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勒里放下纸牌，走到落地窗跟前，拉上窗帘，再回头去把通走廊的门关上，折回来又看了看通长厅的门，确认没有什么异常后，打开几盏灯，这才在桌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

“咱们坐下来好好议议这件事。我开始看清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事。”他伸开腿，点燃一支香烟，透过烟雾看着他的父亲。

警官坐下，把腿跷起来，怒冲冲地说：“我又何尝不是呢，感谢上帝，这是一线光明！你看是不是这样。马克·泽维尔留下一张撕成两半的方块J，作为一个线索，指认那个发动袭击并迫使他服下毒药的凶手、而现在我们又在约翰·泽维尔遭枪击时玩的那副牌里发现缺少一张方块J。这说明了什么？”

“思路对头，”埃勒里赞同道，“应该说这里提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泽维尔医生那副牌里的方块J也是指认谋杀泽维尔医生的凶手的线索？”

“干吗还说得这么含糊，”警官不满道，“什么可能不可能的、完全可以说这是唯一符合逻辑的答案！”

“现在看来似乎是这样，但是，”埃勒里叹道，“在这邪恶编织的一团乱麻面前，我必须谨言慎行。我承认，假设凶手试图从柜中偷走那副牌是为了不让我们知道其中少了方块J，这是完全说得通的，如果我们所说的凶手就是方块杰克，那就没有问题了。”

“我倒是有个想法，”老先生激动地说，“也是刚刚才有的。让我们把这个杰克放在一开始做个通盘考虑，整个事情的轮廓就很好看了。马克·泽维尔留下方块杰克作为指认凶手的线索。一个方块杰克所代表的人物可能在前次凶杀现场就已出现过，所以在他哥哥被杀现场的那副牌中才缺少方块杰克。有没有可能——我也像你一样犹豫了——这个由方块杰克表示的线索是马克临死时用来提示他在发现哥哥尸体时看到的什么？”

“我明白，”埃勒里慢慢地说，“你意思是说，那天晚上他进入书房时发现泽维尔医生已被枪杀，而泽维尔医生手里拿的是一张方块杰克？”

“对。”

“嗯。从环境推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同时也还有这样的可能，他留下方块杰克是因为他自己与凶手的遭遇，只意味着他看清了凶手的脸，用他哥哥用过的方法，以牌面上包含的信息作为线索来指认其身份。”他摇了摇头，“不，这样的巧合不太可能，尤其是还这么费解……你是对的。他留下方块杰克是因为他哥哥那样做了。两起谋杀是同一凶手所为，他只是借用了他哥哥的想法和思路。是的，我想可以这样说，在他发现约翰·泽维尔的尸体时，发现了约翰·泽维尔手中的方块杰克。然后他改变了线索，拿走了杰克，用桌上的黑桃六替换了它，故意陷害泽维尔夫人。”

“既然你已发表了长篇大论，”警官兴致极高地说，“那我再接着说。他为什么要从他哥哥手中拿走杰克再放上黑桃六呢？我们知道他的动机是要排除他嫂子这个障碍……”

“打住，”埃勒里小声说，“不要这么急。我们还忘了一些事。两点，一是确认——解释为什么他要选择黑桃六作为陷害的手段，很显然，假如约翰的手里已经有了一张牌，那么这张纸牌线索肯定立即提醒了他。二是改变线索，用方块J替换黑桃六，为什么泽维尔不把那张杰克直接放回桌上——它也是那副牌中的一张呀？”

“嗯……这倒是事实，他确实把那张该死的牌拿走了——我们没有看到，他想必是拿走了。那又怎么样呢？”

“唯一符合逻辑的理由肯定是这样，即使把它从他死去的哥哥手里拿出来，扔到桌上的散牌中间或插入牌堆里，”埃勒里冷静地回答，“都不会掩盖一个事实：它是被用做一个线索的。”

“现在你又在出谜语了。这没有用。有用的是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

埃勒里思考了一番，重重地长叹一声：“我们有一个完美的解释，在被杀时他留下一张方块杰克——是撕成两半的。”——警官吃了一惊——“这不是对上号了吗？也就是说他本人在他哥哥手上看到的就是半张杰克！如果他发现的就是半张，那他显然就不能再把它放回去，也不能把它留在犯罪现场；它的形状会立刻引起后来人的注意，尤其是他打算把撕开的黑桃六留下。顺着这个思路理下来，只有一种说得通的解释，当时的环境迫使他把在他哥哥手上找到的撕开的杰克带走。他确定是带走了，我想，而且还把它毁了，想必他有这样的信心：没有人会去数纸牌的数目……就像除了凶手，”他皱着眉头又补上一句，“再没有人试图潜入这个房间偷走那副纸牌一样。”

“嗯，这说得都很对，”警官急切地说，“咱们继续往下理。对天经地义的事我毫不怀疑。这是个转折点，我的儿子……重要的是——他自己坦白，黑桃六的作用是陷害泽维尔夫人——最终的答案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知道两次罪案的牺牲者都留下半张方块杰克作为指认凶手的线索。当然，同样的线索指向同样的凶手。可这里面还有怪事。从他哥哥被杀现场拿走半张杰克，实际上意味着掩护了真凶——把罪责引向泽维尔夫人。而后来在他自己被害时他才愤而诅咒那个他曾经救过的人！所以有些地方是不合情理的。”

“不会。马克·泽维尔可不是那种能做出自我牺牲或侠盗罗宾·汉似的人物。他陷害泽维尔夫人纯粹是出于老一套的贪心的动机。他当然不能让那张杰克线索被人看到。他要让陷害成功。换言之，他‘救’了咱们的方块J不是出于正义或怜惜，而纯粹是出于金钱上的考虑。而他自己的死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那里面还有其他的原因。当你指控他杀了他哥哥时，他失去了自控能力，想说出真凶的名字而又不能——这又说明两点：他根本不抱保护那个人的奢望，特别是当他自身难保时；其次是他本人就能解开那张杰克的谜团！这也附带地回答了你的问题，即泽维尔是怎么知道他哥哥的凶手是谁的。他哥哥手上的半张方块杰克告诉了他。”

“这么说没指望了，”警官丧气地说，“为了不让他泄露天机，凶手已把他送上西天。”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动，“是的，一切都归结在这张方块杰克上。如果我们知道约翰和马克留下半张杰克时想到的是谁，那我们就找到该找的人了。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嗯？”

“我疲乏的脑细胞从昨晚开始一直在高速运转，它们已不堪重负。”埃勒里叹了一口气，“是的，这是关键的关键，一旦突破，案子就解决了。坐下，爸，咱们再做最后一次冲刺。我得提醒你——结局会是大大出乎你的意料的，是你闻所未闻的。比黑桃六那一回合要精彩得多。这回将是一个最终的答案，但还需要好好地打磨，坐下吧，坐下！”

警官迅速坐下。

一小时后，天空已是黑中带红的颜色，一帮情绪低落的人被召集到游戏室里来。警官站在通过道的那扇门前催促他们一个一个地往里走，话虽一句没有，但神情却令人望而生畏、飞来的人都无精打采，但也有几分好奇，都用那种最无助的绝对服从的眼神看着他那张严肃的脸；在上面找不到安慰，又都转向埃勒里的脸，但后者站在窗前正向阳台外面望去。

“现在我们都在这里了，”警官用和他的表情相匹配的声调说道，“坐下让你们的脚轻快些。这恐怕是我们为凶杀案最后一次聚齐。我们一直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我要告诉你们我们玩够了。案子了结了。”

“了结了！”举座皆惊。

“了结了吗？”霍姆斯医生喃喃道，“你意思是说你已经知道谁……”

“警官，”泽维尔夫人低声说，“你还没有找到——那一个吗？”

卡罗夫人稳坐不动，双胞胎带着几分激动相互瞥了一眼，其余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你们听不懂英语吗？”警官厉声责问，“我说了结了，来吧，艾尔。下面的事就是你的了。”

目光都转向埃勒里的背影。

他慢慢地转过身来：“卡罗夫人，”他突然开口道，“我想，你是法国人吧？”

“我？法国人？”她迷惑地重复道。

“我在问你。”

“怎么啦——当然，奎因先生。”

“那你完全懂法语喽？”

她在发抖，但仍试图笑一声：“可——当然，我是在不规则动词和巴黎俚语的环境中长大的。”

“嗯。”埃勒里趋前几步来到一张桥牌桌前，“让我先声明一下,”他声调不变地说道，“我下面所要讲的，将要把历史所谓‘聪明人’犯罪中一种最离奇的提示方法重新勾勒出来，破译它非常困难，早已大大超出一般的观察和简单推理的范围，多少已经有些《爱丽丝漫游奇境》的味道，但是——这里仍以事实为重，这是不容忽视的。请集中注意力，紧跟着我、”

这个不同凡响的开场白过后是死一般的寂静。每个人的脸上都有困惑或类似的表情。

“你们大家都知道，”埃勒里冷静地说下去，“与我们发现马克·泽维尔的尸体时也在他的手上——顺带说一句，是他的右手——发现一张扯成两半的纸牌中的一半。那是半张方块J；毫无疑问，这是在向我们传达指认凶手的信息。而你们或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当那天晚上马克·泽维尔进入他哥哥的书房，发现尸体并决定把半张黑桃六塞进死者手里作为陷害泽维尔夫人的提示之前，死者的手上已经有了另一张牌。”

“另一张牌？”福里斯特小姐惊叫道。

“是的。无需告诉你们这一点我们是怎么知道的，但无可争议的事实是马克·泽维尔强行扳开死者的手……那是半张方块J。”

“又是半张方块J？”卡罗夫人小声说。

“正是。换言之，两个人死前都是留下半张方块J作为指认凶手——杀死他们两人的凶手——的提示。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用的是同一个提示。那么他们用半张方块J想说明什么呢？”

他意味深长地审视着他们的脸。警官斜靠在墙上，目光灼灼。

“没想起什么来吗？像我说的，这是偏离常规的。好吧，那咱们就一步一步来。这个‘J’是头等重要的因素。一个奇特的巧合，但并不离谱。作为凶手当然有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与这个‘J’产生联系，但如果不是破解不充分陈述的专家，这一丁点儿线索显然太不够了。但一般来讲我们不是还把这个牌面读做‘杰克’吗？而我们这些人里又没人叫杰克；头一个使用它的人，约翰·泽维尔，自己已成为头一个牺牲者。那么，好吧，何不在花色上动动脑筋——方块？这个方块(diamond)无疑与珠宝钻戒有关。而与此时此地有关的，”他略做停顿，“似乎只能是那些丢失的戒指。但其中又没有一个是钻戒。这么一来，从表面上看，又没有意义了。”可这时他出乎意料地转向卡罗夫人，吓得她紧贴在椅背上，“卡罗夫人，卡罗(carreau)在法语中是什么意思？”

“卡罗？”她的眼睛睁得老大，像是两汪池水，“怎么……”她眨着眼睛说，“它可以有很多意思，奎因先生。一块方砖，裁缝的熨斗，门窗玻璃，方格子等等。”

“还有一块场地，棒球的本垒，很多，很多，”埃勒里冷笑道，“还有一句很重要的习语：renter sur le carneau，也许可以翻译成：就地正法。反正从我们芝加哥人的表达方式看，它们是很对应的……但这些不相干的东西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他仍然一刻不放松地盯着她的眼睛，“那么这个卡罗还有什么意思吗？”

她的目光垂了下去：“恐怕——我就不知道了，奎因先生。”

“你对法语的掌握完全是随心所欲呀！别的都记住，唯独忘了‘卡罗’在法语里还表示纸牌中的方块？”

她沉默不语。每一张面孔都反映出惊恐和不安。

“可是，我的上帝呀，”霍姆斯医生低声细气地说，“这是荒唐的，奎因先生！”

埃勒里只是耸耸肩膀，目光没有从正在缩成一团的女人身上移开：“我说的是事实而不是幻想，医生。这张关键性的纸牌是方块而方块在法语里读的‘卡罗’，而我们这里确实有几个叫卡罗的，这一点是不是对你震动很大？”

福里斯特小姐从椅子上站起来，嘴唇惨白地冲向埃勒里说：“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此粗暴无礼的废话，奎因先生！你没有意识到你是在多么靠不住的基础上含沙射影地旁敲侧击吗？”

“请坐下，”埃勒里无动于衷地说，“我想我意识到的东西比你多，我尊贵的女士。说吧，卡罗夫人？”

她的十根手指像蛇一样纠缠在一起：“你想让我说什么？我能说的只是——你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奎因先生。”

双胞胎从沙发上跳起来：“你把话收回去！”费朗西斯捏成拳头叫道，“你不能对我们的母亲说——说那样的话！”

朱利安也吼道：“你疯了，就是这么回事！”

“坐下，小伙子们。”警官站在墙那边轻轻地说。

他们怒视埃勒里，但还是听从了警官。

“请让我继续说下去，”埃勒里疲惫地说道，“我说这些并不比你们轻松。像我已经指出的，纸牌中方块这个字意思是卡罗。那么有没有事实支持我的这个观点呢，即约翰和马克·泽维尔留下方块杰克作为线索指认向他们行凶的人？恰恰是有的。”他摆了摆手重复一遍，“恰恰是——有的。”

从墙那边又传来警官平静而不带感情色彩的声音：“你们中的哪一个，”他咬字清晰地对联体双胞胎说，“杀了那两个人？”

卡罗夫人飞身蹦起，像一头母老虎一样，只一蹿，已来到哑口无言的男孩面前，整个身体被一种强烈的情绪燃烧着，她伸开两条手臂。

“这已经太过分了！”她嘶喊着，“你们再蠢也能看出来指责这两个孩子谋杀有多么荒唐。我的儿子是凶手！？你们疯了，你们俩！”

“荒唐吗？”埃勒里叹息：“快住声吧，卡罗夫人。你真是一点也没理解那线索的含义。那牌面上不光有几何图形，不是还有我们称做杰克的骑士吗？想想牌上的骑士是什么样子？不是两个连在一起的年轻人吗？”——她的嘴张开了——“啊，我看出来了，你现在不那么确信我说的是荒唐的了。两个连在一起的年轻人——不是老年人，提醒你们，大王倒有可能是老年人——注意，是年轻人。连在一起的！不可思议吧？这一点我一开始就告诉你们了。而我们这所房子里恰恰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年轻人，他们的姓名中都有卡罗二字，这下该明白了吧。难道不是这样吗？”

她跌坐在男孩旁边的沙发上，欲言无声。那两张年轻的嘴巴也在无声地动着。

“除此之外，我们再提个问题：为什么两次牌被撕成两半，只留下——权且这么说——两个连着的人中的一个作为线索？”埃勒里不为所动地继续说下去，“死者显然是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即卡罗双胞胎中的一个是凶手，怎么会是这样呢？是的，如果其中的一个做了另一个的主，另一个即使不情愿也只好因生理上不可分裂的原因而被迫出现在犯罪现场，但只是实际犯罪活动的一个旁观者……你们中的哪一个开枪打死了泽维尔医生又毒死了马克·泽维尔，年轻人？”

他们的嘴唇发抖。好斗的神情已荡然无存。弗朗西斯带着哭腔说：“可是——可是我们没干，奎因先生。我们没干，怎么会呢，我们——我们做不了……那样的事。根本做不了。而且我们为什么那样做呢？为什么？那么多……噢，你还不明白吗？”

朱利安在发抖。他紧盯着埃勒里脸的目光里有一种极度的惊慌。

“我告诉你为什么，”警官慢慢地说，“泽维尔医生正在他的实验室里拿联体动物做实验，你们到这里来时略知一二，医生有可能做出奇迹，通过外科手段将这两个年轻人分开！””

“无稽之谈，”霍姆斯医生低声说，“我从来不相信……”

“不错，你压根不相信会成功，霍姆斯。对这种类型的联体双胞胎也确实从未成功过，不是吗？所以我说你是那个对工作起破坏作用的人。你公开表明不相信，你使这些人怀疑泽维尔医生的能力。关于这一点，你对双胞胎兄弟，对卡罗夫人都说过，不是吗？”

“这个……”英国人开始不安地扭动身体，“也许我曾向他们说过这种尝试是很危险的……”

“我想也是这样。然后就出了事。”警官的眼睛闪闪发亮，“具体是什么事我还说不上来。也许是泽维尔医生非常固执，或者他仍然在做着准备工作，两个男孩、泽维尔夫人，都吓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某种出于自卫的谋杀……”

“噢，你们不认为这有多么荒唐吗？”福里斯特小姐叫道，“多么孩子气？泽维尔医生又不是那种能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权术家。他和惊险小说和电影中的‘疯科学家’也扯不上。没有有关各方的同意他根本不会做那种手术的准备工作。还有，我们这一行人如果想走他能阻止吗？你们还不明白吗？这完全站不住脚呀，警官！”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底气。

“还有，”霍姆斯医生急切地说，“谁也没说过一定要进行外科手术。卡罗夫人带孩子们来只是为了让泽维尔医生看一看，即便是所有的一切都确定下来，在这里做手术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泽维尔医生在动物身上所做的小实验纯粹是研究性质，早在卡罗夫人一行到来之前就开始了。我可以肯定地对你们说，泽维尔医生从没动过心思要给这两个年轻人做什么，哪怕是理论上的探讨。我只能表示非常震惊，警官。”

“是这样，”福里斯特小姐再次抢着说，目光闪闪发亮，“我现在还想到，奎因先生，你的推理也有破绽。你说把一张连着的杰克撕成两半只留下一个杰克意味着死者的意图是指两个连着的人中的一个。那我可不可以说，他们把牌撕开恰恰是不想让人们认为这事是弗朗西斯和朱利安所为？我是说，如果他们留下的是一张牌，那人们看到的是两个连在一起的人，有人就会想到双胞胎。可是，如果把两个人撕开，那是不是说：‘别以为这是双胞胎干的。是一个非联体的人。所以我才不留下一张完整的纸牌！’”

“说得好，”埃勒里小声说，“真是天才，福里斯特小姐。但遗憾的是你忽略了被撕开的牌是法语读做卡罗的方块，而在这里的男性卡罗只有这对双胞胎。”

她无言以对，咬住嘴唇。

卡罗夫人用已经平稳的声音说：“我越想越坚信一点：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你们当然不会……是想逮捕……”她停下不说了。

多少有些显出不安的警官用手搓着下巴。埃勒里也没有回答，他又把头转向窗外。

“好吧，”老人说话时有些犹豫，“你能说说这张牌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吗？”

“不能。但是……”

“你是警察，”福里斯特小姐又来了精神，“我仍坚持我的看法：整个论据是——是轻率的。”

警官从一扇落地窗踱到外面阳台上。过了一会儿，埃勒里也跟了出去。

“怎么？”他说。

“我不喜欢眼前这种状况。”警官用嘴唇抿着自己的胡须，“主要是他们说的那些话——不是关于纸牌，而是关于手术什么的。”他呻吟一声，“真见鬼，这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为什么要干掉医生呢？我跟你讲，我不喜欢。”

“这一点我想我们在召集他们来之前已经讨论过了。”埃勒里无奈地耸耸肩膀。

“是的，我知道，”老人情绪低落地说，“可是——天呐，真不知该怎么说。越想越胡涂，假如真是两个孩子中的一个是凶手，怎么才能把这一个挑出来呢？如果他们自己不说的话……”

埃勒里忧虑的目光闪过一道光亮：“这件事情中倒是真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地方。即便他们当中的一个认罪——这当然是最省力气的结局——你不认为这也是给美国最好的法官出了个难题吗？”

“什么意思？”

“你看，”埃勒里说，“假如弗朗西斯就是我们要找出来的那一个，而且他也认罪了，而朱利安只是在弗朗西斯支配下，被迫出现在犯罪现场，被宣告无罪，我们证实，朱利安也确实没有犯罪动机，未参与实施犯罪，那么弗朗西斯将被审判，也许会被判死刑。”

“天呐！”警官呻吟道。

“我知道你也展望到这种前景。弗朗西斯被审判，被判死刑；而整个事件过程中可怜的朱利安是被迫的，他忍受着极度的精神上和生理上的痛苦，最终会赦免，起码不会判死刑。他是特殊情况下的无辜的牺牲品。外科手术吗？现代科学——起码在约翰·泽维尔医生以外——还没有可能对这种类型的共用主要器官的联体双胞胎进行成功地分离；那结果会怎么样，无辜的也和有罪的一起服刑。而外科手术已不可能。怎么办？法律说被判处死刑的人应该得到执行。我们执行还是不执行？对一个执行对另一个不执行，显然是不可能的。那就不执行？显然于法于情说不过去，哎，这是个什么案子呀！不可抗拒的力量遭遇不可逾越的障碍。”埃勒里叹了口气，“我倒真想看看接手这个案子的精明强干的律师们——我敢打赌，他们这回算是碰上自有刑法以来难度最大的案子……还是听听你的，警官，你对下面将会发生的事发表点看法。”

“让我清静会儿，好吗？”他父亲嘟囔道，“你总是提这种最难回答的问题。我怎么知道？我是上帝吗？……下个星期的今天，咱们都到疯人院聚齐吧！”

“下个星期的今天，”埃勒里阴郁地说着，抬头望望叮怕的天空，使劲想喘一口透气，“看来咱们都将变成冷灰了。”

“是啊，在自己性命难保的情况下还一门心思地管别人的事，这的确有点不够聪明，”警官说，“还是进去吧。咱们还是得明察细访，仔细梳理，做咱们能……”

“这是什么？”埃勒里突然说道。

“你指什么？”

埃勒里三步并做一步跃下阳台，站在车道上仰望无星无月的夜空：“那声音，”他慢慢地说，“你没听见吗？”

那是一种似有若无的低沉的轰鸣，好像来自遥远的天边。

“的确有，”警官叫道，也来到空地上，“我想这是雷声吧！”

“在这可怕的等待之后，该不会……”埃勒里的最后话尾巴，声音小得听不见。他们抬头仰望的面孔是暗夜中两个希望的亮点。

当阳台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时他们也没有转头。

“这是什么？”泽维尔夫人叫道，“我们听到……不是打雷吧？”

“太好了！”福里斯特小姐尖声大笑，“如果是打雷的话那就是要下雨了！”

轰轰的声音越来越大。奇怪的是那声音越来越有质感，好像是金属发出的撞击声。

“我以前曾听说过这样的事，”霍姆斯医生高声叫道，“一种反常的天气现象。”

“怎么个反常法？”埃勒里问时，还在仰望天空。

“在特定的空气条件下，有大面积森林大火的地区也会形成云带。上升气流的潮湿空气凝结，然后就是我读到过的那种情况：火被它自身造成的云雨扑灭！”

“谢天谢地！”惠里太太颤抖着声音说。

埃勒里突然把头转向众人。所有人都聚集在阳台的栏杆边——一排仰起来的脸——每张脸上都洋溢着希望，只有卡罗夫人的脸上是一种意识到危险的恐惧，如果真要下雨，火被扑灭，通讯联系重新恢复……她紧紧抓住儿子的肩膀。

“先不要庆幸吧，惠里太太，”埃勒里冷冷地说，“咱们都错了；这不是打雷。你们没看到那边的红光吗？”

“不是打雷？……”

“红光？”

他们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立刻看到黑压压的天边有一闪一闪的红色在快速地移动着。

那所谓的雷声正向箭山的峰顶逼近。

那实际上是马达的轰鸣，闪动的红光是飞机的夜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