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我正吃着一块牛肉片，电话突然响了。弗莱德听完电话回来说，怀尔太太想和沃尔夫先生讲话。我起身推开椅子要去接电话，沃尔夫不满地咕哝起来。他也没说不让我去，因为他清楚我一定会去的。

我告诉我们这位从前的顾客说，沃尔夫正在进餐，并说半小时以后他会给她回话的。这位太太却说非见他不可而且现在就想见。我说可以，但最好十分钟以后再来，那会沃尔夫才有空。她连声说不行，她来不了，病重虚弱。她的声音听上去是有点虚弱。

“这事就难办了，”我说，“如果用电话谈不方便的话，要么我到您那儿去，要么就只能等一等。”

“这事不能再等了。他从来不到别处去吗？”

“从不在外办理业务。”

“您现在能来吗？”

我看了看手表：“我九点能到，行吗？”

她回答想来也只好如此了。我便回到餐厅坐下，然后让弗里兹送上咖啡和馅饼。我们通常是回到办公室喝咖啡的，因为那儿有椅子和沃尔夫近期内要读的书。沃尔夫吃完牛排放下钢叉之后，我告诉他我准备去拜访怀尔太太，问他有什么指示。

他嘀咕着说：“人们说经一事长一智，她也了解现在的情况。我们什么也不欠她的了。”

我离了座，走到门外台阶上试了试天气，我决定把自己从大衣里解放出来。来到第八大道我便要了辆出租车。在路上我一直寻思着沃尔夫的意思。他说我了解现在的情况，可我是从自己的角度了解的，不是从他的角度。他可能已经得出了什么结论，虽不是最后的结论。比方说，尼尔·特德就是那个绑架者、谋杀凶手和说谎者。要么就是他妹妹玛葛特，或者是拉夫舅舅。他象这样把一个推理藏在脑子里，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十次八次了。

尼尔准是一直在客厅里等着，所以我按了门铃才两秒钟他便开了门。他穿戴整齐——纯深灰色外套、白衬衫、灰领带，显然是为葬礼才买来穿的。他关上门，转过身问我：“究竟沃尔夫为什么要对我舅舅拉夫说吉米是被害死的？”

“您可以作各种猜测，”我对他说，“可我想他只能这么做，因为您已经对拉夫舅舅讲过有人往吉米酒杯里放了东西，沃尔夫先生就只好对此作了解释。难道您非得提到吉米喝的酒不成？”

“不，那是顺口说起的。但是真该死，如果沃尔夫真是他妈的那么聪明，难道他不能随便搪塞一下吗？”

“确实可以，至于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就很难说了。他做的事，我有时一看便知，有时要一小时后，甚至个把星期才能弄清楚，有的时候则无从知晓。为什么，难道普塞尔告诉过您母亲吗？”

“他当然说过了，可这还得付一笔钱。”

“正是这样，我正是经办人。您母亲在哪儿？”

“您准备向她讲什么？”

“到时候才会知道。我和您母亲约定好的，我九点到这儿来，现在过了五分钟。”

他本想再说些什么，可还是决定不说了，只是叫我随着他去，领我到通向里屋的甬道。我真想再看看书房，假若本吉明·富兰克林的塑像还在楼上这间书房里的话。可是进了电梯尼尔却按了上三楼的号码。电梯一停我便跟着他出来，沿着厅堂进到一间房里，我环视一下，假如我有妻子，这间房倒挺适合她住，正因为我没有这种她想要的房间，我这辈子可能要打光棍了。这房间宽大典雅，色彩柔和，柔和的灯光，柔和的浅灰色和粉红色、软软的地毯、柔色的窗幔。我走过地毯随尼尔来到怀尔太太跟前。她平躺在一间大床上，粉红色的丝被单掩住了大半截身子，头枕着一对粉红色的枕头。

“你可以走了，尼尔。”她开了口。

怀尔太太脸色不好。当然，妇女们化妆与不化妆看起来完全是两样。不过现在的她即使化了妆也不会好看。她发青的脸无精打采，面颊凹陷，眼圈浮肿。尼尔走出去顺手把门带上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好，您来了，”她有气无力地讲起来，“我想问问内洛·沃尔夫，他告诉我弟弟和我儿子，说我丈夫是被谋杀的，他这种侮辱性的语言意味着什么，您能告诉我吧？”

我摆摆头。“我没法告诉您沃尔夫对他们所说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我想您知道你儿子为什么昨天要去见他。”

“知道，让沃尔夫帮助他寻找那笔钱。尼尔问过我，要是他找到那些钱，那么钱是否可以归他所有，我说可以。钱倒无关紧要，我丈夫回来了。可现在他死了，无缘无故地死了。但他决不会是被杀害的。”

难怪诺尔也这么说。“您儿子昨天又问过您那笔钱的事，您还是说他可以占有那笔钱，对吗？”

“我想我说过，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当然不是指那笔钱。不，我可能没弄清，有些事还很关键。如果您不肯告诉我沃尔夫为什么说我丈夫是被谋害的，早晚沃尔夫也会告诉我。如果我不得不上他那儿去，我会去的。我的医生命令我卧床静养，我做不到，除非我知道了这个缘故。”

我仿佛看见了她在我的帮助下步履蹒跚地走进办公室，沃尔夫瞥了她一眼以后，起身走了出去。他不止一次这么做过。“为什么沃尔夫会这么说，我没法说，”我委婉地对她讲道，“不过我可以告诉您，为什么他会这样想。”我也只能这样对她说了，即使我不说出来，尼尔也可能会说的。“那天当您离开房间之后，您丈夫在长沙发上睡着了，还留一盏灯亮着，对吧？”

“是这样。”

“他醒来后，意识到自己是睡在沙发上，便站起来，朝门边走去。他失去了平衡，站不稳，急忙一把抓住雕像，把雕像拉倒了，正好压在他自己身上。情况是这样吗？”

“是的。”

“这正是沃尔夫先生不相信的原因。他不相信一个清醒的、能走动的男人会迷糊到连一个要倒下来的雕像都躲闪不开的地步。他认为：您丈夫本不会睡得这样沉，在有人把他从长沙发上挪动到雕像下面时，他准是失去了知觉。既然尸体检验没发现受过猛击的痕迹，那他一定是被麻醉而失去知觉的。你们都在书房里喝过饮料，他喝的是威士忌和水，有对他下药的机会。所以沃尔夫先生推断他是被谋害的。”

她的目光直愣愣地盯着我。“真是荒谬绝顶！”她这么说道。

我点了点头。“对您的确如此。万一沃尔夫先生是对的，那么就会是您女儿，您儿子，您弟弟，还是您的律师，或者是您自己，杀害了吉米·怀尔先生。我认为沃尔夫先生的判断是正确。不过我是为他工作的人，说出来别人未必会信。姑且认定不是您干的，可您面临的是一个固执的人。您可以设想是任何一个人杀死了您丈夫，以便弄到他的一切，当然您不会设想是您儿子、女儿或是兄弟去充当的凶手，也可能不会认为是您的律师干的。我承认这个案件很蹊跷，而且您说它荒谬绝顶也不奇怪。我并非企图说服您；我只是告诉您沃尔夫先生为什么要认为您丈夫是被谋害的。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如果他在这里的话。”

“我想告诉他：他是个笨蛋。一个十足的笨蛋。”

“我将转达您的意思。还有别的吗？”

“我还要通知他，我已经给我儿子说过我正在寻找我告诉过他的那笔钱。如果我儿子能弄回这笔钱可以归他所有。可他不可能找到。我没想到他会去找内洛·沃尔夫。”

“您也去找过内洛·沃尔夫。”

“这是两码事。早知道我应该直接去找那个绑架者本人要回我的丈夫。”

我凭经验仔细思考了几秒钟才开口说道：“我也会转达这个消息的，不过我现在就可以告诉您沃尔夫先生会有什么反应。他很难对付，而且过分自信。他不仅喜欢金钱，还离不开他的工作。你儿子来找他帮忙并答应付给他一笔钱，他已经接受了您儿子的要求，他决不会因为你改变了主意便善罢甘休。如果他能找到他感兴趣的这笔钱，他将从中得到一份。依我愚见，他找到这笔钱的可能性只是一百万分之一，可他不会放弃尝试，他非常敏感。您现在采取的态度会使他步履艰难，那么他可能会被逼上梁山，干出点什么事儿来。比如投书报社讲述他是怎样才推断出吉米·怀尔是被谋害的等等，他是做得出来的。如果您想得到一些明智的忠告，我建议您眼下先稳住您的儿子，告诉他您并没有去找那笔钱，我将把这件事向沃尔夫先生报告，那么沃尔夫先生会做出是否有必要作这次劳民伤财的跟踪的决定。”

这番话并没有起什么效果。我说话时，她紧闭着双唇，等我一停，她便张口喊道：“即使他找到这笔钱也不该有份儿，那钱是我的。”

“这是律师分内的事。律师将要求您承认他与您儿子订的协定，而这个协定正是以您和您儿子在证人面前说的那些话为基础的。这类事律师很喜欢插手，他们可以在这种事上泡它好几年。”

“您可以走了。”她说。

“当然要走。”我站起来。“不过您要明白……”

“出去！”

我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走出来，随手关上门，乘电梯下到一楼。尼尔在那儿等着，迎面向我走来。

“她说了些啥？”尼尔急忙问我。

“东拉西扯。”我恍眼看见一个人影穿过走廊。“她有点心烦意乱。我们去散散步怎么样？到有酒吧的地方去，没有香槟供应的话我请您喝点别的。”

他歪着头朝楼上望了一眼，然后对我说：“好主意！”就去开了门。我们走出大门来到人行道。我提议去巴里斯酒店，在麦迪逊街七十八号。于是我们就向这个闹区走去。

酒吧里的小单间不是私人会谈的理想场所，总会有些好奇心强的人在你面前晃来荡去听你谈话。你要么扫兴离去，要么得回头看看而中断了交谈。尼尔和我在巴里斯酒店门口歇了一会才走进去。看见一对恋人儿在最边上的那个小单间正离席而去，我们便走过去坐下。我背对墙壁。一个穿白围裙的女招待走过来，换上酒杯，把桌子擦了擦，我们点了些吃的。

“事情只好就这样了结了，”他说：“您无法说动她。”在途中我已把情况讲给尼尔听了。

“一点儿也说不动。”我为此很懊恼，甚至沮丧。“您知道为什么我想为你要一杯酒吗？因为我也想喝一杯。和您母亲的谈话使我回到了，回到了许多年以前，使我想起了俄亥俄州和我的母亲。你多大了？”

“二十三。”

“那时我才十七岁，刚从中学毕业。当然那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那时对我来说是容易的事现在对你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妈妈不象你母亲这么富有。我不能向她伸手要几百千把块钱，或是偶尔需要的什么东西。”

“见鬼。我也不能呀。向她伸手可没这么容易。”

“可能也不容易，不过事实上您妈很有钱，你得全力以赴地接近她。而我和我母亲之间就不存在这种问题。我妈是个天生的女暴君。粗暴就是她的一切情感。我的大小事情都由她说了算，自己作不了主。你母亲谈话的时候，我不由得想到最糟的是我能得到的事你做不到。”

酒拿上来了。我们都举起杯，尼尔猛喝了一大口。“您那时干了些什么呢？”他问我。

“我叫她走开。那是六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从中学毕业了，我告诉她别再管我的事，便转身走了。我说这话当然不是指我做的事你做不了就太糟糕了。我俩情况不同。你不必这样干。现在吉米·怀尔死了，你就是这幢房子的主人。你所要做的就是应当明白你已经是独立自主的了。不是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是当着她的面讲：‘妈妈，我已经独立自主了’，这样对你一点用也没有。你真能作主的话，这最好落实在行动上，同沃尔夫先生订个明确的书面协定；只讲不做会很明显地产生一个结果：万一她把她许的诺言收回去，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不会有更好的结果；而订个明确的协定那就太妙了。你最好这么对她说：‘妈妈，您说过如果我找到这笔钱，那钱就归我所有。我将付给内洛·沃尔夫一笔钱，他会帮助我去寻找这笔钱，并且我也准备帮助您去找到它。’”

尼尔又喝了口杜松子酒。“她会说这笔钱是她的。”

“那不是她的，她在证人面前讲过的话要算数。她已经把这笔钱给了你，唯一的附加条件就是你得找到这笔钱，因此这算是一种赠送，你不必为这笔钱上税。姑且认为找回这笔钱的可能性很小，但万一我们找到了，除掉你给内洛·沃尔夫的一份外，你还有四十万，不上税，什么也不再付。即令我们找不到这笔钱，你也让你母亲知道你已经能独立处事了。不要用口头的形式去告诉她这些内容，而要依据一个明确的文宇条款的规定来行事。另外还有一点，不过我们不谈它了。”

“为什么不谈呢？我很想知道。”

我呷了口苏格兰苏打水。“只有等沃尔夫先生发现了这笔钱后，这一点才显得重要。如果沃尔夫成功了，这钱的五分之一得归他。要是那时你母亲有意刁难，或者抓住钱就不放手，这将会引起轩然大波，并且会搅得你不得安宁。若是涉及到打官司，你还得出庭作证，是为沃尔夫先生作证。”

“不会的。我母亲不是为了钱而不满，而是为了吉米，是为了沃尔夫说吉米是被谋杀的那些话。为什么这家伙要把这些告诉我舅舅拉夫呢？”

“他也告诉了你嘛。”

“我有足够的辨别力，不至于会讲给别人听。”他放下空酒杯。“瞧，古德温，我完全无所谓。即使吉米是被谋害的，我也无所谓。当然，被害的不是我母亲，就算是我母亲，我也没准会有所谓。我本身已经到了能参加选举的年龄。不过说实在的，照我这样一味地屈从下去，你会说我还是个晚上尿床的孩子呢。你说我不必象你那样去处事，但只要四十万能到我的手中，我也会那样去做的。我会叫我妈走开。我还不像我的容貌那么蠢笨。我心里明白星期三晚上我是怎么干成这事的。那天我妈见到她的爱人吉米回来了是那样的高兴。她不停的喝酒，我便趁机在证人面前向她要这笔钱。我打算第二天早上去内洛·沃尔夫那里，可第二天一早吉米死了，使得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沃尔夫对拉夫舅舅说了吉米是被谋杀的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拉夫又告诉了我妈。而你却要我向她表明我已经能够独立主张了。见鬼。难道我真是一点主见都没有吗？”

我示意女招待再添上些酒。“那让我们来试着干点什么事吧。”我边说边拿出笔记本和钢笔来。我在空白页的头上记下了日期并写道：

给内洛·沃尔夫：我在此证实我们昨天晚上的口头协定。我母亲，奥茜·怀尔太太在星期三即四月二十六日告诉我，并在星期五，即四月二十八日重复过：如果我找到了她在星期二，即四月二十五日被骗去的500，000美元，或是这笔钱的一部分，这些钱就归我所有。所以我找到这笔钱，钱将属于我。我已经雇佣您来帮助我寻找这笔钱。我同意：如果您找到这笔钱或是其中的一部分，您就能用所找到的钱的五分之一作为您为之服务的报酬。特此立据为证。

第二道酒送上来了，我把字据读了一遍，喝了一口酒。我撕下字据递给尼尔，并注视着他的表情。他看了看，“这会怎么样？”

“这会证实你的独立。我实在不指望你签名，我怀疑你是否有勇气。你已经屈从得太久了。可假如你真在上面签了名，你就不必再去对你母亲说你将要做这个做那个，而是告诉她你已经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已经同我到这里来把事情谈妥了，并且已经同沃尔夫签订了书面协议。她不会惩罚你，不给你吃晚饭就打发你睡觉，因为你已经挣到了自己的晚饭。沃尔夫先生已经有一个证人来证实他与你立的口头协定了，这个证人就是我。”

尼尔又一次读起字据来，读到一半，放下他的酒杯，把手伸过来说：“给我钢笔。”我拿笔给他，他签下了他的名字，把这张字据推到我面前，然后把他的杯子举到眼睛那么高。“精采！为自由而干杯！”他一饮而尽。一块冰滑出杯来掉到桌上，他拣起来朝一个正从酒吧间穿过的招待扔去，只差一码就击中了那招待。他扑哧一笑，摆了摆头，问我：“你叫你妈走开别管你的时候她怎么说的？”

既然我已经如愿以偿地得到他的签名，倘若我们此时就离开酒吧的话，那么一切会十分圆满。但尼尔显然不是巴里斯酒店的生客，酒店老板对我们并无逐客的表示，只是在那边不时地朝我们望一望，看是否还要上点冷饮之类。尼尔还想谈下去。那意思好象是我已经让他当上了英雄。他还想知道是什么人或什么事情使得我在十七岁时就变成了英雄的。我勉强花了半小时又陪他喝了一杯。可我怀疑，他将要在这里待到晚得不能再到他母亲屋里道晚安时才回家去，这便意味着还有两小时。因而我开始看表，做出早有约会等着要赴而坐立不安的神情。到了十点，我付清了冷饮费便起身告辞。

十点二十六分我登上了事务所门前熟悉的褐色石阶，按了门铃。弗里兹开门时伸出大拇指指向他背后的办公室一指，示意那儿有人来了。我问他是谁来了，他小声地告诉我里面在密谈，时不时有吵闹怨声。“是联邦调查局的。”我对他说，“擦去所有的指印，把记录烧掉。”便直接朝办公室走去。

不必非得相信我，可即便弗里兹没对我讲，我只要看这位联邦调查局的人员一眼，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了。来人的眼神与嘴形完全能说明问题。他们从不会说他们是来监视你的。他的下颔一启动就让人看出，具有这种嘴形的人一定是刚毅、勇敢、不屈不挠、冷静、有远见、能急中生智、强健的；同时也提醒你，这种人又是谨小慎微、彬彬有礼、保守、有耐心、平和、决不抛头露面的。世上再没有别的嘴能如此说明问题的了。唯一不足的是这张嘴老是上下抽搐、左右横咧。

沃尔夫介绍：“这是古德温先生；这是卓柏先生。”

卓柏先生站起来，自信地等待着我伸手去和他握手，然后才伸出他的手。仍是那样谦逊和保守。他把左手伸进衣袋里，我告诉他不必麻烦，可他还是用游侠柏拉丁抽出枪的姿势自动掏出了他的证件。我随便看了一眼，算是不伤害他的感情。

“卓柏先生在这儿足足呆了一小时了。”沃尔夫拉长腔调讲出“足足”二字，“他有我们签署的启事的复印件。他详细问了许多问题，不厌其烦地在这里踱来踱去，他想见见你。”

看来又得花足足一个小时。我来到办公桌旁坐下，卓柏坐回到那张红皮椅上，拿出记事本。“是点小问题，古德温先生。”

“大问题我会更感兴趣，”我答道，“不过要简短些。”

“我得作个记录，”他说起来，“您当然明白您是个有经验的侦探。沃尔夫先生说星期二下午六点半左右您离开过这间房子，不过他不清楚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您回来时是几点？”

我咧嘴一笑，显得那么谦恭、有礼而平淡。“卓柏先生，多谢恭维了。您以为星期二晚上我会不顾她的意愿，也不管是否得到沃尔夫先生的同意去追踪怀尔太太；您甚至以为我到了铁矿路那么远的地方，而那些绑架者一个都没认出我来。正如您了解的，这本该是件可以写小说的好素材，难得的宝贝，我多谢您的恭维了。”

“别客气，您在什么时间返回来的？”

我干脆全都说了出来，从六点半到深夜一点，那些地点、姓名、时间，说得很慢，足以使他记下来。我讲完时，他合上记事本，然后又把它打开。“您开一辆小车，是吧？”

“沃尔夫先生的，我开的就是那辆61型的‘苍鹭’轿车。”

“车房在哪里？”

“第十街三十五号与三十六号之间。”

“星期二晚上您开的也是这辆车吗？”

“没有。我想我乘坐的是出租车。”

“是这样。您明白，古德温先生，这要做记录的。”他把记录本放进口袋，站起身来，从条桌上拿起帽子。“您帮了大忙，古德温先生，非常感谢。我恐怕还要来打扰您。”他转身走了。我没站起来，按道理一个联邦调查局的人先起身告辞，我本该一跃而起先走到他前面去为他开门的。一听见关门声，我立即起身到前厅去看了一下，回来后我从口袋里掏出尼尔签了名的协定书递给沃尔夫。

他看了一遍就放下了。“你要他写的？”

“好象还令人满意。要我汇报吗？”

“好。”

我详细叙述了整个过程，除了与尼尔在酒吧间最后半小时的谈话，这半小时的内容不能作为材料。我讲完后，他又拿起协定书看了一遍。点点头说道：“太好了。”然后放下这份东西。“你母亲去年来纽约住了一个星期，还在这儿用过两次餐。你还花时间带她出去游玩，我看不出她身上有你对特德先生讲的那种女暴君的味道嘛。”

“我也看不出来。等我们把这五十万美元找到以后再来细谈这件事吧。可以把它们写成小说，我妈妈读了不会在乎的。她懂得这是出于工作需要，是为您工作。哦，顺便说一下，在我上星期接到的信中她还提到板栗炸肉饼那道菜呢。”

“告诉弗里兹了吗？”

“当然讲了。明天上午有事要做吗？”

“没有。”

“索尔·福雷德和奥里还在行动？”

“是的。”他注视着我。“阿奇，你对卓柏先生回答的那些问题，除了审问者喋喋不休的疑问外，难道他真有其他理由要询问这件事吗？”

“当然。可能他们在铁矿路发现了您汽车的轮胎印，星期三我开车去过那里。”

“别搪塞。无疑你有些朋友愿意为你撒谎，从你的回答中您提到过一些。特别是有一个。你的回答有多少是真实的？”

“都是事实。”我站起来，“我要去睡觉了。耳朵都听得生起老茧了，先是联邦局的，现在又轮到您来哆嗦。我恨不得真去追踪怀尔太太，跟踪带着那只手提箱的奈普先生，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被偷的钱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