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尽快返回军队，阿克兰决定放弃进一步的手术治疗。对此罗伯特·威利斯并没有感到惊讶。自中尉从伦敦返回的那天起，他的“保险丝”就已变得更短了，而当为他的假眼创建眼袋的小手术只取得了非常微小的效果后，情况就变得更糟了。

他现在的情形是：一个空洞、畸形的眼窝，不规则的偏头痛，持久的低水平耳鸣以及脸颊上一个刀片形的疤痕。然而没有人保证进一步的手术会在一个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内产生明显的良好效果，他宁愿选择从此带着这张脸生活。加尔布雷思先生警告他说，在这个形象意识的世界，他可能难以避免负面的反应，但是他不但拒绝了外科医生的建议，而且还选择吸引人们对他面部的注意来与形象意识的歧视对抗。

4月底出院的那天，他把头发理成了板寸，戴上黑色眼罩，去寻找罗伯特·威利斯，检验新造型的效果。精神科医生正在办公室，注意力高度集中在电脑屏幕上。

阿克兰轻叩医生的房门，威利斯一脸震惊地望着门口这个人，事实上并没有马上认出他来。但是医生惊讶的表情让阿克兰很高兴。比起同情和厌恶，他更情愿面对惊讶和害怕。“我打扰你了吗，医生？”

“你的意思是我忙吗……还是我被你的样子吓着了？”

“两种意思。随你选。”

“你当然把我吓了一跳。”威利斯示意他在桌子对面坐下，“先坐会儿，等我完成这句话。”他把目光转向显示器，继续输入一些文字，然后点击保存，“那么你希望我是什么样的反应？”他问，“震惊和畏惧？或只是震惊？”

“总比怜悯好。”

威利斯审视着阿克兰那张清瘦的、面无表情的脸。一方面阿克兰为自己创造的形象是了不起的，冷酷、坚韧和超越他年龄的老练；但另一方面那只是年少纯真的可悲逝去。眼前这个无情的男人，与受伤前照片中那个孩子气的、英俊的小伙子相比，毫无共同之处。

“你不用害怕什么怜悯，查尔斯，但是对孤独我就不敢说了。你这个样子不会交到多少朋友……但我猜这也是你的意图。”

阿克兰耸耸肩，“一只玻璃眼不会帮我看得更清楚……手术只会拖延我返回军队的日程。”

“你对返回军队充满了信心。”

“我的指挥官支持我。”

“那就好。”

阿克兰几乎要笑了，“你有话不妨直说吧，医生。我们现在彼此非常熟悉了。医委会将不会像我的上司那样好说话。”

“是的。”威利斯叹了口气，“我恐怕他们会以你失明的那只眼睛作为妨碍的借口，而给你一个文职工作。但那不是你想要的，不是吗？”

“那么我不得不向医委会证明他们是错的。其他人都做到了。纳尔逊是这个国家曾有过的最好的海军将领，他就是一只眼。如果一只眼没有阻止他，也不会阻止我。”

“纳尔逊所在的那个年代，一切都要慢很多……包括船只航行的速度。他有充裕的时间从容做出决策，而今天的海陆空军队指挥官根本没有这个条件。”

“那摩西·达扬呢？他在以色列军队成功地当上了将军。”

威利斯避免再次给他否定的答复，“是的……而且还有更多同时代的人。你是希望眼罩会唤起医委会一些积极的回忆吗？”

“如果是呢？有用吗？”

“我不知道，”威利斯坦率地回答道，“但我猜你会发现，最终做出决定的是电脑。你会被问到一系列问题，你的回答会触发另一串你不会被问到的问题。”

“比如说什么？”

“你在不转动头部的前提下能看到左边吗？不能？那么电脑会给每个有关视力的其他问题做出否定回答。例如，‘你能够监视雷达屏幕吗？’你会说可以——如果是人工的，你甚至可以说服军医在该选项框中打勾——但电脑程序会自动给你一个否定答案，因为你已经表明过你有一边是看不见的。”

“你并不需要两只眼睛来看屏幕。”

“如果是在战斗中，当你给炮兵提供坐标时，你确实需要。视力健全的人可以同时观看两件事物，一只眼睛的人只能看一件。你不会知道炮兵是否已接到指令，除非你的眼睛离开屏幕。”

“我不需要。他可以通过无线电确认。”

“一个医生可能会同意你的看法，”威利斯温和地说，“但电脑不会。写入软件的程序将确认事故会发生，内部通话系统可能出现故障……炮兵可能听错了指令……你也可能听错了他的确认。但是不管怎样，你将不能够阻止自己的眼睛离开屏幕，双重检查是人的本性。每一个士兵——即使是最底层的列兵——都需要凭视觉确认身旁的人都知道他在做什么。当你的生命依赖于此，这是必要的冲动。”

阿克兰盯着他的手，“是你设计的这个程序吗，医生？对此，你似乎知道很多。”

威利斯摇摇头，“我甚至都不知道它是否存在，我只是基于事实做出一种猜测。政府采用了类似的系统来评估残疾鉴定申请，因为他们认为医生比电脑更富同情心。决策者的工作原则是，如果你把方程式中的人为成分取出，作弊者将更加难以得逞。”

“如果我撒谎，对最初的那个问题说‘是’呢？”

“你不能。不是由你来输入答案的，是一位医生，他的面前会有你的医疗记录。即使没有眼罩，他也会知道你有一边是看不见的。”

阿克兰转过头面向窗户，故意把自己失明的那一侧对着威利斯，“那么，你是在说，我根本没任何希望再回到一辆弯刀中。”这是一个陈述而不是一个问题，就好像他是在确认他已经知道的东西。

“不一定，”医生用尽可能温和的语气回答道，“我是在说有这种可能性。”他看到年轻人用手指轻轻弹去那只好眼中滑出的一滴泪，“但是，如果你知道自己将会面临的问题，你就知道如何更好地应对，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没有决策是最终的……而且上司的支持对你的任何诉求都很有影响力。”

漫长的沉默后，阿克兰再次开口：“那么你的呢，医生？请问你的支持有影响力吗？”

“我希望如此，我已经给你做了积极评价。”

“你有没有提到珍？”

“没有。”

“我的父母？”

“没有。”

“那么，我应该没问题的。”

“只是委员会评估的不是你的心理健康，而是你的身体障碍，诸如你的半失明、持续性耳鸣和慢性偏头痛，这些才是你不得不最小化的东西。”他勉强地笑了笑，“在医委会，没有人会对你失败的恋爱经历感兴趣。”

“谢谢医生。”

“为什么？”

阿克兰的脸上浮现出扭曲的笑容，“认清现实……控制期望。至少我不会出丑。在退役的上校面前哭诉没有用。”笑容突然消失，“依然……我永远也不可能找回失去的那只眼睛，所以我还是尽力而为吧。如果他们抛弃我，我得学会接受。”他的语气变得更硬了，“这是一件我越来越擅长的事情……学会接受现实。”

威利斯拉开抽屉，取出一张名片，“对这个东西，你有两种选择，查尔斯，”他把名片从桌上推过去，“扔进垃圾桶或收好它。上面是一个机构的电话号码，该机构可以帮你在任何时间找到我，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希望几个月之内都不会接到你的电话……但是如果真的打过来，我会立即回复。”

“如果我下周就打给你呢？”

“我会非常惊讶，”医生坦言道，“无论你留在军队与否，我恐怕你流失朋友的速度要比你结交朋友的速度更快。你会一走了之，关掉身后的门，而不是试图维持一些你认为毫无意义的关系。”

威利斯不是第一次在想，对这个小伙子而言，一位女心理医生是不是更好的选择？那样的话，就不会有男人与男人之间形式上的精神包袱——不愿表达爱意的本能，富有侵略性的男人之间必要的距离——她可能会采用较为柔和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不致压抑人的情感，可能允许中尉为自己流泪。

伦敦警察厅内部备忘录

致：局长助理克利福德·戈尔丁

自：侦缉警司布赖恩·琼斯

日期：2007年5月1日

主题：皮尔／布里顿／阿特金斯案件调查长官：

迄今取得的进展

正如我昨天所报告的，自从上个月我们公布这三起案情的关联性以来，除了最初引起的那阵关注外，几乎没有什么进展。调查小组已询问了大约2500人——朋友，亲戚，邻居，雇员，出租车司机，不同的同性恋俱乐部和酒吧的常客——但在这三个男人之间，除了不同时长的军队服役记录和同性恋倾向外，并没有一致的因素。

两名较年轻点的男子的妻子，皮尔夫人和阿特金斯夫人，描述自己的丈夫为双性恋。皮尔夫人说他们之间的疏远本不该是永久性的，“我们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日子，哈里有一天晚上在出租车上结识了一个男人。他们发生了关系，这让哈里很迷惑。他在军队服役时曾偶然碰到过几次这样的事情，他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告诉我，他想尝试一段时间的‘同性恋’生活。我们双方共同议定他租用一间起居兼卧室两用的房子，以便他能有自己的空间，但他几乎每天都顺道回家看看我。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说要搬回来。”

六个月的分居期间，皮尔是同性恋场所的常客。他光顾酒吧和俱乐部——或是作为顾客或是出租车司机。他更喜欢晚上工作，如果有顾客需要出租车，大多数保安都知道如何联系他。为了支持他的妻子说他要“搬回来”的主张，他的几个朋友都说他很想念她。他们已经结婚24年了。

阿特金斯夫人提出她自己的婚外情是他们离婚的原因，“凯文对他的同性恋行为非常谨慎，因为他不想让我或孩子难堪，这种事情在我们结婚五年后就开始了。据我所知，他们总是一夜情，所以我想他大概确实用过男同性恋。这种东西就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他得经常做才行。但他总是说他所爱的那个人是我。我想人就是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在我与罗杰坠入爱河后，我就不能控制自己。当我提出离婚时，凯文很自责。他说如果我不离开他，他会保证永远不再找男人，但那时已经太晚了。”

阿特金斯也喜欢光顾酒吧和俱乐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虽然没有像皮尔那样频繁。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他曾带回家过夜昀“情人”——一名28岁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承认是收取了报酬的——但是阿特金斯更喜欢利用交友网站。他大多数的邂逅似乎都是士兵。他的妻子说他热爱在伞兵团的那15年，“他不是富有攻击性的捕食者，他只对双方同意的性行为感兴趣。”

马丁·布里顿的朋友描述他为纯粹的同性恋。他与他的同性伴侣约翰·普伦蒂斯有一段长达20多年的忠诚的性爱关系，直到2005年，约翰因癌症去世才结束。一些迹象表明，布里顿此后有过一些随意的交往——他的哥哥休说，偶尔看到过较年轻点的男子出没在他的房子里——但是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只给出了模糊的描述。尽管从同性恋群体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帮助，除了他的老朋友，我们一直无法找到承认在过去的两年中曾去过布里顿家的人。

通过布里顿的照片，该地区的酒吧和俱乐部工作人员和常客均声称不认识他。他的朋友们说，对于性，他并不是那种爱拖网捕鱼的类型。此外，也没有人支持他哥哥关于看到过年轻男子出没他家的说法。邻居们对他客人的描述都与他朋友们的特征相符——老年男子和妇女——但是大家也一致认为，他很少招待客人。

他的隔壁邻居拉赫曼夫人说：“当约翰还活着时，他和马丁会定期去剧院看戏或听歌剧。他们都喜欢古典音乐和各种舞台艺术。马丁说，当没有人与他一起分享时，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自从约翰去世后，他就不再去这些地方了。大多数晚上，他就呆在家里，听收藏的CD。这是可悲的。我认为马丁很害羞，没有约翰不断推动他做些事情，他就干脆自我封闭。我无法想象他会邀请陌生人到家中发生性关系。他看起来不像那种人。”

这些表明他哥哥休·布里顿的证词是不可靠的。然而，休是马丁唯一的常客。他每周打一次电话，以确保“一切都好”。他还说：“约翰还活着的时候房子里经常有人，所以我没有多想过。我记得马丁介绍过其中一个年轻人说是约翰的同事。我没有呆多长时间，因为我很高兴马丁有其他人可以交谈。当然，我并没有那个男人在那里是为了发生性关系的印象。”

约翰·普伦蒂斯是一家中国丝绸时装连锁店的公关经理，但我们并没有找到这样的同事：首先没有发现有这样一名符合描述的入——男性，金发，30多岁；其次也没有人承认说去马丁·布里顿的家时，正好碰到他哥哥来访。只有三个人说曾去过布里顿家，而且都是在约翰活着的时候，他们都是年近六旬的妇女。

只有两名受害者有电脑，他们是马丁·布里顿和凯文·阿特金斯。两台电脑的硬盘都已被审查过。阿特金斯曾与两个同性恋“交友”网站有不定期的接触，较为频繁地访问过同性恋和异性恋的“软色情”网站。一系列电子邮件显示了他如何选择并确认可以发生一夜情的性伙伴，所有被审查过的这些人都有确凿的事发当晚不在场证明。哈里·皮尔通过俱乐部找到的性伙伴与凯文·阿特金斯通过互联网找到的性伙伴中，并没有出现相同的人。马丁·布里顿的硬盘里没有色情或“交友”网站记录，我们也找不到与偶然性关系相关的电子邮件。

对照检录的军方数据没有产生什么结果。我们在这几个人之间并没有发现一致的特征或相关联的人，除了作为国防部一员的马丁·布里顿可以访问皮尔和阿特金斯的档案这个事实以外。注：我们觉得这点没有什么重要意义。

通信、日记和固定电话通讯清单并没有显示这三名受害人之间有共同认识的人、地址或电话号码。同样，皮尔和阿特金斯的手机记录中也没有显示共同联系人。（布里顿使用的是即付即打的“电话充值卡”，没有通讯记录。）皮尔和阿特金斯的账户中有好几个号码（各不相同）都无法连接。追查这些号码的“主人”的尝试也没有成功。注：我们己要求阿特金斯的服务商保留他的移动账户为“激活”状态，期望因此可以追踪到手机的去向，虽然这种几率极小。至此还没有什么动静。

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受害者是如何与他们的杀手取得联系的，或者他们是如何“找到”这同一个人的。

结论

虽然皮尔和阿特金斯的生活及背景有些相似——双性恋，已婚，众所周知有偶然性的同性性行为，却不愿建立永久的同性恋关系——他们与马丁·布里顿的背景却迥异。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休·布里顿所见到的那些与他弟弟一起的男人是他的性伴侣，即使是的话，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布里顿是怎样“找到”他们的。心理状况

按照要求，我附上一份完整的詹姆斯·斯蒂尔重新加工过的心理状况分析副本。这是布里顿被谋杀后，我们委托他制作的，但是他已经把分析细化，包括了从阿特金斯犯罪现场获取的信息。简单地说，斯蒂尔的意见如下：

1．杀手使用了相同的签名——杀人方法（颅骨破碎表明凶器为圆头棍棒或类似形状的重物，用相当大的力量挥起），没有性行为，直肠受损，同时身体翻转暴露臀部，财产遭到严重毁坏……等等。（斯蒂尔认为，“棍棒”可能导致直肠受伤。法医鉴定中心认为，从肛门内的凝胶证据来看，此“工具”是先被套上了安全套再插入直肠的，可能是为了更容易进入。）

2．另一个很明显的签名是客厅的半瓶葡萄酒以及厨房冲洗过的玻璃杯。斯蒂尔暗示他们初始的切入方式是“社交”而不是“性交”。（这个推测对布里顿而言很合理，因为他经常被描述为“过分讲究和挑剔的”。）

3．我们正在寻找的凶手是一个人。斯蒂尔认为，如果凶手来访时还带着一个同伴的话，布里顿和阿特金斯就会怀疑。（斯蒂尔不排除同伴在门外等着的可能性，但是在案发当晚没有邻居或路人看到过任何可疑的行迹。）

4．从没有“强行进入”的迹象以及攻击的疯狂性来看，凶手有说服力和控制力，但很容易被激怒。

5．斯蒂尔假定的理论是：行凶者发起攻击时是裸体或半裸。（事后没有人发现有人穿着带血迹的衣服。）

6．由于指甲刮屑没有皮肤接触的证据，几名受害者也都没有防卫性伤口，斯蒂尔认为三人在被袭击前都已不能动弹。尸体解剖和毒理学报告都没有找到具体的结论，他提示受害人可能颈部或头部受到了高压电击枪袭击。（法医鉴定中心已因此重新检查了凯文·阿特金斯的尸体，但是在头颈两处都不能找到相应的硬伤来证实斯蒂尔的理论。）

7．斯蒂尔认为犯罪现场的证据不足表明我们正在寻找一个“高智商的，有反侦查意识的”杀手。他还建议对于受害人的直肠损伤和臀部暴露保持开放的心态，凶手可能是为了娱乐或故意混淆他人对行凶者性取向的判断，而制造了“同性性行为”的假象。

8．斯蒂尔进一步建议，尽管布里顿公开的单一同性恋状态，我们还是要避免把受害者们贴上“同性恋”的标签，因为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决定。

9．他指出布里顿的生活方式和其他两名受害入之间的差异。他描述布里顿的为“老式的”和“知性的”，并暗示他可能为了友谊而邀请杀手进家。

10.斯蒂尔认为，与军队的联系可能是杀手取得受害者信任并获准进入其住所的手段。

11.他特别提请注意受害者把现金留放在处所的习惯。作为出租车司机，哈里·皮尔只用现金交易；马丁·布里顿深居简出，喜欢用现金在“本地”购物；作为包工头，凯文·阿特金斯身边放有成捆的现金以支付临时工。这种习惯凶手可能已经知道。

斯蒂尔的建议

凶手可能是男性，年龄18至25岁。他可能是卖淫者或三陪，现役或退伍军人。吸毒成瘾可能是卖淫的原因，并导致愤怒突然爆发。此人可能与雇用他的受害者熟识。最有可能的动机是金钱。

法医检验证据的缺乏提示凶手的智商达到或高于平均水平，并且犯罪是有预谋的。为支持这些论点，斯蒂尔指出凶器一定是由凶手带来的事实。

由于三名受害人之间缺乏真正的共同交往人，斯蒂尔建议我们回到绘图板。他认为凶手非常熟悉作案地区，可能生活在距离犯罪现场三英里半径以内，当有合适的对象或者说受害入出现，他很乐意做“自由职业者”。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使用直接方式并安排在酒吧和俱乐部以外的地方相会。斯蒂尔警告说，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同性恋场合”或公认的“交友”机构，我们可能会忽略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的杀手可以自由地杀戮，因为没有其他人了解真相。

他补充道：“犯罪者可能具备一种与众不同的特征，可以赢取他人富有同情心的回应。尤其是对马丁·布里顿这样的人，会需要强大的刺激因素来克服他拘谨寡言的天性，从而邀请杀手进家。”

斯蒂尔建议我们集中调查搜寻是否有人曾遭遇过男妓的愤怒和暴力但是最终避免了类似于皮尔、布里顿和阿特金斯的不幸。他还建议，我们重新走访皮尔夫人、阿特金斯夫人以及休·布里顿，以尝试能否找到一些可能在相遇早期引发凶手怒火的行为特征。

致以亲切的问候！

侦缉警司布赖恩·琼斯

72岁老人遭袭击，手机被抢

阿比波拉·奥绍迪，72岁，昨晚在医院接受救治。因为拒绝交出手机，她遭到两名袭击者的拳打脚踢。这次袭击事件是伦敦南部过去几个月来接连发生的类似暴力抢劫案中最新的一起。

警方警示大家太过明显地暴露手机的危险性。一位发言人说：“用手拿着手机无异于为有盗窃意图的犯罪嫌疑人开启绿灯。”

阿比波拉·奥绍迪的袭击者被描述为：两名年轻白人，一名男性，身材修长，身高约5英尺10英寸，金发或生姜色头发；一名女性，身高约5英尺4英寸，黑头发；两人都穿着连帽衫和马丁大夫靴。

——《萨瑟克回声报》，2007年5月4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