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在利斯路的一个加油站里给车加满了油。

当他看到自己的车依然呆在圣詹姆斯中心的停车场里等着他，就像畜栏里一匹耐心的小马，他觉得着实松了口气，他的头脑之前一直处于紧张的急速运转的状态，就好像总是上蹿下跳地翻着筋斗似的。他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那辆车，理查德·莫特的话真是说得不清不楚——你的车停在利斯路麦克贝特外面，谢谢。R，潦草地写在昨天那个装着他的票子的信封上。等他找到那辆车的时候，发现车身上贴满了违章停车的罚单。

他隔壁的汽油泵旁停着的是辆丰田轿车，车后座的小男孩冲他做着鬼脸，那种可怕的低能的鬼脸让马丁觉得这孩子是某种程度上的智障儿童。

孩子的母亲正在商店里付汽油钱，马丁不知道她怎么敢把孩子单独留在车里。如果车门上了锁，要是起火了（这里都是汽油），那孩子就会被烧死。

如果车门没锁，那也许有人会把孩子偷走，或者孩子自己也许会偷偷从车里溜出来，跑到马路上，然后被压死在卡车的车轮之下。没有孩子的好处之一就是他不需要做出有关孩子生死的决定。

一个女人找不到伴，至少还有精子库，可是男人要怎么办呢？除了买个老婆，他想男人也只能付钱雇一个女人来为自己生孩子了，不过即使是这样，也还是商业交易，要是孩子以后问你，他的母亲是谁，你要怎么来跟他解释这一切呢？你当然可以编故事给他听，可是那些编出来的故事一定会常常自相矛盾，即使编故事的只是你一个人而已。

或许他真该剃度出家，至少这样他就能拥有社会生活了。马丁修士。也许他会开办一家医疗机构，然后在四面围着围墙的草药园里闲步，侍弄着那些具有药效的植物，那时候身畔的蜜蜂发出轻柔的嗡嗡声，悠悠的钟声不知从何处传了过来，而薰衣草和迷迭香的气息正氤氲在温润的空气中。小教堂里飘扬着素歌或者额我略圣歌那种抚慰人心的乐声——额我略圣歌是不是就是素歌呢，如果不是，那么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食堂里简朴的餐点，面包和汤，还有从修道院自家的果园里摘来的香甜的苹果和李子。

每到周五，餐桌上会添上一条从鱼塘里钓来的肥鲤鱼。冬日里疾步走过寒冷的回廊，他呼出的热气随即在修士会堂冰冷的空气中凝成了白色的云雾。他所想象的自然是宗教改革之前的修士生活，不是吗？那是卡德菲尔系列小说和《圣阿格尼丝之夜》所描述的生活的混合物，而不是历史上的真实。

不过不管怎么说，“历史上的真实”其实是不存在的，真实就是当前的这一微秒，是当下，它甚至比瞬间还要短促，它只是瞬间的无数分之一。最小的，最微小的事物。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都并不真实存在。每个人都不过是用指尖紧紧抠住那丝丝生机而已。

住在他想象世界里的无名妻子不需他支付任何价钱就来到了他身边（虽说她对他来说比红宝石还要贵重），他们共同居住在某个令人称心满意的村庄中的一间农舍里，从那里去伦敦只需不到一个小时，只要你想去的话。他们的农舍架着屋梁，内部装饰着摩擦轧光印花棉布，屋旁还有个可人的花园，跟米尼弗夫人的屋子非常相像。

马丁最近在清晨的特纳经典电影频道收看了《米尼弗夫人》的续集（《米尼弗家的故事》），他们莫名其妙地就让可怜的格里尔·加森死去，好像只是因为她在战后世界再无用武之地，这让他至今觉得义愤填膺。她当然还是有用的，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她甚至对于她那无名的疾患（显然是癌症）都没有过挣扎，她只希望自己的死不会给其他人添麻烦。她没有病容，不呕吐，不流血流脓，她没有因为精神压力把起居室里的东西砸得到处都是，也没有因为时日将尽而陷入极度痛苦中无法自拔——她只是吻了她的丈夫向他道晚安，然后上楼去关上了自己卧室的门。死亡不是这样的。死亡往往是在你最不想碰上它的时候出现。起因可能是大街上的一次争吵，或者是发疯的俄罗斯女孩张大嘴巴开始尖叫。就是些最小的事情。

他那生活在战后时代的高贵的妻子，像米尼弗夫人一样知道怎样修修补补将就过日子，她知道怎样安慰一个眉头紧蹙的人，怎样让对方从低落的情绪中振作起来，她知道悲惨的全部意义，然而她却能够用隐忍的方式来对待它。她就像是空谷百合。

总是早春时节，浅淡的天色，峻冷的气候，寒风刺骨，而水仙已从它们眠居的地府里抽出了新芽。又不知为何（也许是因为他老是在寄宿学校里度过周末），似乎总是周日早晨。厨房里，一整条羊腿（鉴于这不过是幻想，所以没有任何动物会受到伤害）在淡奶色的旧阿加灶台上嗞嗞作响。马丁早已将他们自家花园里摘来的薄荷叶剁碎。他们坐在起居室那以威廉·莫里斯的“偷草莓的小贼”织物包裹的扶手椅里，各自端着一小杯雪利酒啜饮，一边听着《哥德堡变奏曲》的唱片。这位无名的女子在音乐、诗歌和戏剧各方面都与他品味相投，琴瑟和谐。

享用过羊腿（佐以肉汁、豌豆和烤土豆）之后，他们分食了一只家庭自制的蛋奶糊馅饼，那颤动着的浅黄色饼面上点缀着斑斑点点的肉豆蔻。餐后，他们在旧式的陶瓷洗涤池边携手洗碗。她负责洗，而他负责擦干，那个叫彼得还是戴维的孩子负责把餐具放进柜子里（分菜匙放在这个抽屉里，亲爱的）。

抖去桌布上的碎屑之后，他们就到外面去散步，辨认着周围的鸟儿和早春的花朵。他们登上栅栏边的台阶，趟过水塘，一路欢声笑语。他们应该养着一条狗，一条精力充沛而与人为善的小狗。

男孩们最好的朋友。回到家的时候，他们已是脸色通红，神清气爽，他们接着会喝点茶，一边吃着糕点罐里家庭自制的可口糕饼。

晚上，他们用吃剩下的羊腿做了三明治。餐后，他们会一起玩拼图游戏，或者收听广播里的节目，等到彼得／戴维上床之后，他们会各自读着一本书，或者来一段二重奏，她演奏钢琴，而他吹奏双簧管。让他耿耿于怀、伤心不已的是，他从未学过某种乐器，不过在他的想象世界里，他技艺精湛，偶尔也颇具灵感。她经常做些编织的活，彼得／戴维的多色几何图案运动衫和马丁那显得相当女人气的背心都是她织的。冬日里，他们坐在火苗蹿得高高的煤火边，马丁有时会用铜制的烤叉做些烤饼或是小甜饼。他喜欢有时候朗读诗歌给她听，不过绝不会是现代的诗篇。

然后当然就是他俩上床安置的时候了。马丁给钟上了发条，检查了门锁是否锁上，然后等待着女人在寒冷且有些潮湿的浴室里做完她的事。

总有一天，这间农舍会被纳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现代化的浴室和厨房单位，电气化的炉灶，再安装上中央供暖系统，不过此刻这种特定的贫乏感是英国社会史上那个时间和地点所不可或缺的。

接着他也会爬上楼去（狭窄的松木楼梯，长地毯和铜制扶手杆），走进他们那位于倾斜的屋檐之下的卧房，她身上一袭花枝缠绕的睡袍，端坐在他们那上个世纪制造的桃花心木床上，正在床头上方那盏罩着仿羊皮纸灯罩的壁灯朴实无华的光晕之中读着她的书。马蒂，到床上来。

不，不应该是这样，她从来不会叫他马蒂的。

不应该是这样。错了，错了，错了。马丁，她叫他马丁，这个普通人会取的普通名字，没有人会记得的名字。

丰田车里那个男孩的母亲从加油站的商店里快步走出来，手里抓着薯片、可乐和巧克力棒。

她恶狠狠地看了眼马丁（他找不出一点可能的原因），将她弄来的那些吃食递给后座的那个男孩，然后在排气管冒出的烟气中一溜烟开车走了。那男孩转过头来面向马丁，将一根手指抵着玻璃窗，做了个清楚明白的手势。

他走进商店去付钱的时候，才想起他的钱包已经不在他身上了。

马丁将车驶入他的房子面前的街道，发现私家车道已经被罪案现场的封锁带隔离开来，旁边还有个穿着制服的警员看守着。马丁不知道房子是不是发生了火灾，或是有人入室盗窃，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经意间犯了什么罪——也许就发生在四宗族旅馆里他大脑一片空白的那段时间里。

或者，他们终于还是找来了吗？国际刑警追踪他来到此地，他们即将逮捕他，然后将他引渡到俄罗斯去吗？“警官，”他说，“这儿发生什么事了吗？”（警官，别人是这么说的吗，还是只有美国电视节目里的人才这么说呢？马丁的脑袋还是糊涂得可以。）“有情况发生，先生，”那警察说，“恐怕你不能到屋子里去了。”马丁猛地想起今天是星期三。

“今天是星期三。”他并不想这么大声地把这句话说出来，他这样子肯定像个白痴。

“是的，先生，”那警察说，“今天星期三。”

“星期三清洁工要来，”马丁说，“费我思，那是家清洁事务所，是不是有哪个清洁工发生意外了？”那些帮他清理屋子的穿着粉红制服的女人，马丁只匆匆见过一两个。他不喜欢在她们擦洗揩抹的时候呆在屋子里，那是些帮他做着脏事的仆人，他总是想法在她们看到他之前从屋子里逃走。

难道是因为他的电路出现故障，致使某个“女仆”触电了吗？难道她在擦得过于光滑的地板上摔跤了，或者被未曾铺放平整的楼梯地毯绊倒了，然后摔到了自己的脖子吗？“有哪个清洁工死掉了吗？”那位警员低声向肩上的无线电对讲机咕哝了几句，然后对马丁说：“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先生？”

“马丁，马丁·坎宁。”马丁说。

“我住这里。”他又说，心想这句话或许他早就该说了。

“你身边有带任何证件吗，先生？”

“没有，”马丁说，“我的钱包昨晚被人偷了。”这话连他自己都觉得很难令人相信。

“你报案了吗，先生？”

“还没有。”在利斯路的那家加油站里，他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只找到4镑71便士。余下的钱，他提出可以打个欠条，不过对方对这个建议报以疯狂的嗤笑。马丁这人觉得任何人在被事实证明其信用有问题之前，都应该被当做诚信之人来对待（这一信条经常使他遭人痛宰），可现在竟无人愿意用同样的仁心来对待他，使他感到很受伤。他最后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电话给他的经纪人梅拉妮，请她用她的信用卡来为他付款。

在他家门外看守着的那个警察长时间地逼视着他，然后又对他的无线电对讲机低声咕哝了两句。

一位老太太带着条看起来同样年老的拉布拉多犬缓步走了过来。马丁对老太太全无印象，倒是认出这条狗是住在这附近的。狗和女人都在门口徘徊着。马丁意识到马路另一边站着好些人（有些他猜想是邻居，还有午休时间跑出来的两个工人和几个路人），这些人都清一色地闲站着。有一刻，他们让他想到了昨天观赏保罗·布拉德利那场血腥的街头表演的观众们。

带着拉布拉多的老太太碰了下马丁的胳膊，好像他们是老相识似的。

“难道不吓人吗？”她说，“谁能想到啊，这里那么安静。”马丁揉着那狗皱巴巴的后脑勺，狗僵硬地直立着，一动不动，只有尾巴那里轻微的颤抖说明它很享受。这条狗让他想起了那种给孩子玩的、带轮子可以推着走的玩具狗。他和他哥哥克里斯托弗小时候就有那么一只，样子就是某种很平常的活泼的小狗。

他们的父亲有天给它绊了一跤，怒气冲天地抓着那玩具的手柄，将它拎起来朝起居室的窗外大力扔去。这样的行为在他们家里可说是司空见惯。

那不是家，那是“家庭前线”，正如他父亲所说的那样。这对他后来将他们那条活生生的狗，一条杂种狗，扔出窗外可说是次彩排，这件事发生在德国已婚军官营地房舍的起居室里。玩具狗大难不死，而活生生的狗可就没那么好运了。马丁想起了他昨天扔笔记本电脑的动作——他身体里是否有某种基因是在享受着那个暴力时刻呢？那种从他父亲身上遗传到的基因？但愿不要。

“想想看，都没人听到些什么。”带着拉布拉多的老太太说道。

“听到什么？发生什么事了？”马丁问她，一边瞥眼看着那个警察，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问，总不见得这里有什么他不能知道的大秘密吧。也许他们发现理查德·莫特是个恐怖分子——考虑到那家伙对理查德·莫特以外的任何事都全无兴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理查德！难道是理查德出事了吗？“理查德·莫特，”他对警察说，“一个滑稽演员，他住在我家，他出事了吗？”那位警员对他皱起了眉头，又开始冲他的对讲机说话，这次语气更为急迫，然后他对那个带着拉布拉多的女人说：“恐怕我得请你站开些了，女士。”老太太没有站开些，而是拖着步子挨近马丁，像个同谋似的窃窃私语道：“亚历克斯·布莱克，罪案小说作家——他被人杀了。”

“我是亚历克斯·布莱克啊。”马丁说。

“我以为你是马丁·坎宁，先生？”那警察表示了反对意见。

“我是。”马丁说，不过他觉得自己的声音明显缺乏说服力。

一个认真坚决的男人向马丁做了自我介绍：“罗伯特·坎贝尔警司。”他和马丁一同走过整个屋子，就好像他是一个急于要把这套格外麻烦的房产脱手的地产经纪一样。有人递给马丁某种看起来像是纸质浴帽般的东西，要他套在脚上（罪案现场的取证还没有结束，先生），而坎贝尔警司则轻声说：“小心点踩，先生。”好像他打算引用叶芝的诗篇一样。

起居室的狼藉中，马丁瞥见两个仍旧在工作着的罪案现场技术员，他们很仔细，也很平凡，不像《CSI犯罪现场》中的人物那么光彩照人和相貌出众。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技术员，在马丁的小说里都不存在，他小说里的罪案是靠着上天的巧合或是侦探的直觉和奇思异想来破解的。尼娜·赖利有时会向她叔叔的一位老朋友求助，问问这个自称为“退休的犯罪学家”的意见。哦，亲爱的塞缪尔，如果没有像您这样优异的头脑可以求助，一个可怜的女孩又能怎么办呢？马丁一点也不明白“犯罪学家”的确切含义，不过这样的一个人物确实可以弥补尼娜·赖利在受教育上的许多缺失。

事实上，这个犯罪学家住在爱丁堡，尼娜刚刚造访过他位于皇家植物园附近的家。她现在正在第150页，回黑岛的路上，吊在福斯桥的横杆上，从爱丁堡驶向邓迪的火车在她头顶上“像火龙般呼啸而过”。火龙会呼啸吗？哎，伯蒂，我们爬到这儿来真是自讨苦吃，不是吗？我只能说，谢天谢地上面那列不是开往因弗内斯的国王十字列车！他的起居室散发出动物内脏的气味。难道理查德还在里面吗？马丁打了个寒噤，他发现自己的左手在颤抖。不，不，坎贝尔警司让他放心，尸体已经被送到警局的停尸间里去了。这房子曾经被生前的理查德污染过，如今又被死后的理查德污染了。真实并不存在，他提醒自己，除了当下的这一微秒，瞬间的无数分之一。这瞬间感觉就像是身处肉铺之中。他现在庆幸自己早饭和午饭都没吃。

“他怎么死的？”莫非他真想知道吗？“我们还在等尸检报告的结果，坎宁先生。”马丁想等个合适的时机说：“我在旅馆里被人下了药，跟一个带枪的男人过了一夜。”不过坎贝尔不停地问他是否能看出这房子里“少了什么”。马丁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的表了，不过那只表从前天开始就不见了。

“劳力士。”他说。

那侦探扬起了眉毛，说道：“18开金牡蛎白的游艇名仕吗？跟莫特先生戴着的那块表一样吗？”

“他戴着吗？你说理查德的死会不会是入室盗窃的小偷铤而走险的结果？闯进来的小偷本以为屋子里没人（因为我在旅馆里被人下了药，跟一个带枪的男人过了一夜），理查德却从楼上走了下来，撞上了那个小偷？”马丁觉得自己说话的样子就像是《案件透视》的主持人，他很想停下来，可是他好像办不到。

“他坏了某个擅闯私宅的家伙的好事吗？”

“这起案件很可能是意外发生的，”坎贝尔审慎地说，“入室盗窃的窃贼撞上了屋里的人，就像你说的，不过我们现在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而且这房子没有被强行闯入的痕迹，理查德·莫特要么为杀害自己的人开了门，要么带这个人一起回了家。我们估计他的死亡时间在今天早上五点到七点左右。”

他们站在楼梯上，一个穿着制服的女警察从他们身边走过。他家里到处都是陌生人。他觉得自己也像是个陌生人。那女警察手里拿着的塑料大盒子让马丁想到了面包箱。她很小心地端着盒子，不让盒子碰到她的身体，好像那里面装着某些危险的或是易碎的物品。

“楼梯喜相逢。”她兴高采烈地对她的上司说。

“运气真差啊。玻璃碎屑都在楼下。”她又说，一边摇着头，一边笑着。

坎贝尔对她的轻浮态度反感地皱起了眉。

“我们还没有找到凶器，”他对马丁说，“我们需要了解这房子里有没有少什么东西，而那件东西又能否被用来杀害莫特先生。”在他可人的默奇斯顿居所，“凶器”或是“杀害”之类的词听来似乎有些可笑。这些词语属于尼娜·赖利的字典。所以你看啊，伯蒂，杀害领主的凶器其实是鸽房檐边垂下的冰柱。凶手杀人之后，径直将它扔进了厨房的炉子里——这就是警方之所以无法找到它的原因。他猜想这个杀人手法应该来自阿加莎·克里斯蒂，他是在拾人牙慧。

可是人家不是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吗？“我们并不排除这可能是出于个人恩怨，马丁。”马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不知不觉地从“先生”变成了“马丁”。

“你是说有人专为杀掉理查德来这里吗？”马丁说。

马丁能够理解，理查德确实会让别人有杀人的冲动。

“是啊，这个当然可能，”坎贝尔说，“不过我说的是你。你有什么仇家吗，马丁？有谁会想要把你杀掉吗？”这时仿佛厄舍府厄运的迷雾陡然升起，像一块湿漉漉的裹尸布般铺展开来，罩住了这栋房子。

死亡在屋子里潜行。他感到头痛欲裂。死亡找到他了。它还没有抓住他，可是它找到他了。结结实实的报应就要来了。

罗伯特·坎贝尔陪同马丁来到了“他朋友的房间”。马丁想说“他不是我的朋友”，不过考虑到已经发生的事，这样说似乎显得太过残忍了。

马丁自从第一次带理查德来这房间之后，就没再进来过。他那时对理查德说：“如果你需要什么，只管说。”那时候这间“客房”墙上贴着蓝白两色的漂亮的茹伊布墙纸，地板上铺着一块淡奶色的地毯，法式雪橇床上的客用白色毛巾叠成了宝塔状，上面还压着一块C&E的空谷百合香皂。

（你一直都是这么娘的吗，马丁？理查德·莫特走进房间后就开始大笑起来。是。马丁说。）

这间客房现在就像是一间劣等旅馆里的房间。味道难闻极了，好像理查德一直在这里吃外带食物一样——确实如此，床底下有只披萨盒子，里面还剩着一块重辣硬香肠披萨，显然已经放了好久，失去热度了，床下还有一只可能装着什么中式食物的铝箔容器和一些堆满了烟头的盘子和茶碟。地板上垃圾泛滥，卷成一团的脏袜子，内裤，用过的纸巾（天知道那上面有什么），各种各样被乱涂乱画过的纸片，还有两本色情杂志。

“他这人不太整洁。”马丁说。

“这房间里有少什么东西吗，在你看来，马丁？”

“对不起，我说不出来。”少了理查德·莫特，不过这是明摆着的事。

一位警员伸手在一个装满信件的塑料袋里翻找着。

“先生？”他对罗伯特·坎贝尔说，一边用戴着手套的手小心翼翼地捏住某封信的一角，将它递给坎贝尔。罗伯特·坎贝尔皱眉读完信，问马丁说：“有谁跟莫特先生有过节吗？”

“哦，他经常收到观众写来的信。”马丁说。

“观众的信？是什么样的信？”

“理查德·莫特你这个坏透了的坏胚。诸如此类。”

“那么他是？”罗伯特·坎贝尔问道。

“是的。”

“我能问你昨晚在哪儿吗，马丁？”坎贝尔问道，他的表情明朗而友好，看来他绝不可能认为马丁跟他家里发生的这起导致他“朋友”丧生的命案有任何关联。等待马丁回答的当儿，他叹了口气，沉重的长长的叹气声，像是出自那些忧郁已极的马儿之口。

马丁感觉到胸腔下方一阵火烧般的疼痛，像是消化不良的那种疼。他确认这就是罪恶感，虽说他是无辜的。至少在这件事上是无辜的。可这有关系吗？罪恶感就是罪恶感。它总能对应到某件事上，总会以某种方式让你付出代价。如果真有那种囊括万有的公理存在的话，那马丁倾向于相信它正在对他发生着作用，各方面倾斜的天平总归要被拨正。以眼还眼。

“昨晚？”坎贝尔催促他回答。

“哦，”马丁说，“有个拿着棒球球棒的男人。”听起来像是某个故事的开头，而且可以是任何故事——他是重点联赛的冠军球手。或者悲情一点——当他发现自己离死不远时，他将球棒留给了他最钟爱的孙子。比起这些虚构的桥段来，真实故事的发展脉络似乎让人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马丁终于还是没提那把枪，他能够想见，要是他提了，坎贝尔会觉得他这故事说得有些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