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邀请我去乡间度周末的朋友总是要碰运气，因为时常有事把我困在城里脱不开身，这样一来他们就省得为我张罗了。在四月的最后一个周末邀请我的是东汉普顿的一对夫妻，他们为我订了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上午的旅馆。而我已经通知了他们星期五和星期六我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不能前往，并且星期日我还不得不守在办公室，怕万一索尔、莱弗德或者奥里打电话来求援。

沃尔夫的生活一到星期天就有些没规律了。他的花匠热多·荷斯曼每到这一天就要去看望他在泽西的结了婚的姐姐，因此他会有两小时不在花房，所以沃尔夫先生就得上一两次花房去，看看或做一些浇花剪枝的零活，而具体干点什么，要看天气的变化和情况所需来决定了，并没有严格的时间顺序。通常要到十点半他才下到办公室来，至少每个星期天我都得在办公室，为他准备好《时报》的“一周论坛”版，这是沃尔夫要通读的栏目。

这个星期天上午从九点开始我就边读报边期待着尼尔·特德打电话来告诉我他已经发表了他的《独立宣言》，就象一个英雄打电报给另一个英雄那样。可一直等到我打开收音机听十点钟的新闻节目时还不见电话来，也没得到那几位盯梢者的任何消息。不过我很快清楚了索尔所在的位置，他就在附近。我刚关上收音机，门铃就响了，走到前厅一看是安烈德·弗罗斯特来了，索尔是跟踪他的。无论弗罗斯特是怎样到这儿来的，索尔离这儿的距离一定近到足以看得见打开的门。我把门大大打开，并道了早安。

弗罗斯特说他要见沃尔夫先生。要是描写出他此时的冷漠的表情和声调可能会令人不快。但那将会是一篇精采的报导。他的表情声调是那样的冷若冰霜。从他的穿戴来判断，弗罗斯特很可能是去教堂才穿上这件特意定做的炭灰色外套，戴上四十美元一顶的翘沿帽，可恰好此时一个偶然的原因使他没能去教堂。我将他领进了办公室，便打电话到沃尔夫的花房去。告诉他安德烈·弗罗斯特先生来了，正在办公室等着。他厉声说：“等十分钟。”就一下挂上了电话。我转告弗罗斯特时，他冷冷地哼了一声，又漠然地看了我一眼。他似乎不如星期三下午我见到他时那么象亚伯拉罕·林肯了，不过这也可能是我从未见过的林肯发怒时的模样。

等了十分钟，又差不多等到快一刻钟，才听见电梯的响动。沃尔夫进来了，左手拿着一枝密尔顿罗李花，右胳膊下挟着星期日的《时报》。他经常带着《时报》去花房，这样就不必在回办公室的路上中途折回房间去取了。他径直走到办公桌那端。“是弗罗斯特先生吗？您好，我正盼着您来。”然后把花插进花瓶，报纸放在桌上，转身坐到椅子里。

“您不会正盼着我来，”话一字一句地从弗罗斯特口里崩了出来。

“可我的确在盼着。”沃尔夫注视着弗罗斯特。“是我邀请您来的。我给普塞尔先生讲了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一听我这么说，您当然会来找我的。我想见见参加过星期二聚会的每一个人。您来了，自然罗，是来表示抗议的。开始吧。”

这位律师脖子上的肌肉在抽搐。“您这是在说，”他愤然诘问，“您明明知道是假的，还要进行诽谤，仅仅是为了使我到这儿来，你好见我了？”

沃尔夫嘴角微微动了一下，“这可成了个问题了。我并没有诽谤谁，因为我说的全是事实。我也没有强迫你，你没受任何强制。如果您不愿来这儿，完全可以走。普塞尔先生告诉过您，我得出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这一结论的具体缘由了吗？”

“是的。可那纯粹是诡辩，连警方和地区检察官都还没下结论呢。这是捏造，毫无根据，诽谤中伤，你要受到控告的。”

“地区检察官已经作出了最后的结论并且停止调查了吗。”

“正式的当然还没有。”

“就算他已经作了结论，也不能证明我这样做是错的。他需要证据好使陪审团信服。我却不需要，我全凭……。”

“如果你坚持这种诽谤，你得拿出证据来。”

“我并不是非得去迎合那种偶然性。我只是需要找到进行我已开始着手的工作的出发点，我已经找到了它。我的结论就是，怀尔先生是被谋害的。我没有……”

“您没有做任何工作，你是在与尼尔·特德作那个异想天开的阴谋。仅此而已。”

沃尔夫扭过头问我：“阿奇，那份协定书呢？”

我打开保险柜，从隔架上取出昨晚睡前放进去的协定书。我拿着协定书走过来，沃尔夫要我拿给弗罗斯特看。他接过去浏览一遍后，便一字一句地读起来。当他抬起眼睛时，沃尔夫开口说道。

“我不是法律顾问，弗罗斯特先生。不过对于合同协定是否有效还是略知一二的。我确信这一纸协定就把怀尔太太和特德先生牵制在一起了。”

“他什么时候签的名？”

“昨天晚上。”

“这协定不成立，特德先生是被骗去签名的。”

沃尔夫回头问我。“阿奇，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我告诉弗罗斯特。“你可以问问他，他已是成人并且希望自立。我给他买了三杯饮料，不过他完全清醒。这有证人。”

“证人在哪儿？”

“在麦迪逊七十八号，波里斯酒吧。”我一直在他旁边，我伸出一只手说，“可以把它还我了吗？”

他又看了协定书一眼，然后递过来。我走到保险柜边，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上，然后关上了保险柜的门。

沃尔夫还在滔滔不绝：“我正打算说，弗罗斯特先生，我并不想发布我的关于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这一结论，或者得到这一结论的根据。我必须告诉特德先生是为了解释我对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处理方法。而我之所以告诉普塞尔先生，是因为我想见到您；因为普塞尔肯定会给他姐姐讲，而怀尔太太又会告诉您，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就谋杀而言，我不——”

“不存在谋杀。”

“那是您的结论——或推断。我不想干涉。我不是复仇者。”

“您为什么想见我？”

“在我得知那群人中有一个人是谋杀案的凶手，也可能有两个凶手时，我需要弄清楚是哪一个。我很想观察他们，听他们——”

“那么您还在坚持这种不实之词。这就是说您想在参加星期三晚会的人群中找出一个谋杀者来。”

“这仅仅出于我的意愿，出于我个人的目的。我对采用通过普塞尔先生和怀尔太太转告您的这一方法的解释有些遗漏。不，不是那样。我对特德先生全都说了，但没有对普塞尔先生说。在推断出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结论后，我作了两种假设：谋杀案必须牵涉到绑架案，因此凶手也参与了绑架，并且他，或者她一定知道谁拿了钱，钱在何处或可能在何处。所以我需要辨认他，需要见见您们所有的人。我已经见过了怀尔太太，我试图找到那笔钱。”

弗罗斯特摇着头，咬着向内紧缩的嘴唇。“难以置信。我知道您的声望，不过这很荒唐。您想见我，根据你从我这儿看到和听到的你就能断定我是不是绑架者及杀人凶手？真是岂有此理！”

“听起来似乎是有点夸张。”沃尔夫承认，“不过我没有完全依赖我的敏感。”他调脸对我示意，“阿奇，请把索尔带来。”

这句话表明他知道索尔在哪儿。他不是说：阿奇，看一看索尔是不是在附近。弗罗斯特是索尔盯住的目标，因此，只要弗罗斯特在这儿，索尔必定在附近。当然我也是这样想的。我走出大门，下了石阶，刚迈了两步便站住了，转身向曼哈顿走去。有个过路人以为我碰见了谁便调过脸来看，没看见人影又继续赶路。我盼望索尔从街对面的停车站背后露面，但直到他从巷子出来上了人行道我才发现他在那个离第十街三步远的地方。他早考虑到弗罗斯特会朝西边走，在那边要辆去居民区的出租车，而他无疑也会跟过去的。他走近我问道：“我被发现了吗？”

“你当然知道你没被发现。可你被召回了，我们需要你去玩四人皮纳克尔牌。”

他意识到有事叫他去，我们便朝办公室走去，索尔走在前面。他把帽子放进口袋里，径直走到沃尔夫的办公桌前，看都不看弗罗斯特一眼。说：“有事吗，先生？”

沃尔夫给弗罗斯特介绍：“这是索尔·潘佐先生，从昨天早晨起他一直在调查您。”沃尔夫回过头来对索尔道。“你对昨晚在电话里作的汇报还有什么新的补充吗？”

索尔说：“打了电话之后，我又看到一份原始材料，发现了新情况。去年秋天，他买了公园路那幢新建的十二层楼房的三分之一的股份。”

“简略点，有些情况你昨天报告过了。”

“他是麦克顿威尔商行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商行在百老汇大街一百二十号。他是尼克松的纽约律师委员会副主席。两年前他送儿子一幢在东六十八街的房子作为结婚礼物。他出任不下二十家公司的经理。我想这是不完全的统计。十多年来他一直是哈罗德·特德的法律顾问。他在长岛靠近克里特·内克那边有一幢房子，内有三十个房间，占地十一英亩。一九五四年艾森豪威尔总统……”

“够了。”沃尔夫转向弗罗斯特。“正如您所知，弗罗斯特先生，我知道我的敏锐并非毫无失误。当然，潘佐先生报告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查明，比如说长岛的房产是否负有债务？是否属于遗产？”

弗罗斯特再也保持不住冷静了，他情绪非常冲动。“真是难以置信，”他喊起来，差不多已经语无伦次了。“你买通别人来收集我的档案？以此来确定我是绑架犯还是凶手，这可能吗？会是我？”

沃尔夫点点头。“您当然是个经验丰富的律师，您知道我不能排除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潘佐先生是个考虑周全、能力极强的人，我确信他……”

门铃响了，我站起来走到客厅去看了看，然后回到我的桌前，从便条本上撕下一张纸来潦草地写下“格拉莫”，把它递给沃尔夫。他看了一眼就闭上眼睛，沉思了三秒钟之后睁开眼睛对着弗罗斯特。

“警察局巡官格拉莫先生在门口等候，如果您不想——”

弗罗斯特象触了电一般猛然弹起身来，满目怒火。“混帐！混帐！你给他打了电话？”

“没有。”沃尔夫急促地说，“没有谁邀请他来，他是位不速之客。我也不明白他怎么会来这里。他只办理凶杀案件。是不是他听人说起我认为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推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从哪儿知道的。反正不是古德温先生也不是我告诉他的。”门铃又响起来。“您愿意让他知道您在这儿吗？”

“你撒谎，你要负责……”

“够了！”沃尔夫一拍桌子，“这事果然不出我所料。阿奇，让格拉莫先生进来。您到底想不想让他见到你在这儿？想还是不想？”

“不想！”弗罗斯特说着离开了椅子。沃尔夫叫索尔带他去另一间房里去。索尔把侧门一打开，弗罗斯特即钻了进去。而由我去给那个警察开门。看到格拉莫脸上的表情，我真期望他照直朝办公室走去，然而我刚关上门转过身来时，他却站在那儿面对着我。

“昨天晚上你和尼尔·特德在一起都干了些什么？”他开口就问。

“请别这样对我说话，”我说。“我宁愿当着一个证人的面告诉您。沃尔夫先生可以做证人。”我走进办公室，对沃尔夫说，“他要了解昨天晚上我与尼尔·特德做了什么事，连个‘请’字都不讲。”

格拉莫站在我旁边。“你等着吧，有我对你说‘请’的那一天。”格拉莫咆哮地说着，走向红皮椅，一屁股坐下去，把帽子摔在条桌上。

“依我看”，沃尔夫说话了，“抱怨是无益的。您当警察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曾向数不清的人问过许许多多很突然的问题，也就难免遭到他们的反唇相讥。这些都是自然的。您有什么理由让古德温回答这种问题呢？”

“有事好商量嘛”，我建议道。“我问一个题外的问题，如果吉米·怀尔是死于事故，那为什么你们还要盯尼尔·特德的梢呢？”

“我们没有盯他的梢。”

“那您怎么知道他和我在一起？”

“一个侦探在街上偶然看见您和他，便跟了上去。”他扭身对沃尔夫说，“前天您拒绝告诉我您和古德温在什么地方呆了二十四小时。您说过您没有受怀尔太太进一步的委托，并且您也没有任何委托人。在您签了名的陈述书中您也重申了这一点。可当昨天晚上联邦调查局的卓柏先生问您的时候，您并没有告诉他。您的回答是在逃避责任。这可不象您一向的作法。我还不知道您会用说谎话来回避问题。现在又扯进了古德温和尼尔·特德，您该不会打算给我说这仅仅是一种社交活动。”

“不会。”

“古德温呢？”

“不会。”

“那么这又是什么呢？”

沃尔夫摆了摆头。“您有权利要求回答的仅仅是那种与罪行有关的问题。您正在调查的是哪一种罪行？”

“这种罪行很典型。我正着手调查吉米·怀尔并非死于偶然事件。”

“这么说您并不满足于他只是死于偶然的结论了？”

“满足？不。可能地区检察官才会满足。您去问他好了。我想说我有权利要求古德温先生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是您。”

坐在椅子上的沃尔夫这时向后一仰，头也跟着仰起来，噘着嘴盯着天花板。格拉莫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雪茄合掌搓了一下，仍不去点着它。他用拇指和食指夹住烟，皱了皱眉头，只得又把雪茄放回口袋。显然他为自己出了个难题。沃尔夫向前起身，让翘起的椅子又回到正常的位置。“阿奇，那份协定书呢？”我从保险柜里拿出来递给他。他放在桌上，朝格拉莫轻声说起来。

“我想您会以为我用各种出其不意的手段扣压情报，其实不然。为了我不公开的目的，我仅仅是在需要时或在您极端厌烦的时候保留了一些细节材料，而这只是暂时的。尽管您今天有点盛气凌人，您却有正当理由。公开这些材料不会使它变得对我无用，并且如果这能促进您的调查，尽管我认为不可能，也算达到了我们双方的目的。”他说完拣起协议书。“我来读，我不想把它交给您，因为您可能会说这就是所需要的证据而把它装进自己的口袋。尽管那会很荒唐。”

他读完协定书后说：“是尼尔·特德签的字，但不是他亲笔写的内容。是古德温先生写的。卓柏先生问起这事时我的回答很含糊，因为，假如我给她讲起我和特德先生签了协议书，他会让我整个晚上不得安宁。他会以为我对那笔钱的去向知道一些什么，起码是略知一二。现在我对怀尔太太不再负有任何责任了。但是我却有一个委托人：那就是尼尔·特德。”

“很好。”这嗓音是嘶哑的，格拉莫清了清嗓子。他与沃尔夫交锋，嗓子总有点嘶哑。大概是某个词或者某些词卡在喉管里的缘故。“那么这笔钱在哪里您心中还有点数罗，或者说这还是某种问题的线索。怀尔太太知道协定书的事吗？”

“知道。”

“就是昨夜古德温与特德商量的那个？”

“是的。”

“他们还谈到了什么？”

沃尔夫转过头来问我：“还有吗？阿奇。”

我摇摇头。“没有了。我们闲聊了一些关于母亲的事儿，他的，还有我的。与这个协定有点关联。”

“现在你的问题我们作了回答。”沃尔夫对格拉莫说。“我知道您会将这些转达给卓柏先生，可他不在这里，假若他来了他也不会进来。我们已经毫无保留地把我们所掌握有关绑架的情报全部提供给他了。至于钱在何处我的确有自己的想法，但这是根据——”

“上帝，您承认了。”

“我在陈述。那是根据我作的推断与假设，而不是我所掌握的证据。这些推断与假设不仅回答了绑架事件与钱的去处，还回答了关于怀尔先生的死因。如果我告诉您我确信怀尔先生是被谋杀的，并且我知道是谁，为了什么杀害了他，你会说什么呢？”

“我会说你在即兴表演。这怕不是第一次了吧。我了解你。上帝啊！我还不了解你！如果你真的弄清了某桩案子，你不会说你‘确信’的，你只会说你‘知道’。假如你已经搞到了谋杀和凶手的证据，我想要它，现在就想要。你有吗？”

“没有。”

“那么就让你去作你的推断和假设吧。”他拿起帽子。“你说对了，我这就告诉卓柏先生。”他站起来。“可要是他和我一样地了解你——噢，真该死。”他转身走了出去。

我跟到前厅看着他在身后关上了大门。一回到办公室我就问沃尔夫：“这么说您几乎都知道了？您知道‘几乎’意味着什么吗？您是从哪钻出这个想法的？”

“叫索尔来。”

他打断了我的话。我走过去打开了侧房的门叫索尔。他一进来沃尔夫就问：“弗罗斯特先生走了？”

索尔点了点头。“他竖起耳朵听了五分钟，想尽量听清你们的谈话。当他发觉因为有隔音板而听不清楚时，他就走了。”

“我想叫莱弗德来一下。如果普塞尔先生在家，他肯定在那附近。尽快让他来。”沃尔夫转向我，“阿奇，要特德先生和奥里一齐来，越快越好。不要管门的事。我会叫弗里兹关的。”

“您还要回来吗？”索尔问。

“是的。快去吧。”

我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