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吕克警官哼了一声走到壁炉跟前，脱掉大衣，使劲搓着两只被冻红的大手。一个穿飞行服的人跟在他的后面走进来，朱尼厄斯大夫随即关上大门，以免有更多的冷风吹进来。那个飞行员静静地找了个角落坐下，没有开口说话，格吕克警官也没向大家介绍他。

“现在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吧，”格吕克皱着眉头说，“我想你就是斯图尔特小姐，你是罗伊尔先生，对吧？你呢，一定是布彻。”

特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怎么？”他急切地问，“你找到凶手了？”

邦妮叫道：“他是谁？”

“不，请先别激动。我都快冻僵了，我们在外面耽搁了好长时间，因为飞行员说暴风雨就要来了。那个老先生在哪儿呢？”

“在楼上生气呢，”埃勒里说，“你好像不太高兴见到我，老朋友，你是怎么卷进这件案子里来的？”

格吕克咧咧嘴：“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不是洛杉机人吗？嘿，这火着得够旺的。”

“我是说你这次是不是又靠捷足先登来争得办案权的呀？”

“你这会儿可别惹我，奎因。当我们在总部收到证实罗伊尔先生和斯图尔特小姐均已死亡的照片后——那时我们已经知道他们被绑架了——我就给自己找了架飞机飞到那块高地上去了，在那里轻而易举地说服了里弗赛德县和圣伯纳迪诺县那些人。如果你要问，他们正巴不得由洛杉矶方面介入并接管呢，这件案子太大，他们管不了。”

“但是这案子对你来说不棘手吗？”埃勒里嘟嚷着。

“啊，太简单了。”警官答道。

“那么说你已经找到凶手了！”特伊和邦妮同时叫起来。

“还没有，不过我们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等一找到他，这案子就算结了。”

“等你们找到他，”埃勒里不服地说，“你是说‘假如’能找到的话？”

“也许吧，”格吕克笑了，“不管怎么说，这案子与你无关，奎因，只不过是一次很普通、很一般的追捕罢了。”

“你有多大把握，”埃勒里点着一支烟后不依不饶地问，“断定那凶手是个男的？”

“你不是在说凶手是个女人吧？”警官嘲笑道。

“我是说有这种可能。斯图尔特小姐，你和罗伊尔先生都在近处见到过那个飞行员，你觉得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特伊肯定地说，“别讲傻话了，他是个男人。”

“我不知道，”邦妮叹了口气，集中精神使劲回忆着，“你其实也说不准。那身飞行服是男式的，可是女人也能穿。而且你看不见那人的头发、眼睛，甚至连脸也看不清。那付护目镜遮住了脸的上半部，下半张脸又藏在了竖起的衣领里。”

“可他走路姿势像男的，”特伊叫道，“而且对女人来说，她的个头也太高了。”

邦妮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几度：“胡说！好莱坞有的是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的人。我敢打赌，我本人就有那个畜生那么高。”

“而且没有人。”埃勒里插嘴说，“听到过那个畜生的声音，这是那家伙特别小心不开口讲话的绝好解释。如果是男的，为什么要保持沉默？他完全可以伪装一下他的声音就行了。”

“你听着，奎因，”格吕克哀叹道，“别再生事了。好吧，我们不知道凶手是男是女。可是不管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们已经掌握了身高和体型——”

“你准就知道吗？鞋跟可以使人变高，那身飞行服既笨重又臃肿。不，你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

“什么事？”

“就是那个飞行员的确会开飞机。”

格吕克的嗓子眼儿里不满地咕噜着。朱尼厄斯医生在一片安静中忍不住咳嗽起来：“我不想让人觉得怠慢客人，不过——我是说，你们是不是趁现在离开这儿更好些呢？赶在暴风雨到来之前，警官？”

“嗯？”格吕克警官冷眼瞧着朱尼厄斯医生。

“我说——”

“我听见你说什么了，”格吕克冷冷地盯着朱尼厄斯那张暗黄色的脸说，“你是怎么了？有点儿紧张吗？”

“不，当然不是。”大夫边说边向后退去。

“你是什么人？又在这儿干什么？”

“我叫朱尼厄斯，是个医生。我跟斯图尔特先生一道住在这儿。”

“你是哪儿的人？认识布里斯·斯图尔特和杰克·罗伊尔吗？”

“应该说不认识。我是说——我在好莱坞见过罗伊尔先生几次，而布里斯·斯图尔特小姐以前来过这里……不过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到她了。”

“你在这儿多长时间了？”

“十年了。斯图尔特先生雇用我来照料他的生活，应该说我干得还不错，待遇也还说得过去——”

“你是哪里人？我没听见你的回答。”

“科罗拉多州的比尤纳维斯塔。”

“有犯罪纪录吗？”

朱尼厄斯大夫跳了起来：“我的好先生！”

格吕克审视了他半天，然后和颜悦色地说：“没有问题。”大夫这才松了口气，退后几步，抹了把脸上冒出的冷汗，“就我们目前所知，你关于死亡原因的推论是对的，奎因。里弗赛德县的验尸官也跟着他的上司飞到高地去了，他对尸体进行了检验——”

邦妮再次脸色发白。

布彻不客气地打断他：“朱尼厄斯大夫说得对，我们是该离开这儿把这两个年轻人送回家了，你明天再找他们谈话吧。”

“我没事，”邦妮低声说，“我很好，布彻。”

“到了现在这一步，”特伊也叫起来，“你越早开始越好。当谋害我父亲的人还在某个地方自由自在地呼吸时，你说我能吃得下、睡得着、还能像从前一样地说笑和做事吗？”

警官接着说他的，就好像刚才没有人打断他的话一样：“好了，正如我所说，初步检验的结果证实了他们都是死于大剂量的吗啡中毒。”

“吗啡是在用保温瓶盛着的酒里吗？”埃勒里问。

“是的，那酒里被人投放了吗啡。在没有做化学检验之前，大夫还不能肯定放了多少，不过他说每口酒里至少含有5谷吗啡。我得叫我们的化学检验师布朗森一有空就赶紧化验一下那两个瓶里剩下的酒。”

“可我还是不明白，”邦妮皱着眉头问道，“我们在起飞前都喝了那两个保温瓶里的酒，为什么我们没有中毒？”

“如果你没有中毒，那是因为当时酒里还没放吗啡；有谁还能清楚地记得后来那只有盖的篮子到哪儿去了？”

“我记得，”埃勒里说，“我被人群挤来挤去站不稳，只好在倒完最后一圈酒以后就坐在那篮子上，两只保温瓶都放回篮里了。也就是说在瓶子被人拿走到我坐在篮子上这段时间里我的眼睛一秒钟都没有离开那个篮子。”

“那是一段空档。你是一直坐在篮子上直到那位假冒的飞行员来劫持飞机吗？”

“比那时间还要长，”埃勒里脸上的肌肉因激动而扭曲着，“事实上在他登上飞机后，是我站起身亲手把篮子递给他的。”

“那就是说酒是在飞机里被放的毒，咱们先把这事搞明白了。”格吕克看上去很满意，“他控制了飞机，接过篮子后在酒里下了毒，然后起飞，等着杰克和布里斯喝酒——据验尸官介绍，在开怀痛饮时这种毒药一点儿特殊的味道也没有——当他们双双中毒之后，他只消把飞机降落到那块高地上，然后溜之大吉。这该死的、老练的冷血杀手！”

飞行员预见到的暴风雨终于来了。屋外像是有一千个魔鬼在咆哮，狂风猛烈抽打着这座小山头，摇撼着这座老房子，敲击着百叶窗令它格格作响。忽然间，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把整个山头照得通亮，紧接着是一声炸雷。

没有人出声。朱尼厄斯大夫拖沓着步子走到壁炉前，往火中又添了根木头。

雷声响了一阵又一阵，像是没完了似的。埃勒里不安地倾听着，似乎从雷声中隐约听出了什么。他向四周看看，但是他那些同伴们好像都没有意识到有何异常。

雷声停了片刻，格吕克对大家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全州范围内调动人手追查那个开飞机的人，抓到他只不过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可是这场雨，”特伊叫道，“会把他逃离高地的痕迹全冲光的！”

“我知道，我知道，罗伊尔先生，”格吕克安慰他说，“别发愁，我们会抓住他的。现在我想请你们这两个年轻人给我讲讲你们的父母，他们的生活中肯定会有什么线索的。”

埃勒里从靠近大门边的椅子上拿起他先前放在那儿的帽子和外衣，不引人注意地溜到通向厨房的走道上，然后穿过厨房来到了外面。

屋旁的树木都被大风刮弯了腰，瓢泼大雨劈头盖脸而来，就在他低头的一刹那，又冷又硬的雨水已经把他浇得透湿。他在风中低着头，抓紧头上的帽子，借助闪电的亮光，深一脚浅一脚地向远处那块降落飞机的地方模去。

黑暗中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停住脚步大口地喘着气。一架商用飞机停在机库里那架短粗的小飞机旁边，显然是送格吕克到这儿来的那一架。机库的门在风中大敞着。

埃勒里不耐烦地晃晃脑袋，在闪电那摇曳不定的弧光中睁大眼睛使劲儿向远处望去。

然而空地上一个人也没有。

他等待着。当下一道闪电来临的时候，他急切地抬头向空中张望。但是即使那上面有什么东西的话，也都躲在厚厚的乌云里了。

看来，一切都只不过是他的幻觉，他确实曾在雷声中听到过一架飞机的发动机声的。

他开始循原路往回走了。

就在他刚想站在树下喘口气然后一个猛冲跑回屋里时，他看见了一个人。

那人弓身蜷缩在屋檐下，脸朝着屋后。善解人意的闪电又来了，弧光中埃勒里看见那人抬起了头。

那是一张长满灰白胡须的、上了年纪的脸，脸上有着岁月刻下的深深的皱纹，两片厚嘴唇张开着。看上去简直是死人的脸，甚至更糟。埃勒里被那张脸上毫无掩饰的惊恐吓呆了，那老人的神情就好像是猛然间发觉自己已经被恶梦中的幽灵逼到了一堵无法攀越的高墙跟前。

在接下来的黑暗中，埃勒里勉强可以看到那弯着腰的人影顺着屋子一侧艰难地蠕动，渐渐消失在屋后。

雨还在哗哗下着，埃勒里愣愣地站在原地，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置身何处，两眼直盯着黑漆漆的前方。当人们都以为托兰德·斯图尔特先生正把自己关在上了门闩的卧室里瑟瑟发抖时，他独自跑到这风雨肆虐的山头上来干什么呢？

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在他的亲生女儿被人害死在飞机里仅仅几个小时以后，他要如此荒唐地戴着飞行头盔在自己的庄园里四处游荡？

埃勒里看见格吕克警官正叉着两腿站在壁炉前，嘴里说着：“没多大帮助……噢，奎因。”

埃勒里甩掉帽子上的雨水，把外衣摊开在壁炉前：“我听到起降飞机的地方有点儿动静，就去看了看。”

“又来了一架飞机？”朱尼厄斯大夫不无忧虑地问。

“那只是我的幻觉。”

格吕克皱起眉头说：“别岔开我们的谈话。那么除了你提到的那位穷困潦倒的帕克以外，罗伊尔先生，你说你父亲再没有旁的仇人了？”

“据我所知没有了。”

“我都快把几星期前发生在马掌俱乐部的那场风波给忘了，”埃勒里慢吞吞地说。

“那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那人只是因为被人识破身份而有点儿恼羞成怒。事情不会是这么简单的。”

“那人被气得发疯，”特伊简短地下着结论，“一个疯子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好吧，我们查问一下他。假如是他的话，为什么他要连斯图尔特小姐的母亲也一起害死呢？他不可能跟她也有仇。”

“他可能以为她也跟那件事有关，”特伊急忙打断他说，“一个人失去了理智是会那么干的。”

“也许吧。”格吕克看着自己的指甲又说，“对了，我还听到好多传说，都是关于你们两家……关系不好的。”

壁炉中的火焰还在噼啪作响，外面的电闪雷鸣已经停止了，雨势也减弱成了滴滴嗒嗒的小雨。

屋里那位飞行员这时候站起身说：“我得看看我的老伙计去，警官。”随后便出去了。

一直默不作声的“棒小伙”小声嘀咕道：“全是瞎说。”

“我说错了什么吗？”格吕克一脸天真地问他。

“杰克和布里斯不是和好了吗？你不可能找到比他们的和好与结婚更好的证据了。”

“但是这二位又怎么样呢？”格吕克说，随之而来的又是一阵沉默，“喂？”格吕克叫着。

邦妮的眼睛一直盯着警官上衣的最后一粒钮扣，特伊转过身去看壁炉里的火苗。

“这是无可否认的，布彻，我们从小就学着互相仇视，是在仇恨中长大的。当一样东西像这样每天从早到晚地灌输给你后，它就溶进你的血液中了。”

“你也是这么感觉的吗，斯图尔特小姐？”

邦妮深添发干的嘴唇：“是的。”

“但那并不是说，”特伊慢慢转过身接着说，“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害死了他们。你觉是这么认为的吗，格吕克警官。”

“他可不能下这么可怕的结论！”邦妮叫道。

“我又怎么知道，”格吕克说，“那个关于在格里菲斯公园机场的机库里遭劫的故事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们可以作证！”

“就算我们不能作证，”特伊咆哮着，“你想我会毒死自己的父亲并在邦妮·斯图尔特的母亲身上报这个仇吗？或者说邦妮·斯图尔特会杀死她的母亲和我父亲吗？你简直是个疯子。”

“我什么也不知道，”警官目空一切地说，“什么也不知道。我在高地上检查你的飞机时从无线电话中得到消息，说是我们凶案侦破组的人找到了那个在飞机起飞前给斯图尔特小姐带口信的男孩。你可能会对此事感兴起吧？”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他是在机库附近被人拦住的——他是市立机场那儿的听差或服务员之类的人——拦他的是个又高又瘦、穿厚厚的飞行眼、戴护目镜的人。”警官的语气十分和缓，但他的目光始终在邦妮和特伊两人身上打转，“那人把一张纸条举在男孩眼前，上面是用打字机打出的一行字，要他‘告诉斯图尔特小姐，罗伊尔先生叫她到机库去。’”

“没错，”特伊轻声说，“就是那个飞行员。多么拙劣的把戏！”

“但这把戏玩儿成了。”埃勒里评论道，“你肯定那男孩没撒谎吧，警官？”

“机场的人把他给开除了。”

“那张打了字的纸条呢？”

“他根本就没碰过它，纸条只是拿给他看看的，然后那个假扮的飞行员就消失在人群中了，男孩说那人把纸条也随身带走了。”

邦姐生气地站起来：“那你怎么还能相信我们中的一个跟这可怕的犯罪活动有关呢？”

“我并没说就是跟你们有关，”格吕克笑了，“我是说有这个可能。”

“你是说在我们被用枪逼着、被捆起来以后？”

“假如是你们中的一个雇了那高个子的家伙把你们都捆起来——好让人觉得这事与你们无关呢？”

“噢，我的上帝。”布彻举起双手叫道。

“你真是个蠢货！”特伊粗暴地说，一屁股坐在长椅上，手托下巴发起呆来。

格吕克警官再一次笑了，走到他的大衣跟前，在其中一只口袋里摸索着。他又回到壁炉前，手里拿着一只大号的马尼拉纸制成的信封，慢慢拆开上面红色的蜡封。

“那是什么？”埃勒里问。

格吕克的大手伸进信封，取出一件圆圆的、薄薄的蓝色小东西，把它举在手上。

“你们以前见过这东西吗？”他问屋里这些人。

大家凑近他身边，朱尼厄斯大夫也跟着蹭过来了。那是一个蓝色的薄片，上面印有一只金色的马蹄。

“马掌俱乐部！”邦妮和特伊不约而同地喊出声来，情急之下他们互相撞到了对方身上。他们挨在一起待了一会儿，然后又各自站开了。

“是在杰克·罗伊尔的衣袋里找到的，”警官说，“这并不重要。”然而埃勒里注意到了他小心翼翼地对待它的样子，只见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圆片那薄薄的边缘，好像是怕一不小心全抹掉一个可能存在的指纹。

他把这小东西放回到信封里，又拿出另外一样东西——一摞用曲别针夹着的碎纸片。

“这个别针是我的，”他解释着，“我也是在罗伊尔的口袋里发现这堆碎纸片的。”

埃勒里接过纸片，把它们在椅子上摆开，只用了几分钟就拼好了。这些纸片拼凑成了五张长方形的便笺，上面有“马掌俱乐部”几个字，是用蓝色墨水印在每张纸抬头处的金色马蹄图案上的。

每张纸上都写有日期，时间前后跨度大约是一个月，最近一个日期是这个月的第二天。

用同样的墨水字迹潦草地写着的是IOU（意思是我欠你）三个字母、一组以美元符号打头的阿拉伯数字以及杰克·罗伊尔的签名。每个IOU后面注明的都是不同的数字。埃勒里皱着眉头把这些数字加起来，总共是11万美元。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警官问。

特伊难以置信他仔细察看着这些纸片，他似乎对签名感到十分困惑。

“怎么回事？”埃勒里连忙追问，“不是你父亲的签名吗？”

“问题就在这儿，”特伊嘟嚷着，“是他的签名。”

“五个全是？”

“全是。”

“你说问题是指什么？”格吕克问道，“你不知道这些欠债吗？”

“不知道。至少我不知道父亲在亚历桑德罗那儿输了这么多钱。11万美元！”他把手插进衣袋，开始在屋内走来走去，“他一向是个粗心大意的赌徒，可是这一次……”

“你是说他输了那么多而他的亲生儿子却不知道？”

“我们很少谈论有关钱的事情。我过我的日子，……”他慢慢坐在椅子上，“他过他的。”

他开始专心地注视着跳动的火焰。格吕克把纸片集中在一起，用别针别好，默默地又把它们放回到大信封里。

有人咳嗽，埃勒里转身一看，又是朱尼厄斯医生。他几乎都把大夫给忘了。

朱尼厄斯紧张地说：“我想雨已经停了，你们应该可以安全地飞走了。”

“噢，又是你，大夫，”警官说，“你迫不及待地想摆脱我们，对吗？”

“不，不，”大夫连忙申辩，“我只是想到斯图尔特小姐，她得好好休息一夜。”

“你这下提醒了我，”格吕克看看楼梯说，“既然我到了这儿，怎么也得跟主人谈谈。”

“朱尼厄斯大夫可不这么认为，”埃勒里冷言冷语地说，“你就不怕大号铅弹的袭击吗？听说托兰德·斯图尔特在床边放了支猎枪。”

“噢，是吗？”格吕克边说边大步向楼梯走去。

“小心点儿，警官！”朱尼厄斯一边叫一边跑过去，“他还不知道他的女儿已经死了呢。”

“得了吧，”格吕克不以为然地说，“那位不肯露面的老先生没准早就躲在楼上从钥匙孔里偷听上了。”说完他继续往上走。埃勒里想起刚才老人站在倾盆大雨中的情形，不禁暗暗叹服格吕克的判断。老人已经知道了女儿死亡的事实，这一点毫无疑问。

他也跟在那二位后面向楼上走去。

越往上走，楼下厅堂发出的亮光就越弱，当他们来到楼梯顶上时，已经被一片漆黑和阴冷包围了。

格吕克站在那儿不知该往何处迈步，抱怨道：“怎么这该死的鬼地方连个灯也没有？”

朱尼厄斯大夫赶紧迈着稳稳的步子从他身边走到前面去。

“稍等一下，”他嘴里说着，“灯这就——”

“等着吧，”格吕克警官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埃勒里也耐着性子等着，尽管他的神经此刻高度紧张，可是除了楼下传来的火焰的嘶嘶声和布彻小声安慰邦妮的声音外，什么动静也没听到。

“你怎么了？”

“我好像听到有人在爬，不过大概是听错了，这地方待久了会使人发疯的。”

“我想你没有听错，”埃勒里说，“我们那位老年朋友可能已经在这儿藏了一会儿了，偷偷听着我们的谈话，正像你猜测的那样。”

“把灯都打开，朱尼厄斯！”格吕克大声嚷道，“让我们见识见识那只老火鸡。”

突如其来的灯光像变魔术似的在他们眼前展现出一间透风的大厅，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墙上挂了不少家族先辈的画像，在埃勒里看来这里活像个画廊——画像上的人物栩栩如生，却都无一例外地蒙着厚厚一层尘土，像框上满是年代久远的绿锈。厅的三面有好几个扇门，都关得紧紧的，没有托兰德·斯图尔特的影子。

“斯图尔特先生！”朱尼厄斯叫道。没有回答。他可怜巴巴地转向格吕克警官说，“你都瞧见了，警官先生，你能不能明天再来？他现在大概心里非常难受。”

“我当然可以明天再来，但我偏不，”格吕克执拗地说，“哪一间是他的老巢？”

大夫做了个绝望的手势，哭出声来：“他会杀了我们的！”他带头走到一个双扇门跟前，尽量站得离门远远的，哆嗦着抬起手去敲门。

一个老人的声音颤颤巍巍地喝道：“滚开！”埃勒里听见了急忙往后退的声音，似乎是这声音的主人正从门的另一边爬开。

朱尼厄斯大夫喊叫着逃走了。

格吕克抿嘴暗笑：“这老家伙还真有一套。瞧他吓得那样！”他随后高声叫道，“过来，把门打开，斯图尔特先生！”

“什么人？”

“警察。”

“走开，离开我的家。我从不跟警察打交道！”刚才那颤抖的声音现在已经变成怒吼了，像是因为牙齿不全，有的字听上去含含糊糊的。

“你知道吗，斯图尔特先生？”警官严肃地大声说，“你的女儿布里斯已经被人害死了。”

“我听见她们说了，我也听见你的话了，我现在要你出去！”

邦妮跑上楼来，哭着叫道：“外公！”

朱尼厄斯大夫怯怯地侧着身子跟在后面，嘴里哀求着：“请别这样，斯图尔特小姐，现在不是见面的时候，他会——不高兴的，也会令你难过。”

“外公，”邦妮抽泣着，用力拍打着门，“让我进去，我是邦妮。妈妈——她死了，被人害死了。现在只剩下咱们俩了，外公！”

“斯图尔特先生，”朱尼厄斯先生小声说，“您的外孙女邦妮·斯图尔特在这儿呢。她需要您，先生。您不想开开门，和她说说话，安慰一下她吗？”

没有回答——

“斯图尔特先生，我是朱尼厄斯，请开开门呀。”

那苍老、含混的声音又出现了：“你们全都走开，不管是警察还是邦妮，我现在谁也不见。你们当中有死亡的气息，死亡！死亡……”叫声在最高音的地方停住了，他们分明听到了身体重重倒下的声音。

邦妮咬着手指头望望身边这几位。布彻也跑上楼来。

格吕克轻轻说：“站开一点儿，斯图尔特小姐，我们得把门打开。你也让让，朱尼厄斯。”

特伊这时也上来了，静静地站在大厅的另一头，眯起眼睛注视着这边的动静。

格吕克警官猛地向两扇门的交接处撞去，里面有什么东西折断的声音，门被冲开了。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大口地喘着气。这令人窒息的片刻宁静仿佛是那么漫长。

房间很大，光线却相当暗，家具和楼下大厅里的一样都是又笨又重的那种；四条腿的英式大床是用雕花的橡木制成的，带有暗红色的天盖，显得十分杂乱；毋庸置疑，在床的一侧靠着一支笨重的猎枪，主人随手可及。就在他们眼前的地上，埃勒里曾在屋外瞥见的那位老人正蜷着身子躺着。他穿着一身法兰绒睡衣，披一件羊毛质地的长袍，瘦瘦的脚上是双厚袜子和拖鞋。屋内只有床边的一盏棕色云母石底座的台灯亮着，壁炉里没有生火。

朱尼厄斯大夫急忙上前在那一动不动的老人身边跪下来。

“他晕过去了，恐惧、仇恨、焦虑……我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不过他的脉搏还算正常，没什么可担心的。请离开这儿吧，今晚想跟他谈是不可能了。”

他站起身，弯下腰去，以对他那单薄的体格和他那把年纪来说相当惊人的力气抬起老人那没有知觉的身子，把他抱到床上去了。

“他大概是假装的，”格吕克警官厌恶地说，“这个老顽固！来吧，各位，咱们飞回洛杉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