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大人，我方请求传唤雪伦·吉尔伯特。”

一阵细碎的动作打破了法庭的肃静气氛。有人清着嗓子，有人翻动着文件，有人伸长了脖子，急切地想要清楚地看到证人席。法警女士身穿粉色衬衫和黑色法袍，她打开法庭后方格板墙上的门，说道：“请吧，雪伦·吉尔伯特。”

萨拉·纽比坐在法庭的大律师席上，身体前倾，十指交错撑着下巴。这还是她第一次见到原告，也就是控方口中，被她委托人强奸的女受害者。为了让加里·哈克免除牢狱之灾，萨拉要推翻这个女人的证词。只有毁掉这个女人的名誉，萨拉才能确保自己的声名扶摇直上。正式成为大律师3年以来，这还是萨拉经办的第一个强奸案，如果她表现出色，这无疑会是她晋身御用大律师的踏脚石。控方律师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就是一位御用大律师，此刻他正站在她旁边，面朝陪审团。

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把笔记放在自己带来的便携桌上，若无其事地用银铅笔轻敲桌子，等待委托人进来。与萨拉全神贯注、如临大敌的架势相比，他显得心平气和、成竹在胸。他的便携桌、银铅笔、丝袍、昂贵的定做套装都是地位身份的象征，这让萨拉既羡慕不已又心生敬畏。对方的初级大律师詹姆斯·莫里斯坐在旁边，手里拿着笔，准备随时记录。萨拉觉得，劳埃德—戴维斯所拥有的这一切仿佛都在告诉萨拉：劳埃德属于这里，这是他统治的地盘。站在他旁边，萨拉完全像是初出茅庐。尽管她已经身着自己最好的玛莎百货黑色套装，翻领和饰带硬挺，但仍然不无痛苦地感觉到，黑棉布的袍子把她划入詹姆斯·莫里斯这类初级大律师的行列，而初级大律师在此类案件中一般只配协助御用大律师，不会担任首席大律师。

两位大律师的前方，法官斯图亚特·格雷，他坐在高高的法官席上，背后墙上的皇家盾徽高悬过顶，是狮子和独角兽盘绕的图腾。他的脸很长，毫无血色，假发套下的双眼低垂，像警犬一样审视着萨拉。萨拉郁闷地想到，这位法官也曾当过御用大律师，而且，他肯定毕业于英格兰顶级公学，说不定和劳埃德—戴维斯还是校友呢。

他肯定不像萨拉那样，15岁就辍学，住在利兹市条件最差的廉租房里，把所有青少年的时光全都花在抚养孩子。

萨拉缓慢地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吐出来。她尽量收紧腹部，缓解一下内心的惶恐不安。“我好不容易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她想，“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功成名就，而我却要靠自己慢慢打拼。若我赢得这个案子，这将是我最大的胜利。”

一位女士从法庭后门走了进来，犹豫地看了看四周。她将近30岁，身材高挑，穿着一袭很得体的绿色七分袖套装。一头漂染过的披肩长发，从精致的波浪卷发便可看出：在离家之前，她肯定在镜子前精心打扮了一番。她走上证人席，从法警手上接过圣经和宣誓卡。

“请右手拿圣经，读出卡片上的话。”

“本人谨对全能上帝宣誓，本人所作之证供均属真实及为事实之全部，并无虚言。”

她发誓时，吐字清晰，语气中有一丝挑衅的意味。萨拉注意到，雪伦把圣经和卡片还给法警后，环顾了一下四周。在这座建于18世纪的宏伟法庭里，她像众多证人那样，先是大吃一惊，有些茫然，不敢相信自己正在出庭作证。也可能是因为看到旁听席上的观众，那些学生和一干闲人，还有后排坐着的记者，全都来到这里，倾听她那些会涉及隐私的证词。

萨拉仔细地观察着，努力判断雪伦的性格。通常许多证人到了法庭都会感到害怕，念证词时就像在图书馆说话一样，声音含糊，极不自在；还有一些人会因有机会登上这个公共舞台而感到十分兴奋。雪伦·吉尔伯特看上去更像是后一种人。再说了，雪伦肯定看过审判前的新闻报道；她心里清楚自己证词的重要性。

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开始问她一些简单问题，意在确定几个基本事实，同时让证人放松。萨拉·纽比安静地坐在一边，认真地聆听。这个遭受了强暴和侮辱的受害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毫无疑问，她衣着得体、美丽动人，出发之前精心打扮了自己。从口音判断，她是本地人，没受过良好教育；萨拉之前说话也是这样，直到在中殿律师学院学习时懂得了弱化元音，腔调才有所改变。想必大多数陪审团成员的说话方式应该也像和雪伦一样。

更重要的是，雪伦·吉尔伯特说话的方式就是她个性的流露。她的声音清晰有力、自信响亮，一副很了解自己的样子，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但同时，她害怕遭到反驳，心里也时时提防着。萨拉心想，雪伦也许是生活的受害者，但绝非屈服者；与其她强奸受害者不同，她不会在证人席上泣不成声，需要连哄带劝地挤出证言。

这一点至少让萨拉感到高兴。从接手这个案子的那刻起，萨拉就一直忧心忡忡，对于在交叉盘问时该采取何种策略举棋不定。她并非担心自己不够尖锐或不够残忍；她相信自己擅长这些技巧，也越来越驾轻就熟。从业3年，她就已经取得了几次颇具份量的胜利。一名被告曾在离开证人席时破口大骂，但已属徒劳，因为他被自己的谎言缚住了手脚；另一位在面对她的致命一击时，竟张口结舌，无法作答；还有两位当场就哭了。那样的时刻，萨拉心中掺杂着骄傲和怜悯之情：怜悯，是因为她在公共场合让对方丢了脸；但心中更多的是骄傲，是欢欣鼓舞，因为萨拉凭自己的能力打赢了官司，在残酷的庭审游戏中——大获全胜。

迄今为止，她还算幸运，那些与她交手时败下阵来的人都罪有应得——几个窃贼、一个抢劫犯、一个诈骗犯，还有一个暴虐警察。

强奸受害者就不一样了。萨拉有些女权主义思想，一开始不愿意为这个被控强奸罪的男人辩护，尤其是像加里·哈克这样凶狠暴力、微不足道的罪犯。但正如她的事务律师露西·帕森斯所说的，“如果你不干，就会由一个男律师接手，那样对受害者又有什么帮助呢？”萨拉告诉自己，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正当辩护，如果她想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律师的话，她就必须来者不拒，什么类型的案件都得接。然而，之前的一切全都只是设想，她现在真的就在法庭上，准备看着一个女人讲述自己被男人施暴的遭遇，而她的职责，却恰恰是为这个男人辩护。

为此，萨拉必须设法将陪审团对受害者的同情心转移到她和她的委托人身上。证人也许觉得她可以在舞台上一展风采，但主宰演出的还是律师。如果这个女人生性害羞、表现紧张，那么要羞辱她的话，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只需纠缠强奸细节或者她以往生活的不检点即可，这是男律师们多年来惯用的伎俩。但是萨拉想尽量避免这样做，因为辩方律师若把受害者欺负得眼泪汪汪，只会让陪审团更加排斥她的委托人，而对受害者予以更多同情，毕竟，他原本就是一个令人反感的恶棍。

可不管怎样，他否认自己强奸了她，因此萨拉就得竭尽所能，验证雪伦证词的真实性。受害者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坚强、直率，能够经得起质问，萨拉为此大大松了一口气。

“吉尔伯特女士，你有孩子吗？”劳埃德—戴维斯礼貌地询问道。

“有，两个。7岁的韦恩和4岁的卡蒂。”

“哦，也就是说，在你遇到加里·哈克之前，他们俩就已经出生了。”

“是的，感谢上帝，他不是他们的父亲。他不配做任何孩子的父亲。”

萨拉注意到，雪伦没说孩子的父亲是谁，劳埃德—戴维斯也没问。但这时，雪伦甩过头去，大着胆子快速扫了陪审团一眼，好像在说，你们胆敢从孩子的父亲（或父亲们）不在身边这件事上，推断出什么东西来！毕竟，这与本案无关。她是位母亲，而且被强奸了，陪审团懂得这些就足够了。

但萨拉很清楚，事实不止这些。萨拉15岁就怀孕了，她怎么会不明白？她明白为什么陪审团中有两位男士带着明显的爱慕之情盯着雪伦，而其他人却躲开她的目光往旁边看。她甚至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确信雪伦是一个淫乱的女人，更可能是一个妓女，这个行当跟法律一样历史悠久。萨拉曾经也有过当妓女的念头：这事不需要什么训练，钱还来得快。萨拉想，我当时可能也会沦落到这个地步；深感自豪的是，自己作为单身母亲，能勉力支撑下来，毫无畏惧地面对任何人的挑战，虽然内心是个寂寞的无底洞。

到目前为止，雪伦的目光扫过了法庭的每一个角落，却唯独跳过了萨拉的委托人，也就是被控强奸她的那个男人。仿佛他是一根柱子或一张椅子；她的眼光掠过他所在的位置时，没有丝毫停留。但此时，劳埃德—戴维斯第一次提起了他。

“你可以告诉法庭你第一次遇到被告加里·哈克是什么时候吗？”

“可以。是在一个酒吧。城堡街嘉乐力酒吧。大概是在两年前。”

“当时你们是否建立了恋爱关系？”

“是。他搬来和我一起住。”

“哦。”劳埃德—戴维斯若有所思地从他的半月形眼镜上方凝视着她。“你的意思是，他搬到你家，就像夫妻那样一起生活，对吗？”

“是的，我们同居，差不多有一年吧。”

“我明白了。为了让陪审团了解清楚，我再问你，那一年你们一直是同床共寝，过着有规律的性生活，是吧？”

“是的，显然他不是用来装饰的，对吧？”雪伦的回答引起一阵哄笑，她显得很得意。这是律师在法庭上盘问时惯用的幽默伎俩：大律师精确考究的语言和证人描述的朴素事实形成反差。这种语言差异一方面反映了法庭对于精确度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像雪伦、加里这样的普通人，与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法官斯图亚特·格雷之间在生活和经历上存在的社会鸿沟。萨拉在心里愤愤地想到：法官上庭有司机接送。劳埃德—戴维斯呢，他开的是一辆黑色捷豹，车牌是LAW2。她经过那辆车时真想用她的订婚戒指刮花它。若在西克里伏特，车身被划算是最轻的了；如果你头一天把车停在那里，第二天车还在的话，你或许会发现车轮都被人卸走了，车底下还垫着砖头。

“这段恋情是什么时候结束的？”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继续问道。

“去年4月份。他连着3个晚上都没回家，被我发现他在外面又找了个女人。我一气之下，把他的东西全扔到了街上。骗人的混蛋。”

“是这样啊。那加里回家发现他的东西被扔出去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们大吵一架。他还弄伤了我一根手指。但我换了门锁，他就再也没回来了。”

“这是他第一次打你吗？”

雪伦摇了摇头。“开玩笑！他总是动不动就打我耳光。尤其是他喝醉的时候。他这人脾气暴躁，爱打架。曾经因为打人进过好几次监狱。”

萨拉迅速站了起来，看着法官。“尊敬的法官大人……”

“好的，好的，我明白，纽比夫人。”格雷法官和她一样都很清楚，对于辩方来说，不让陪审团知道加里的犯罪记录是多么关键。“吉尔伯特女士，你只须回答问题。除非劳埃德—戴维斯先生问你，否则你不能提及其它事情。你明白吗？”

“嗯，好吧。但他问我他是否很暴力，他确实很暴力啊。而且我说的是事实，他的确坐过牢。”此时，雪伦第一次直视被告席上的加里·哈克，是那种认清对方面目的直视，带着明显的挑衅意味，好像在说：现在栽在我手里了吧，你这个蠢货，感觉不错吧。她久久地盯着他，然后鄙夷地转过脸去。如果能朝他吐口水的话，她绝不会犹豫的。

然而雪伦的话确实具有潜在的杀伤力。加里·哈克的犯罪记录长达3页，好几次因为暴力行为而被定罪，还有几回是由于虐待妇女而被捕入狱。根据有关证词的规定，这些事实不能在法庭上提及，不然可能会使陪审团对哈克产生偏见，但现在雪伦已经把这事说了出来。萨拉仍站在那里，她有权力现在就打断庭审，但是法官那警犬一般的长脸后面隐藏着一颗敏捷的大脑。他没有跟萨拉说话，而是转向了受害者。

“吉尔伯特女士，请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问题。加里·哈克是不是曾因对你施暴而被捕入狱？‘是’还是‘不是’，请记住，不要多说。”

“呃，不是，但是他曾经……”

“不是，那么这就是你的回答了，”格雷法官顺势打断了她。“现在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请答‘是’或‘不是’。他是不是曾因对你施加暴力而被定罪？”

“呃，不是，没有对我，但……”

“好了，谢谢你，吉尔伯特女士。你要明白，加里·哈克现在并不是因过去的罪行而受审，他被指控强奸你才是此次庭审主要目的。所以你只能告诉陪审团他对你个人或你的孩子所做过的事。陪审团所要考虑的仅此而已，不涉及其他。刚才劳埃德—戴维斯问你，他是不是曾对你施加暴力，你回答说他过去常在喝醉时扇你巴掌。但他从未因为对你施暴而被定罪，这也是事实。对吧？”

“对，”雪伦闷闷不乐地承认。“是没被定过罪。”

“很好。”法官看看还站着的萨拉，挑起一侧阴沉而浓密的眉毛。“纽比夫人，这个回答你是否满意？”

“我……”萨拉犹豫了一下，然后屈服了。“目前是的，法官大人。非常感谢。”她虽然乖乖地坐下了，但却感觉怒火中烧。雪伦实际上已经告诉陪审团她的委托人曾因暴力而被定罪。她是否应该进一步表示抗议呢，是否应该请求撤换陪审团呢？她心里思考着，手不禁颤抖起来。她的犹豫，也许还有屈服，都是缺乏经验的表现。她想，她仍然可以这样做，但审判才刚刚开始，这样做会浪费时间和金钱，这显然是格雷法官想要竭力避免的。

审判开始前，萨拉就已经输给法官一局了。当时她想争取法官的案件驳回裁定，因为还未开审前，此案就被媒体大肆炒作。一家全国性的小报将加里·哈克描写成“被约克郡警察逮捕的连环强奸案疑犯”，萨拉提出，由于这篇文章的存在，约克地区的任何陪审团都不可能给加里一个公正的审判。法官彬彬有礼地聆听了她的意见，但却驳回了她的提议，说可以剔除那些读过这篇侮辱性报道的陪审员。

现在他又允许陪审员获悉她委托人的犯罪史。她该怎么做？作为一个初级大律师，萨拉难道胆敢在一上午就一而再地挑战高等法院法官的权威吗？那样会让法官在余下的审判中都针对她吧。这是有助于她还是会毁了她的案子？

萨拉在心里反复权衡利弊。如果法官裁决不公，就有了上诉的理由。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可能还会得到一些好处，如果法官允许控方在法庭上提及加里的前科，以破坏加里形象的话，她也可以对雪伦的人品作文章；反正雪伦也不是什么雪白天使。萨拉坐着一动不动，努力理清思绪。有经验的大律师会怎么做呢？法官脸上挂着的是得意洋洋的表情吗？暂时让他赢两局而已——自负的家伙。

劳埃德—戴维斯继续提问。“去年4月23日加里·哈克因为那次争吵离开了你家，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此后他再没住在你家，是吗？”

“对。”雪伦轻蔑地甩了甩头发。“我跟他说我不想再见到他。”

“那你后来又见过他吗？”

“没有，呃，有几个月没见。10月份，我在驿栈酒店的派对上遇到了他。我没想到会见到他，他碰巧在那儿。”

“我明白了。具体是哪一天？”

“14号，星期六。我在家遇袭的同一天。”

“我知道了。告诉我们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吗？”

终于切入主题了，萨拉心想。她一动不动地坐着，注意力高度集中，她身材苗条，穿着一袭黑衣，手肘撑在桌上，十指优雅地交叉在下巴下面，神情专注地盯着受害者。她现在注意到我了，萨拉平静地想着；她的目光两次与我相遇、移开、又看回来。她知道我在这里听着，等着。

“嗯，那是一个大型派对，酒店里有很多人，喝着酒唱着歌，我正玩得开心，加里就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然后呢？”

“嗯，刚开始还好，我还和他跳了一场舞，但之后他就对我动手动脚的，说离开时我没把他的手表还给他，他想要回去。我说我没拿，他就骂我是个贼婊子，还说他要亲自去取，之后我叫他滚蛋，他就走了。”

“好的。那天晚上你又见过他吗？”

“没有。直到他来到我家，强奸了我。”

萨拉后上方的旁听席上，听众一阵骚动，都提起了兴趣。这就是他们来的目的，她想。一群幸灾乐祸的家伙。萨拉瞥了一眼陪审团，8个女人，4个男人，劳埃德—戴维斯真是走运，萨拉还看见前排一个妈妈级的女人露出一脸同情的样子。

“好的，雪伦·吉尔伯特女士。慢慢来，用你自己的话具体地告诉法庭，那天晚上你回到家后发生了什么事。”

一开始雪伦没有说话。她低头往下看，摆弄着手镯，好像期待已久的时刻一旦来临，她又不确定要说什么了。但接着她抬起了头，直直地盯着劳埃德—戴维斯，开始讲她的故事，毫无疑问，她之前已经排练过很多次了。

“好的。嗯，11点的时候，我打了一辆的士回家，因为我的朋友朱莉还在为我照看孩子，所以我不能太晚回去。我回到家时，孩子们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盖得严严实实的。小女儿卡蒂的耳朵感染了，所以朱莉得把两个孩子带到楼下。朱莉离开后，我给孩子们弄了热饮，随之带他们回卧室，哄他们睡觉。这费了不少时间，因为卡蒂还是不舒服，哭哭啼啼的，我就搂着她，给她放了一盘磁带，听她喜欢的歌。”

“什么磁带？”劳埃德—戴维斯提示道。

“好像是‘邮差叔叔’。我给她买了全集，她很喜欢。”

真是太棒了，萨拉心想。她扬起一侧眉毛，对劳埃德—戴维斯提这个问题的企图既鄙视又佩服。热饮、“邮差叔叔”，真是一个十足的温馨家庭。

“那你用了多久哄卡蒂入睡？”

“大概半个小时，应该是吧，也许半个小时多一点。我不确定——因为我在她床边的椅子上睡着了。然后我听到楼下有动静。”

“什么样的动静？”

“撞击的声音，像是玻璃窗被打碎了。刚开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所以我只是静静地坐着，听听还有没有其他声音。一两分钟后，我听到楼下有人在走动，我心里暗想我的天哪，然后走出房间，到了楼梯口，看到他正从楼梯走上来……”

雪伦停了下来，萨拉仔细观察着她。这是故事的关键部分，她说的全是事实，还是在捏造证词？萨拉越来越郁闷了。雪伦说话的时候，表情看上去像是真实记忆不断在脑中闪现，她所描述的事件比她所身处的法庭更加清晰。

“你看到谁了？”劳埃德—戴维斯轻柔地问道。

“一个戴着蒙面头套的男人正在上楼。那头套就像恐怖分子戴的那样。”

“那你作何反应？”

“我什么都没做。我好像尖叫了。但他抓住了我，用手捂住我的嘴，把我拖回了卡蒂的房间。我想挣脱开，但他的力气太大了，手里还拿着刀。”

“你看清那把刀了吗？”

“没有。我只是感觉到了。他用刀逼住我的喉咙，就在这个位置。”她摸了一下脖子的左侧。“只刺了一点点，让我知道那有把刀子。我感觉刀子陷进了我的皮肤。”

“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他只是在笑，然后开始扒我的衣服。我吓呆了。他扒掉我的裙子和内裤，然后他……”雪伦深吸一口气后猛地吐了出来，决心继续把整个经过全都说出来。“……他把我转过去，脸朝下按在扶手椅的边上，然后他……他用力扒开我的双腿，从后面强奸了我。”

雪伦停了下来，看着劳埃德—戴维斯，她大概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但自己无法清楚表达。这时需要的是精确的法律用语。

“你说他强奸了你，是指你感觉到他勃起的阴茎插入了你的阴道吗？”

“是的。没错，他完全进来了。我觉得疼，很疼。后来医生看了那里。”

“是的。在此事发生的整个过程中，你四岁的女儿卡蒂在哪里？”

“当然在她的床上，就在扶手椅旁边。这是最糟的。她以为他在杀我，我可怜的孩子。我现在还能回想起她在床上张大嘴巴尖叫的样子。好像她所有的噩梦都变成了现实一样。她现在还会梦到那件事，几乎每天晚上她都会在尖叫中醒来，而且还会尿床。后来，小韦恩进来了，他开始打他，想让他放开我。”

劳埃德—戴维斯举起一只手示意她暂停。然后他缓慢而清晰地重复着她的要点，以确保陪审团都听进去了。

“你是说你7岁的儿子韦恩走进房间，开始击打强奸者，为的是救妈妈。对吗？”

“对。”雪伦的眼里第一次出现了泪花。“我叫他离开房间、快跑，但我儿子是个小英雄。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会在我身边保护我。”

“那么那个男人如何对付一个7岁男孩的攻击呢？”

“哼，他把他推开了，不是吗？但韦恩还是不停地打他，他就说‘放开我，韦恩，你这个小混蛋，’原话大概是这样。就在那一刻，我猜到他是谁了。”

劳埃德—戴维斯再次举起手，要强调这一点。“他说‘放开我，韦恩，’是吗？他叫出了你儿子的名字？”

“是的，一点儿没错。我记得很清楚。”

“是不是因为他叫了韦恩的名字，你才意识到他是谁的？”

“嗯，是的，我也认出了他的声音。就是他，该死的加里·哈克。”她再次怒目直视被告席上的加里，萨拉真想看看他的反应。

“那后来呢？”

“呃，加里从我体内抽了出去，然后用刀子抵着我的喉咙。他说如果韦恩不滚蛋的话，他就杀了我。然后他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到另一个房间，也就是我自己的卧室里。”

“那你当时做了什么？”

“嗯……我朝他们两个大喊。我朝加里大喊，要他放开韦恩，我也朝韦恩大喊，要他别过来。我以为加里会杀了我儿子。我不在乎自己怎么样，我只是不想孩子们受到伤害。”

“你是否也叫他放开你？”

雪伦用怜悯的眼神盯着他。“你觉得呢？当然啦。”

“那他如何回应？”

“像禽兽一样。他不停扇我耳光，叫我闭嘴，照他说的做，不然他就杀了我和孩子们。”

“他说这些的时候，你听出是他的声音，对吗？”

“没错，就是他。卑鄙下流的家伙。”

“好的。他把你拖进你的卧室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嗯，他打了我的脸，我摔倒了，躺在地板上。然后他抓住我的头发，我心想，他还要做一次啊。但我想错了，他没有再强奸我。他扯出我睡袍的腰带，用它把我的双手反绑在背后，接着把长的一端绕过我的喉咙再绑到手上，这样一来，如果我不把双手往上抬的话，就会被勒得喘不过气来。然后他再次把刀子抵到我的喉咙上……我以为我要死了。”

“他说什么了吗？”劳埃德—戴维斯用柔和的语调问道。

“没有，这次什么都没说。”雪伦摇了摇头，陷入了恐怖的回忆。“但有一个声响。我刚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声音，后来我意识到了——是他在笑。从他眼里我也看出了笑意。他透过那个黑色蒙面头套盯着我，然后……他笑了。我几乎无法呼吸，而且他还用刀子抵住我的喉咙，我心想，他现在要杀我了，然后他会把孩子们也杀死。”

雪伦的眼里充满了泪水，萨拉心想，即使是这样的女人也无法承受的啊。任何女人都受不了在公开审判中说这些吧，她要面对戴假发的律师、12名陪审员，面对奋笔疾书的报刊记者，以及拥挤在公众旁听席上满口德语的学生们，他们碰巧来到英国庭审现场，感到既惊讶又兴奋。当然还有被告加里·哈克，在被告席上冷冷地看着她。此外还有我，而我的职责是让人们怀疑她说的一切。

想到任务的艰巨性，萨拉觉得有些不舒服。但法官关心的只是雪伦舒不舒服。

“雪伦·吉尔伯特女士，你要休息一下吗？”雪伦停顿了快一分钟时，法官彬彬有礼地问道。但雪伦坚定地摇了摇头。她没有哭，只是需要暂停一会儿，恢复一下勇气，她的证词就快说完了。

“后来呢？”劳埃德—戴维斯问道。

“他把我推倒在床上，然后走到衣柜旁，拉出最下面的抽屉，这也证明了他是谁。”

“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好的，他直接打开了最底下的抽屉，那是我放首饰的地方，以防有人入室抢劫。一共有6个抽屉，他直奔最底下的那个。他拿出的第一件东西就是他的手表，就是他在酒店里跟我要的那块。接着他还拿了几个戒指，之后就离开了。感谢上帝他没有伤害孩子们。”

“他离开后发生了什么事？”

“小韦恩进来帮我松了绑，他真是我的好孩子。那时我简直无法呼吸，快要窒息了。我缓过来后立刻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朱莉，并报了警。”

雪伦看着劳埃德—戴维斯，松了一口气。她完成任务了，眼看就要从第一次庭审的折磨中解脱出来了。

“吉尔伯特女士，在我结束提问之前，我还有一两个问题。你说你通过声音以及他知道你儿子的名字这件事认出了加里，然后当他径直走向底层抽屉的首饰盒时，你更加确定是他。是不是因为加里知道你把首饰盒放在那里？”

“是的。他跟我一起住的时候看见过。而且在酒店时他说，我敢打赌我知道手表在哪儿。”

“我明白了。还有其他事情让你认定攻击你的人就是加里吗？”

“有，所有的一切。同样的身高，同样的身材。孩子们也认出他了。而且，他还强奸过其他女人，不是吗？我在报纸上看到的。”

萨拉迅速站了起来，但格雷法官又一次抢了先。“吉尔伯特女士，你在庭上提供的证词只限于本起强奸案，无关其它，你明白吗？”他直视着陪审团。“陪审团成员们，我必须明确要求你们忽略最后这句话。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加里·哈克此前从未因强奸而被定罪，本法庭在你们面前呈现的证据只限于此案，无涉其它指控；如果证据与庭审案件无关，你们有责任忽略它。”

“谢谢，法官大人。”萨拉慢慢地坐了下来。这是她今天第二次受挫，她愤恨不已，不知道雪伦那句话是脱口而出的，还是劳埃德—戴维斯故意让她说的。难道你就是靠这种手段得到御用大律师头衔、黑色捷豹和个人专用车牌的吗？我就这样袖手旁观、忍气吞声吗？不。

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扫了一眼墙上的钟。“法官大人是否希望辩方律师现在开始盘问我的当事人呢？”

法官面带微笑，一脸怜惜地看着雪伦，如劳埃德—戴维斯所愿，法官回道，“不，不，考虑到时间关系以及这种证词给人造成的痛苦，我们今天就此休庭吧。但是，吉尔伯特女士，你明天必须来这儿回答萨拉·纽比夫人的提问。明白了吗？”

他站起身，法警大声宣布“全体起立！”，于是庭审结束了。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轻松而熟练地用红带子捆好他的笔记。然后温文尔雅地朝萨拉微笑。“我只能说，祝你好运。”

萨拉冷冷地回视他。“如果庭审再这样下去的话，我还真需要些运气，”她说道。“我要立刻申请内庭聆讯，扭转庭审的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