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起身面对陪审团，一手紧抓长袍边缘，另一手放在背后。萨拉觉得他的姿态古怪而自负，她真希望陪审团与她有同样的感觉。

劳埃德—戴维斯说自己有责任证明，加里的犯罪是个不争的事实，之后便充满自信地开始总结陈词。“让我们回顾一下加里·哈克的所作所为。去年10月14日夜晚，他故意闯入雪伦·吉尔伯特的住所……”

他开始描述骇人的强暴场景，精确而详细，无懈可击。他用了近1小时，煞费苦心地以现有证据构建加里的罪行，将萨拉的辩护驳斥得体无完肤，像垃圾一样被弃置一旁。一个女人怎么会弄错强奸犯的身份，无论他有没有戴着蒙面套头帽，毕竟他们同居一年多了？劳埃德—戴维斯让陪审团想想自己的配偶——难道因为配偶戴着蒙面套头帽，自己就认不出他们了吗？当然不会。

萨拉刁钻地想，御用大律师会在卧室里戴蒙面套头帽吗？早该有人告诉我们。但话说回来，普通大律师的女儿不也失踪了吗？她的内心在尖叫、在抗议。在某个变态狂的卧室，她们孤独无依。哦，别想了。集中精神。

劳埃德—戴维斯提醒陪审团，雪伦听见了强奸犯的声音、看见了他的身体，他还叫了她儿子的名字。她怎么会弄错？加里有两个明确的动机——对那晚的争吵进行报复，及拿回自己的手表。他很清楚雪伦的住处，知道雪伦单独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丝毫自卫能力。加里知道手表在哪里，雪伦也看着他拿走了手表。警察之所以找不到手表，是因为加里将手表藏起来了，仅此而已。

加里所谓的不在场证明又是怎样的呢？噢，有3个人证明他不在场，但却没法证明这3个人确实存在。有一个确实存在的目击证人看到他在强奸案发几分钟后出现在雪伦家邻近的街道上。

最后，不得不提及当事人的品行。本案中，有人在说谎，这是确定无疑的。陪审团目睹了雪伦·吉尔伯特和警探出庭作证。这些人都相信加里是有罪的。然后也看到了加里本人。所以，陪审团究竟会相信谁呢？雪伦、她的儿子和警察？或是加里·哈克？

确实如此，萨拉心想，加里的犯罪记录有3页纸之多，还包括对女人的暴力犯罪，真是个不讨好的委托人啊！

“我们知道谁在说真话，不是吗，各位陪审团成员？”劳埃德—戴维斯总结道。“我们知道谁闯入了雪伦·吉尔伯特家中，在她两个年幼的孩子面前强奸了她。就是那个人——加里·哈克。”

到目前为止，劳埃德—戴维斯的语气冰冷、平静、有节制，因为犯罪事实本身的恐怖程度足以佐证他的观点。现在，他抬起右臂，指了指加里，然后坐下。

法官看了看表，11点半，未到午餐时间，现在休庭为时尚早。“纽比女士？”

电话亭位于布洛索姆大街，周边有电影院、公交车站、肯德基店，附近几条街上都是维多利亚时代建造的公寓楼。电话亭内贴着一张为顽皮男孩开设法语班的广告。哈瑞·伊斯比好奇地查看电话亭。

特里对着哈瑞和两名身着制服的年轻警员说：“我们有艾米丽的相片，让我们走访一下，看看是否有人见过她，或者知道昨天10：27谁用过这个电话亭。”

这是特里目前掌握的唯一线索。他走访了萨拉的儿子西蒙，但一无所获。当时特里来到都是连栋房屋的布拉默姆大街，开门的是一个凶悍强壮的年轻人，他穿着T恤和宽松运动短裤，黄色短发微微泛红，阔鼻圆脸，一只耳朵上戴着耳环。西蒙将特里领到狭窄脏乱的客厅，边回答特里的问题，边穿上一双旧袜子和沾满泥点的旧运动鞋。西蒙说他继父确实在昨晚两点给他打过电话；但他也不知道艾米丽去哪了。他最后一次见到她是1个月之前，在特易购，当时艾米丽和萨拉在一起。他和妹妹不是特别亲密，但他能理解注重学习成绩的父母给艾米丽施加了过大压力。艾米丽也许一两天后就回来了。如果特里要搜查他的房间，西蒙没有意见，不搜的话，他要外出跑步了。

特里动过搜查的念头，但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这个男孩的种种表现都显示了他的清白，但西蒙漠不关心的态度让特里感到不悦。他驾车离去时不禁想到，这是什么样的家庭啊？儿子是半失业的砌砖工人，丈夫语无伦次、几近崩溃，女儿又离家出走。那女人对他们做了什么？

不关我的事，特里坚定地自言自语道。或许，自己该为此感到庆幸。

特里和哈瑞分头沿街逐户调查。有些房屋的楼下是办公室，其它的全部留作卧室兼起居室式的住房。11：45分，他们到大街对面，和片区警察交换意见。

“有两种可能性，长官，”警员克尔急切地汇报说。“一名女子看到一个男人昨天早晨用了电话亭，他打了很长时间，所以她只好在外面等着；还有一个男的说，他的邻居总是在同一时间去那儿打电话，说他有些许强迫症，诸如此类的话。”

“那个女人描述这名男子的长相了吗？”

克尔查了查笔记。“大约四十岁，秃头，灰色衣服，驼色外套。”

“那个强迫症邻居呢？他的样貌？”

警员克尔脸红了。“我没问，长官。不过他住在7号楼3a房。现在出去了，但据说他每天下午都会在家看电视。”

“好的，我们晚点去调查一下，”特里说。“现在我最好回去，见见那对焦急的父母。至少女孩的父亲是真的担心她。”

萨拉想听劳埃德—戴维斯在说些什么，但她没办法聚精会神。昨晚一夜没睡，她在温暖的法庭里打起了瞌睡。恍惚中，她看到艾米丽正在逃走。有人抓住了她的手，会是谁呢？在看清那人的模样之前，她猛地惊醒，扫视四周，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了她。感谢上帝，陪审团没在嘲笑她。

萨拉机械地站起身，手里拿着笔记。“各位陪审团成员，正如你们所知，哈克先生被指控犯下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她痛苦地想到，他十有八九是有罪的，现在我该怎么办？

她停下来，仿佛陪审团坐在玻璃箱子里，让她无法接触，这奇怪的感觉让她束手无策。那位坐在后方的胖胖陪审员看上去更是一个牢骚满腹的人。

醒一醒，看在上帝的份上，集中精神。你来就是为了干这个。现在好好干。

我做不到，我太累了。

你能做到。

尽管她脑子里乱糟糟的，疲惫不已，她的嘴却不顾这一切，继续说着。“为哈克先生辩护并非要否定雪伦·吉尔伯特的不幸遭遇或是她孩子所受到的伤害。任何正派的男人或女人都会对此深表同情。”

我也不例外，作为艾米丽的母亲，我同情雪伦的遭遇。

“哈克先生的意思非常简单。他说：‘我是无辜的。你们抓错人了。这罪行令人发指，但不是我做的。’这就是哈克先生要表达的意思。”

一个声音萨拉她脑中挥之不去，当孩子把牛奶洒在地板上时，也是这样狡辩的。不是我干的，牛奶自己从杯中跳到地板上。拜托，找个更好的借口吧！

集中注意力！

几名陪审员坐立不安，或是摆弄手指。一个年轻女士抬头盯着精心装饰的屋顶。注意，他们的注意力不在你身上了。加把劲儿！

“劳埃德—戴维斯律师说，有证据表明加里·哈克有罪。但这不是事实，各位陪审团成员，难道不是吗？这宗案件中的证据不能令人信服，控方甚至不能证明加里当时就在雪伦家中，更不能证明他实施了强奸，因为他根本就没在那里，各位陪审员。控方的职责就是证明加里去过雪伦家，但他们完全没能证明这一点。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与本案相关的证据。”

幸运的是，萨拉流畅地说出了这番话，但还不够自如、有力，横亘在她和陪审团之间的玻璃幕墙仍然存在。但萨拉在笔记中清晰阐明了案件的逻辑，她急切地查阅着笔记的内容。

“唯一能被算作证据的就是雪伦坚信她认出了加里。但你们记得雪伦当晚喝了多少杯酒吗？她酩酊大醉，各位陪审团成员，她醉得一塌糊涂，同时受到了惊吓。在那种状态下，她怎么可能认出疑犯？你们能吗？一个头戴蒙面套头帽、挥舞着匕首、行凶前只说了三言两语的男人？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怀疑有谁在那种状况下还会思路清晰。”

效果不错，她开始兴奋起来，进入状态了。要是那个陪审员能停止摆弄他的手表就好了。这很重要，该死的！

“当然，吉尔伯特女士感到愤怒、苦恼。她遭受了天大的不幸，想要让某人承担罪责，便怪罪第一个出现在她脑海中的男人——当晚和她吵架的加里·哈克。但她不知道是他，也不可能知道，他的小儿子也不知道。他的儿子很勇敢，不是吗？非常勇敢。但他只是个孩子，母亲说什么，他就信什么。”

“那么其它证据呢？”她问道。“控方声称加里是为了偷一只手表，但手表在哪里？为什么没在加里的家中？蒙面套头帽在哪里？在他家也没有找到。没有精液、指纹以及其他法医证据能证明他曾经到过雪伦的家中。确实有人在不远的街道上看见了加里，但他对此作出了解释。警察声称加里的朋友肖恩并不存在，但有个见过他的人出庭作证了。加里的不在场证明显示他不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但那不是此案的关键点。”他们相信加里，但不一定要喜欢他。如果陪审团相信加里，那他就是无罪的，事实就是这么简单。

“各位陪审员，控方未能证明本案不存在合理怀疑。相反，本案存在很多疑点，都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可以说是漏洞百出。他们既不能证明加里进入了吉尔伯特女士的房内，也不能证明他实施了强奸。因此你们所能作出的唯一裁定就是，被告是无罪的。”

陈述结束，萨拉坐了下来，她能感觉到自己的措辞听起来没什么说服力，不像她计划的那样深刻辛辣。但她尽了职，对于加里这种谎话连篇的恶棍来说，萨拉的努力即便没有超出他应得的，也算对得起他了。现在她可以考虑艾米丽的事情了。

法官宣布午间休庭，萨拉立刻起身去打电话。

“你好？”鲍勃的声音听起来满怀期待，又有些绝望。

“鲍勃？是我。有消息吗？”

“没有。”当听出是萨拉时，鲍勃声音中的希望渐变成沉闷尖刻的忿恨。“你让你那个强奸犯脱罪了吗？”

“还没裁决。你有和警察保持着联系吗？”

“有。他们在整个村子内搜索，他们见到了西蒙，并且会追踪那个电话，但那有什么用呢？她就这样离开了，萨拉，艾米丽就这样消失了！”

“你整个早上都在电话旁边吗？”

“要不然你以为我在干嘛？你应该守着电话，萨拉，这样我就能出去找她！”

“裁决一下来，我就回去。但我们没什么可做的，鲍勃，不是吗？如果她是自己离开的，她想回来时就会回来的。”

“如果不是呢？”

“求你别这样说，鲍勃。她当然是自己离开的。”

“那还要这些警察来干嘛？”

“鲍勃，我们不要争吵了。我会尽快回家，如果有情况，你可以随时呼我。艾米丽回来后，我会和她谈谈。那才是我真正能帮上忙的时候，也就是当她在家的时候。”

“而且是你也在家的时候。这才是关键，不是吗？”

“好吧，算是吧，趁我和她都在时，还有你，我们三个都在时。”

“好吧。”鲍勃平静地说，然后挂了电话。

走廊中放着辆自行车，特里被楼梯地毯绊了两次。当他敲门时，能听见房中有电视的声音。没人应门。他又更重地敲了敲门，这次有人突然将门打开。

“上帝啊！别打扰我，2点35分了！”

门又突然被砰地关上了，里面的电视声音越调越大。一个愤怒的声音叫喊着“愚蠢的德托里！”之类的咒骂话。然后门又被打开了。

“好啦，什么事？”

“我们是警察。”特里出示了证件。“我们能进去吗？”

“天啊，真是祸不单行！我没干犯法的事啊！”

“我们在调查一宗少女失踪案……”

屋里有一把扶手椅，一张床，床上放着《赛事邮报》。这个男子大约40岁，秃头，穿着磨损的灰色衣服，警觉地盯着特里他们。特里说明了来意。

“是的，我昨天早上是在那里打了电话。但不能因此认定我是诱拐儿童的嫌疑犯，对吧？”

“对，当然不能，先生。但我们必须例行调查，仅此而已。你能告诉我们电话是打给谁的吗？”

“当然是我经常打给的那个人。”男子用拇指指着电视。电视没有声音，但画面是一匹赛马轻快地慢跑进冠军围场，周围是狂喜的人群，有马主人、驯马师、骑师和马夫，都为他们的幸运欢呼不已。

“赔率1比33的那匹该死的马本来不被看好，但后来却成了终点线上的抢手货，而我只赶上赔率1比4的时候押了20英镑。听起来少得可怜，是吧？但对我来说却是一笔大赌注。我投注的那匹该死的马领跑时间过早！”

“你的意思是电话是打给赛马投注人的？”

“你说对了，小子。我靠这个挣过大钱，以后还有机会的，我向你保证。行了吗？”

当沮丧的特里准备离开时，哈瑞·伊斯比问道：“你是否注意到在你之前打电话的什么人，先生？”

男子皱了皱眉。“我不知道。噢，等一下，我想前面是有人在打电话。好像是个大学生，这附近大学生很多。有时他妈整晚都在放音乐，砰砰砰的噪音。”

“你能描述他的外貌吗？”

“长头发，扎着马尾，有只耳朵上戴着耳环。我想我以前见过他，就在那栋房子里。”他指向窗外。“不过，我也有可能记错。”

特里在门外翻看着今早调查的名单，男子所指的房子有8间起居兼卧室式住房。那天早晨，有3个房间的主人不在家。

萨拉试图在法官的庭审总结中找出不公正之处，但一无所获。法官对各方面的证据都予以充分强调，并要求陪审团特别留意“认定同一”的问题，以及他们对两名关键证人——雪伦·吉尔伯特和加里·哈克——的证词真实性的看法。

如果他们还有判断力的话，就会让加里坐牢，萨拉心里这样想着。

法官重申陪审团应该漠视媒体的相关报道，不理会雪伦对加里攻击其他女人的评论。

“在本法庭，被告只因一项罪名而遭到起诉，这是陪审团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鉴于吉尔伯特女士的种种断言，我必须强调，除了这项罪名，被告没有因其它侵犯妇女的犯罪行为遭到起诉。为了公平起见，你们应该了解这一点。”

萨拉感到非常意外，法官这样说，一定是对罪名成立胸有成竹了，如此天衣无缝的总结也许还会让我失去上诉的机会。我在庭上的表现一定糟透了。

但她不再像以前那么在乎了，陪审团刚退席，她就直接去打电话了。

“鲍勃，有消息吗？”

“他们打电话问艾米丽认不认识住在布洛索姆大街的大学生。她认识吗？”

“据我所知，没这么个人。”

“我也是这么说的。她怎么会和大学生们来往？她只是个孩子。”

“俱乐部。聚会。她参加过一些类似的活动，你知道的。”

“她还很小，萨拉！”

“她都15岁了。我遇见凯文时，也就她这么大。”

“上帝啊！别跟我提他！”

但你当时不在场，鲍勃，萨拉心里想，你不知道那种感觉。当我初次遇见凯文，有一阵子，就像中了魔法一般。仿佛这个世界曾经只有黑白两色，然后有人一下子就将它变得五颜六色。也许艾米丽也在经历同样的事。

“你什么时候回家？”鲍勃问道。

“裁决下达以后，我必须等判决。”

“是的，当然。总不能让你的强奸犯委托人失望啊，是不是？”

萨拉将电话挂断，心里想着，我以前从没这样恨过鲍勃。他为什么总是戳到我的痛处？让我因为出来工作而感到愧疚？或者因为他知道我以为艾米丽根本就没有遭遇危险，只是和某个男孩在一起，就像我和凯文那样？他不能忍受这点，因为作为一个情人，他连凯文的一半都赶不上，从来都是这样。

尽管凯文是一个无情、自私、傲慢、狂妄的讨厌鬼，不具备我们一直要求女儿具有的聪慧、勤奋以及善解人意等特点。当然，鲍勃是对的，这真是个灾难，但是……哦，艾米丽，你选择和什么样的男人一起私奔了？

如果你还有选择的余地。

等待宣判的时刻总是十分紧张，但今天，萨拉没有任何感觉，这在她职业生涯中是头一次。萨拉独自回到法庭，内心麻木，像被实施了麻醉一样。

“各位陪审团成员，你们选出负责发言的陪审团主席了吗？”

“是的。”一个西装笔挺的年轻人站了起来。

“陪审团主席，请用‘是’或‘不是’回答如下问题。关于强奸雪伦·吉尔布特的指控，你们是否达成了一致的判决？”

“是的。”

“对于这项指控，你们判定被告加里·哈克有罪还是无罪？”

“无罪。”

“太棒了！”喊声来自她身后，萨拉和众人转过身，看到站在被告席上的加里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法官冷冷地注视着他。

“如此一来，哈克先生，你被无罪释放了。”

当加里离开被告席时，萨拉起身向公共基金索取律师费用。在法官转身感谢陪审团时，萨拉收拾起自己的法律文件。

“祝贺你，这是值得你骄傲的光辉胜利。”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强装有礼地说，同时试图挤出一丝泰然面对失败的微笑。

“谢谢。”萨拉心想，如果在其它情况下，她一定感到无比自豪，为这样的成就而得意洋洋。审判前媒体大肆报道，御用大律师与自己舌战当庭，相信加里有罪的法官严格掌控庭审，这些不利条件使萨拉的胜诉来之不易，但艾米丽的失踪让萨拉感觉胜利味同嚼蜡。

在法庭休息室，萨拉看见雪伦·吉尔伯特在不停啜泣，她的朋友在旁安慰。加里也看到雪伦了，他大笑着，前臂向上猛拉，做出足球运动员欢庆胜利的传统姿势——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