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斯那空空的酒店房间出来，进了电梯，丘特斯基一边把枪塞进皮箱，一边一再嘱咐我要表现得正常些，别着急也别害怕，等我们进了大堂时，我已经矫枉过正地看上去很百无聊赖了。我确定丘特斯基也是这副模样。

总之，我们溜达着穿过大堂，边上不管谁看我们，我们都朝人家微笑。我们溜达着出了门，走下台阶，走过穿着海军上将制服的门童，溜达着下了马路牙子，上了他为我们招来的出租车。我们将缓慢愉快的节奏延续到了出租车里，因为丘特斯基吩咐司机带我们去埃尔莫罗城堡。我冲他扬扬眉毛，他只是摇摇头，我只得在一旁兀自狐疑。据我所知，埃尔莫罗城堡没有地下通道。那儿是哈瓦那最火的旅游胜地，绝对充满了镜头和防晒霜的气味。可我还是把自己假装成丘特斯基，像他那样想了一下，也就是说，我老谋深算地合计了一下，结果，真让我想到了。

那里是个旅游胜地，如果最坏的事情发生，我们就在人群中逃走消失，谁要是想找到我们就要费点儿劲儿了。

所以我踏实地坐回到座位上，欣赏月光下的沿途风光，琢磨着韦斯现在到底在哪儿、下一步要干什么。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这让我稍微舒服了一点儿，不过还是没让我真正开心起来。

天上是一轮清冷的月亮，它那柔弱的笑声将静电的火花灌注在我体内，并噼啪作响，让我在黑夜中血脉偾张，我想马上去划开我能找到的头一个两足动物。也许这只是缘于韦斯溜走给我带来的挫败感，但这种冲动非常强烈，到埃尔莫罗去的一路上我得死死咬住下唇才忍得住。

司机在通往堡垒的入口处把我们放下来，那儿有一大堆等着看夜晚表演的游客，还有不少小摊贩正在搭建帐篷。一对穿着夏威夷花衬衫和短裤的老夫妇爬进我们刚刚下来的出租车。丘特斯基走到一个小摊旁，买了两罐绿色罐子的冻啤酒。“来，伙计，”他说着递给我一罐，“咱们边走边喝。”

先是溜达，现在是徜徉。我觉得有点儿头晕。不过我还是边啜饮着啤酒边跟着丘特斯基走了一百码，走出了人群。我们又在一个卖纪念品的小摊旁停下脚，丘特斯基买了两件正面印着灯塔的T恤衫，还有两顶印着“古巴”字样的帽子。我们朝马路尽头走去。然后他懒洋洋地朝四下里看看，把啤酒扔进垃圾桶说：“好吧。看着不错。这边来。”他悠闲地朝一栋位于两座旧建筑物之间的大楼走去，我跟着他。

“好吧，”我说，“现在干吗？”

他耸耸肩。“换衣服。”他说，“然后我们去机场，赶第一班飞机走，不管去哪儿，然后回家。哦，这儿，”他说着摸向皮箱，拿出两本护照。他翻开，递给我一本，“德里克·米勒，行吗？”

“行，有什么不行。挺好听的。”

“可不，”他说，“比德克斯特好听。”

“也比凯尔强。”我说。

“凯尔？”他举起自己的新护照。“是加尔文，”他说，“加尔文·布林克尔。不过你可以管我叫加尔。”他开始往外掏外套口袋里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塞进裤子口袋。“我们现在得把外套扔了。我本来希望能有工夫从头到脚换一套。不过目前这样多少也能改观一点儿。穿上这个。”他说着递给我一件T恤衫和一顶帽子。我满怀感激地脱下那件雷人的绿外套，套上新T恤衫。丘特斯基也如法炮制，然后我们一起走出胡同，把浸信会传教士的行头塞进垃圾桶。

“好啦。”当我们又走回入口处的时候，丘特斯基说道。那里有几辆出租车在等着。我们钻进了第一辆，丘特斯基跟司机说了声“何塞·马蒂机场”，车子便载着我们绝尘而去。

去往机场的路上，情形和来时没什么两样。基本没有什么别的车，除了出租车和几辆军用车。司机把车开得好似在驾校钻杆练习，不过夜里开车稍微有些艰难，因为道路没有照明，所以他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有好几次都把我们颠坏了，最终算是毫发无损地到了机场。这回司机将我们放到漂亮的新机场入口，而不是来时那个古拉格办公楼。丘特斯基直奔离港显示屏而去。

“去坎昆的飞机三十五分钟后起飞。”他说，“棒极了。”

“你的詹姆斯·邦德皮箱怎么办？”我问道，想着过安检的时候可能有点儿麻烦，因为里面都是枪支弹药以及天晓得其他什么东西。

“别担心，”他说，“在这儿。”他朝一排存储柜走去，塞了几枚硬币，将皮箱放了进去。“好啦。”他说。他将柜门砰地一下关上，拿走钥匙，大步朝墨西哥航空公司的柜台走去，半路上又将钥匙扔进一只垃圾桶。

排队的人很少，我们迅速买好了飞往坎昆的机票。除了头等舱没别的座位了，不过我们从共产主义阵营死里逃生本来是有权享受加价服务的。和蔼的年轻姑娘告诉我们现在正在登机，我们得加快速度，于是我们照办，出示了一下护照，付了没几个钱的出境费。我以为护照多少会有点儿麻烦，可完全畅通无阻。跟那相比，出境费完全无伤大雅，尽管我心里觉得这概念很荒唐。

我们是最后登机的乘客。我打赌如果不是买了头等舱，空姐一定不会朝我们笑得这么甜。他们甚至送了我们一杯香槟以感激我们登机迟到。等他们关闭了通道，将客舱门关好，我想我们大概是真的逃出升天了，于是享受起了香槟，也不理会肚子还是空的了。

在机场里，丘特斯基去安排我们接下来的返程机票，我坐在一个闪闪发亮的餐馆里吃着香酥饺。

“坎昆到休斯敦，休斯敦到迈阿密，”他说着递过来机票，“我们早上七点到家。”

在塑料椅子上睡了大半夜，最后看到迈阿密的时候，我从来没像此刻这样思乡心切。朝阳照耀着跑道，飞机最终降落在迈阿密国际机场。我从人头攒动、推来搡去的人群中感受到了归家的温暖，最终，我们上了机场大巴去长期泊车场取车。

我按丘特斯基的要求，把他在医院放下，好让他跟德博拉会合。他爬出车，犹豫了一下，还是将头伸回车门说道：“抱歉没解决问题，伙计。”

“是的，”我说，“我也是。”

“你要是还需要我帮忙解决这事儿就跟我说，”他说道，“你知道，万一你找到这家伙又下不了手，我能帮忙。”

我对这事儿不觉得有什么下不了手，不过他能想到替我动手，不得不说还是挺周到的，我谢了他。他点点头，说道：“我当真的。”然后关上车门，一瘸一拐地朝医院走去。

我则逆着上班的车流朝家开去，到家还是没赶上丽塔和孩子们出门。我冲了个淋浴，换了衣服，冲了一杯咖啡，烤了点儿面包，然后就出门上班去了。

路上繁忙时段已经过去，不过还有不少车辆，在停停走走的路上我有充足的时间思考，不过我不大喜欢我思考出来的结论。韦斯仍然在逃，我有理由认为他不会改变主意就这么放过我而去找下一个人的麻烦。他仍然跟着我，很快会找到别的办法，要么杀了我，要么让我生不如死。而我此刻除了等待没别的可做——要么等待他动手，要么等待好主意像馅儿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砸在我头上。

最终我到了办公室，要是我原本期待大家热情欢呼迎接我凯旋的话，那我可要大失所望了。文斯·增冈正在实验室里，我进去的时候他抬眼看了看我。“您这是去哪儿了？”他问，语调中充满谴责。

“我挺好，谢谢。”我说，“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这儿都忙疯了，”文斯说，显然没有理会我的话，“外籍劳工的事儿。另外，昨天有个浑蛋杀了他老婆和他老婆的男朋友。”

“这可真糟糕。”我说。

“他用的是锤子，要是这样你觉得好玩儿的话。”他说。

“听上去不好玩儿。”我说，心里加了一句，除非是对那个人。

“本来需要你帮忙的。”他说。

“被人民需要的感觉可真好。”我说。他假模假样地看了我一会儿，转过了头。

这天接下来的时间没好多少。我去了锤子凶案现场。文斯说得对，那真是一团糟。已经干了的血溅得两面半墙、沙发和一大块原本是米黄色的地图到处都是。我听一个把门的警察说，那男人现在被拘了，已经认罪，还说他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这没让我心情好多少，不过看到正义能发挥一次力量还是件挺美好的事儿。工作将我的注意力从韦斯身上转移开了一点点。有事儿可忙总是好的。

一想到韦斯可能也是这么想的，我的心情就又变坏了。

我忙忙叨叨，韦斯也是一样。丘特斯基帮我查出他上了一架飞往多伦多的飞机，离开哈瓦那时正好是我们到达哈瓦那机场的时间。不过那之后他干了什么，用电脑是查不出来了。

我心里有个声音在眼巴巴地念叨着，兴许他就此罢休在家踏实待着了，可这细小的声音被一阵雷鸣般的大笑盖住了，这笑声盖住了其他细碎的念头。

我干了几件能想到的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我上网违规操作查了他的底细，又追踪了他的信用卡消费记录，不过全都是在多伦多。我又追踪到韦斯的银行账户，他提了几千块现金，接下来几天就没动静了。

我知道提现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儿，不过我想破头皮也想不出他能拿那笔钱对我做什么。绝望之际我又去了他的YouTube网页。让人震惊的是，他的“新迈阿密”页面完全不见了，那些小窗口也没影儿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肃穆的灰色背景，上面是一张颇为吓人的照片，显示一个长相讨厌的男人的裸体，私处被打了马赛克。下面写着：“施瓦兹克格勒只是开始。好戏还在后头。”

任何以“施瓦兹克格勒只是开始”开始的对话走向，没有哪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喜欢。不过这名字听上去很熟悉。当然，我是不会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的，于是我动用了谷歌搜索。

施瓦兹克格勒原来叫鲁道夫，奥地利人，认为自己是艺术家。据说为了证明这点，他分次一点点切下了自己的阳具，且全程录像。这个艺术壮举空前成功，他再接再厉，直至最终死于艺术创作。我读着想起来了，他是巴黎一个群体的偶像，就是给我们展出了无与伦比的“詹妮弗的腿”的那拨人。

我不大懂艺术，但我喜欢留着我的身体器官。到目前为止，尽管我费了挺大劲儿，韦斯表现得也挺惜命的。不过我看出来了，这种艺术表达大致对他很有诱惑力，而且他会做得更过分。这倒不奇怪。要是有别人的身体供你创作，不会让你觉得疼，那何必还用自己的身体呢？你的艺术生涯也会因此更长久一点儿。我挺赞成他的这个正常想法，我深信自己将很快看到他艺术创作的下一个阶段，而且会在跟我近在咫尺的地方。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又查了几回YouTube网页，不再有什么变化，加上工作开始变得忙碌起来，整件事儿好像只是一个让人不愉快的回忆。

家里也没好多少。一个警察一直留守门边等着孩子们放学回家。尽管他们都挺有礼貌，不过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增添了紧张气氛。丽塔变得有些心不在焉，好似一直在期待一个很重要的长途电话，这让她原本很棒的厨艺大失水准。我们一周里已经剩了两回菜了，在我们以前的小家里这是闻所未闻的。阿斯特好似也恢复了怪僻性格，而且打我认识她以来，她头一次表现得沉默寡言，和科迪一起坐在电视机前把她喜欢的碟翻来覆去地看，每次跟我们说话都不会超过两三个字。

科迪呢，奇怪的是，他是唯一一个表现出活力的人。他兴致很高地期待着下一次的童子军活动，即便这意味着他得穿上他不喜欢的制服短裤。不过当我问起他是怎么忽然转变了态度的时候，他承认说，这只是因为他想看到新的童子军教官也会死去，而这回他一定能自己发现点儿什么。

这个礼拜就这么过去了，周末也没能轻松一点儿，星期一早晨周而复始地来了。尽管我买了一大盒面包圈带到办公室，运气也没能变得有什么不同，除了活儿更多以外。自由城那边的一起枪击案浪费了我好几个小时。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死了，从溅血形状看，很明显他是被一辆行驶中的汽车中飞来的子弹射中的。不过“明显”对警察调查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在艳阳下汗流浃背地忙活了半天，干的是和体力活差不多的差事，就为把那些表格填好。

到我又能回到办公室那个小格子间时，我的人工假面上已经是大汗淋漓，我只想洗个澡，换上干爽的衣服，再切一两个罪有应得的家伙。自然这想法让我迟钝的大脑立刻就想到了韦斯，可又什么都干不了，只有欣赏着自己身上的汗味儿。于是我又点开了他的YouTube网页。

这下我发现那里有一个全新的小图片在网页底端等着我。

小图片的名字叫作“德克斯特的好戏”！

这种情况下你别无选择。我点击了图片。

先是一片模糊的虚影，然后喇叭声变成庄严的音乐，跟高中毕业典礼演奏似的。然后是一系列图片：“新迈阿密”里的尸体、插入围观者的表情镜头。韦斯声音响起，听着跟魔鬼版的新闻播报员似的。

“几千年来，”他吟诵道，“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在发生，”屏幕上是那些尸体戴着塑料面具的近景，“人们都在问一个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答案一直都是一样——”一张仙童花园的观众特写，表情迷惑不解，惊疑不定，韦斯梦游般的旁白再度响起，“我不知道。”

拍摄技巧很拙劣，跟以前那些完全没法儿比，我不想这么挑剔，毕竟韦斯的才华表现在别的方面，而且他刚刚失去了他的左膀右臂，他们都擅长编辑。

“于是人们转向了艺术，”韦斯继续拿捏着很庄严肃穆的腔调说，屏幕上是一幅没有四肢的躯干的照片，“艺术给了我们更好的答案……”慢跑的人在南海岸发现了尸体，伴之以韦斯招牌式的尖叫。

“可是传统艺术的表达方式挺有限，”他说，“传统手法，比如绘画、雕刻，在形式和实际体验之间有一个隔阂。我们艺术家的使命是消除这些隔阂……”柏林墙倒塌，观众欢呼的图片。

“所以像克里斯·波顿和大卫·聂鲁达等人开始了一场实验，他们把自身变成了艺术的一部分——于是隔阂消失了！不过这还不够，因为对一般观众来说——”画面上又出现一个观众恍惚的表情，“一堆陶土还是某个疯子艺术家，两者没有什么分别，隔阂还在那里！真让人失望！”

韦斯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摄像头摇晃了一下，可能是他在边说话边调位置。“我们需要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得把观众也变成过程的一部分，隔阂才能真的消失。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答案来回答严肃的问题，比如：‘什么是真理？痛苦的起源是什么？’而最重要的问题是——”说话间，德克斯特在洁白的浴缸里手刃东切维奇的视频出现了，“如果他也变成艺术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作为艺术家，那德克斯特会怎么做呢？”

这时，一声没听过的尖叫传来——是被捂住嘴巴后的叫声，可是听起来异常熟悉，不是韦斯的，而是我以前听过的却不知道究竟的声音。韦斯又出现在屏幕上，瞥着他的斜后方，微笑着说：“不过我们倒可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对吧？”他拿起照相机，从自己脸前晃过，猛地对准了背景。镜头渐渐聚焦，我明白为什么那尖叫声那么熟悉了。

是丽塔。

她侧卧着，双手被绑在背后，双脚在踝部被绑住。她愤怒地挣扎着，发出又一声被闷住的怒吼。

韦斯大笑起来。“观众就是艺术品，”他说，“你会成为我的杰出之作，德克斯特。”他微笑着，尽管这回不是假笑，不过不算好看。“这会是一场纯粹的……艺术双人踢踏舞。”他说完，屏幕变黑。

他抓走了丽塔——我很清楚我该跳起来，抓过气枪，咆哮着跳下高高的松树开始一场厮杀——可我浑身感到一阵奇怪的平静，我只是呆呆地坐了好久，琢磨着他会把她怎么样，最后发现，不管怎样，我都得做些什么。我深吸一口气，准备站起来走出办公室。

可我一口气都还没喘完，脚还没踩到地板，身后就有一个声音传来。

“那是你妻子，对吧？”库尔特警官说。

我看到自己转过身。他就在门边站着，离我几英尺远，足以看到和听到一切。我躲不开他的问题。

“是的，”我说，“那是丽塔。”

他点点头：“那个看着也像你，在浴缸里的那个。”

“那个……我……”我结巴着，“我不认为是我。”

库尔特又点点头。“是你。”他说。我无话可说，也不想听自己再结巴，所以只是摇摇头。

“那家伙绑架了你的妻子，你就这么坐着？”他说。

“我正要站起来。”我说。

库尔特歪了一下头。“这家伙不喜欢你吧？”他说。

“看上去是的。”我承认。

“你为什么这么觉得？”他说。

“我告诉过你，我伤了他男朋友。”我说。这话即使在我听来都很牵强。

“哦，可不是嘛，”库尔特说，“那家伙失踪了。你还是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是吧？”

“不知道。”我说。

“你不知道。”他歪了下头说，“因为浴缸里那个不是他，他旁边拿着锯的那个家伙也不是你。”

“不是，当然不是。”

“可这家伙觉得是，因为那看上去很像你，”他说，“所以他抓了你妻子。跟对等交易似的，对吧？”

“警探，我真不知道他男朋友在哪儿。”我说。这是真话，考虑到海浪、水流和海洋腐食动物的习惯。

“哈，”他说，脸上是一副沉思的表情，“所以他就这么干了，把你妻子变成了某种艺术，是吧？因为……”

“因为他疯了？”我试探地说。这话也是真的，但不意味着能打动库尔特。

显然他没被打动。“啊哈，”他看上去有点儿不相信，“他疯了。还真像这么回事儿。”他点点头，好像想说服自己。“好吧，我们在对付一个疯子，他抓了你妻子。现在怎么办呢？”他朝我扬起眉毛，好像在说他等着我想出一个妙招儿。

“我不知道，”我说，“我猜我得把这事儿向上报告。”

“报告，”他说着，点点头，“向警方报告。因为上次你没报告，被我指出来了。”

智力一般是个好东西，但我必须承认我还是喜欢那个以前被我当作白痴的库尔特多一些。现在我知道他不是白痴，我必须一边小心翼翼地注意自己的措辞，一边忍着拿椅子砸他头的冲动。不过好椅子挺贵，我还是忍着吧。

“警探，”我说，“这家伙抓了我妻子，也许你还从来没结过婚——”

“两次，”他说，“不灵。”

“哦，可是对我还灵，”我说，“我得把她完好无损地救回来。”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最后说：“这家伙是谁？”

“布兰登·韦斯。”我说，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那只是他的名字，”他说，“他到底是谁？”

我摇摇头，不很懂他的意思，更不确定自己是否愿意告诉他。

“不过你认得这家伙。那些把州长给气坏了的绚丽尸体都是他干的吧？”

“我很肯定是他干的。”我说。

他点点头，看看他的手，我忽然发现他这回没勾着一大瓶“激浪”。一定是都被这可怜的家伙喝光了。

“要是能捉住这家伙就好了。”他说。

“是的。”我说。

“大家都能开心。”他说，“对职业有好处。”

“我想是的。”我拿不准我到底该不该拿椅子砸他。

库尔特拍了一下手。“好吧，”他说，“咱们去抓他。”

这主意真棒，很斩钉截铁，可是我发现有一个小问题。“去哪儿？”我说，“他把丽塔弄到哪儿去了？”

他朝我眨眨眼。“什么？他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他说。

“我不觉得。”我说。

“好啦，你不看电视的吗？”他说，听上去跟我刚刚虐待了小动物似的。

“不怎么看。”我承认，“孩子们一天到晚看卡通。”

“他们广告都做三个礼拜了，”他说，“艺术双人踢踏舞大赛。”

“什么？”

“大会堂举行的艺术踢踏舞比赛。”他说着，听上去也像广告了，“来自北美和加勒比海的两百多位顶尖艺术家都汇聚一堂。”

我感觉到自己嘴巴蠕动着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我眨眨眼又试了一下，还没等我说出什么，库尔特就朝门口一摆头说：“来吧，咱们去抓他。”他朝后退了一步。“然后再说为什么浴缸边那家伙看着那么像你。”

这回我终于站到了地板上，准备出发——就在此时，我的手机响了。我习惯性地应答。“你好。”我说。

“摩根先生？”一个年轻而疲倦的女声问道。

“我是。”我说。

“我是梅根，课外活动的老师梅根，你知道，带科迪和阿斯特一起上课的。”

“哦，是的。”我说着，心里开始紧张。

“现在大概是六点五分吧，”梅根说，“我现在得回家了，因为我今晚要上会计课，嗯，七点。”

“哦，梅根，”我说，“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刚说了，我得回家。”她说。

“好吧。”我说，很希望能穿过电话线把她甩到她家去。

“可是你的孩子，”她说，“我是说，你妻子一直没来接他们。所以他们还在这儿。只要有小孩在，我就不能走。”

这听上去是个很好的规定——尤其说明科迪和阿斯特双双平安，没被韦斯弄走。“我去接他们。”我说，“二十分钟后到。”

我挂了电话，看见库尔特眼巴巴地看着我。“我的孩子，”我说，“他们的妈妈一直没去接他们，所以我得去。”

“现在？”他说。

“是的。”

“你现在要去接他们？”

“没错。”

“啊哈，”他说，“你还想救你妻子吗？”

“我觉得能那样最好不过。”我说。

“所以你要先接孩子，再去救妻子，”他说，“而不是逃出这个国家，或是什么的。”

“警探，”我说，“我想救我妻子。”

库尔特看看我，然后点点头。“我先去大会堂。”他说着，转身走出门去。

科迪和阿斯特每天课后活动的公园离家只有几分钟车程，但离我的办公室就远了。我赶到的时候已经过了二十几分钟，因为那时正是高峰期，我能赶到就不容易了。不过我有足够的时间琢磨到底丽塔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很希望她能平安。我已经开始习惯她了。我希望库尔特已经做了我的后援，找人把韦斯抓走，营救了丽塔，让她像电视上演的那样裹着毛毯喝咖啡。

但这么一来，我想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接下来的路上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儿并为之深深担忧。如果他们真抓住了韦斯，把他带到了警局，开始讯问，该怎么办？比如他们会问，你为什么这么做？更重要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对德克斯特这么做？万一他特没品地和盘托出怎么办？

如果库尔特在韦斯胡说的基础上，加进他自己对我产生的怀疑，还有他从录像上看见的东西，那事情就对德克斯特太不利了。

如果我能自己抓住韦斯就好多了，事情就能在手起刀落之后变得简单，既满足了自己，也满足了黑夜行者。可我此刻别无选择——库尔特已经在我身边听见了一切，我只能听之任之。

看上去这事儿越来越像是必须去法庭解决了。想象着德克斯特穿着橘黄色囚犯背心，戴着脚镣，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幅画面，橘黄色是我的不祥颜色。而且被指控谋杀肯定是我通往幸福之路的巨大障碍。我对我们的司法系统不抱幻想。我在工作岗位上天天都目睹着，我很肯定我比它强，除非他们当场捉住我。不过即便是起诉也会把我的行为放在显微镜下检查，那样我的余兴节目就真的泡汤了，即便我最终被证实无罪。

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的选择非常有限。要么让韦斯开口，可那样我会有麻烦。要么阻止他开口，我还是一样有麻烦。我别无他法。德克斯特在暗夜之中，正在遭受灭顶之灾。

所以，当我在公园前停好车时，我满腹心事。老好人梅根还在那儿，一手一个牵着科迪和阿斯特，急得不断倒换着双脚，恨不得马上甩开他们冲向让人兴奋的会计课。他们见到我都用各自的方式表达了高兴之情，这让我把韦斯忘了有三四秒钟。

“摩根先生？”梅根说，“我真得走了。”我终于听见她说了整句话，还挺不适应，我只来得及点点头，从她手中接过科迪和阿斯特的手。她冲向一辆小小的旧雪佛兰，迅速发动，隐没于夜晚的车流中。

“妈妈呢？”阿斯特问。

我希望可以有种很人性化的方式告诉孩子们他们的妈妈被杀人凶手弄走了，不过我实在想不出那是什么，于是我说：“坏人把她绑架了。就是那个撞你们车的人。”

“我用铅笔戳了的家伙？”科迪问。

“是的。”我说。

“我打了他的裆部。”阿斯特说。

“你应该再使劲点儿，”我说，“就是他弄走了你们的妈妈。”

她朝我做了个鬼脸，表示她对我的无趣很失望。“我们现在去救她吗？”

“我们去帮忙，”我说，“警察现在在那儿呢。”

他俩看着我，好像我疯了。“警察？”阿斯特说，“你派警察去了？”

“我得来接你们。”我惊讶地发现我在为自己辩解。

“所以你就让那家伙溜了，那样他就只能去坐牢了？”她问。

“我没办法，”我突然觉得我是在法庭上，而且已经认输了，“有一名警察也发现了，再说我得来接你们。”

他俩交换一下沉默而又丰富的表情，然后科迪转过头。“你现在带我俩去吗？”阿斯特问。

“啊。”我说。可是我没法儿带他们去捉韦斯。我知道他只对我感兴趣，只要我不出现，好戏就不算开演。我不大信库尔特能捉住他，这太危险。

阿斯特好像听见了我的想法，她说：“我们已经胜了他一次。”

“那次他完全没防备你俩，”我说，“可这次他会注意了。”

“这次我们除了铅笔还有别的。”阿斯特说，她话里的冷酷语气温暖了我的心房，可是不行，还是不行。

“不成，”我说，“这太危险了。”

科迪嘟囔着：“保证。”阿斯特翻了个白眼儿，吐了口气。“你只会说我们什么都干不了，”她说，“除非你教我们。我们让你教，可你什么都不让我们干。现在我们有机会学些真东西，你又说太危险。”

“真的太危险。”我说。

“那你做危险事情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呢？”她问，“万一你救不了妈妈，你俩都回不来了呢？”

我看看她，又看看科迪。她正看着我，下嘴唇哆嗦着，科迪则沉着脸一言不发，我再次张嘴想说点儿什么，可又什么都说不出。

就这样，我开车去了大会堂，后座上是两个非常兴奋的孩子。我稍微超了速。我们在第八街下了95号高速公路，在布里克尔大街上了去往大会堂的路。停车场车很多，没地方停车了，显然很多人都看了电视台广告，知道这场艺术踢踏舞大赛。在这种情况下再浪费时间找车位就太傻了，我刚打算像警车似的停在人行道上，就一眼看见库尔特的警车停在那里。我把车停在他的旁边，将警察局停车证面朝上放好，转身冲着科迪和阿斯特。

“跟着我，”我说，“没经过我的同意不许自由行动。”

“紧急情况除外。”阿斯特说。

想想他们最紧急情况时的表现，的确不错。另外，我估计紧急情况这会儿应该已经发生过了，所以我说：“好吧，紧急情况除外。”我打开车门。“来吧。”我说。

他们一动不动。“怎么了？”我说。

“刀。”科迪轻轻地说。

“他要刀。”阿斯特说。

“我不会给你们刀。”我说。

“那有紧急情况怎么办？”阿斯特问，“你说我们可以在紧急情况下采取行动，可你什么都不给我们！”

“你不能举着刀在人堆里走。”我说。

“可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带就走。”阿斯特坚持道。

我长长吐出一口气。我打开杂物箱，拿出一把飞利浦改锥递给科迪。毕竟，人生充满妥协。“拿着，”我说，“只能给你这个。”

科迪看看改锥，又看看我。

“这比铅笔强。”我说。他又看看他姐姐，然后点点头。“好。”我说，又摸着去开门，“走吧。”

这回他们跟着我走上便道，然后朝大门走去。可是还没走到大门，阿斯特又死死地站住了。

“怎么了？”我问她。

“我要尿尿。”她说。

“阿斯特，”我说，“我们真得快点儿了。”

“我特别想尿尿。”她说。

“五分钟后行吗？”

“不，”她说，拼命摇头，“我现在得马上去。”

我重重地叹了口气，想着蝙蝠侠跟罗宾是不是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好吧，”我说，“快点儿。”

我们在大厅一侧找到洗手间，阿斯特跑了进去。科迪和我在外面等着。他换着手握着改锥，最后握成一个比较自然的锥子尖朝前的姿势。他看看我，我点点头，阿斯特又跑了出来。

“好啦，”她说，“走吧。”她跑过我们，冲进大厅，我们跟着她。一个胖乎乎戴大眼镜的男人想收我们每人十五块钱的门票，我给他看了我的警察局证件。“小孩儿呢？”他问。

科迪已经举起他的改锥，不过我示意他收回去。“他们是证人。”我说。

那男人一副不服气的表情，他又看一眼科迪的改锥，只好摇摇头。“好吧。”他说着重重地叹了口气。

“你知道其他警察去哪儿了吗？”我问他。

他继续摇着头。“只有一个警察，”他说，“如果有其他警察，我肯定知道，因为他们都会这么冲进去不给我门票。”他微笑着，说明的确是在挤对我们，又朝我们挥手示意，“去欣赏表演吧。”

我们进了大厅。有几个展厅看上去的确是跟艺术有关——雕塑、绘画等，还有很多其他很前卫的很难称为艺术的东西。最先映入眼帘的怎么看都只是一堆落叶和树枝，以及一只空啤酒罐滚落一旁。两三个电视屏幕，一个上面是一个胖男人坐在马桶上，另一个是一架飞机撞进大楼。可这里没有韦斯、丽塔和库尔特。

我们走到大厅另一头又转过来打量每一个通道。有很多出口，可都没有丽塔。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高估了库尔特的智力。我盲目地相信他的判断，认为韦斯在这里，万一他错了怎么办？如果韦斯在另一个地方正开心地雕刻着丽塔，而我则在这里呆呆地看着艺术品，试图了解我永远不懂的人类灵魂。我该如何是好？

科迪停住脚步，定睛注视。我转身看他在看什么，也呆住了。

“妈妈。”他说。

的确是丽塔。

一组十几个人正聚集在大厅远远一角的大型平面电视屏幕下，屏幕上是丽塔的面部特写。她的嘴巴被堵住了，眼睛拼命地大睁着，她恐惧地拼命晃着头。我还没来得及拔脚，科迪和阿斯特就已经抢先去救他们的妈妈了。

“等一下！”我朝他们喊，可他们不理会，我只得跟着他们跑起来。黑夜行者一声不吭，我为科迪和阿斯特都快急疯了，想象着韦斯会随时从背后朝他们跳过去，另外，我也不想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地跟韦斯遭遇。可孩子们就这么朝丽塔冲过去，让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加快脚步，他们已经穿过人群，跑到他们妈妈出现的屏幕下。

丽塔被绑着，嘴被堵着，旁边是一把电锯。锯刃挨着她的脚踝，显然下一步她将被推向轰鸣的锯齿。桌子前方的胶带上写着：“谁能拯救我们的亲人？”下面还有一句，用粗体字写着：“请勿打扰演员。”旁边是一列玩具火车，一节一节的车身上写道：“情节剧的未来。”

最后我看到了库尔特——不过这真不是个让人欣慰的画面。他瘫坐在墙角，脑袋耷拉在一边。韦斯给他戴了顶老式道岔工的帽子，一条粗重的电缆捆着他的胳膊。他腿上是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半导体”。他一动不动，不知道是死了还是只是昏迷。当时的情况让我来不及判断。

我挤进人群，模型火车再次开过时，我又听见了韦斯事先录好的每隔几秒一次的招牌尖叫。

可我还是没看见韦斯——我挤进人群后，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变了，变成了我的脸。我疯了似的转身找镜头，我找到了，它被安装在展厅另一边的墙上。我还没来得及转回身，就听见一阵哨音响起，一条结实的渔线凌空飞过，紧紧套在我的脖子上。这一瞬间我想到，这可真妙，他也用渔线，我的绝招之一。然后我双膝跪倒，脸朝前摔在了韦斯的作品前方。

当脖子上被套着绳套时，你肯定对其他一切都不在乎了，你会很快听不见也看不清。尽管我仍能感觉到脖子上的力道稍微松了些，可那没能让我恢复神志。我摔倒在地板上，忘了如何呼吸，远远听见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喊：“这么做不对，得制止他们！”我心怀感激地想，总算有人要制止这一切了，然后又听到那声音说：“嘿，你们这两个小孩！这是艺术品！走开！”我这才明白那人是要制止科迪和阿斯特毁坏展品解救妈妈。

空气穿过我的喉咙，我突然觉得喉咙无比酸痛。韦斯松开了绳套，举起了摄像机。我粗重地喘着气，一只眼看见他正转身拍摄着群众。我又喘口气，喉咙很痛，可感觉好多了，光线和思维都随着呼吸回来了，我挣扎着单膝跪起，同时看向周围。

韦斯正举着摄像机对准观众外围的一个女人，就是那女人吼着科迪和阿斯特，让他们不许打扰。她五十多岁，穿着很时髦，这会儿还在吼着让他们上一边儿去，别碰艺术品，还让人去叫保安。让大家欣慰的是，孩子们没理她。他们把丽塔从桌子上解救下来，尽管她的双手和双脚仍被绑着，嘴也被堵着。我站起来，还没能朝他们走半步，韦斯又收紧了绳套，这让我重新看到了午夜的太阳。

我模模糊糊地听见扭打的声音，脖子上的绳套再度变松，我听见韦斯说道：“小杂种，这回休想！”我听见一声脆响和一记拳打的声音，我眼前的世界又稍微恢复了光亮。我看见阿斯特躺在地板上，韦斯挣扎着要从科迪手里夺过改锥。我伸手拉松绳套，好让我能喘口气，可紧接而来的剧烈咳嗽差点儿把我自己咳晕过去，眼前又是一片昏暗。

等我再度恢复呼吸，我张开眼睛看见科迪也躺在了地板上，就在阿斯特身边，在离电锯不远的地方。韦斯站在他们身边，一手拿着改锥，一手举着摄像机。阿斯特的腿抽搐着。韦斯朝他们走近，举起改锥，我踉跄着爬起，想去阻止他，可我很清楚来不及了，我眼前发黑，只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无助。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韦斯正幸灾乐祸地看着两个孩子，而德克斯特正无比缓慢地挣扎着向前，丽塔纵身跃入了画面——她的双手仍被绑着，嘴仍被堵着，可那并不妨碍她狠狠地撞到韦斯身上，把他推到离孩子们远一些的便道上，让他直直地朝电锯倒下去，趁他踉跄的当儿，丽塔又撞了他一次，这下他被自己的脚绊倒摔了下去，举着摄像机的手臂比画着，试图不要倒在轰鸣转动的电锯上——他差一点儿就成功了，就差一点儿。

韦斯的手碰到了桌子边缘，但他摔倒的惯性让他的身体朝电锯滑了过去。一阵摩擦的噪音伴随着一道血雾飞上空中，韦斯的前臂、那仍然抓着摄像机的手被一齐切了下来，飞出去砸到了玩具火车的轨道上。观众惊呼着，韦斯慢慢站直，看着自己手臂前端血液汩汩涌出。他看看我，好像要说什么，然后朝我迈了一步，又看看自己喷射着血液的手臂，又朝我迈了一步。然后，他好像踩到一段看不见的台阶那样慢慢摇摆着跪倒在离我几英尺远的地方。

这当儿，我一边拼命撕扯着绳套，一边担心着孩子们，怕他们看见这血流如注、恶心讨厌的场面。我就站在那里，韦斯抬眼最后看了我一眼。他的嘴唇翕动着，可什么都没有说出来。他缓慢而认真地摇着头，似乎怕自己的头也掉下来摔到地板上。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谨慎而清晰地说了一句：“多拍点儿照片。”然后他虚弱地笑了一下，脸朝下倒在自己的血泊里。

我退后一步，抬眼看着周围。电视屏幕上，玩具火车继续开着，撞进韦斯的手臂断肢依然握着的摄像机上。车轮空转了一下，然后翻车了。

“太棒了，”人群前方那个时髦的女人说道，“真是太棒了。”

迈阿密急救服务很出色，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经常有练习的机会。不过好在他们没费太大劲儿去救韦斯。他在他们赶到之前基本上已经把血流光了。在丽塔疯狂的逼迫下，救护队又花了宝贵的两分钟检查科迪和阿斯特，韦斯则永远地隐入了艺术史的黑暗篇章中。

急救队检查科迪和阿斯特的工夫，丽塔急得团团乱转。科迪眨眨眼想伸手去摸改锥，阿斯特则抱怨嗅盐的味道太恶心。我放下心来，知道他们不会有事儿了。不过他们肯定有轻微的脑震荡，这真让我有家庭的归属感。这么年轻就继承了我的衣钵。他们被送去医院接受二十四小时的观察。“保险起见。”丽塔当然也跟着去了，为了保护他们免遭医生的毒手。

他们走了以后，我站起来，看到两个急救员朝韦斯的尸体摇摇头，然后转向库尔特。

韦斯看上去很安详，很舒坦。脸非常苍白，跟死了一样。当然他的确死了，可是——他在想什么？我从来没在死人脸上看到这种表情，这甚至让我有点儿不安。他干吗觉得满意？也许只是他的面部肌肉给我的错觉？不管怎样，我的沉思被一阵忙乱的脚步声打断，我转身看过去。

特别调查员雷希特在离现场几英尺以外的地方停下，面无表情，好似戴了副职业面具。不过即便如此，仍然不能完全隐藏她脸上的震惊和苍白的神色。

“是他？”她用一种跟表情很搭配的声音说。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清清喉咙说：“是他差点儿绑架了你的孩子？”

“是的，”我说，然后拼命让我庞大的大脑恢复正常运转，“我妻子证实是他，孩子们也这么说。”

雷希特点点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韦斯。“好吧。”她说。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这似乎是个好的意思。我希望这表示FBI将放弃对我的关注。“他呢？”雷希特朝墙角那边的库尔特点头示意。急救人员正在结束他们的检查。

“库尔特警官比我先到。”我说。

雷希特点点头。“门口收票的人是这么说的。”她事先已经询问过有关人员，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我提醒自己得打起精神小心回话。

“库尔特警探，”我谨慎地说，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尽力控制情绪——我得承认我的声音被绳套弄得很嘶哑，这挺有帮助，“他先到这里。在我之前，我想是他，是他为了保护丽塔，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那声啜泣有点儿过头了，所以我止住了啜泣，但我自己都被声音中的男人感情打动了。可是特别调查员雷希特却没有。她又看了看库尔特的尸体，然后是韦斯，然后是我。“摩根先生——”她说，声音中有一丝职业化的怀疑。但她没说下去，只是摇摇头，走开了。

如果世上有公道，任何神明都会认为这一天对我来说足够公平了。可是事情不是这样。我正转身想要离去，迎面碰上了伊斯利尔·萨尔格罗。

“库尔特警探死了？”他说，退后一步，眼睛一眨不眨。

“是的，”我说，“嗯，在我赶到之前。”

萨尔格罗点点头。“是啊，”他说，“证人也这么说。”

从一方面说，证人跟我说法一致是件好事儿，但这也说明他已经问过证人了，也就是说，他的头一个问题是，死人的时候，德克斯特在哪儿？我琢磨着一些激烈的情感表达或许能让我脱身，我挪开视线说道：“我应该早点儿赶来的。”

萨尔格罗沉默了半晌。“我觉得你不在场其实再好不过了，”他最后说，“对你，对你妹妹，和你去世的爸爸都好。”

“啊？”我说着。以萨尔格罗的智慧，我这一声更让他确信我什么都明白。

“这会儿没有证人……”他停下来，脸上的表情好像眼镜蛇在练习微笑。“没有活着的证人，”他说，“能证实眼前发生的这些事儿，以及前因后果。”他肩膀微微动了一下，好似在耸肩。“这样的话……”他没说完，好似在暗示下面的话是“我只好自己出马杀了你”或者“那我只好逮捕你”，甚至是“到此为止吧”。他看了我良久，又重复一遍：“这样的话……”这次他的语气好像是在问话。然后他点点头，转身离去，只留下他如炬的目光在我的眼前萦绕。

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让我开心的是，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人群前方的那个时髦太太原来是伊莱恩·登纳泽塔博士，她是世界当代艺术的重要人物。她绕着现场转圈拍起了宝丽来照片，最后不得不被警察制止并带离。不过她后来发表了一些照片并引用了韦斯拍的一些录像带，配以文字说明，这使得韦斯在同类拥趸中小小地出了一下风头。至少他的“多拍些照片”的遗愿实现了。问题解决了总是件好事儿，对不？

库尔特警探运气真不错。办公室八卦说他已经错过了两次升迁的机会，我想他是希望凭着这次单枪匹马擒拿凶手而立功受奖，他真的做到了。上级决定用他的英勇事迹给这一团糟的局面挽回些声誉，于是库尔特成了英雄。他被追认为救人英雄并得到晋升。

库尔特的葬礼我当然出席了。全警局的人都在，穿着制服，甚至连德博拉也在。她身穿蓝色警服，看上去分外苍白，毕竟库尔特是她的搭档，至少规定是这样的，所以她理应出席。医院不大情愿，但看在她快要出院的分儿上，他们没再阻止。她当然没掉眼泪——在装样子方面，她一直都没我的技巧好。但当棺木被放到地下时，她看上去恰当地显得很庄严，我也尽量做出一样的表情。

我觉得自己装得挺不错，不过多克斯警官不这么认为。我看见他在人群中瞪着我，好像他认定我是掐死库尔特的人，这真荒唐，我从来没掐死过谁。我的意思是，我会偶尔甩个绳套，但那都是为了娱乐——我不喜欢那种身体接触，用刀要利落得多。当然了，库尔特被宣布死亡，德克斯特重获自由，那感觉还是非常之爽，可我真的没干什么。我说过，问题解决了总是件好事儿，对不？

生活又恢复了原样。我上班，科迪和阿斯特上学。库尔特葬礼后两天，丽塔去看了医生。那夜她把孩子们送上床，在我身边的沙发上坐下，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从我手里把遥控器拿过去。她关上电视，叹了几口气，最后，我被这神秘感弄得受不了了，问道：“出了什么事儿吗？”

“没有，”她说，“什么坏事儿都没发生。我是说，我不觉得这是坏事儿。要是你也不……嗯……不这么想的话。”

“我干吗要这么想？”我说。

“我不知道，”她说，又叹了口气，“只是，你知道，我们从来没谈过这事儿，现在……”

“现在怎么了？”我说。这真让我受不了。我经历了这么多事儿，可还得忍受这种没头没脑的车轱辘话，我快变得不耐烦了。

“现在，嗯，”她说，“医生说我一切正常。”

“哦，”我说，“那真好。”

她摇摇头。“尽管……”她说，“你知道。”

我不知道。而且她认定我该知道，这对我真不公平，于是我就这么说出来了。她清了半天喉咙，又结巴了好几回，最后终于告诉了我。我的反应是跟她一样失去了言语的力气，唯一能说出的是一个老笑话里的包袱，我知道这不是抖包袱的时候，可我还是忍不住说了，我听见德克斯特的声音从老远老远的地方喊起来：

你说你有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