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海港口敖德萨。

从波将金号梯道下来，走出两三个街区便到了闹市区那个咖啡馆。这儿也像黑海其他的港口一样，处处是瓷砖地板和粉刷的灰泥墙壁，给人以地中海沿岸的感觉。

一张桌子上，两个男子下着象棋；杯子里，浓浓的黑咖啡还剩下一半。

另一张桌旁，一位衣着得体的女士穿着定制的蓝色西装，一头短发夹杂着灰色的斑点，但那双蓝色的眼睛顾盼生辉，暗示着她年轻时风韵非凡。

我们的翻译向她走近；翻译是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问过我们好几次是否可以寄给她一些美国的CD。那位女士面带微笑，犹豫不决地伸着脖子向我们张望。

我伸出手去，大卫也伸出手。翻译开始工作。

“我叫卡西娅·沃基尼诺娃。我一直很想见到你们。”

“我们也是，”大卫说。

我们坐下来，点了一些饮料。饮料送到桌上，卡西娅就开始讲她的经历。她终生都住在乌克兰，成为祖母以后搬到了敖德萨。她把那瓶淡黄色的汽水移到一边，伸手在一个草编袋里翻找，取出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两女一男。

“你呢？”她向我们摊开手掌。

我取出蕾切尔的照片递过去。她指着蕾切尔的眼睛，然后指着我的眼睛。

我们都笑了。

“家人至关重要。”她双眉之间那些垂直的皱纹加深了。

“我从不知道父母的情况。他们二战时就亡故了。”

“你母亲名叫玛格达·潘查克？”我问道。

她点点头。大卫拿出那张砸脑袋与女人和婴儿的合影。

“这是你母亲吗？”

她仔细查看着照片；抬起头来时，眼眶已经湿润。

“照片里这个男子是你的父亲，他叫本·辛克莱，是一位英雄，反法西斯战士。”我说道。

她两眼放光，颇为自豪。

“你母亲是怎么亡故的？”

卡西娅挺直了腰杆。

“她参加了抵抗组织，在敌后战斗；有一次，她给盟军传递情报时被俘，然后被杀害。当时我还是婴儿。姨妈带着我，在基辅。”

“卡西娅，”大卫说，“咱们每人来一份荷兰杜松子酒吧。我们有故事讲给你听。”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