骂道：“没人问你意见！”

宝拉的脸胀得酱红，她深吸几口气，冷静下来，然后便不再多说了。真可惜，也许稍后我可以把她拉到一旁，问她到底想说什么。

我站起来把笔记本塞回夹克口袋里，然后扣上夹克。

“抱歉打扰了。”我说，“据说各位急于拿到画作的支票……我自己下楼就行。”

“别这样。”伯爵笑容可掬地说，将我从到门口的途中拦下来。“请别怪罪内人，她被这件事弄得很烦，心情坏透了。”

他怒目瞪了妻子一眼，然后用波兰语骂了几个字。

伯爵夫人露出不屑的神色，说道：“很抱歉让你误会了，呃……庞姆先生。这件事真的很令人烦心。”

“损失两百万元的画作不是小事，会烦是自然的。”我说着又走回沙发，慢慢坐回去，再次打开笔记，然后抬眼看着三名观众。“请说说看家里都请了哪些人。”

众人顿一下，想了想。

“嗯，有费欧多。”宝拉向前倾着身子说。

我发现她的贝齿白得发亮，她用的牙膏品牌制造厂商一定会很开心，只是牙齿看来好像有点尖。

“费欧多？”

“我们的管家。”宝拉解释说。

“我们这儿人手很精简。”夫人说，“只有一名管家和两名女仆。不过当然了，大厦本身有门房提供服务，帮我们解决很多事。”

那是当然的。

“费欧多跟着你们很久了吗？”我问。

“五年吧。”夫人说，“我们从巴黎带他过来的，两名女仆则是在这边找的。”

“她们是哪里人？”

“玛莉亚是瓜地马拉来的，爱丝塔是宏都拉斯人。两个都很聪明能干，而且应该也都非常可靠。”

“何况昨天窃案发生时，她们都已经下班了。”伯爵插话道。

“有可能她们趁你们不知道时偷溜进来吗？”我问。

“她们没有钥匙，”伯爵说，“得请门房放她们进来才行。”

“噢。”我说，随便在笔记本上写了几笔。“那么我想玛莉亚和爱丝塔就没嫌疑了。费欧多呢？”

“窃案发生时他也不在，他这个礼拜都不在，回家去料理家务事了。”

“这不是内部人干的。”宝拉说，“难道你都没读警方的报告吗？”

警方报告可没这么写，不过我决定不提。

“我想厘出自己的看法。”我告诉她说，“警方和我各有不同目的。”

“是的，”席维雅夫人说，“警方想将窃贼绳之以法，而你想设法逃避支付我们一百二十万元的赔偿金。”

“我想设法找回画像。”我说着站起来把笔记放到口袋，“找到的话，保险公司可以省下一百二十万。不过也能将圣西蒙还给你们，我想这点应该比赔偿金更重要吧。”

伯爵用力耸耸肩说：“他们说，画像在拍卖会上的价值超过两百万。可是谁晓得？这种事是没个准的，而且等拍卖公司扣掉两成的佣金后，也没剩多少了。”

“我懂了。”我说。

伯爵朝我踏近一步，手指放在衬衫中间的扣子上，加强语气地说：“不过，那并不表示我会因此监守自盗。”他用平静自制的声音说，好像在压抑心中的怒气，却表演得有点夸张。“我知道你们保险公司的人在怀疑什么，但我不懂你们为什么心存质疑，我看你们根本是不想理赔。收保险费时手脚倒是挺快的——而且还得由我支付画像的鉴定费用及昂贵的船运费。”

我踏步向前，伯爵匆匆将手指从扣子上抽回去。

“我不是为保险公司做事的，”我告诉他说，“我是私家侦探，专事诈骗及盗用公款的调查，我是欧陆征信公司的人。”我们两个鼻对鼻，大眼瞪小眼，但愿我的口气还算清新，因为我不想惹怒对方。伯爵的口气倒是飘着淡淡的甘草味。“信托保险来找我们，是要我们确定本案绝无诈骗之虞。如果我跟他们说，各位绝对是清白的，那么他们明天就会付你们支票了。”

“诈骗？”伯爵说。

“他们怀疑我们在耍诈？”伯爵夫人问。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怀疑任何人，”我搪塞说，“他们是在怀疑整桩窃案。东西看起来不可能被偷，可是世上并没有不可能的犯罪，只有被误解的犯罪。他们派我来，看我能不能查究其中的原因。”

众人埋头沉思，静默良久。塞普司基伯爵的敌意消失了，他恢复原有的友善，咧嘴冲我笑道：“那么，我们最好帮你调查案子的来龙去脉，对吧？”

“是的。”我郑重表示。

“那就请你发问吧。”

我点点头。

“画像虽然在前天送达贵府，但其实大前天便运抵洛杉矶了，只是卡在海关。画像在昨晚深夜失踪。除了贵府昨晚的宾客外，还有谁知道画像在府上？”

“船运公司的人。”夫人主动回答。

“还有呢？”

“负责拍卖的艺廊莱斯公司。”塞普司基伯爵说，“他们原本今天要来取画。”

这我已经知道了，画直接送到塞普司基家而非莱斯艺廊，因为它今天才要拍卖。

“你们有谁跟任何人提过吗？”我问，“跟艺廊不相关的朋友提起过？”

席维雅夫人高抬着鼻子睥睨我说：“你的意思是指，有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偷的吗？”语气尖利地可以刺碎石头。

“没错。”我说，“告诉我，哪些朋友是你们可以对天发誓绝不会去偷二十五万现金的，我就把他或她的名字剔除。”

“二十五万？”宝拉问，“我还以为——”

“那是窃贼的薪资。”我告诉她说，“这年头高价的艺术珍品很难防护，谁偷了就有幸得到这笔钱。”

又问了几个问题后，我在公寓中四处游巡。塞普司基一家留在客厅里，对私家侦探在衣橱抽屉里东翻西探的事，假装视而不见。我拼命想着警方会搜漏哪些地方，并四处搜查，但都没有斩获。我发现宝拉卧房某个抽屉底下有一些白粉，不过后来证明那只是粉笔灰之类的东西。两间卧室的窗口望向一片闭合式的庭院，居民并没有通往庭院的钥匙，因此画像应该不是从窗口悬吊下去的，除非有共犯等在下面的房子里。我写下需要调查的可疑住户。

我拉开客厅窗帘，其中有个窗帘的挂环并未套进粗大的挂杆里。看到我沿窗帘东摸西摸，确定里头没藏二乘三尺宽的板子时，一旁的宝拉大声说：“啊！大侦探找到线索啦！没有呀？也许画板缝在地毯里呢！”

窗帘后方的大落地窗分成三片，中间那片无法打开，两侧各夹着较小的窗扉。我打开左边窗户向外望，窗口面西，可看见黄铜街对面一栋一九三〇年代的华厦正面，那栋大厦仅高十楼，因此本大楼十楼以上的住户应该可以鸟瞰圣塔摩尼卡市其他建筑的顶端，甚至能瞥见海景。大楼的正下方是两层楼高、屋顶铺了黑柏油的停车场。停车场只有工作人员能上去，而且得登记取用钥匙。据大楼警卫说，警方今早登记使用钥匙之前，已经整整三个星期没人去动用了。屋顶上有几个老式的白色五加仑装罐子，还有一捆黑绳，但看不到画像。

“也许画像从窗口飞出去了。”宝拉说。

我从墙边斜斜望向窗外，面窗右边的水泥上有根钩子，想来是供洗窗工人用的，可是画像没悬在钩子上。窗下有道四寸宽的壁架，壁架向窗子两边各延出一尺，上面也没摆画。

我搜查厨房和管家的食品室，据当时正在盘上摆乳酪的玛莉亚告诉我说，这些都是塞普司基一家很少涉足的地方。塞普司基家当晚有宴会，门房随时会送食物、厨房工作人员及侍者上来。厨房里的碗盘堆得一落落，晶光闪闪的银器排在管家食品室的桌上，我想大多是用来显示排场的吧。就我所见，这两个房间都不可能会有宗教艺术品。

我向塞普司基一家表示感激，谢谢他们的合作，并表示会有人跟他们联络，然后就去叫电梯了。下楼途中，我试着去按各个按钮，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结果一直按到停止钮，才有了动静。电梯一抖停住了，接着铃声大作，等我到了楼下时，两名大厅人员和一名警探已经在等着了。

“我真无聊。”我边说边走出电梯，“就是忍不住想看看那个钮按下去会怎样。”

“别说话，等我先宣读你的权利。”警探说，“这下你逃不掉了！”

这家伙叫吉普逊，我们以前合作过几次。

“我全招了。”我告诉他说，“我是被年轻时交的损友带坏的。哈罗，吉普逊，你要上去见伯爵啊？”

“我是在下头等你的，奇怪吧。”吉普逊说，“我不希望警方跟你正在办的案子扯上关系。”

两名大厅员工发现我既不需要帮忙，也不会被捕，便退回自己的工作岗位了。吉普逊和我走到大楼办公室旁的大厅沙发坐下来。

“有消息要给我吗？”我问。

警方和私家侦探不像大家所想的那么互不对眼，其实经常趁机合作，警方借此了解歹徒，我们则顺势取回赃物，皆大欢喜——只要我们干私家侦探的别忘了谁才是正牌警探就行了。

“我打电话到你办公室，你们老总叫我到这儿找你。”吉普逊说，“有件事我想找你去瞧瞧，有点类似密室疑云，是你喜欢的那种玩意。地点就在对街，也算巧合吧。”

“我不相信巧合。”我告诉他说，“而且就算我有几次运气不错——”

吉普逊哼道：“运气！听我说，我要有你的运气，老早当警长了。其实我没那么想干警长啦，太政治了。马森的案子怎么说？还有葛利柯案？除了你，谁会想到珍珠藏在奶油里？”

我叹口气：“是是是，咱们去瞧瞧吧。”我说，“不过我若没查出什么，可别失望。”

“我又不指望奇迹。”吉普逊说，可是他明明在撒谎。

吉普逊带我去的大楼在黄铜街对面，刚好遮住塞普司基家窗口西边的视野。接待区一名穿制服的人员放我们进去，我们搭上老电梯，来到九楼。

“出租部门的人说，大约三个月前，这里连家俱一并租给一个叫皮德森的人。”吉普逊带头走过走廊，一边扭头跟我说。

走廊上有八扇门，我想本楼层应该有八间屋子吧。8C住户的门开着，法医小组正在里头忙碌。一名医学检验助理跪在一名年约四十、仰卧的白人男子身边，男子胸口上有几处伤洞。从几尺外猛然看过去，我会觉得那是枪伤，因为血流得不多，不像刺伤。可是这种草率的断论是很危险的，因为变数很多。例如说，这倒霉的家伙若是被冰锥刺中心脏，也许根本连一滴血都不会有。

“这是间套房。”吉普逊告诉我说，“没什么特别的地方，看起来所有家俱都是一起租的。死者若真的是皮德森，那么他实在没什么财产，只有一些衣服而已。”

“什么叫‘若真的是皮德森’？”

“他身上没证件，我们已叫出租部门去找承办的女职员，看她能不能指认死者。”

我点点头。

“所以疑点在哪里？”

吉普逊对尸体微微点头说：“昨晚十点刚过，有人看见死者走进大楼。十点十七分，警局接线人员接获通报，说有人听到屋子里传出三声枪响。第一位警员在——”吉普逊翻开笔记本，“十点二十二分赶达，门口围了一群人。其中两人在走廊上听到枪响，但没看到人从8C门口出来。他们用力敲门，大声叫喊了一阵子，但不敢莽撞地破门而入，毕竟他们知道里头的人手上有枪。”吉普逊顿了一下，从笔记上抬起眼。

“我来猜吧。”我说，“等警察闯进去时，里面除了死者外，已经没别人了。”

“你说中了一点。”吉普逊说，“还有，门从里头反锁，他们得把门踹倒，才有办法进去。”

吉普逊指着从铰链上脱开的破门，让我看当时众人是如何硬闯的。

“没有其他出口吗？”

“没有。”

“窗子呢？”

“在客厅里，是大落地窗，只有旁边两小片像百叶窗的东西能开阖，除非你是猫，否则没法进出。卧室里有个上下推拉的窗子从里头锁住了，而且旁边到处是灰，最近根本没开过。”

“秘密通道或活门呢？”

“你在说笑吧。”

“你们查了吗？”

“有啦，都看了。我们要是再没查到比较像样的线索，搞不好得派一队人马过来把这地方拆了。不过我敢打包票，那也只是白费时间而已。我看咱们的对手是隐形人，就像影子一样，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出房间。”

我抬起一边眉毛，这是打从上高中后，本人就一直努力练习的动作。

“人生真是一首玄妙的曲子！”我说，“一天之内竟然发生两起费人猜解的疑案。”

“所以你们干私家侦探的才会赚大钱哪。”吉普逊说，“听说加班费跟林林总总的加起来，你们早就削爆了。”

“是啊，我听说警方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爱搞政治了。”

他悲伤地摇摇头，我也悲伤地摇摇头，然后把手插进口袋里，开始朝房里走去。

“等一下，”吉普逊说，“我们进去前得先穿鞋套。”

他叫人丢了两只白棉鞋套，让我们绑到鞋子上，免得在犯罪现场留下鞋印。我们把鞋套绑好。

“手别从口袋里掏出来。”吉普逊告诉我说。

“知道啦。”

我慢慢绕着客厅仔细观察，尽量不去干扰现场调查人员。我不清楚自己要找什么。客厅墙壁到及腰处漆成深绿色，上半部则贴着褪色的玫瑰花纹壁纸。有张米色沙发和同色系的加垫椅，看起来像是艾森豪任职总统时的五〇年代产物。还有一张布着烟痕的矮茶几，以及一对只有南加州的房东不会觉得难看的桌灯。沙发对面的电视架上没摆电视，一盏落地灯倒在窗边地上，是那种一头加了灯罩、另一头有四根立脚的铁架式灯具。我瞄着卧室，里头有一张床和梳妆台，其中一个衣橱的滑门开了，里头空无一物。

客厅的三面窗子上覆着一大片百叶窗。百叶窗整个拉到底了，我从中间的玻璃片看出去，那窗子看来最近才清洗过，只有窗子顶端还留着几个油污的圆斑。我用手指揉揉油斑，发现污斑是在玻璃外面的，而塞普司基家的大楼就在对面。窗台上有一包火柴、一个空的好莱坞纪念钥匙环，以及一小片土块或灰泥之类的东西，这些小东西都不是房东会给的吧？我转头看着吉普逊问：“子弹呢？”

“目前看来，两发射在死者身上，一发打在墙上——先打中墙，再弹到前门右边。”

“是最近打的吗？”

“你觉得他中弹的时间应该更早，他们在走廊听见的枪声只是录音的吗？”

“我只是想排除一些可能性罢了。”我说。

“他们在走廊上闻到了火药味，而且哥达费医生说，死亡时间与枪响时机吻合。”

“没错。”检验助理抬起头说。

“找到枪了吗？”我问吉普逊。

“就掉在尸体旁边。”他告诉我说，“点三八布朗宁自动手枪。可是他不是自杀的——那太容易了。没有火药灼伤的痕迹，他是被人从至少六尺外的距离射杀的。”

我耸耸肩，猜道：“凶手大概躲在房里，等人群冲进来时，又混到他们里面吧。”

“闯进来的只有两名警官。”吉普逊连忙表示，“而且出来时也只有两名警官。他们是这么说的，所有证人也都这么讲。”

“我只是随便猜的啦。”我说。

“你最好猜准一点。”

“给我点时间吧。”

“奇怪……”哥达费医生放下手上的工作说道。五个人立刻围到他和尸体旁边，急着想一探究竟。“我一直到开了工作灯后才注意到，”医生解释说，“因为他的双手在阴暗处，各位看看死者的大拇指。”

尸体已经快要全僵了，双手手掌面朝下翻。哥达费医生将镜子放到右手下，让众人看清楚。死者大拇指的指心颜色深紫，近乎发黑。

“左手拇指也一样。”医生说，“我看死者最近才摁过指纹液。”

“新式的指纹液不会这样。”吉普逊说。

“也许他喜欢老式的东西。”我说，不过脑子里转着别的事。

我终于想到一个有用的点子了。我若没料错，这两件疑案可能是环环相扣的。我缓缓绕着房间，看着四周的墙和地板，寻找某个——或任何能与我的推论吻合的东西。我终于找到了。窗户对面的墙边地板上，有一小片灰泥掉在地板的隙缝中。

吉普逊走过来看我在搞什么名堂。

“你应该帮自己弄一根福尔摩斯用的那种放大镜。”他拍着我的背说。

我站直身体。

“你想升副队长吗？”我问他。

“你在讲虾米啦？”

“破解本案对我又没好处，”我说，“我干脆把功劳全归给你。”

“你才来二十分钟而已，怎么，你已经知道那位隐形凶手是谁啦？”

“我知道是谁，也知道凶手的手法，而且还猜着了一半原因。”我告诉他说，“你要不要这份功劳？”

“你没开玩笑？”

“没有。”

“说来听听。”

“带两名制服警员过街去塞普司基家。”我告诉他说，“跟他家女儿宝拉宣读她的权利，并告诉她说，费欧多还活着，他已经把她供出来了；或说他临死前用血写下她的名字，诸如此类的话。这应该能吓住她，我打包票，她一定会招认的。”

“费欧多是谁？”吉普逊问。

我指着尸体，告诉吉普逊说：“塞普司基家的管家，也就是死者。”

“你怎么知道？”

“看他的大拇指。就像你说的，那不是指纹液，而是管家在擦银器时留下的。”

“那他一定擦很久了。”吉普逊说。

“塞普司基家有一房间刚打亮过的银器。”我告诉他。

“何以见得是那女孩干的？”他问，“她是怎么弄的？”

“你先逮捕她，然后咱们再谈。”我说。

“就算死者真的是塞普司基家的管家，我也不能大剌剌地走进去，就照你说的去逮捕那女孩吧。”吉普逊说，“你得给我一点证据。”

我指着地板：“看到隙缝里的东西了吗？那是石膏。”

“噢，那又如何？”

“看好了！”

我说完，便用食指戳探墙壁，感觉壁纸下有个粗糙的东西，等我确定东西的位置后，便转过身。现场调查小组全体都停下手边工作看着我，如果我料错了，一定会很糗，可是我没猜错。

“借我一把解剖刀。”我对哥达费医生说。

他从袋子里翻出一把用锡箔纸仔细包妥的解剖刀给我。我拆开后，小心翼翼地用刀刃沿着我按出来的轮廓切割。长方形的壁纸割开后，露出一块二乘三尺大的木片，那木片仔细地嵌入灰泥墙里一块大小契合的洞口里。我慎重地将画取出来翻面。

“这位就是圣西蒙。”我说，“值两百万元。”

吉普逊摇摇头：“这证据对我来说很够了。”他说，“你一定知道一些内情，我这就去抓塞普司基家的女儿。”

02

我把圣西蒙的画像放到老总办公室墙边，这时已经快午夜了。老总当然在场，也许他是听说我会带着画像进办公室时，才被人叫回来的，不过我觉得他根本就住在办公室里面。

“两百万，一毛都没少。”我告诉他说，“你最好把画摆到保险柜，等早上再拿出来。”

他看了画像一分钟，眯着眼，然后转头对我说：“吉普逊打电话来，说女孩认罪了。”

“是吗？”我说，“我想也是。”

“她其实不是塞普司基的女儿。”老总说，“她是情妇。女儿仍待在巴黎，嫁给一名老师，根本不想离开那里。”

“原来如此，”我说，“所以这个情妇打算跟管家带着画逃走。”

“她说塞普司基的老婆打算杀她，所以得设法逃走。他们本来说好二女共侍一夫的，可是元配觉得受到冷落，所以开始反弹。女孩烦透这种安排了，我想伯爵也是，所以她决定离开时带点值钱的东西。”

我点点头。

“听起来很合理。两位女士似乎合不来。”

“她是怎么办到的？”老总问。“她如何将画作运离公寓？杀死那个叫啥名字的男人后，又是怎么离开套房的？”

“那个人叫费欧多。”我说，“她没跟吉普逊说吗？”

“她忙着哭，忙着把一切都怪到费欧多头上，根本没时间讲。她在套房时费欧多刚好走进来，他应该到旧金山等她的。她发现费欧多打算自己拿走圣西蒙，然后跟她分手。两人大吵一架，她就把他杀了。她说是自卫。”

“有可能。”我说，“那个计划很周详，算她运气差。”

老总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瓶子及两个杯子放到桌上。

“保险公司会很高兴拿回画作，”他说，“他们的计划到底是怎样？”

我拿起瓶子，看看老总这个月在喝啥。那是加州梨子酒，我从没喝过，便试了一口，味道挺不错的。我又倒了些酒，在心中把经过想了一遍。

“有些是猜的，”我告诉老总说，“不过我想大部份都没猜错。”

“说说看吧。”老总说道。

“费欧多遇害的套房是两人的幽会处，”我说，“也许是因地利之便，也许是为了策划方便，这我不知道。”

“什么策划？”

“我快要讲到了。宝拉和费欧多决定带着画逃走，由于他们将成为重要嫌犯，所以得先努力撇清自己。我猜，费欧多在画作失踪时，应该要在旧金山的。画作失窃前几天，两人在塞普司基家的前窗及另一边套房的前窗间拉了一条绳子——也许是拉力极强的钓鱼线。他们把线绑到立灯的杆子，把灯靠到落地窗左边那扇装了百叶窗的窗子上，然后将线弄到对街。也许是将线缠在塞普司基家窗外的钩子上，以免他们看到。不过八楼底下的人是绝对看不见的。”

“所以他们用钓鱼绳把画送到对街吗？”

“不是，别忘了，费欧多不该在那里出现。画作失窃当天，宝拉一直等到塞普司基夫妇离开后，才把绳索绑到钓鱼线的一端——我猜应该是从航具店买来的一寸宽编绳——然后把线拉过去。线绕过灯架又折回来，然后她再把两头打结，用塞普司基公寓里的窗帘杆帮忙平衡，把画绑在自己背上，从绳索上走过去。还记得吧，塞普司基夫妻以前是在马戏团干活的，要不要打赌，宝拉以前是他们马戏班里走高空绳索的？”

“他奶奶地！”老总叫道。

“她从落地窗进去，我想窗玻璃的窗框事先就弄松了，玻璃上有两个小小的圆圈，是她用吸盘吸住玻璃板时留下的。她将客厅墙上的旧壁纸撕开，凿开灰泥，把圣西蒙放进去，然后再贴回壁纸。我想，费欧多就是在这时走进来的。”

“如果他打算偷完画后独自逃逸，为什么不再多等一会儿？”老总问。

“他等啦。”我告诉他说，“画作本来前一天就该送到了，可是在海关多卡了一天，他们本来早一天就该动手偷画的，费欧多不知道时间改了。”

“所以宝拉将他杀掉后，从窗口又溜回去了。”

“没错，然后她把窗玻璃摆回去，在外面抹了些灰泥固定玻璃——我在窗台上发现一小块灰泥。也许她还钉了一两根钉子什么的，反正一定只花了两三分钟而已——而这期间人群已经在前门用力敲打了。”

“这位小姐可真大胆。”老总说。

“是啊。她几乎是摸黑来回走过八十尺长的绳索。等她回到塞普司基家后，就把窗帘杆放回去，重新将窗帘挂上，而且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因为她不能开灯，免得被人瞧见站在窗口，对她起疑——她有一个窗帘环没挂好。接着宝拉将绳索卷好，从窗口丢出去。”

“真精采，”老总说，“还有吗？”

我耸耸肩。

“我想差不多就这样了。接着她换了件清凉已极的服装，让大楼里的人员清楚知道她身上没有画像，然后出门到城里玩耍。我若不是从几项蛛丝马迹去推敲——窗帘环、车库屋顶上的绳索、那片灰泥——宝拉很可能就逍遥法外了。”

老总想了一会儿。

“也许房里到处都是她的指纹，”他说，“毕竟宝拉起初并没有打算杀人。不过警方也许没有她的指纹档案，而且这两间房子除了距离近一点之外，也找不到两案相关的证物。你说得对，如果吉普逊没请你去查看，也许宝拉就可以逍遥法外了。你是怎么怀疑到她头上的？”

“我在查看窗外时，她突然变得有点多话，而且讲话也很冲，大概是想激怒我，令我分心吧。所以我开始纳闷，她到底不想让我看到什么？”

老总喝干他的梨酒，走过去拿起圣西蒙。

“我把画放到保险箱里，你回去睡个好觉吧。保险公司若红利付得干脆，我一定把大部份归给你。”

“你这番话虽然高过本人预期，不过小弟还是乐意笑纳。”我告诉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