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夜才看到那封信。

下午我去学校接了蕾切尔，正开车回家，车载收音机里大声播放着《酒吧女郎》；我用手重重地拍着方向盘，想着回家还有足够的时间切好洋葱和芹菜，做一份砂锅菜，让蕾切尔吃了再去上钢琴课；突然，12岁的女儿问起了性事。

“妈，你口交过吗？”

“说什么呀，宝贝儿？”

“你口交过吗？”

我差点儿猛踩刹车！绞尽脑汁想要找到点儿恰当的词儿来回答，不管什么词儿都成！可就在那时，我偷偷瞥了她一眼；只见她系着安全带坐在前排，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天真无邪。她是在试探我吗？朋友们一直提醒我说，如今六年级的孩子和以前可大不相同了。

我关小了收音机的音量。

“谁让你问的？”

“哎呀，求你了，妈妈。你到底有过吗？”

我扫了她一眼。不知怎么的，她的眼睛好像不再那么天真无邪了，甚至还闪出一丝得意的窃笑。

“20年以后再问吧。”

“妈妈耶……”

她一下子就绷起脸，气呼呼的——这是那种只有十一二岁女孩才会有的表情。我在她那个年纪也问过同样的事，而我刚才的反应也正像母亲当年对我一样；所以，我想她和我当时差不多。我换了个话题。

“学校里怎么样？”

她深深地窝在前排座位里，扭动了一下身子，伸出手臂，开大了音量。然后依次猛戳六个按钮，最后停在开始的怀旧音乐电台。

“两个男生打架，吃午饭的时候。”

先问性事，再说暴力——今天可真是个好日子！

“怎么回事儿？”

“你知道塞米·桑顿，对吧？”

“当然知道。”没人不知道塞米·桑顿。几年以前，他的哥哥丹尼尔在芝加哥北面一个犹太人社区横冲直闯，射杀了六个正统派犹太教信徒；以后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又射杀了两人才开枪自杀。后来才发现他原来与伊州中部的一个新纳粹组织有联系。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周五晚上的情景：我和蕾切尔挤在电视屏幕前，看着惨剧一幕幕揭开。当时，年仅九岁的蕾切尔问我：为什么会是这样？可偏偏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当时还颇为塞米难过——无论他多么努力追求新的生活，都永远摆脱不了杀人犯丹·桑顿弟弟的身份，永远都逃不出这个阴影。

“乔尔·梅里克是他的朋友。”

“乔尔就不知道了。”

“他住在萨默菲尔德，有个妹妹读四年级。”

我耸了耸肩。

“哦，是这样的。皮特·尼克尔斯开始骂塞米是‘纳粹’，乔尔就打抱不平，要皮特闭嘴；皮特也骂乔尔是‘纳粹’；乔尔就一拳把皮特打翻在地。”

车子拐进了我家那条街。

“有没人受伤？”

“皮特鼻子流血了，可他没去医务室。”

“学校怎么处理的？”

蕾切尔没回答。

“难道就没人出来说几句吗？”

她摇了摇头。

“恐怕应该有人站出来吧。”

“千万别掺和！”她语气十分惊慌。

“妈，要是你去说了什么，我就死定了。”

车停在了我家的车道上。

“好吧。不过，我要你知道，皮特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人都无权那样辱骂别人。”

她看着前面。

“仇恨毕竟是仇恨，不管自谁而起。”

蕾切尔抓起背包下了车。

“皮特是头蠢驴，大家都知道。谁也不相信塞米是纳粹。”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或许我刚才过分担心了。看来，虽然我对蕾切尔的养育一塌糊涂，但她的自信心与适应能力依然很强。我从车里拖出一袋买回的东西，搬进了屋。

“哎呀，妈，你到底口交过没有嘛？”

见鬼！总是在我自以为处理得当的时候给我一击。我把东西放在桌子上，突然听见一声窃笑。

我转过身去。

“什么东西那么好笑？”

“只玩儿，妈”。

“什么？”

“只是逗你玩儿的！”她拉开冰箱，抓起一罐汽水就一溜烟冲了出去。

晚上等到她睡了以后，我和两个朋友通了电话，一起讨论该怎样处理这种情况。苏珊认为我处理得恰到好处。吉娜却觉得很难说，最好是求助于单亲家长热线。吉娜是一位社工，她总是主张向陌生人敞开心扉。

到我终于忙完，倒了一杯葡萄酒坐下来的时候，已经临近午夜了；这时我才想起还没取回今天的邮件。

我们住在芝加哥以北20英里的一个小区里。其实我们以前住在城里，并且打算一直住在市区的；但是有一天，我带着蕾切尔从我们居住的湖景公寓小区步行去公园，走过街区尽头人行道旁边的一个大型垃圾桶时，好奇而敏锐的三岁女儿突然指着前面惊叫道：

“妈咪快看，那儿有只胳膊！”

果然，一只手臂一动不动地吊在那儿。

六个月以后，我们就搬到了郊区。

有时我也想搬回城里；这个学区的中小学尽管偶尔也会出点儿事故，但就各方面条件而言，在本州还算是名列前茅的；我们所在的社区虽然没什么独特的优势，但晚上外出也相当安全，哪怕是去公园也没什么可怕的。

问题在于我讨厌打开信箱——因为信箱里只有账单，从无他物。但明天是周五，今晚拿了信，后面几天就不必去，周一再去就行。于是，我匆匆穿上外套，冲向信箱——尽管已到四月下旬，春天之于芝加哥依然只是理论上的概念。

电力公司与燃气公司寄来的账单之间，夹着一个白色的大信封；这个大信封是芝加哥庆典活动办公室寄来的。该办公室是我的一个客户，我曾为他们制作过电视纪录片。我一拆开大信封，就掉出来一个小一些的浅黄色信封，上面贴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

艾利：这是寄给你的，很可能又是你的一个粉丝写的。市长说把它退回去。看来你抢了他的风头。丹娜。

我禁不住笑了。芝加哥市政府搞千禧年庆典活动，负责该活动的办公室招标拍一部题为《欢庆芝加哥》的纪录片，后来我中了标，当时自己都吃惊不小。结果，《欢庆芝加哥》成了我的最佳作品——该片采用资料影片、照片和访谈等方式，诗意地再现了芝加哥及其周边城市的历史沿革。片子首映于城市的庆典仪式，至今也还在电视节目中播放。称赞该片的信件开始时如溪水一般源源不断，现在已经变成了细流；尽管如此，优雅大度的丹娜是庆典活动办公室主任，她收到这类信件后依旧一律转给了我。

我把黄信封翻了个面，看到信封边缘印着花卉图案。我的名字“艾利·福尔曼”，是用钢笔蘸着墨水写的，由《欢庆芝加哥》节目组转交。寄件人地址是芝加哥的伦特街，位于罗杰斯公园。我用小刀开启了信封，抽出信纸；信纸上挤满了难以辨认的字迹。

亲爱的福尔曼女士：

希望你能收到这封信。我并不知道你的地址。我叫露丝·弗莱希曼。我们从未谋面，可是我不知道还能找谁。最近两年来，一位名叫本·辛克莱的老先生租住在我家，他不幸于几周前去世。然而我不认识他的任何亲属；不过我发现他的遗物中有一张纸条上写着你的名字，于是我就猜想你可能是他的一位亲属或朋友。如是，请打个电话过来，我将非常感激。我觉得他没有留下遗嘱；不过，他所留下的几件物品中可能会有一些让人回忆留恋的东西。希望尽快收到你的回复。

签名下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我又倒了一杯葡萄酒。本·辛克莱？这个名字毫无印象。不过，在拍摄《欢庆芝加哥》的过程中，我们曾在十多个社区采访了数以百计的人，其中是否有他呢？或许可以让布伦达·库恩思查对一下记录。布伦达是我们摄制组的文案人员，她小心谨慎、一丝不苟，负责保管所有的记录及其他资料。

但我还是颇觉奇怪，一个死去的老人怎么会有我的名字？尽管我的这部片子热播，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我实在想不明白，自己的人生和一个在出租房里孤独死去的老人究竟是怎么有了交集的。

已到凌晨四点过一刻，我却毫无睡意。或许是酒精的作用——酒精一转化为糖分，我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要么就是临睡前吃了一些巧克力，还有可能是那封信让我心神不宁，却又挥之不去吧。于是我翻身下床，先去看了看熟睡中的蕾切尔，然后拿着信到了工作间。

工作间在离婚前是家里的客房。

屋子不大，却是一个绝妙的观景点，可弥补其空间太小的遗憾。窗外有一株皂荚树；夏日里微风拂面，阳光透过树叶而产生的亮光闪烁，使得任何人造的焰火都自愧不如。目光穿过树叶向下望去，整片街区尽收眼底。当然啦，我们街区一般都平安无事；若是真的有事发生，我就会在那儿拉响警报——我的书桌恰好就在窗前。唯一的缺点就是太狭窄了，无法留客人过夜。

对我却很重要。

我打开电脑，查阅该片的资料，搜索“本·辛克莱”。毫无结果。我又打开电子邮件搜索，还是没有。于是发邮件给布伦达，向她询问这个名字。

我走进卫生间凝视着梳妆镜，纠结着是否要吃一颗安眠药。一张四十岁女人的脸，灰眼睛，一头波浪式的黑发——与我金发碧眼白肤的女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张脸也凝视着我。多亏了经常步行，再加上偶尔去健身俱乐部，还有必须照顾蕾切尔，我的身体还算不错，只是眼框细纹如织，黑发中夹扎着丝丝灰白。

还是决定不吃安眠药。我回到工作间，重读露丝·弗莱希曼的信，然后登陆一个数据库网站；该网站号称能查到国内任何人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输入“本·辛克莱”。点击鼠标，全国15个本·辛克莱出现在网页上，每人都有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又试着输入本杰明·辛克莱，又出现了六个。没有一个住在芝加哥一带。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这些信息都打印了下来。

一串车灯闪烁的光亮从百叶窗钻了进来，送来的报纸扑通一声扔在了门前的草坪上。我打着呵欠，关了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