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了的红酒罐焖鸡吃上去没有该有的美味。葡萄酒发出一股陈啤酒的气味，鸡肉吃起来有点儿黏糊，享用的过程变成强颜欢笑的折磨。我在午夜时分回到家里，以苦行僧般的坚毅干掉了一大份鸡肉。

我蹑手蹑脚地爬上床时丽塔没有醒过来，我也很快溜进了梦乡。似乎才闭上眼，床边的闹钟就响了，它尖叫着提醒我新一轮的暴力正威胁着我们可怜的伤痕累累的城市。

我勉强睁开一只眼睛，看到真的是六点钟，该起床了。这可真不公平，但我还是努力爬起来去冲澡，等我走进厨房时丽塔已经把早餐摆上桌子了。“我看你吃掉了那些鸡肉。”她说。我觉得她有点儿不开心，我知道这时候该说些好听的话。

“真好吃，”我说，“比我们在巴黎吃的还好吃。”

她眼睛亮了一下，但又摇摇头。“骗子，”她说，“凉了味道就不对了。”

“你施了魔法，”我说，“尝起来还是热的。”

她皱着眉把一绺儿头发从脸上拨开。“我知道你也是没办法，”她说道，“我是说你的工作……可我真希望你能尝到，我是说，我真的理解。”丽塔把一盘炒鸡蛋和煎香肠放到我面前，朝咖啡机旁边的小电视点头示意：“今早全是这个新闻，关于那个案子。他们采访了你妹妹，她看上去可不大高兴。”

“她一点儿都不高兴，”我说，“按说这可不应该啊，她的工作多有挑战性，还上了电视，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的俏皮话没能让丽塔笑起来。她拖了一把椅子坐在我身边，把双手放在大腿上，眉头皱得更紧了。“德克斯特，”她说，“我们真的需要谈谈。”

我通过对人类生活的研究发现，有一些字眼儿特别能吓到男人的灵魂。好在我没有灵魂，可我听到她的话以后还是感到一阵不舒服。“刚过蜜月就这样了？”我说道，想显得多少有些严肃。

丽塔摇摇头。“不是，我是说……”她挥挥手，又把手放回腿上，重重地叹口气，“我是想说科迪。”她最后说道。

“哦。”我应道，其实一点儿都不明白她想说科迪什么。在我看来，他毫无问题，但我比丽塔更清楚，科迪完全不是看上去的那个小小的安静的人类儿童，他是未来的德克斯特。

“他看上去还是……这么的……”她又摇摇头，然后低下头，声音变得低沉，“我知道他爸爸……做的事情……伤害了他，也许把他永远地改变了。不过……”她抬头看着我，眼睛闪亮，充满泪水，“他总这样是不对的，对不对？总这么安静，而且……”她又低下头去，“我只怕，你知道吗，”一滴泪珠掉落在她的腿上，她吸了一下鼻子，“他可能会……你知道吗……永远地……”又是好几滴眼泪。

“科迪会没事儿的。”我说道，暗暗赞叹自己出神入化的撒谎能力，“他只需要稍微活泼点儿。”

丽塔又抽一下鼻子：“你真这么觉得？”

“绝对的，”我说着将手盖在她的手上，就像我最近从电影上看到的那样，“科迪是个很棒的孩子。只不过因为过去发生的那些事儿，他比别的孩子成熟得晚一点儿而已。”

她摇摇头，一滴泪珠甩到了我脸上。“这你可说不准。”她说道。

“我可以。”我对她说，奇怪的是，我这句话是发自真心的，“我非常明白他在经历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她的目光炯炯有神，泪盈于睫地看着我。“你……你从来没告诉过我那些事儿。”她说。“嗯，”我继续说道，“我永远都不会说。但我的经历和科迪很像，所以我真的知道。丽塔，相信我。”我又拍拍她的手，想着，是啊，相信我，相信我会把科迪变成一个如鱼得水、机智能干的魔鬼，就像我一样。

“哦，德克斯特，”她说，“我当然相信你。不过他是这么的……”她又摇摇头，把泪珠甩到四周。

“他会没事儿的，”我说，“真的。他只需要从他的小壳子里走出来一点儿，学着和同龄人相处。”还要学着他们的样子伪装成其中的一分子，我想。

“如果你这么肯定——”丽塔边说边使劲儿抽搭了一下。

“我肯定。”我说。

“好吧。”她说，从桌上拿过纸巾压在鼻子和眼睛上，“那我们，”又是抽泣和哽咽，“我想咱们得想法儿给他找些小朋友。”“玩儿牌，”我说，“我们马上就得教他怎么藏牌。”

丽塔又开始擤鼻涕，擤了好长时间。

“如果不是了解你，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她说，然后站起来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

当然，如果她真像她以为的那样了解我，她就会拿餐叉给我来一下，然后撒腿逃命。但保持幻想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功课，所以我什么也没说。早餐在和谐单调的气氛中进行。在我喝第二杯咖啡时，科迪和阿斯特也来到了厨房，他们的脸上带着相同的服了过量镇静剂之后呆滞的表情。因为不许喝咖啡，他们过了好几分钟才明白自己是醒着的。当然又是阿斯特先打破了安静。

“黛比探长在电视上。”她说。阿斯特最近对德博拉产生了一种英雄崇拜，因为她看到德博拉带着枪，还对着一些大块头便衣警察吆五喝六。

“那是她工作的一部分。”我说。

“你怎么从来不在电视上露面呢，德克斯特？”她谴责地说。

“我不想上电视。”我说。她瞪着我，好像我在提议把冰激凌定为违禁品一样。“真的，”我说，“要是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什么样子，我一走上街就会被人指指点点。”

“可没人对黛比探长指指点点啊。”她说。

我点点头。“当然没有，”我说，“谁敢啊？”阿斯特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儿，我重重地放下咖啡杯站了起来。“我得开始一天的伟大工作了，我要去保卫我们的好市民。”我说。“你用显微镜没法儿保护人。”阿斯特说。

“好了，阿斯特。”丽塔说着，赶过来在我脸上亲了一下，“希望你逮住这个家伙，德克斯特，”她说，“听上去真可怕。”

我也希望我们能抓住这个家伙。一天四个受害者，即使对我来说都有点儿过了，这必然会给整座城市制造一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气氛，那我就没办法找自己的乐子了。

我到办公室比平常略早，楼里已是一片繁忙景象。新闻发布会的人比哪次都多。当我发现十几架照相机和麦克风已经铺设妥当，马修斯局长却不见踪影时，我意识到了事情有多么严重。

更糟的还在后面。一个便衣警察站在电梯口要我出示证件才让我通过，即便我跟他还有点头之交。这还没完，我终于到了实验室，却发现文斯买了一袋法国可颂面包。

“主啊，”我说，看着文斯衬衫前襟上的碎屑，“我只是说说而已，文斯。”

“我知道，”他说，“但这玩意儿听起来很有品。”他耸耸肩，一大片面包屑被抖落到了地板上。“巧克力馅儿，”他说，“还有火腿和奶酪馅儿的。”

“我不认为巴黎的可颂是这么做的。”我说。

“你他妈的去哪儿了？”德博拉在我背后咆哮着，顺手拿起一根火腿和一块奶酪可颂。

“我们中毕竟有人需要时不时睡个觉。”我说。

“我们中还有些人压根儿没法儿睡觉，”她说，“因为我们中有些人得玩儿命工作，被从巴西或鬼知道什么地方来的照相机和记者包围。”她狠狠地咬了一口可颂，把嘴巴塞得满满的，然后瞪着手里剩下的面包，“耶稣基督，这是什么玩意儿？”

“法国面包圈。”我说。

德博拉把剩下的面包扔向身旁的垃圾桶，却偏了四英尺。“难吃死了。”她说。

“你想吃我的香肠啊？”文斯问德博拉。

德博拉连眼睛都不眨。“抱歉，我吃就要吃个满嘴，你的没那么大。”她说完，抓着我的胳膊说，“过来。”

我妹妹拉着我穿过走廊来到她的工作间，自己摔到桌后的椅子里。我坐在折叠椅上，准备迎接她给我预备的暴风骤雨。

结果等来的是一堆报纸，她把它们朝我扔过来，说：“《洛杉矶时报》《芝加哥太阳报》、纽约他妈的时报、德国《每日镜报》《多伦多星报》。”

在我淹没在报纸堆中完全被憋死之前，我伸手抓住她的胳膊，不让她把《巴基斯坦观察家报》朝我砸过来。“德博拉，”我说，“你要是不把它们戳到我眼窝里，我倒是能看得更清楚。”

“这臭狗屎暴风雨，”她说，“你没见过臭狗屎暴风雨吧？”

说实话，我没见过真的臭狗屎暴风雨，除了中学时兰迪·施瓦兹把红色球形炸弹放在男生厕所里，结果奥伯里恩老师不得不早退回家换衣服。但德博拉显然没心情回忆往昔，尽管我们都不喜欢奥伯里恩老师。“我猜到了，”我说，“看到马修斯不在就知道了。”

她气呼呼地说：“跟他从来没存在过似的。”

“我从来没想到马修斯局长会错过这么有爆炸性的上镜机会。”我说。

“他妈的四具尸体在他妈的一天出现，”她啐了一口唾沫，“从来没这样过，这事儿就让我赶上了。”

“丽塔说你在电视上看起来挺好看。”我鼓励地说，但只是惹得她狠狠地拍了一下那摞报纸，好几张报纸被震落到地板上。

“我真不想上他妈的电视，”她说，“他妈的马修斯把我扔到狮子群里了，这是现在全世界最大最糟糕的该死的倒霉事儿，我们还没发布任何尸体的照片，所有人都已经知道这个案子有十分怪异的地方，市长已经问过了，他妈的州长正在问，如果我午饭前不能给个说法，佛罗里达州将沉入大海，而我将被压在最下面。”她砸了一下报纸堆，这回半摞报纸都掉到了地上。这好像让她出了口恶气，她一屁股坐下去，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我真的需要你帮忙，老哥。我恨死了求你，可如果你能整明白这种事儿，现在真的是时候了。”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突然恨死了求我，她以前又不是没求过，求了好几次，显然并没有恨死。近来她变得有点儿怪怪的，一提到我的特殊本领她就恶声恶气。可这是为什么呢？我没感情，可也没有不受感情影响的免疫力，我没法儿眼看着自己的妹妹山穷水尽而置若罔闻。“我当然会帮你的，德博拉。”我说，“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呃，靠，你必须做点儿什么，”她说，“我们一起对付。”

听到她说“我们”可真好，尽管直到这会儿我才知道我也被卷进去了。但只区区一点儿归属感并不有助于我的巨型大脑投入运转。事实上，德克斯特的高级司令部此刻出奇地安静，跟在犯罪现场时的反应一样。尽管如此，表现出配合是此刻最需要做的，于是我闭上双眼，装出一副拼命在想的样子。

好吧，如果真有什么具体线索，勤勉得跟猎犬一样的法医部英雄们应该已经找到了。所以我需要的是我的同僚们不在行的东西——借助黑夜行者的帮助。可是黑夜行者少有地安静，只是偶尔怪笑几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通常，看到谁展示捕猎技巧都能激发我的欣赏之情，这有助于我理解杀人动机。不过这次毫无感觉，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只得孤军作战，而德博拉正在那儿瞪着我，表情既严厉又满含期待。我退一步欣赏那个伟大而残忍的天才，这些杀戮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对尸体隆重的展示方式有些超出常规。展示？没错。它们被以一种精心安排的方式展示出来，为的是取得最强烈的效果。

但展示给谁看呢？研究杀手心理的学院派会说，越艰难就越有观赏性。但大家都知道，警察会把现场完全封锁起来，即便没有封锁，也不会有媒体愿意刊登这种可怕的图片。有多可怕？相信我，我看过。

所以到底是展示给谁看的呢？警察？法医部的书呆子们？我？所有这些都不可能，除了这些人，就只有三四个发现尸体的人了，除此之外再没人看到过什么。然后就是整个佛罗里达州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人们拼了命也要保住旅游业。

一个念头跳出来，我睁开眼睛，看见德博拉正瞪着我。

“怎么着？”她说。

“也许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我说。

她看了我一会儿，颇像科迪和阿斯特刚睡醒时的样子。“什么意思？”她最后问。

“我看到尸体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凶手不是为了杀他们，而是为了杀了之后摆弄这些尸体。展示。”

德博拉哼了一下。“我记得那场面。可还是说不通。”

“说得通。”我说，“要是有人想要制造效果，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种影响力。现在看看，有什么效果？”

“什么也没有啊，除了让全世界的媒体都注意了。”

“可别，别用‘除了’这个词儿，这就是我的意思。”

她摇摇头说：“什么？”

“媒体关注有什么不好，老妹？整个世界都看着阳光之州，世界旅游业的前沿——”

“他们看了这些事件会说‘我可绝对不想去那屠宰场的附近旅游’，”德博拉说，“好啦，德克斯特，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跟你说过，哦，”她皱起眉头，“你是说有人想打击旅游业？对整个佛罗里达州？这可真够蠢的。”

“你觉得干这事儿的能不是蠢货吗，老妹？”

“可到底是谁想这么干？”

“我不知道，”我说，“加利福尼亚？”

“好了，德克斯特，”她吼起来，“你要说得通，不管谁干的，都得有动机才行啊。”

“某个心怀嫉恨的人。”我说道，听上去比我心里感觉的要笃定得多。

“对整个混账州都嫉恨？”她说，“这听起来对头吗？”

“啊，不太对头。”我说。

“那拜托您想个对头的说法出来，行不？就现在。这事儿现在已经糟到家了。”

那些可怕的字眼儿刚从德博拉嘴里跳出来，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德博拉抓过电话，眼睛仍然瞪着我，然后忽然转过身去弓起了背。她发出几声惊叹，似乎在问：“什么时间？天哪。对。”她挂了电话，转过来冲着我，跟她这会儿的表情比起来，她先前的怒视简直成了春日初吻。“你个浑蛋。”她说。

“我干什么了？”我问，对她语气中冷酷的愤怒感到有些惊讶。

“我也想知道。”她说。

即便魔鬼也有发火的时候，我相信此刻自己快到极限了。“德博拉，要么你说点儿有意义的整句出来，要么我回实验室擦洗分光仪。”

“案子有突破了。”她说。

“那不是应该高兴吗？”

“是旅游局。”她说。

我张开嘴想说点儿又聪明又利索的话，然后又闭上了。

“是啊，”德博拉说，“好像的确有人对整个州都有意见。”

“你觉得是我干的？”我已经不是感到恼火，而是目瞪口呆地惊讶坏了，她看着我，“德博拉，我觉得有人在你咖啡里下毒了。佛罗里达是我的家，你想听我给你唱《斯旺尼河》吗？”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告奋勇要唱歌起了作用，她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跳了起来。“来吧，我们到那边去。”她说。

“我？你的搭档库尔特呢？”

“他去喝咖啡了，妈的，”她说，“另外，我宁可和疣猪搭档。来吧。”

大迈阿密地区观光旅游局位于布里克尔大街一座高大的建筑中，这和它弥足轻重的作用很相衬。透过巨大的窗户，可以看到繁华街区美丽的一角，以及比斯坎湾上的政府穿越海道，甚至还可以看到附近的码头，在那里，篮球队不时会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输球。景色太棒了，跟明信片似的，好像在说：“没逗你玩儿，这就是迈阿密。”

只是今天旅游局的人好像都无心欣赏风景。办公楼好像被人刚用棍子捅了一下的大蜂窝。工作人员虽然不多，可全在门前和走廊中跑进跑出，看上去跟有几百个人在不停奔跑似的，个个好似热锅上的蚂蚁。德博拉站在前台接待处待了足足两分钟，用她的耐心来衡量的话，简直像一辈子那么长。一个大块头女人站住了脚，看着她。

“你要干吗？”女人问。

德博拉立刻亮出警徽：“我是从警察局来的摩根探长。”

“哦，我的天，”女人说，“我去叫乔安妮。”说完溜进右边的一道门不见了。德博拉看着我，好像是我的错似的，说：“天哪。”

这时门又开了，一个小个子长鼻子的短发女人冒了出来。

“警察？”她怒气冲冲地说，她看看我俩，又定睛看着德博拉，“你是警察？是花瓶吧？”

德博拉早已习惯人们的这种质疑，但他们通常没这么直白。她有点儿脸红了，又亮出警徽说：“我是摩根探长，你能给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吗？”

“这会儿就别打官腔了，”女人说，“我要的是‘警探哈里’，来的却是‘律政俏佳人’。”

德博拉脸颊绯红，眼睛眯起来。“你要是愿意，我可以回去拿传票，”她说道，“也许再加一张妨碍调查的逮捕证。”

女人看着她。这时背后房间里有谁大吼一声，然后什么东西倒了，碎了。她突然改变语气说：“我的天哪！好吧，来吧。”然后她也从门后消失了。德博拉重重地喘了口气，龇着牙，我们相继朝门走去。

小个子女人已经走进走廊尽头的一扇门，等我们追过去时她已经坐在了会议桌后面的一把转椅上。“坐吧。”她说，冲旁边的椅子挥了下手，手里拿着一个大遥控器。我们还没坐好，她就拿遥控器对着一个大大的平面电视。“这是昨天收到的，但我们今早才在开会的时候看了。”她抬眼看着我们，“然后就马上报了警。”

“是什么？”德博拉说着坐了下来，我坐在她旁边。女人说：“是一张光碟。请看。”

屏幕闪动着，在几条“请等待”“请选择”的提示之后，突然跟活了过来似的发出一声尖厉的惨叫，连德博拉都不禁跳了起来。

屏幕亮了起来，一个形象逐渐清晰：在静止的俯拍镜头中，一个人的身体衬在雪白的陶瓷背景上，眼睛大睁着注视前方。在我看来，人已经死了。然后一个人进入镜头，把一部分尸体挡住了。我们只能看见那个人的后背。然后那个人抬起拿着一把电锯的臂膀，又按下去，接着传来锯齿切入皮肉的声音。

“耶稣基督。”德博拉说。

“可怕的还在后面。”小个子女人说。

电锯轰鸣着，我们能看到镜头里的人干得很卖力。然后电锯停了。电锯被扔在陶瓷背景上，那人往前探身，拿起一大块可怕的发着亮光的内脏，把它们扔到镜头能拍清楚的位置。然后，一串大大的白色字母出现在屏幕上，背景是一堆肠子：

新迈阿密：它将令你肝脑涂地。

图像静止了一会儿，屏幕接着变成空白。

“继续看。”女人说。屏幕闪了闪，的字母出现在屏幕上：

接下来我们看到了沙滩日出。背景音是甜甜的拉丁音乐。一个波浪卷上沙滩。一个晨跑的人进入画面，磕绊了一下后震惊地停下脚步。接着镜头移向晨跑者的脸，他的表情从震惊到恐惧。然后他撒腿就跑，离开水边，穿过沙滩，朝着远处的街道跑去。镜头移回，画面上出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在南海岸沙滩上被开膛破肚的那对幸福夫妻。

镜头切换到出现在现场的第一个警察，他脸部抽搐，转开头呕吐。下一个镜头对着围观群众，他们都僵直地别过脸，一张又一张脸，镜头切换得越来越快，直到屏幕上排满小方块照片，像高中纪念年册上那样，只是每个人的表情各不相同，各自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惊恐。

字幕再次升起：新迈阿密：轮到你了。屏幕黑了。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看一眼与我同来的伙伴，发现她跟我一样。我想评论一下摄影技巧来打破这让人别扭的沉默，因为如今的观众都喜欢动作片多一些。但屋里的气氛好像不是很适合谈这个，所以我继续保持安静。德博拉坐在那儿咬牙。小个子女人一言不发地看着窗外美丽的景色。最后，她说道：“我们觉得还会有更多受害者出现。我的意思是，新闻说已经有了四具尸体，所以——”她耸了耸肩。我顺着她的视线看看窗外，以为有什么好看的东西，但除了一只快艇朝政府穿越海道驶过来以外，什么也没有。

“这是昨天寄来的？”德博拉说，“用平信？”

“带着迈阿密邮戳的普通信封，”女人说，“光盘也很普通，一般办公室用的那种，在哪儿都能买到，欧迪办公、沃尔玛，随便哪儿都有。”

她的语气很轻蔑，脸上是生动的“可爱”的人类表情——介于鄙视和冷漠之间。我开始奇怪，她如何能做到让人喜欢迈阿密，让数百万的人想来一个有像她这样的人居住在其中的城市旅游。

这想法从我的大脑里滚落到地板上，在大理石地面上泛起回声。一列小火车从德克斯特车站驶出站台。有那么一会儿，我只是看着烟囱喷出浓烟，然后闭上眼睛爬上火车。

“怎么了？”德博拉问，“你想到了什么？”

我摇摇头，又沉思了片刻。我听见德博拉的手指在台面上敲着，然后是遥控器被小个子女人放下的声音。火车终于提速了，我睁开眼。“会不会，”我说，“有人想破坏迈阿密的公众形象？”

“你之前说过了，”德博拉吼道，“而且听起来很荒唐。谁会他妈的对整个州都怀恨在心？”

“可假如不是针对这个州呢，”我说，“假如只是针对宣传这个州的人？”我定定地看着小个子女人。

“我？”小个子女人说道，“有人针对我干出这些事儿？”

我被她的谦虚美德所感动，朝她送上一个我最热情的假笑。“你，或你的部门。”我说。

她皱着眉，好像那人攻击的是她的部门而不是她本人是件很荒诞的事儿。“哦？”她怀疑地说。

德博拉拍了一下桌子，点头说道：“对，现在说得通了。如果你开除了谁，得罪了谁的话。”

“尤其是那种行为不大正常的。”我说。

“就像那些半吊子艺术家，”德博拉说，“比如说，某人丢了工作，忍了一阵子，然后就像这样爆发了。”她转过头对着小个子女人，“我需要查看你们的人事档案。”

女人好几次把嘴张开又合上，然后开始摇头。“我不能给你看我们的档案。”她说。

德博拉瞪了她好一会儿，我正等着她反驳，她却站了起来。“我明白，”她说，“来吧，德克斯特。”她朝门外走去，我赶紧站起来跟上。

“怎么了？你去哪儿？”女人喊起来。

“去取法院传票和调查令。”她说完不等回答就转身离开。

那女人想继续拖延，又过了漫长的两秒半，她突然站了起来，一边追赶德博拉一边喊道：“等等！”

几分钟后，我坐在后面一个房间的电脑前，身边操作键盘的是诺埃尔，一个瘦得吓人的海地后裔。他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脸上有道明显的疤痕。

我勤勤恳恳地和诺埃尔坐在一起，他身上的古龙香水味道太浓了。我们谈了谈要找的东西。

“看，”诺埃尔带着浓重的克里奥尔口音说道，“我给你调一份最近两年被辞退的人的名单好吗？”

“两年很好，”我说，“如果人不是太多的话。”

他耸耸肩，这个动作对他瘦削的小肩膀来说怪辛苦的。“不到一打，”他说，又笑着补充，“在乔安妮手下，好多人辞职了。”

“打印这份，”我说，“再查一下他们的档案，看有没有抱怨或威胁。”

“不过，”他说，“还有不少独立的搞设计的合同工，这部分名单要吗？有时候他们拿不到活儿，谁知道他们会有多生气。”

“合同工总能试着拿下一个项目，对吧？”

诺埃尔又耸耸肩，他的耳朵看上去挺危险的，因为他的肩胛骨看起来跟刀片一样锋利。“也许吧。”他说。

“所以除非是彻底解除雇佣关系，比如旅游局告诉他们我们再也不会用你了，合同工倒不至于。”

“那我们就集中在被辞退的人身上。”他说。片刻之后，他就打印出一张表，正如他所说，不到一打的名字和已知最新住址。确切地说，是九个人。

德博拉一直望着窗外，不过一听到打印机开始工作的声音，她就蹿过来从我椅子背后张望。“弄到了什么？”她问。

我看看打印出来的纸，给她递过去。“也许什么都没有，”我说，“九个被解雇的人。”她从我手中夺过名单，好像那上面有什么重要的证据。“我们再对照他们的档案查一下，”我说，“看他们是否有过恐吓和威胁。”

德博拉磨着牙，我知道她想冲出门，冲上大街，去查第一个地址，但显然排出优先次序、从最可疑的人入手更节省时间。“好吧，”她最终说，“不过你快点儿。”

我们的确加快了速度。我先排除了两个，他们被“解雇”是因为移民局把他们驱逐出境了。还有一个名字很引人注目：赫尔南多·梅萨，他名列前茅。

为什么？赫尔南多设计了机场和游船码头。

“浑蛋，”我刚一告诉德博拉，她就骂了起来，“我们找着疑犯了，挥棒出击。”

我也觉得有必要跟梅萨谈谈，不过一个细小的声音在对我说，事情从来不会这么容易，你以为找到了目标，其实很快你又得推倒重来，或者，记得躲避朝你直直飞来的棒子。

我们都知道，当你预见到了失败，十有八九你是对的。

赫尔南多·梅萨住的地方还过得去，但不算特别好。中规中矩，二十年没有改变，不像迈阿密其他地方。事实上，他家离德博拉的家只有一英里多一点儿，他们算得上是邻居。可惜这好像没能让这两个人的行为变得更睦邻友好一点儿。

德博拉刚一敲门，门就开了。我看她兴奋得抖脚的样子就知道她急不可待地觉得自己网住了大鱼。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梅萨出现在门后，德博拉的脚停止了抖动，说：“操。”她当然是非常小声地说的，可仍然能让人听见。

梅萨果然听到了，回敬说“操你”，然后充满敌意地瞪着她，这跟他坐在轮椅上的姿势不太相符。显然他的四肢不能动弹，除了每只手的几根手指以外。

他用一根手指按了下轮椅前方一个亮亮的金属盘，轮椅朝我们挪近了几英寸。“你想找不痛快吗？”他说，“还是你想向我推销东西？嘿，我能试试新的滑雪装备。”

德博拉看看我，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笑了笑。不知为什么这让她很生气。她的眉毛皱到一起，嘴唇绷得紧紧的。她转过头看着梅萨，用标准的冷酷的警察腔调说道：“你是赫尔南多·梅萨？”

“他剩下的部分都在这儿了。”梅萨说，“嘿，你听起来像个警察。是为我在橘子碗体育场裸奔那件事儿来的？”

“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德博拉说，“我们能进去说话吗？”

“不能。”他说。

德博拉已经抬起一只脚，重心前移，满以为梅萨会跟世上所有人一样自动让她进门。她紧急刹住脚，朝后退了半步。“你说什么？”她问。

“不——能，”梅萨说，一字一顿，好像他在跟一个搞不清状况的弱智说话，“不——能，你不能进来。”他又在金属板上戳了一下，轮椅冲我们很嚣张地又蹦了一下。

德博拉猛地跳到一旁。她很快恢复了职业尊严，朝梅萨走去，不过保持了一段安全距离。“好吧，”她说，“我们就站在这儿。”

“哦，哈，”梅萨说道，“我们就在这儿搞。”说完他用手指在遥控器上戳来戳去，轮椅进进退退了好几次。“嗯，宝贝儿，嗯，宝贝儿，嗯，宝贝儿。”他说。

德博拉显然快对这个询问对象失去掌控了，这是警察条例所不允许的。她被梅萨的虚拟轮椅性交给气坏了，朝一边跳开。他用轮椅跟着她。“来吧，小妹妹，还要吗？”他用一种介于大笑和喘息之间的声音喊道。

我很抱歉，这么说好像我真的感觉到了某种情绪似的，但我有时候确实会对德博拉产生同情，因为她是那么努力和拼命。于是我走到梅萨背后，把轮椅后面的电线拔了下来。机器停止了轰鸣，轮椅立刻停下来，唯一能听见的就是远处警车的声音以及梅萨按遥控器的嗒嗒声。

迈阿密是一个汇聚两种文化和语言的城市。我们浸淫其中，都懂得不同的文化教给人许多新鲜奇妙的东西。我一直都欣赏这种观点，现在我从梅萨这里得到了回报。他创造性地使用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他飞快地说了一系列标准词汇，然后他艺术家的一面派上了用场，他管我叫了一堆从来没存在过的名称，除非是在希罗尼穆斯·博斯设计的平行宇宙中。梅萨的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沙哑，却丝毫不减慢速度，这给他的表演增加了神秘莫测的气氛。我是真给镇住了，看样子德博拉也是，我俩只是站在那里听着，直到梅萨终于累瘫了，以一句“狗杂种”收尾。

我走回到他面前，站在德博拉旁边。“别这么说话，”我说，他怒视着我，“这太路人甲了，你的水平比这个高多了。刚才那句是什么？‘舔装满老鼠呕吐物的垃圾袋’？太棒了。”我轻轻拍了两下手掌。

“给我插上电，你个装满蜥蜴脓液的垃圾袋。”

“他开始重复自己了，”我对德博拉说，“我想是我们把他累坏了。”

“你曾经威胁要杀掉旅游局长？”德博拉问。

梅萨哭了起来。这可不太美。他的头朝一边歪着，痰液和鼻涕往下流，混合着眼泪在脸上纵横驰骋。“杂种，”他说，“他们干脆杀了我好了。”他吸了一下鼻子，但除了制造出一声薄湿的噪音以外无济于事。“看看我，看看他们对我做了什么。”他用嘶哑刺耳的声音嘟囔着。

“他们把你怎么了，梅萨先生？”德博拉说。

“看，”他又抽抽鼻子，“他们对我做了这个。我生活在这副浑蛋轮椅里，如果没有护士扶着我的小鸡鸡的话，我连尿都没法撒。”他抬头看着我们，带着一丝挑衅的神情，“难道你们不想干掉那些杂种吗？”

“是他们把你弄成现在这样子的？”

他又抽了一下鼻子。“工伤，”他用一种警惕的语气说，“我是在上班时间受的伤，可他们不承认，非说是车祸，一分钱也不付，然后把我解雇了。”

德博拉张大了嘴，又吧嗒一下闭上了。我觉得她本来想问“昨晚三点半到五点你在哪儿”之类的问题，然后突然意识到他很可能就在这副轮椅上，哪儿都去不了。梅萨即便别的不行，脑子却好使得很，他也注意到了。

“怎么着？”他说，夸张地抽着鼻子，终于吸回了一小股鼻涕，“真的有人去杀了那帮狗杂种中的一个吗？你觉得这不可能是我干的，因为我坐在轮椅上？婊子，你给我把电插上，我给你看看我杀一个把我气坏了的人有多容易。”

“你杀了哪个护士？”我问他。德博拉用胳膊肘撞了我一下，不过她还是没出声儿。

“哪个死了哪个就是我杀的，妈的。”他朝我气呼呼地说，“我希望是狗杂种乔安妮，不过，我会把他们全杀了。”

“梅萨先生。”德博拉说，声音中透出些犹豫，搁别人那儿表示同情，但在德博拉那里是失望，因为她了解到眼前这个可怜的泪包儿并不是她要找的疑犯。这下又被梅萨抓住了进攻的机会。

“没错，是我干的，”他说，“把我铐起来吧，婊子。把我用链条锁在地板上的黑椅子旁边，跟狗拴在一起吧。怎么着，你怕我死在你手上？来吧，骚娘儿们，不然我会像杀那些浑蛋董事一样杀了你。”

“死的不是董事。”我说。

他瞪着我。“没死？”他说。他猛地转头冲着德博拉，唾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你个浑蛋，那你为什么骚扰我？”

德博拉犹豫着，然后决定再试一次。“梅萨先生。”她说。

“操，从我这儿滚开。”梅萨说。

“我觉得这主意不错，德博拉。”我说。

德博拉泄气地摇摇头，狠狠地喘了口气。“操，”她说，“走吧。给他插上电。”她说完转身走下前廊，让我独自完成那既危险又不讨好的为梅萨先生的轮椅插电的工作。梅萨看上去挺乐意。他开始朝德博拉的背影往外喷一个新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脏话词汇表，给我的是一个飞快而含混的“快滚，你个死基佬”。

我加快动作，不是为了讨好梅萨，而是不想在他的轮椅被插上电之后还跟他面面相觑，那太危险了，而且我已经花费了足够多的一去不复返的宝贵时间听他抱怨。该回到正常的世界中去了，在那里我可以自己变成魔鬼，可以去抓别的魔鬼，还能吃到午餐。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在这个前廊。

所以，我插上电，还没等梅萨反应过来就跑下了前廊。我冲到车前钻了进去。德博拉猛地提速，甚至不等我把门关好，显然她是怕梅萨会拿自己的轮椅来撞车，我们飞快地融入迈阿密自杀式的车流中。

“操。”她终于说了一句。在听过梅萨的叫骂之后，这个词儿温柔得如同夏日微风。“我还以为他肯定是。”

“看积极面，”我说，“至少你学了一些很棒的新词儿。”

“去死。”德博拉说。估计这些词儿对她来说也没有那么新。

名单上还有两个名字要在午休前去查。第一个地址就在椰树林路，我们只用了十分钟就从梅萨家赶到了那里。德博拉稍微超了速，但还是太慢了，用这样的速度开车简直是自取其辱。所以即使路上车不多，我们还是被喇叭声和叫骂声以及竖起的中指所包围，周围的车跟鱼群从石头上方游过似的纷纷超过我们。

德博拉好似并不在意。她正苦苦思索着，眉毛死命地皱着，以至于我都想提醒她，再这样下去就成死褶了。

我们很快就到了名单上的地址。这是一座简朴的旧农舍模样的房子，坐落在虎尾街，前院很小，荒草丛生，“此房出售”的牌子插在一棵杧果树前。半打外包装都没撕开的旧报纸散落在院子里，在长得老高的杂草里隐约可见。

“妈的。”德博拉说着在前院里停好车。这应该是个犀利而简明的评价。这房子看起来有几个月没人住了。

“这家伙为什么被解雇？”我问她，裹报纸的鲜艳塑料袋被吹得在院子中乱飞。

德博拉看了一眼名单。“爱丽丝·布朗森，”她说，“她从办公账户里挪用公款。被发现时，她威胁说会回来打人杀人。”

“是一次一个，还是连锅端？”我问，但德博拉只是看了我一眼，摇摇头。

“没什么价值。”她说，我也倾向于同意。不过警察的大部分工作就是拿死马当活马医并期待撞上好运，所以我们还是解开安全带，踏着地上的落叶和其他垃圾走到前门。德博拉机械地敲门，我们能听见屋子里传来敲门的回声，显然跟我预想的一样，是空屋子。

德博拉低头看看手里的名单，找到嫌疑人的名字。“布朗森女士！”她喊了一声，更是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因为她的声音没能像敲门声一样有穿透力。

“妈的。”德博拉又说了一遍。她又砸了砸门，和刚才一样，一无所获。

保险起见，我们绕房子走了一圈，趴在窗户上向里张望，但除了一些难看得要命的红色和绿色的窗帘挂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我们绕回到房子正面，看见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孩正在我们的车旁看着我们。他十一二岁，一头长发编成许多根细小的发辫，扎成一个马尾。

“他们四月份就搬走了，”他说，“他们也欠你们钱吗？”

“你认识布朗森一家？”德博拉问男孩。

他歪着头看着我们，像一只正在决定是要咬你手指头还是吃饼干的鹦鹉。“你们是警察？”他说。

德博拉亮出警徽，男孩从自行车上探身看清楚。“你认识这家人？”德博拉又问。

男孩点点头。“我只是想看清楚，”他说，“好多人用假警徽。”

“我们真的是警察，”我说，“你知道布朗森一家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他说，“我爸爸说他们欠了好多人的钱，所以改了名字，去南美了，或者其他类似的地方。”

“什么时候的事儿？”德博拉问他。

“四月，”他说，“我说过了。”

德博拉压着怒火看看他，又看看我。“他是说了，”我告诉她，“他说了四月。”

“他们怎么了？”男孩问。他有点儿太热心了，我觉得。

“也许他们什么都没干，”我告诉他，“我们只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他们。”

“哇，”男孩说，“杀人吗？真的？”

德博拉姿势有些奇怪地摇摇头，好像在轰走一小群苍蝇。“你为什么会觉得是杀人？”她问他。

男孩耸耸肩。“电视上，”他干脆地说，“如果是杀人案，警察就会说什么都不是。如果什么都不是，他们就说是严重违法之类的。”他哧哧地笑。

德博拉看着这孩子，又摇摇头。“他又对了，”我对她说，“《犯罪现场调查》中是这么说的。”

“老天爷。”德博拉说，仍然摇着头。

“给他你的名片，”我说，“他会喜欢的。”

“是哦，”男孩说，还是笑嘻嘻的，“再跟我说，如果我想起来什么就打电话。”

德博拉停止了摇头，哼了一下。“好吧，臭小子，你赢了。”她说。她甩了一张自己的名片给他，男孩干脆利落地接住。“如果你想起来什么，给我打电话。”她说。

“谢谢。”他说。当我们钻进车里把车开走的时候，他还在笑，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真喜欢那张卡片，还是因为他在跟德博拉的较量中占了上风。

我看看下一个名字。“布兰登·韦斯，”我说，“嗯，一个作家。他写了些不讨旅游局喜欢的广告，所以被解雇了。”

德博拉转转眼珠。“作家，”她说，“他干什么了？用逗号威胁他们？”

“哦，他们叫了保安才让他离开。”

德博拉转过来看着我。“作家，”她说，“得了吧，德克斯特。”

“他们中有些人挺厉害。”我说，其实连我自己也觉得牵强。

德博拉回头看看车流，咬着嘴唇点了点头。“地址是……”

我又看了一眼名单。“这回有点儿靠谱，”我说，然后念了一个靠近北迈阿密大道的地址，“就在迈阿密设计区内。一个杀人设计师还能去哪儿？”

“我以为你知道。”她说。

“反正不会比前两个更差了。”我说。

“啊，是啊，三是个吉利的数字。”德博拉讥讽地说。

“好了，德博拉，”我说，“你应该拿出点儿劲头来。”

德博拉将车开下高速路，驶进一个快餐店的停车场，这可把我惊呆了，因为首先，还没到午餐时间，其次，这地方提供的不能叫食物，不管它有多快。

但她没有走进快餐店，而是换到停车挡，朝我转过脸来。“操他妈的。”她说，我明白她是在闹情绪。

“因为那小男孩？”我问，“还是你在生梅萨的气？”

“都不是，”她说，“是你。”

倘若我刚才被她对快餐店的选择给惊着了，那此刻她的话更是让我大吃一惊。我？我把早晨我们的活动回想了一遍，没发现任何问题。我一直为她这个暴脾气将领鞍前马后地跑；我甚至没像平常那样做些又有思想又有智慧的评价，她真的应该感谢我，因为她一般都是我评价的对象。

“对不起，”我说，“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是说你，”她说，语气完全没好多少，“所有的你。”

“我还是不懂你的意思，”我说，“我没做过分的事儿啊。”

德博拉用手砸了一下方向盘。“浑蛋，德克斯特，耍小聪明对我没用。”

我完全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但我特别想弄明白。

幸好，她没让我等太久。

“我不知道我还能忍多久。”她说。

“忍什么？”

“我开车转来转去，带着一个杀了十个还是十五个人的家伙。”

被人如此低估可真不是什么痛快事儿，但纠正她似乎不大明智。“好吧。”我说。

“我的职责是抓住你这样的人，把他们永远赶走，可你是我哥！”她拍着方向盘，加重每个字的语气。她其实不必这么做，我每个字都听得很清楚。我终于明白她最近为什么这么粗鲁了，但我还是没想通她怎么会忍了这么久才爆发。

如果我像我以为的那样聪明，我本该知道早晚我们得有这么一番谈话，那我就会有所准备。但我愚蠢地以为世上最有力的就是亲缘关系，她这样真让我吃惊。另外，据我所知，最近并没什么导致这么一幅针锋相对画面的事情发生。这是怎么啦？

“对不起，德博拉，”我说，“可是，呃，你想要我怎么样？”

“我想要你停止，”她说，“我希望你是另一个人，另一个我一直以为的那个人。”我愿意认为自己比别人都足智多谋。可这会儿我张口结舌，好似被绑在火车轨道上动弹不得。

“德博拉。”我说。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显然我只能说出这么一点儿。

“浑蛋，德克斯特。”她把方向盘砸得砰砰响，整个车都跟着晃起来了。“我没法儿跟人说这事儿，甚至不能跟凯尔说。而你呢，”她又拍了一下方向盘，“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话？你说是爸爸把你培养成这样的。”

要说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可能不准确，因为我很肯定我没什么感情。但不公正的评价似乎真的会让人疼痛。“我不会对你撒谎的。”我说。

“你活着的每一天都对我撒谎了，因为你没告诉我你的本相。”她说。

我对新纪元哲学和菲尔博士挺熟悉，但有些时候必须用事实说话，看来此刻就是这么一个时刻。“好吧，德博拉，”我说，“要是你知道我的本相，你会怎么做？”

“我不知道，”她说，“我还是不知道。”

“就是嘛。”我说。

“可是我应该做点儿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杀人了，浑蛋！”她说。

我耸耸肩。“我忍不住。”我说，“他们真的罪有应得。”

一堆大学生模样的孩子从车旁走过，看着我们。他们中的一个说了什么，大家都笑了起来。“哈哈。看这对滑稽的两口子打架呢。他今晚得睡沙发了，哈哈。”

唯一不同的是，如果我不能说服德博拉相信一切正常的话，虽不至于是世界末日，但我很可能要睡牢房了。

“德博拉，”我说，“爸爸这么安排的。他知道他在干什么。”

“真的吗？”她说，“还是你编的？要真是他的意思，那他这么做对吗？也许他只是个心力交瘁的警察。”

“他是哈里，”我说，“他是你的父亲。他当然是对的。”

“我需要些别的理由。”她说。

“可要是这就是全部的理由了呢？”

她终于转过头去，没再砸方向盘，这真让人欣慰。她安静了好长时间，以至于我都希望她再砸一下了。“我不知道，”她最后说，“我真的不知道。”

原来如此。我的意思是，我明白了，这就是她在纠结的问题——该怎么对待一个被收养的杀人狂哥哥？毕竟，他乐呵呵的，记得她的生日，送她很好的礼物，是一个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一个勤奋工作的不酗酒的家伙。如果他偶尔溜走杀个坏人，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另一方面，她的职业让她得对此说不。从专业上讲，她的职责是抓住我这样的人然后把他们一路送上电椅。我明白这对她来说进退维谷，尤其是当她的老哥正追问她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谁先问谁的？

“德博拉，”我说，“我知道这对你是个难题。”

“难题。”她说着，一滴眼泪滚落到腮边，尽管她没抽泣，没有任何哭泣的迹象。

“我觉得爸爸根本不想让你知道，”我说，“我本来永远都不该告诉你的，但是……”我想起她被我真正的血亲兄弟用胶带粘在工作台上，他就站在她身旁，手里拿着为他和我准备的刀子，那时我明白自己不能杀她，不管这件事儿是不是必须去做，不管我觉得我和哥哥有多亲近，他是这个世上唯一真正理解我、接受我本相的人。可我就是下不了手。是哈里的声音让我回到了正途。

“操，”德博拉说，“爸爸到底是他妈的怎么想的？”

我有时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我也没把握人们究竟如何相信他们自己说的话。“我们没法儿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说，“我只能知道他做了什么。”

“操。”她又说了一次。

“也许很糟，”我说，“你能怎么样呢？”

她仍然没有看我。“我不知道，”她说，“但我得做点儿什么。”

我们一起在那里坐了很久，什么都没说。然后她发动汽车，我们又回到了高速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