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周六,福阿德带来了些大丽菊、秋海棠与藿香蓟,还教了我要怎样安排它们的间距才能成簇生长。院里的紫衫长得太高,快要遮住了大门,他也修剪了一下;又在紫衫树下种上些凤仙花,凤仙叶子是淡雅的薄荷色,和紫衫深绿色的针叶相互映衬,相映生辉。
他离开后,我按照他的要求浇了一遍水,然后寻思着接下来做什么。足球赛结束了,蕾切尔在巴里那儿,我落单了。前几年,在逐渐崩溃的婚姻中,绝望感像利刃一般割裂着每一寸空气,那时的我是多么地希望蕾切尔和巴里能让我安静独处!如今,每两个周末他们才让我独处一次,我却因孤寂而伤感。有人陪伴总比独自一人要好,哪怕他没有责任感,哪怕他恣意任性;有另一个人在身边,至少可以见证你也在场,证明着你的存在。
我放了那部斯科塞斯的碟子,看了几分钟。除了几处犀利的幽默外,就是一部黑色电影,充满那种他惯爱表现的城市混沌。我关了机,走进厨房,烤了一个冷冻百吉饼;烤到一半,冒出个想法。马上关了烤面包机,抓起包,出门走向车库。
30分钟后,我到了老爸那儿,带着一打新鲜的百吉饼和一磅熏鲑鱼。他仔细检查着那些百吉饼,深信只有烘焙师的儿子才能买到好面包。唱机里,艾拉·费兹杰拉德正吟唱着有关绸缎布娃娃的曲子。
我说了玛丽安·艾弗森募集竞选资金的事,还有我可能会去给她做视频。他在洗碗布上擦了擦手。
“你什么时候变成共和党了?”
“没变。”我端了一盘洋葱和西红柿到桌子上。
父亲一生都是民主党人;他拿出百吉饼,透过眼镜盯住我。
“反正,你自己选择。”
我们坐下来,我伸手拿了一个贝果。
“爸,我有件事一直想问你来着。”
“什么事?”
“我碰巧知道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好像本·斯库尼克生前在找她,我想你会不会刚好听说过她。”
“……”
“我还以为你不会再管他的事了。”他在贝果上涂了厚厚一层奶油芝士。
“我好奇嘛,先不说这些……”我继续道。
“莱尔·戈特利布这个名字你有印象吗?”
老爸的手僵住了。
“你说什么?”
“莱尔·戈特利布。砸脑袋生前在找一个叫莱尔·戈特利布的女人。”
他的脸色突然像羊皮纸一样苍白,那手使劲地握着餐刀,胳膊上血管凸起。
“爸?”他什么都没说。
“你还好吧?要我叫人来吗?”
他摇摇头。我冲进厨房,倒了一杯水。
“喝水。”我在他面前坐下。
他摆摆手,我拿开水杯。他小心翼翼地把餐刀放回盘子里。
“爸爸,怎么了……”
他双手撑着桌子慢慢站起来,抬起一根手指示意我稍等,然后拖着脚步走进卧室。我听见柜子抽屉打开的声音,一分钟后又关上了。他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照片。
“是什么?”
他坐下来,清了清喉咙。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注视着照片。
“说实话,我从没想过,会跟自己的女儿说这种事。”他啜了一口水,看着我。
“但……”他把照片递给我。
这是一张老式的黑白快照。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男子,坐在一张小桌边上,好像是在咖啡店里。两个人对着镜头咧嘴笑着,分别用一只手环着同一个年轻女子。其中一个是我父亲,另一个看着像是青年时的巴尼·泰特曼,我的巴尼叔叔。我没认出那女孩是谁,但她的笑容是那么绚丽,我都想跟着微笑。她脸型精致,鼻梁娇小挺直,克拉拉·鲍一样的嘴唇,一头浓密的金色鬈发;魅力四射。
“我和巴尼,入伍以后,”他轻轻地说。
“这个女人呢?”他犹豫了一下。
“这事发生在我遇见你妈妈以前。我要你知道,我从来没做过让你妈妈忧心的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目光移到照片上。
“莱尔·戈特利布是我在朗代尔时的女友。”
我把照片放在桌上。
“她是德国难民。38年秋天来到美国。那时候她16岁,金发碧眼,天使一样。”他倒了两杯咖啡。
“她当时住在犹太孤儿之家,靠给人打扫屋子来维生,而且几乎不会说英语。”
我捧住咖啡杯,想起自己离婚前,也曾有一些清洁女工出入家里。她们中有个拉脱维亚的移民,曾在我们家的钢琴前坐下,凭着记忆弹奏了一首贝多芬奏鸣曲,弹得无可挑剔。
“莱尔来自弗莱堡,”爸爸接着说道,“靠近黑森林地区。她家有三个孩子,她是长女。父母想办法把她送出了国。这边她的一个远房亲戚做的保证人。好像她家给了这个亲戚不少钱,但最后没帮上什么忙。莱尔也没怎么提起过他。”
他拿起照片。
“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已经想办法临时住进了朗代尔的收容所,但在海德公园附近打工。那时候,我上完课就送她去科蒂奇格罗夫电车站。周末要是去巴尼那儿,也会跟她见面。”他轻轻笑着。
“我记得,她就是不愿讲德语,哪怕我会说一些;她只是用手指着东西,我就告诉她用英文怎么说。”
“二战开始后几个月,她弟弟从德国寄来一封信,说父亲被杀,母亲和妹妹被卡车拉走,自己躲在朋友家,要想办法逃出来,以后就音信杳无。”
我脸上不禁抽动了一下。
“从那之后,我成了她最亲密的朋友。帮她在T夫人餐厅找了间屋子搬进去,教她读写英语。带她到处逛。”
“你们在一起了?”父亲点了点头,眼神飘远。
“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们去黑鹰餐厅看本尼·古德曼的表演。那天基尼·克鲁帕做鼓手,泰迪·威尔森是钢琴手,那是最棒的组合,演奏充满醉人的魔力,我和莱尔都不想它停下。”他的神情恍然如梦。
“回去的路上,我们找地方喝了点东西,等回到巴尼那儿已过半夜。我记得自己说‘我要离开家,然后加入本尼·古德曼的乐队。’”
“‘是吗?那你会什么乐器呢?’她的声音优美轻柔,知道吗?就像清脆的铃音一样。”
他微笑。
“我说我很擅长制作简易卡祖笛的技术。她咯咯地笑,但马上严肃起来。‘那么,雅各布’——只有她会这么叫我,‘你长大后要做什么?’
“‘娶你,’我说。‘然后照顾你一辈子。’”
他眨了一下眼。
“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和巴尼应征入伍。莱尔很害怕,她说我应该加入本尼·古德曼的乐队,跟他们一起逃跑。”
他放下照片。
“参加新兵训练前几周的一个晚上,我带她出去吃饭。她很开心,因为找到了工作。‘一个真正的工作,’她说;是在报纸上找的。我现在仍不明白,她那时为什么那么自豪,是她找到工作了,还是能读英文了,”他说。
“是去艾弗森钢铁厂做工。”
“艾弗森?”我插了一句。
“是那个参议员候选人,玛丽安·艾弗森的艾弗森?”
“她父亲。”
“这倒很巧。”
“他们需要女工。经过培训她成了铆工。”他笑了,沉浸在属于自己的回忆里。
“她很喜欢这份工作。记得有一天,我去工厂接她,正赶上一个反战游行。艾弗森本人带领了一队工人穿过厂房。他们都在举旗,吹号,唱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场面。那个男人就像国王,带领着自己的随从队伍。而且所有人也确实像对国王一样尊敬他。他经过我们的时候,莱尔挥动旗子,行了一个屈膝礼。
“那以后不久,我就去了加利福尼亚。”他动了动身子。
“几个月之后她就不再来信了。我想她大概是不习惯写英文。但后来连电话也不回了,我感到事情不妙;终于想法搞到了回去的许可证,借了一辆车,直接开回了芝加哥。凌晨两点的时候我到了T夫人餐厅。餐厅的领班乔正在关门。
“‘杰克,你在这干什么?’他说。‘她在上面吗?’我问道。
“‘别上去,’我记得他这么说。
“‘你走开,别拦我。’我没听他的。你知道,我当时还有她的房间钥匙,和我的狗牌一起挂在脖子上。”
我闭上眼睛——已经看到了结局。
“莱尔正和另一个男人睡在一起。”他看过来。
“你知道,这件事……这件事我一直记着……她终于意识到是谁开了她的门时,却毫不愧疚,毫不耻辱,甚至一点都不畏缩,只说了一句,‘嗨,杰克。’还带着喘气声,嗓音依旧轻柔。”
我盯着尘埃在空气中打着旋。
“那人叫库尔特·魏斯,”父亲继续说。
“和她一样,是德国难民,来自法兰克福。纳粹党卫队杀了他的家人,但他逃掉了。后来他到了这边,找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父亲顿了一下。
“他和莱尔深为彼此所吸引。我想这也很正常。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历史,经历过同样无法言喻的痛苦。我怎么比得上?”
我推开咖啡杯,为父亲感到一阵心碎。
“几个月后,我收到她的一封信。全是在道歉。她知道自己让我痛苦,祈求我能原谅她。我是她唯一能求助的人。库尔特应该是被征募入伍了。”
“但他不是移民吗,这怎么可能?”
“那时候,政府为了打赢战争不惜代价。记得吧,他德语流利,熟悉地形。莱尔说他被招募为特工了。”
我啜了一口咖啡,已经凉了。
“哪个机构的?”
“战略情报局。”
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成立于二战期间。
“据我所知,莱尔那时已经有几个月没他的消息了,她担心库尔特已经被送回欧洲,已经深入敌后,她非常担心,快发疯了。她希望我能想想办法,什么都行。”他站起身,来回踱步。
“我肯定是无能为力的。”
“后来呢?”他停下脚步。
“库尔特没有死,他回来了。我不知道战争期间他做过什么。他从未提起。”
“你还跟他说过话?”他坐回椅子上。
“在确认我不是个威胁之前,他自然不愿意跟我讲话。但对于这整件事,我都表现得很有风度,最后,我们也真的在一起喝了几杯啤酒。这人其实挺不错。”他握起双手。
“莱尔继续留在钢铁厂。库尔特也跟那边的人谈过一次,我还以为他也会去厂里工作,但没有。
“库尔特回来之后几周,巴尼,我,还有他们俩一起去了道格拉斯公园的一个音乐会,那时候巴尼也回来了。我记得,是蓝音符乐队。”他向后靠在椅背上。
“那时天还很热,我们坐在毯子上,突然传来砰砰几声,我以为是鼓手开始打他的复段了,接着莱尔开始尖叫。我扭过身子。库尔特趴倒在地,鲜血直流。一分钟后,就死了。”
我倒吸了一口气。
“警察很快就来了,但当时很黑,场面混乱,凶手逃了。莱尔疯了一样,我和巴尼尽快把她带回了家。”他陷入沉默,随后又开口,“一场小葬礼。除了莱尔,巴尼和我,只有莱尔的两个工友,还有负责这个案子的警探。”他用勺子搅拌着咖啡。
“案子一直没破。”
“怎么会?”
“我不知道。不过我记得,当时觉得那些警察没认真对待这个案子。”
“为什么?”
“有些事,不问为好,可能答案你并不想知道。”他把两只咖啡杯都拿起来。
“大概一周之后,莱尔最后一次来见了我。”
“这次是为什么?”
“她怀孕了。”
“怀孕?”
他点点头。
“她来问我该怎么办。我隐约觉得,她希望我来替她解决,不管我想到什么方法,跟她结婚,或者找医生来处理。”
“你怎么做的?”
“什么也没做。”他耸耸肩。
“Gnugch ist gnugch。我告诉她自己不能帮她了。我去了东部读法学院。几周后,她就离开了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