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瑞威克

在《安妮霍尔》这部电影中，艾尔威·辛格（Alvy Singer，美国导演伍迪·艾伦自导自演的角色）的一生可分为恐惧与悲惨两大部份，我想再加上第三个部份：无可忍受的乏味。现实生活中若剔除掉乏味或沮丧的部份，其实还蛮有看头的——或者换个方式说，会变得非常真实。如果你跟福尔摩斯和我一样，“憎恨一成不变的事物”，那么那些只会原版重现周遭世界的书籍或电视节目，必然会令你猛打呵欠，或觉得看了脑筋变笨。

有些侦探小说当然是相当写实的，但那不为我所爱。我喜欢有点荒诞离奇的故事，喜欢被逼到最极限，游走于逻辑摇摇欲坠却依然绵系不断的边缘上。对我而言，故事是否精采好看，就在作者准备迎向风险、突破创作的界线时。如果福尔摩斯能从那一丁点的破案过程中，暂时告别沉闷的日常生活，那么我们其他人至少也能在好看的密室推理小说中找到些许慰藉。

“不可能的犯罪”小说类型在出版界虽长久备受推崇，但很少人会蠢到将之搬上电视。这是因为我们都老于世故，不敢轻意将侦探影集当成好玩的娱乐看待。我虽知道“强纳森·克里克”（Jonathan Creek，英国出品的推理电视影集，从一九九七年制播至今）会被贴上“荒谬”、“夸张”的标签，但自己还是跃跃欲试，因为我相信，让观众接受的关键在于剧中人物，而非情节。让人物以真实诚恳的方式回应各种情境，才能自由地编写故事。（因此，维克多·梅尔卓在《一脚踏入棺材中》那一集当中说的“我不相信”，正是对离奇转折的命运所呈现的一种诚实反应）基甸·菲尔在约翰·狄克逊·卡尔的《三口棺材》中也说：“问题是，这件事可不可能做到？如果可以，那么会不会去做，就不是问题了。”或者像克里克在《箱中男人》中说的：“我们不该把不可能和难以置信的事物混为一谈。我在办案过程中破解的案子，大多是难以置信的事，所以才会如此难以破解，因为大家都没料到会有人费那么大的劲去愚弄别人。”

但问题是，卡尔也发现到一点，那就是当读者看到奇案时，同样会期待案子也有离奇的成因；当诡谲难测的案情水落石出，却发现结果与原本的铺排相形见拙时，读者常不免有上当的感觉。就连史上最知名的侦探故事也很难摆脱这种指责：当你发现《巴斯克维尔猎犬》原来是在“伦敦佛罕路的商家买来的”时（隐喻稀松平常、不过尔尔），想必一定很失望吧？然而那部小说依然广受喜爱，因为它展现了创作该有的本质：紧扣读者的心弦。我可以在书中找出至少六、七处令人脊骨发凉、屡试不爽的经典章节——那些篇章令人凝神动容，不忍将书本放下。一般而言，“超自然”的推理小说比传统的侦探故事更具吸引力，因为看到有人违反自然定律，大家都会想一探究竟。这种小说写得好的话，会给读者一个绝妙的破案方式，扭转我们对整个案情的看法，进而让人大呼过瘾。看到这样的作品——如卡特·狄克逊（Carter Dickson，约翰·狄克逊·卡尔的另一笔名）的《犹大之窗》、杰克·福翠尔（Jacques Futrelle，一八七五年至一九一二，“思考机器”的创作者，于泰坦尼克号船难中英年早逝）的《逃出十三号牢房》、卜斯特（Melville Davisson Post，一八六九至一九三〇，美国推理作家）的《杜姆道夫杀人事件》——真是一种罕有的飨宴。

不可能的犯罪故事令人爱不释手，或多或少跟它满足读者暂时逃避现实的想望有关吧。就像奇迹般消失于无形的鬼怪一样，我们偶尔也需要遁出现实生活，潜入充满异想的奇幻世界里。

（本文作者即是“强纳森·克里克”电视影集的原创者兼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