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周末，埃勒里整天神经兮兮的，连续好几个小时他周旋在圆规、尺、铅笔和坐标纸之间，描摹着奥秘的统计曲线。最后，他把这些坐标图往火炉里一丢，数小时的心血就这样让它们化为缕缕青烟。那是个炎热难耐的星期天，但奎因警官一走进来竟看见他在火炉前取暧；警官有气无力地对埃勒里说，即使他不得不住在炼狱里，也应该想想办法把温度降低一点儿。

埃勒里放肆地大笑：“地狱里可没有电风扇。”

接着他走进书房，作势要关上门，可是他的父亲还是跟了进来。

“儿子。”

埃勒里站在书桌前，低头瞪着那箱档案。他已经三天没有刮胡子了，浓密的胡碴下露出他青色暗淡的皮肤。看起来更像是一棵凋零的植物，根本没个人样，他的父亲心想。然后他又叫了一次：

“儿子。”

“爸，我最好还是认输。”

警官笑了一笑：“你只是说说罢了。想不想谈一谈啊？”

“只要你能想出个有趣的话题。”

警官打开电风扇。

“这个嘛，总是可以谈天气吧。对了，听说你那些——你是怎么称呼那两个小鬼来着，民兵？”

埃勒里摇摇头。

“到公园散个步怎样？要么打的兜风？”

“来点儿新鲜的好不好？”埃勒里喃喃说着。

“连刮胡子都可以省了，反正你不会碰到熟人的，城里的人几乎走掉了一半。你说好不好，儿子？”

“再说吧！”埃勒里往窗外看去，天空像镶了一道鲜红的边，刚好映照在建筑物上，“什么鬼周末嘛！”

“听着，”他的父亲说，“怪猫只在上班的日子行动，星期六、星期天都按兵不动，而且自从他开始作案以来，他放过了唯一一个固定假日，就是7月4日国庆日，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担心劳动节这个周末会有什么事发生。”

“劳动节晚上的纽约是什么样子你应该知道。”夕阳染红了窗外的建筑物。就是从现在算起二十四个小时之后了，他心想。“处处塞车，路上、桥上、隧道、机场、码头、火车站的停车场，所有的人都在同一个时间挤回城里来。”

“好，埃勒里，我们去看电影。哈！走，我们去赶一场戏谑歌舞剧，今天晚上连大腿戏我都陪你去看。”

埃勒里根本笑不出来。

“我只要有怪猫就好了。你自己去享受吧，爸，我只会扫你兴的。”

警官识趣地自己出门去了。

不过他并不是去看大腿戏。多亏公交车司机的帮忙，他去了位于下城的警察局一趟。

刀子“嗖”地一声往他的脖子急速落下，闷热中的夜色转为樱桃般的血红。他已准备就绪，心情平静，甚至可以用快乐二字来形容。下面的囚车里挤满了猫群，一边严肃地织着蓝色和橘红色的丝绳，一边赞许地点着头。一只跟蚂蚁差不多大的小猫坐在他眼前，瞅着他，两只黑眼睛滴溜溜转。就在他能感受到刀子挥舞以及那横过脖子的巨痛时，黑夜也仿佛在瞬间消失，一道强光覆盖了周围所有的景物。

埃勒里睁开眼睛。

压着书桌的那面脸颊不太舒服，血液在里面扑扑颤动着。梦境里极其强烈的痛苦竟延续至现实的彼岸。就在他苦思不解之际，他听到他父亲房里的电话令人厌烦的单调的铃声。

他起身到隔壁房间去，打开灯。

——1点45分。

“喂。”他的脖子酸痛。

“埃勒里。”警官的声音立刻使他清醒，“电话已经响了十分钟了。”

“我在书桌上睡着了。有什么事，爸？你在哪里？”

“我打这个电话还有可能在哪里？整个晚上我都在这儿。你还没脱衣服吧？”

“嗯。”

“马上到派克理斯特大楼跟我碰面。它在东八十四街，介于第五大道和麦迪逊之间。”

1点45分，那么现在是劳动节了。从8月25日到9月5日，整整有11天。11比10多1。西蒙·菲利普斯和比阿特丽斯·维利金之间是10天。比10多1就是……

“埃勒里，你在听吗？”

“是谁？”他的头疼得要死。

“听过德华·卡扎利斯医生吗？”

“卡扎利斯？”

“你没想到……”

“那个精神科医生？”

“正是他。”

“不可能！”

这有如当你沿着推论这条羊肠小径匍匐前行时，外面的夜色竟霎时分裂成亿万个晶亮闪烁的碎片。

“你有什么看法，埃勒里？”

他觉得整个人悬在遥远的外太空，一片茫然。

“不可能是卡扎利斯医生。”他努力振作起来。

警官的声音狡猾地说：“你凭什么这样认为，儿子？”

“因为他的年纪。卡扎利斯不会是第七个受害者，完全不可能。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年纪？”老头子口气迟疑，“卡扎利斯的年纪关啥屁事啊？”

“他现在一定有60多了。不可能是卡扎利斯，这不在他计划中。”

“什么计划？”他的父亲咆哮着。

“不是卡扎利斯，是不是？如果是卡扎利斯……”

“本来就不是啊！”

埃勒里松了一口气。

“是卡扎利斯医生夫人的外甥女，”警官烦躁地说，“她叫雷诺·理查森。派克理斯特就是理查森一家住的地方，包括那个女孩子和她的父母。”

“你知道她的年龄吗？”

“20多快30了吧，我猜。”

“单身吗？”

“大概不是吧，我所知有限。我得挂电话了，埃勒里，动作快点儿。”

“我马上就到。”

“等等，你怎么知道卡扎利斯不是……”

隔着中央公园的另一边，埃勒里两眼瞪着话筒，陷入沉思。他已经忘了该把话筒挂回去这件事了。

——电话簿。

他跑回书房，一把抓起曼哈顿区的电话簿。

——理查森。

雷诺·理查森，东八十四街十二号二楼一门。

还有一个扎卡里·理查森，住在东八十四街十二号二楼一门，也是同一个号码。

处在极其平和心情中的埃勒里，开始梳洗更衣。

那一整个晚上的情况，埃勒里要到事后才能拼凑出一个具体图像。那是一个乱哄哄的长夜，众多的脸孔游移和交织，之后离散，所说的事情都支离破碎，声音嘶哑，涕泪纵横。人们进进出出；电话铃声几乎不停，铅笔则在纸上游走。尽头有几扇门、一张躺椅、一张照片。摄影师也在场，有人在丈量，有人在绘图；娇小、发青的拳头，垂下来的丝绳；意大利大理石镶火炉上那座路易十六时代款式金座钟、一幅裸女的油画、一张撕破的书皮……

埃勒里的脑子像一部机器，他的感官不假思索地搜罗各样事物，而过不了多久就会有成品出现了。

出于存储的本能，埃勒里将今晚的成品藏于心底，他感到这些日后必能派上用场。

那个女孩子身上什么线索也没有。他只能通过照片一睹她的芳容。她的肉体冻结在倾全力挣扎的那一刻，成为一块不具任何意义的一般化石。她的身材娇小玲珑，棕色的头发柔软慈曲。一只漂亮的鼻子，而她的嘴，从照片上看来，有几分娇纵之气。手和脚的指甲修剪得漂漂亮亮的，头发也是最近才做的。穿在绸缎袍子里的衬衣价值不菲。怪猫突袭时，她正在读一本已经翻得破烂的《永远的琥珀》。

躺椅旁一张精工镶嵌的小茶几上有一个吃剩的橘子和几个樱桃核。茶几上还有一碗水果、一个银制的烟盒，一只里面扔着14个烟头的烟灰缸，以及一个铁甲武士形状银制的打火机。

在死神无情的摧残下，这女孩看起来像是有50岁，可是在这张最近才照的相片里，她看起来像清纯无邪的18岁少女。女孩实际上已经25岁了，是独生女。

埃勒里放弃从雷诺·理查森身上找线索，为毫无所获而感到惋惜。

生者也没有说出更多的线索。

他们共有四人：遇害女孩的父母、女孩的姨妈，也就是卡扎利斯夫人，以及有名的卡扎利斯医生。

在悲伤的气氛里，竟看不到他们相互扶持安慰，埃勒里颇觉蹊跷，因此他一个个仔细地观察。

女孩的母亲在毫无控制的歇斯底里中度过。对一个中年妇人来说，理查森夫人相当耀眼亮丽，虽然衣着有点儿太时髦也嫌珠光宝气。埃勒里觉得她可能长期焦虑，与她的不幸无关，她也像是患疝气的小孩一样老是爱闹别扭。很明显可以看出，她是眷恋生命到吝啬地步的那种女人，如黄金般的青春年华既已失去光泽，她在仅剩的风华上勤恳地镀金，用奢华的包装自欺。此刻，在失去女儿当头，她痛苦哀鸣，仿佛蓦然发现遗忘已久的某种东西。

女孩的父亲个头矮小，头发灰白，年约64，相当拘谨，看起来像个珠宝商或是图书馆员之类的人。实际上，他是纽约最老字号的干货批发商“理查森·李波公司”的负责人。

埃勒里在城里游逛的时候常常会经过“理查森·李波公司”大楼，它有九层楼高，在百老汇与十七街交口上，横跨将近半条街。这家公司以老式的经营准则而闻名，大家长式的企业经营模式，员工决不入工会，终其一生毫无怨言地听任公司安排直至退休。理查森虽正直不阿，却固执得像块石头，狭隘得像条直线。他全然无法理解这里发生的一切，一个人坐在角落，不可置信地瞪视着那个一身晚礼服、痛苦万状的女人，一会儿又将眼光抛向毯子下那蜷缩隆起的形体。

理查森的小姨子比他的太太年轻许多，埃勒里猜测卡扎利斯夫人大概才40出头。她脸色苍白，身材硕长苗条，话不多。她一点儿也不像她姐姐，她找到了她的轨道；她不时地看一眼她的丈夫，她具备了埃勒里常在杰出男人的妻子身上看到的温顺特征。对这个女人而言——用一种可悲的算术方式来讲——婚姻是她生存的全部。在一个像理查森夫人这种人占多数的社会里，卡扎利斯夫人注定不会有什么朋友，也没有什么社交的兴趣。她像抚慰一个发脾气的小孩那样安抚她中年的姐姐。只有在理查森夫人放纵得过火的时候，她才会显现出一丝责难和不悦，仿佛是觉得不受重视及受骗似的。她有一种纯粹、不妥协的敏感，像冰一样纤细的情感，碰到她姐姐奔放的感情时就会内缩。

就在埃勒里专心观察分析的时候，一个男性悦耳的声音在他耳边说道：“看得出来你已经注意到了。”

埃勒里很快地回头，是卡扎利斯医生。他身材魁梧，虽然缩着肩膀，仍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一双柔和冷淡的眼睛，一头浓密灰白的头发，整个人活像一条冰河。他的声音从容，还夹杂着一丝如音乐般悦耳的嘲讽语调。埃勒里曾在哪里听说过，作为一名精神科医师，卡扎利斯医生有一段很不寻常的经历。现在首次目睹他本人，他不得不相信该说法。他一定有65岁了，埃勒里心想，可能更老。他现在是半退休状态，只收少数几个病人，主要是女病人，而且都是经过挑选的。日渐衰退的健康状况、渐趋沉寂的医学生涯，再加上年事已高，是他减收患者的主要原因。可是，卡扎利斯医生仍显得精力充沛、精明强干，加上他那双动个不停、又大又厚的外科医生手，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虽然这些观察和谋杀案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这个像谜一样的人物却令埃勒里倍感兴趣。没有什么东西能逃过他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埃勒里心想：他一切都知道，但他却什么都不说，或者只说他认为听者需要知道的部分。

“注意到什么了吗，卡扎利斯医生？”

“内人和她姐姐的不同。对雷诺而言，我大姨子是个极差劲的母亲。她害怕那个孩子，对她又妒嫉又溺爱。平时不是娇宠她就是对她尖声叫骂。碰到她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她根本就无视雷诺的存在。现在黛拉由于负罪感而惊慌失措。从临床上来说，像黛拉这种母亲，一心希望她的孩子死掉，可是，事情一旦成真，她们就呼天抢地地哭闹，祈求原谅。她的哀伤其实是为了自己。”

“对这一点，卡扎利斯太太好像和你一样清楚，医生。”

精神医生耸耸肩：“我太太已经尽力了。我们结婚后四年内就在产房里失去了两个婴孩，从此我太太再也不能怀孕。她把她的感情转移到黛拉的孩子身上，她们两人，我指的是我太太和雷诺，彼此得到补偿。这当然不可能圆满，比方说，这个差劲的亲生母亲永远是个问题。”医生看了那对姊妹一眼，冷淡地说，“连在哀悼的时候，也根本没个母亲的样子。妈妈在那里捶胸顿足，姨妈却在默默地悲伤。至于我自己，”卡扎利斯医生突然说，“可是很疼爱那个小丫头的。”说完，他就走开了。

大约清晨5点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事实理出个头绪了，大致是这样的：

当时这女孩一个人在家。她原来应该陪父母一起去韦斯特切斯特参加理查森太太一个朋友的家庭宴会，但是雷诺自己不想去。(“她来例假了，”卡扎利斯太太告诉奎因警官，“每次来例假的时候，雷诺都很不舒服。她早上在电话里告诉我，她不去。黛拉对这事很生气。”)理查森夫妇6点过后没多久就出发前往韦斯特切斯特，那是个晚宴。家里有两个佣人，煮饭的正好放假，星期六下午就已经回宾州她自己家里去，雷诺另一个女佣在那天晚上休假；因为她原本就不跟主人同住，所以要到第二天早上才会来。

卡扎利斯夫妇住在距离一条街以外的公园大道和七十八街交叉口，他们整晚都很挂念雷诺。8点30分的时候，卡扎利斯太太打电话过去。雷诺说她“还是老样子，腹部绞痛”，此外，一切都好，叫她姨夫和姨妈不必为她“担心”。但是，当卡扎利斯太太一知道雷诺又是老毛病不改什么都不吃，她就亲自到理查森家准备了一顿热腾腾的晚餐，强迫雷诺吃下去，然后把那女孩子舒舒服服地安顿在客厅的躺椅上，又花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陪她外甥女聊天。

雷诺最近心情很不好。她告诉姨妈，她妈妈一直唠叨要她赶快“嫁人，不要老像个傻头傻脑的高中女生，男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换”。雷诺曾和一个后来在圣洛城遇难的男孩子热恋过，他是个犹太血统的穷小子，理查森太太激烈反对他们来往。

“妈妈根本不了解他，而且连他死后还不肯放过他。”卡扎利斯太太耐心地听那女孩倾吐苦水，然后试图劝她就寝。

但是雷诺说：“肚子痛得这么厉害，干脆看书算了。”而且天气也热得让她难受。卡扎利斯太太叮咛她不要熬得太晚，跟她亲吻道晚安后，就离开了。那时差不多是10点钟。她看她的最后一眼时，她卧在躺椅上，正微笑着伸手去拿书。

回到家以后，卡扎利斯太太悲叹了一会儿，她先生安慰她一阵子后，便送她上床了。卡扎利斯医生熬夜在读一个病例，他答应他太太，在睡觉前会再打电话给雷诺。“因为黛拉和柴克很可能要到凌晨三四点才会回来。”12点过后一会儿，医生打电话到理查森家，没人接。5分钟以后，他又打了一次。雷诺的卧房里有一个分机，即使她已经睡着了，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也应该会吵醒她。卡扎利斯医生觉得不安，决定亲自去看看。他没叫醒他太太，自己走到派克理斯特大楼，发现雷诺·理查森躺在椅子上，一条橘红色的丝绳深深勒在她脖子的肌肤里，她己经被勒死了。

他大姨子夫妇那时候还没回来；房子里除了死去的女孩，别无他人。卡扎利斯医生报了警，然后在厅室的桌子上找到理查森太太韦斯特切斯特朋友家的电话号码，(“我把号码留给雷诺，怕万一她不舒服要我回来。”理查森太太哭哭啼啼地说)通知他们雷诺“出事了”。接着，他打电话叫他太太马上过来，她立刻搭计程车赶到。卡扎利斯太太在睡衣上披了件长大衣就出了门，赶到的时候，警察已经在场了。她昏了过去，可是，等理查森夫妇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恢复过来了，可以胜任安抚她姐姐的工作。(“就这些，”奎因警官低语道，“她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

不过是大同小异的变奏曲呀，埃勒里心想。一些事件，几次偶然，唯一不变的，是带着死亡色彩的绳索。这就是那颗敲不破的硬果核。

“我看了一眼围在她脖子上的丝绳，”卡扎利斯医生说，“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怪猫。”

阳台和屋顶一直等到天亮后才上去检查——客厅的法式门窗整晚都敞开着——他们倾向于认为，怪猫是乘通往顶楼的手动式电梯后大模大样从前门进来的。卡扎利斯太太记得，她10点钟离开的时候，曾在出门后检查门有没有锁上，当时，门是锁住的。但是，等她丈夫午夜12点30分抵达时，前门大开，还用个门档抵着。由于门档上有死者的指纹，显然雷诺是在她姨妈离去以后打开前门，可能是为了让空气更加流通，因为那晚实在是很闷热。守夜的门房记得看到卡扎利斯太太来了又回去，还有卡扎利斯医生午夜进来，但是他承认他中间溜出去好几次，都是到八十六街和麦迪逊大道交口的杂货店买冰啤酒，而且，即使有他看守楼下入口大厅，歹徒仍有可能趁他不注意时溜进来，他说：“昨晚好热，有一半住户都出城去了，我整晚在大厅的椅上睡睡醒醒。”

他并没有看到或听到什么不寻常的动静。

没有邻居听到尖叫的声音。

采指纹的人员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法医室派来的普劳提医生无法指出精确的死亡时间，只能说是介于卡扎利斯太太离去到她丈夫抵达之间。

勒颈的绳索是柞蚕丝做的。

“作家亨利·詹姆斯曾称这是——”卡扎利斯医生说，“真相致命的虚妄。”

破晓时，他们围坐在一起喝着冰凉的姜汁汽水和啤酒。卡扎利斯太太做了一盘冷鸡肉三明治，除了奎因警官被埃勒里强迫吃了一点外，没人有兴趣碰。尸体已经按程序规定搬走了，那床不祥的毯子已不见踪影。

微风从顶楼阳台吹进来，理查森太太吃了镇静剂以后，已经在卧房里睡着了。

“为了对这位伟大的怀疑论者致敬，”埃勒里回答，“我必须说，真相并非是因为虚妄而致命，医生，致命的是真相太少。”

“七件谋杀还算少？”医生夫人惊呼。

“七乘以零，卡扎利斯太太。嗯，也许不算少，不过的确是非常棘手。”

奎因警官的下巴机械性地上下咀嚼，他似乎没听。

“我能做什么呢？”

他们都吓了一跳。雷诺的父亲呆坐了那么久，现在突然开口。

“我必须做点儿什么，我不能只坐在这儿，我有很多钱……”

“恐怕钱没有用，理查森先生，”埃勒里说，“莫妮卡·麦凯尔的父亲想法和你一样，8月10日那天，他提供10万元悬赏，根本没起任何作用，只是增加警方的困扰。”

“去睡一觉吧，扎克？”卡扎利斯医生建议。

“她从不曾和人结怨，艾德华，你知道的。每个人都这么爱她。为什么这只……为什么他会挑上雷诺？她是我的一切。为什么选上我女儿？”

“为什么别人的女儿就可以，理查森先生？”

“我才不管其他人！我们付钱养警察是干什么的！”理查森激动得站了起来，双颊泛红。

“扎克……”

他垂下肩膀，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就悄悄地走出去，口中念念有词。

“不，亲爱的，由他去吧，”精神科医生赶忙阻止他妻子。

“扎克看事情有他苏格兰人的执拗，生命对他是十分珍贵的。倒是你，我才觉得担心，你看你，累得两只眼睛都突出来了。来吧，亲爱的，我带你回家。”

“不，艾德华。”

“黛拉都已经睡了……”

“你不走，我也不走，而且这里需要你。”卡扎利斯夫人抓着她丈夫的手，“艾德华，他们需要你。现在你不能置身事外了，告诉我你会帮他们。”

“那当然。我带你回家。”

“我又不是小孩子！”

这个大男人突然跳了起来：

“现在我能做什么？这些人都是处理这种事的专家，换做是我，我也不会要他们跑来我的诊所，告诉我怎么医治病人！”

“你分明要让我出丑，艾德华。”她的声音变得尖锐，“你可以告诉这些先生一些事的不是吗？你跟我讲过好几次你的看法，还有你的理论……”

“可是，那也只是理由。来，理智点儿，你应该回……”

“黛拉需要我。”她口气强硬而且坚定。

“亲爱的。”他似乎吓了一跳。

“你知道雷诺对我的意义。”卡扎利斯太太放声大哭，“你知道，你知道的！”

“当然。”他用眼色阻止正要过来劝慰的埃勒里和奎因警官，“雷诺对我也非常重要。好了，别哭了，你会把身体搞坏的。”

“艾德华，你别忘了你对我说过的话！”

“我一定尽力。你别再哭了，亲爱的，别再哭了。”

在他的怀中，她渐渐停止抽泣。

“可是你还没有答应我。”

“你留在这里好了，我想你说得对，黛拉会需要你的。用他们的客房，亲爱的，我给你吃点儿药，你好好睡一觉。”

“艾德华，答应我！”

“我答应你。现在，我带你去睡觉。”

卡扎利斯医生回来时，一脸歉意：“我应该料到会有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应。”

“这种时候，我倒宁可见到老式的情绪宣泄，”埃勒里喃喃地说，“对了，医生，卡扎利斯太太提到的理论是什么？”

“理论？”奎因警官环顾四周，“谁有什么理论？”

“我是有一点儿想法的，”卡扎利斯医生说，一边坐下来，一边伸手去拿三明治，“咦，那些人在外面做什么？”

“检查阳台和屋顶。告诉我你的理论吧，医生。”警官拿了一根埃勒里的香烟。他从来不抽烟的。

“我想每一个纽约人都有自己的一两套理论，”精神科医生微微一笑，“当然，不会有精神科医生对这几起谋杀案没有一些看法。虽然我没有你们掌握的那些内幕消息。”

“我们知道的和你所知道的相差无几。”

卡扎利斯咕哝着：“我要讲的是——探长，就算我知道，我相信也不会有什么实质的作用——依我看来，你们拿寻常的调查方法应用在这些不寻常的谋杀案上，正是你们走岔之处。你们把重点放在被害人这一方——就一般案子而言，这当然很有道理，可是，对这些案子来说，这就大错特错了。此刻，把重点放在谋杀犯这一方，应该会比较有效。”

“此话怎讲？”

“不是说，被害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吗？”

“对。”

“他们也彼此都不认识？”

“据我们目前所知是如此。”

“相信我，你永远不会找到明显的交会点。这七个人互无关系，因为他们确实是互不相关。他们之间若能产生任何关系，只能是——比方说，凶手闭着眼睛随便翻开电话簿七次，决定谋杀那一页上列在第二栏的第四十九个人。”

埃勒里激动了。

“我们这里有七个人，”卡扎利斯医生一边说，一边咽下最后一口三明治，“生命之中没有任何关联的七个人，却死在同一个人的手里。从医学观点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叫做：一系列无明显区别的暴力行为。对一个受过精神医学训练的人而言，这叫做精神病。顺便一提，我之所以说无‘明显’区别，是因为精神病人的行为，只有在以现实世界的眼光来判断时，也就是说，即以健康心理的世界观来加以判断才显得无动机可言。精神病人其实是有动机的，只是他们是根据对现实的扭曲看法或是对事实的曲解伪造，来构筑他们的动机。

“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我认为，怪猫——那个漫画家真该死，竟这样无耻地低毁这种相当平衡稳定的动物——处于一种我们叫做系统性错觉的状态，那是一种偏执妄想症。”

“哦，看来，”警官说，他似乎颇为失望，“我们的第一个理论是：凶手是个疯子。”

“‘疯子’是一般大众和法律上习称的名词，”卡扎利斯医生耸耸肩说，“有一些人，虽然从法律上而言不是疯子，可是仍旧具有精神病的症状。我建议我们还是使用医学名词比较恰当。”

“好吧，就叫精神病人。我们也一再清查精神病院，仍无结果。”

“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会就医，奎因警官，”精神科医生讥讽地说，“这就是我特别要指出来的。如果，比方说，怪猫是个精神分裂型的妄想症精神病患者，他的外表和行为很可能——就外行人看来——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正常。他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遭人怀疑，可是却在这段期间之内造成许多伤害。”

“每一次和你们这行人讲话，”警察疲惫地说，“我都心烦。”

“爸，我想，”埃勒里说，“卡扎利斯医生是想分享他的看法，没有打击士气的意思。继续说吧，医生。”

“我只是想提供一些不同的看法。他有可能正在接受某个私人医生的治疗，或最近才治疗过。在我看来，不论作案者是谁，他应该是本地人，因为七件谋杀案全都发生在曼哈顿，所以这里就是着手追查的理想地点。也就是说，很明显的，必须征求这一区每一位精神医学界人士的合作。在被充分告知寻找对象的特征后，每个人就可以从自己的病人记录里开始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包括现在和过去的病人，看谁有这种可能；然后，对这些可能涉嫌的人，必须再经过专业过滤，追查病历征兆，同时，你们的人也进行例行的调查。当然，有可能到最后完全是白忙一场，而且这些工作的分量也非同小可……”

“不是工作上的问题，”奎因警官低语道，“我烦恼的是这些搞医的人。”

“嗯，这我很乐意尽全力帮忙。你们已经听到我太太的要求了！我现在病人不多，”心理医生扮了个鬼脸，“我已经在准备退休，所以不至于增加额外负担。”

“您真是太热心了，卡扎利斯医生。”探长摸着胡须，“我承认这开启了一个我们还没接触的领域。埃勒里，你认为如何？”

“当然没问题，”埃勒里立刻回答，“这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提议，可能真会让我们逮到那个人吧！”

“我好像听到一丝怀疑的口气？”卡扎利斯医生面露微笑，强有力的手指敲击着桌面。

“或许吧。”

“你不同意我的分析？”

“不完全同意，医生。”

精神医生停止了敲击的动作。

“我不相信这一连串的罪行是随机的。”埃勒里说。

“那么你一定有一些我没有的情报。”

“不，我的意见是根据相同的资料分析而来的，这点我很清楚。其实，这些罪案都有固定的模式。”

“固定的模式？”卡扎利斯瞪大了眼睛。

“这些谋杀案都有一些共同的要素。”

“也包括这一件吗？”警官倒抽了一口气。

“是的，爸。”

卡扎利斯医生又开始把桌子当鼓敲。

“我想你不是指谋杀方式的一致性吧，那些绳索、勒脖子什么的……”

“不，我是指七名被害者间有共同点。我相信这些共同点代表着某种计划，但是这计划从哪里来，本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埃勒里的眼神茫然。

“听起来十分有趣。”卡扎利斯医生像外科医生审视病人一样，注视着埃勒里，“如果你是对的，奎因先生，那就是我错了。”

“我们有可能都对，我有一种感觉，我们都对。‘虽然疯狂，却都有理。”’——他们一起笑了起来——“爸，我郑重推荐采用卡扎利斯医生的建议，并且立刻执行。”

“我们打破教科书上所有的规则，”他父亲沉吟道，“医生，你愿意考虑总司其责吗？”

“我？你是说精神医学界那方面？”

“对。”

卡扎利斯医生的手指虽然停止运动，但是，却仿佛随时蓄势待发。

“这就像个庞大的医学计划一样，除非精神医学界的每一位医生都愿意合作，否则计划等于无效。如果由你来领导这项调查——凭你的名声和专业素养，医生，其所能涵盖的周全程度，我想是我们运用其他方法都不能望其项背的。事实上，”警官若有所思地说，“这之所以是个理想的安排，还有其他几个理由。市长已经任命我儿子担任‘特命调查员’我们则负责官方的那部分工作，如果再加上你担起医学方面的调查，我们就如同一把三叉战戟，说不定，”警官说着，微微而笑，“说不定我们还真能搞出一点名堂。不过，我必须先得到市政府首肯，卡扎利斯医生，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市长和警察局局长都会乐观其成的。在这之前，我是不是可以告诉他们，你愿意出马？”

精神科医生把双手往上一招：“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有一个词儿是怎么说的？‘作茧自缚’！好吧，警官，我自愿上钩。怎么个程序？”

“你今天其余的时间会在哪里？”

“那得看黛拉和扎克的情况如何。不在这里，就在家里，警官。今天早上我得试试看能不能睡上几个钟头。”

“试试？”埃勒里站起身来，伸着懒腰说，“对我来说这不是问题。”

“睡觉对我而言向来是个问题，我有长期失眠的毛病——这是某些疾病常见的一种症状，”精神科医生面带微笑说，“像精神分裂症、妄想症等等，但是请不要告诉我的病人，我随时携带充足的安眠药。”

“我下午会打电话给你，卡扎利斯医生。”

卡扎利斯对警官点点头，然后缓缓走出去。

奎因父子沉默了一阵。阳台上的工作人员渐渐离去，维利警佐在阳光下正穿过阳台走进来。

“你觉得怎么样？”警官突然问道。

“觉得什么，爸？”

“卡扎利斯。”

“哦，非常踏实可靠的市民。”

“是啊，可不是。”

“什么都没有，”维利警佐说，“连个鬼影子也找不到，警官，他是从通顶楼的电梯进来的，不会错。”

“只有这一点，”警官喃喃说道，“我希望他能停止他的手指运动，看得我心神不宁的。哦，维利，收工回家养神吧。”

“那些报社的家伙怎么办？”

“他们可能会去围剿卡扎利斯医生，去帮他挡一挡。告诉他们我马上就来。含糊其辞地侃一通，是我的拿手好戏。”

警官点了一下头，脚步沉重地离去，一边还打着哈欠。

“你打算怎样，爸？”

“我得先到下城去一趟。你要回家吗？”

“如果我能脱身的话。”

“先在走廊的壁柜里待着，我会把他们引到客厅这边，然后你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之后，他们就尴尬地分手了。

埃勒里醒来时，发现他父亲坐在床边望着他。

“爸，几点了？”

“刚过5点。”

埃勒里伸伸懒腰：“刚回来吗？”

“嗯。”

“有没有什么新消息？”

“到下午为止还没有。那条绳索不是什么新证据，它跟其他六条是一样的。”

“一般人的反应怎样？还好吗？”

“哪有这么好的事。”奎因警官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好像觉得冷似的，“他们全咬住这个案子大做文章。警察局和市政府的每一部电话都忙个不停。每一家报纸都卷起袖子准备挑衅。宣布你的任命带来的好处，都随着理查森小姐的命案而烟消云散了。我今天早上和局长去市长办公室里讨论卡扎利斯那件事，市长高兴得只差没跟我接吻。当下他就打了个电话给卡扎利斯，他在电话上讲的第一句话是：‘卡扎利斯医生，你什么时候可以开新闻发布会？’”

“卡扎利斯愿意？”

“他此刻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天晚上从收音机里就可以听到。”

“市长大人一定对我彻底失望了。”埃勒里纵声大笑。

“你赶快去睡觉吧，不然你自己就会成为医学会议讨论的对象。”

警官一动也不动。

“还有什么事？”

“埃勒里，”老头子抬起左腿，慢慢动手解开鞋带，“下城谣传着一些闲话，我本来是不想问你的，可是如果要我忍辱负重继续干下去，我必须知道我们到底是打到第几局了。”

“问我什么？”

“我要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发现。”他开始解另一只脚的鞋带，“我只想了解一下情况，你知道的。”他对着鞋子解释，“或者让我这么说吧，如果要我熨裤子，至少也要先让我知道你打算要我坐在什么上面。”

听起来像某种独立宣言，发乎于悲愤，施之于正义。

埃勒里看起来不太高兴。

他伸手去拿香烟和烟灰缸，然后又躺回去，把烟灰缸平放在胸口上。

“好吧，”他说，“从你的角度来看，我是个不忠不孝的自私鬼，而且，我想，从你的角度来看，我的确如此。那就让我们来听听，我对你隐瞒的这些是不是能给你、我、市长、局长或爱伦坡的亡灵提供些微的用处。”

“阿奇博尔德·达德利·艾伯内希44岁，维奥莱特·史密斯42岁，莱恩·欧莱利40岁，莫妮卡·麦凯尔37岁，西蒙·菲利普斯35岁，比阿特丽斯·维利金32岁，雷诺·理查森25岁。44，42，40，37，35、32，25。”

警官听得目瞪口呆。

“每一名受害者都比前一名年纪轻，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有把握卡扎利斯不可能是第七号被害者，他比他们任何一个都老。要成为名单上的第七号，他的年纪一定要在32岁以下，因为那是第六号被害者的年龄……这是假设在被害者年龄递减的模式是可确定的基础上。结果呢，第七号，理查森家的女孩子，25岁，所以我猜对了。确实有一个年龄渐趋减小的模式。就数学上来讲，其间的差数不规则，但是走向总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年轻。”

警官紧紧抓住右脚的鞋子说：“我们没看出这一点，没有人发现。”

“唉，这不过是在一团混乱中仅有的一个有意义的碎片，令人又有继续下去的意愿。就像不知原图形是什么的拼图，你找了又找，然后忽然间恍然大悟。但是这代表了什么？它是有意义的，没错，但是，是什么意义？它出自某种原因，但是，是什么原因？这不可能是巧合，七件案子，不可能这么巧！然而你愈是往下想，它就似乎愈没有意义。你能不能想出一个充分的理由解释，为什么有人会这么无聊，挑一些一个比一个年轻的人来杀——而这些人之间彼此没有一点儿关联？我实在想不出来。”

“确实难解。”他父亲喃喃说道。

“对，我或许可以在今天晚上宣布，纽约市里凡25岁或25岁以上的人都可以不必担忧，因为怪猫在保险统计员绘制的图表中依次下行，目前他已经越过25岁这个关卡了……”

“很滑稽，”警官有气无力地说，“听起来像……像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轻歌剧里的剧情。大家会以为你发疯了；就算他们相信你正常，最多也只能把所有的焦虑不安——都转移到年轻的民众身上。”

“没错，”埃勒里点点头，“所以我不敢声张。”

“第二，”他捻熄香烟，双手交握在脑勺后，仰头瞪着天花板，“七名受害人当中，有两名男性，五名女性。除了最后一名，所有的受害人都在32岁以上，全都超过法定适婚年龄很多，你说是不是？”

“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们住在一个以婚姻为基础的社会之中。我们文化里的条条道路都通向‘美国家庭’而这个家庭的避风港，并不接受单身生活。如果，你要求用证据来证明这个说法，只要想想，当我们提到‘单身公寓’这个名词时，其中所隐含的那种微妙的亵渎意味，便可以明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女人把她们的少女时光花在捕猎丈夫上面，然后尽其余生守住他们；而我们这个社会的男人，整个少年时代都在嫉妒他们的父亲，因而一旦成人，便等不及找一个仅次于他们母亲的女人结婚。你想想，为什么美国男人那么迷恋乳房？我想说的是……”

“唉，老天，你快说！”

“如果你随便挑七个美国成年人，全部都在25岁以上，其中六个超过32岁，结果除了其中一个，其余都没有结婚，这几率有多大？”

“欧莱利，”探长心头一惊，“老天，欧莱利是唯一已婚的。”

“或者，你可以用另一个角度来看。两名男性当中，艾伯内希单身，欧莱利己婚，这样似乎可以把男性撇出考虑。但是五名女性全部是单身！如果你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这真是了不起。五个介于42岁和25岁的女人，没有一个在这场伟大的美国求偶戏混战中告捷。这就和被害者年龄递减的模式一样，根本不可能是巧合。因此，怪猫是刻意地筛选——至少就女性被害者而言——未婚人士。为什么？你告诉我。”

奎因警官咬着指甲：“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他用婚姻做诱饵接近她们。但是……”

“那根本解释不通。没错，我们并没有在她们的社交关系中找到大情种这种人物，连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当然，我可以向所有在纽约的母亲们散播这个福音，告诉她们唯一需要担心被怪猫拥抱的女性，一定要是处女、厌恶婚姻的人或者是女同性恋，可是……”

“说下去。”他父亲喊道。

“第三，勒死艾伯内希的绳子是蓝色的；维奥莱特的是橘红色的；欧莱利是蓝色；莫妮卡·麦凯尔，橘红色；西蒙·菲利普斯，橘红色；比阿特丽斯·维利金，橘红色；雷诺·理查森，橘红色。有一篇报告特别提到这一点。”

“我都忘了。”警官喃喃地说。

“男性一种颜色，女性另一种颜色，非常一致。你说是为什么？”

等了一会儿，警官有些胆怯地问：“儿子，有一天，你曾提起还有第四点……”

“哦，对了，他们全都有电话。”

他爸爸听了直揉眼。

“从某个角度来说，最寻常的东西最值得注意，总之，我是这么认为的。七个受害人，七部电话，甚至包括西蒙那个可怜的残废者，他们全都有电话，或者说，即使登记人是别人，例如雷诺·理查森、西蒙·菲利普斯和莫妮卡·麦凯尔家的情形，她们在电话簿上都登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我查过了。

“我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但是我猜，目前在美国的比例，是大约每100人中有25部电话，即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有电话。在大都会中比例应该更高，如纽约。我们就假定在纽约其比例是三比一。然而被怪猫找上的七名受害人，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或四个，而是七个人全都有电话。

“这点所提示的第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怪猫是从电话簿里挑选他的佳肴的。纯粹像玩彩票一样。但是在抽彩票中，要挑七个，每一个都比上一个年轻的受害人，那几率必然奇低无比，因此，怪猫进行挑选应另有门路。

“另外，所有的被害者都名列在曼哈顿的电话簿上，这是一个重点，重点。”埃勒里把烟灰缸放到床头几上，把两腿放下来，像在哀悼一样地蹲着，“跳楼去算了，”他呻吟地说，“如果这个顺序当中有例外，比方说，某个被害者比上一个年龄大，有个被勒死的女性已结婚或结过婚，勒死某个男性的绳子是橘红色的，甚至是淡紫色的，或者有一个没有电话……这些共同点的存在是有原因的。或者，”埃勒里突然坐直身子说，“可能这些共同点的存在是基于某一个相同的理由，一种像最大公约数的东西，它们就像埃及尼罗河口发现的解码石罗赛达碑，是一把打开所有门扉的钥匙。你知道吗？那多令人振奋啊！”

但是奎因警官只是边脱衣边自言自语：“一个比一个年轻一点，你想想看……艾伯内希和维奥莱特差两岁，维奥莱特和欧莱利差两岁，欧莱利和麦凯尔差三岁，而她又和西蒙差两岁，西蒙则和比阿特丽斯差三岁。不是两岁就是三岁，在这六件案子里面，从没多过三岁。不过，到了……”

“对，”埃勒里说，“可是，到了雷诺·理查森的时候，年龄的差距从最多三岁一下子跳到七岁。我整晚都在想这件事情。”

此时，瞥官已脱得全身精光，60岁的他看起来脆弱不堪，好像针一刺就会破似的。

“让我心神不宁的是，”他喃喃地说，“下一个又不知会是谁？”埃勒里转过身去。

“就这些了吗，儿子？”

“目前就这些了。”

“我要去睡了。”

光着身子、个子矮小的他拖着步子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