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斯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神奇的事情。无情地压在他身上的那具躯体在同一时间变得又轻又重；扼住他喉咙的手变得又紧又松。那个人发出了一声低吟，好像有某种无法忍受的痛苦。这时，莫尔斯用膝盖轻而易举地把他顶开了。那个人蹒跚地退向塔楼的一侧，疯狂地把手伸向最近的垛口，想支撑住自己。但是他的冲击力太大了。他的右手撞上去寻找支撑的时候，砌石立刻崩塌了；他头朝下从护墙上栽了下去。

然后，莫尔斯听到的是他的身体翻滚着摔向下面很远处的地，恐怖的“吆哦”声逐渐变弱，最后是一声沉闷的巨响，然后是那些经过塔楼下面的人发出的惊声尖叫。

刘易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手里抓着一只长柄黄铜烛台的顶端。“您还好吗，长官？”

莫尔斯还躺在那里，欢快地大口呼吸着令他陶醉的空气。手臂的疼痛就像极端的牙痛，他摊开双臂，躺在微微倾斜的屋顶上，好像被钉上十字架的人。

“您还好吗？”现在是另一个人的声音，一个更加温和而柔软的声音，然后冰凉的细长手指贴在了他汗涔涔的额头上。

莫尔斯点了点头，抬起头来看着她的脸。他看见一缕秀发轻轻搭在她的脸上，鼻子两侧有些淡棕色的雀斑。她跪在他的身边，大眼睛里闪耀着快乐的泪花。她把他的头枕在自己的胳膊上，紧紧地搂住他，莫尔斯感觉时间好像过了很久很久。

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从塔楼上慢慢走下来的时候，她只在前面带了很短的一段路，他们的手还是紧紧相握，但是他们什么都没有说。几分钟之后，刘易斯看到他们坐在圣母堂的后排座位上，她的脸庞还留着泪渍，欣慰地枕在他的肩上。他们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刘易斯看到了两个人在塔楼顶上，然后拼尽全力爬下了五层楼梯，在一楼的化妆品柜台撞到了几位挡着路的年轻女士，最后像某个挫败的复仇之神一样，不停地用拳头重重地砸着北门。他知道那个女人还在里面，但是他觉得她可能出了什么事；他绝望地把一块大石头砸向最低最顺手的那扇窗户，既是为了让她听到他的声音，也是为了制造可能的入口。女人听到了。门打开了，他从圣母祭坛上抓起一只烛台，然后冲上塔楼的阶梯，一步三级台阶地跑到塔顶之后，用尽全身力气把烛台砸向这个袭击莫尔斯的大胡子的后背。

刘易斯出来的时候，两位当值警察已经到了现场。一圈人站在四五码开外的地方围住死尸，救护车已经从拉德克里夫医院出发，正在沿着圣贾尔斯路鸣响警笛开过来。刘易斯从祭衣室的挂钩上拿下一件法衣，把它盖在尸体上面。

“您知道他是谁吗？”一位警察问道。

“我想是的。”刘易斯说。

“你还好吗？”驼背的法医是第三个问出同样问题的人。

“很好。去里维埃拉待几个星期就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哈！他们都这样说。不管什么时候，我问我病人他们的父母是怎么死的，他们都会说同样的话——‘哦，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要是感觉不好会告诉你。”

“你知道的，莫尔斯，每个人这辈子至少都会生一场大病——最后一场。”

嗯。这是个好想法。

刘易斯回到了教堂，外面的事情基本准备完毕，“您还好吗，长官？”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莫尔斯说。

鲁思·罗林森仍然坐在圣母堂的后排座位上，目光茫然地盯着前方——平静、沉默而消极。

“我去送她回家。”刘易斯平静地说，“您就——”

但是莫尔斯打断了他。“恐怕她不能回家。你必须把她带回局里。”他深吸了一口气，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被捕了，而且我要你亲自给她录口供。”他转向刘易斯，声音带着一股无法解释的愤怒，“听明白了吗？你！亲自！”

鲁思一言不发，毫无抵抗地被一位警官带上警车。她离开之后，莫尔斯、刘易斯和法医也跟在后面出来了。

外面的人群在盖着法衣的尸体周围围了三四圈，他们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兴趣盎然地望着他们，好像一出戏里的主角刚刚走上舞台：一个有些驼背的年长男子，如果现在是一五五五年，他们便目睹了里德利和拉蒂默在几百码之外的贝利奥尔学院门口被烧死，自己却面不改色；一个表情沉着、体格健硕的男人，刚才似乎在负责全部行动，但是现在有点退居幕后，好像是因为他的上级在场；最后一个男人稍瘦一些，秃顶，脸色灰暗，他的目光锐利，举止沉着——同另外两个人相比——流露出自然的权威。

这三个人站在那里——站在盖着法衣的尸体前面。

“你想看看他吗，莫尔斯？”法医问道。

“我已经看够了。”莫尔斯咕哝道。

“他的脸还行——如果你感到反胃的话。”

法医拉开法衣的上端，露出死者的脸，刘易斯弯下腰，颇有兴趣地认真看了看。

“原来他长的是这个样子，长官。”

“什么？”莫尔斯说。

“劳森的弟弟，长官。我刚才说——”

“那不是劳森的弟弟。”莫尔斯轻声说道，其实他的声音很轻，另外两个人好像都没有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