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六点钟传来一阵沃尔夫的电梯的响动时，我已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了，我把脚抬得高高的放在办公桌上，头和背脊都靠在椅背上。

足有二十分钟我都在玩味着一个猜测游戏，因为我除了坐在那儿便无所事事。啃不下硬骨头，那我就吃肉吧。但是总有一天，不管是否抓住了奈普先生，有关吉米·怀尔绑架案，包括蒂娜·尤特丽遇害的一切细节，都会揭露出来的。如果我现在能在这儿根据我所掌握的一点情况预测出结果，而且将来被证实是正确的，那我一定要为自己佩戴一枚勋章。我就这么想入非非起来……。

问：蒂娜·尤特丽的确牵连进去了吗？

答：当然了。是她用打字机打下了投进信箱的字条和怀尔太太在电话簿里拿到的那些字条。

问：谁拿走了打字机？

答：蒂娜·尤特丽。当她得知怀尔太太去见过内洛·沃尔夫，而且我又让她留下手印以后，她生了疑心，拿走了打字机。

问：她是同那个从怀尔太太手里拿走手提箱的人在一块的吗？

答：不，她可能把车藏在铁矿路沿线的什么地方。怀尔太太开车回去了以后她才开出来。她想去拿她那份赃款，那个拿了手提箱的男人，可能是奈普先生，根本不理那套，便把她杀了。

问：除了蒂娜·尤特丽以外，怀尔家里还有谁与这案子有牵连吗？

答：有，吉米·怀尔。是他自己绑架了自己。他还有一个帮凶，因为他不可能是电话里的奈普先生，要是去假装一个声音是很冒险的。但他有可能是拿了手提箱以后杀死了蒂娜·尤特丽的那个人。

这就否定了刚才所推测的拿手提箱的人“可能是奈普先生”的观点，这些当然都还不是结论。疑点：吉米听到沃尔夫告诉怀尔太太说，我们怀疑蒂娜·尤特丽后，便从办公室溜了出去；当怀尔太太出示从电话簿里拿到的字条时，他要她最好到此为止；他还想从手里夺走那些字条，还有他那一系列的反应，还有他坚持到星期五才透露情况等等。

问：为什么他要把蒂娜牵扯进去呢？

答：算了，这个问题没什么价值，可以有十多种理由和可能性。

问：他居然要让蒂娜在一台打字机上打字，难道这不有点愚蠢吗？

答：不，怀尔太太只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从信箱里拿到那张字条的，吉米知道她不会去检查打字。他回来以后可以毁掉这些字条。他可以说他答应了奈普先生这样做，不这样做他感到害怕。总之，她总得用某一台打字机，而买一台、租一台或者借一台会冒更大的风险。用这一台，然后撕毁那些字条，那就什么危险都没有了。因此他想从我手里夺走那些字条。

问：奈普先生会不会是拉夫·普塞尔、安德烈·弗罗斯特或者尼尔·特德？

答：不会。怀尔太太对他们的声音都太熟悉了。

问：如果不提前的话，星期五吉米便不得不公布事件的真相，他们在哪儿和怎样扣押他，又是在哪把他释放了的。不管是警察还是联邦调查局都会找到他，难道他确信能脱得了干系吗？

答：是的。他会说他们把他眼睛蒙上了，他不知道是被带到什么地方关押的。昨晚或今天清早，他们又蒙上他的眼睛把他带到一个地方释放了。

问：那么，你再设想一下警方和联邦调查局会怎样揭案，没准你就能拿到勋章了。你怎么想的呢？

我正这么胡思乱想的时候，听到了电梯那边传来的声音。沃尔夫走进来，到他桌前坐下说：“汇报吧。”

我把脚放下来，伸直了身子。“是，先生。的确是蒂娜·尤特丽。我告诉了地区检查官克拉克·哈伯特，说我是昨天下午，当她为了怀尔太太托你办的一个案子来你的办公室时见着她的。他问我那是一桩什么案子，我要是直接对他说无可奉告那会显得有点无礼，所以我说，如果他告诉我蒂娜·尤特丽是什么时候在哪儿和怎样死的，我把这情况又向你汇报了以后，你会决定我该怎样回答他的问话的。当然了，后来我并没有向你汇报，因为你说过你不关心她发生了什么，也不想卷进去。我把情况通知了怀尔太太，并且告诉她，星期五之前我们一定守口如瓶。”

我磨磨蹭蹭地把打字机拉到跟前，装上纸和复写纸，从口袋里摸出笔记本，懒懒地敲打着键盘，完全的心照不宣。对于象我和他这样朝夕相处，又相互十分了解的人，这样做是有益的。他知道我有多固执，除非他要我说，我是不会再多说一个字的。我也知道他的固执使他决不会要我再说什么。当然，我还有事可做，不只是同他较量顽固。把那些字条的记录和其他杂记打下来，然后走过去打开保险柜，取出奈普先生投进信箱的那一张字条。吉米·怀尔还等着要它呢，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它也许会给我们提供更多有用的东西。我把字条搁在桌上的便笺夹里，然后把便笺夹撑开靠在椅背上，取出一台照相机连照了六张。整个这段时间里沃尔夫都坐着看他的书，当然连瞟也没瞟我一眼。我把字条放回保险柜，搁好照相机，又往抽屉里放进一卷胶卷，这时候门铃响了。我走出去开门，然后转回来对沃尔夫说，“请原谅打断你，西切斯特的警长本·戴克斯求见。今天下午他也在那儿。他比你几年前在恰浦科的詹姆斯家见到他时要胖得多了。”

他说完了一句话才转过身来。“真讨厌，”他哼哼道。“我非得见他吗？”

“不。我可以告诉他你没有涉足此案。当然，一个星期以后当他们绝望了就会把我们逮到警察署去的。”

“你可没有汇报这个情况。”

“我已经把你想知道的情况全汇报了。”

“真是亚可悲。让他进来吧。”

我走到前屋去时一直在脑子虽查着那个词“亚可悲”。他可真是，常常用烂了的词都是我闻所未闻的。这可能真有点“亚可悲”。我打开门告诉戴克斯，沃尔夫正等着他，我替他拿着外套和帽子，把他领进了办公室。他走了三步便停下来环顾一下，“非常好，”他说。“要是你能干这事，可是太好了。你一定不记得我了，沃尔夫先生。”沃尔夫说认识他，要他坐下，戴克斯走到了红皮椅子前坐下。

“我想你完全没有必要接待一个地方官员。”他说，“如果我是来调查一些情况。古德温已经告诉你了蒂娜·尤特丽的事。他和你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后一个见到尤特丽活着的人，她是昨天下午上这儿来的。但是那以后我又见到了两个后来又见过她的人。但是你知道，这牵扯到一桩杀人案，所以你得准备到一个地方去，这是我上这儿来的原因，想找到一个突破点，也许你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古德温说蒂娜·尤特丽昨天上这儿来是因为怀尔太太要她来的，是这样吗？”

“是的。”

“那么，当然了，我不会问起怀尔太太要你替她做什么，我知道那是秘密，我只问一些有关蒂娜·尤特丽的事。我甚至不会问起你对她说了些什么，只问她对你说了什么。这也许很重要，因为她在谈话以后仅仅八九个小时就被害了。她都说了些什么？”

沃尔夫的嘴角向上翘了翘。“精明强干，”他说道。“令人钦佩，精明强干。”

戴克斯掏出他的笔记本。“她这么说吗？”

“不。我是在说你的提问真是太巧妙不过了。你有权得到我的一个同样精巧的回答。”他抬起一只手，“戴克斯先生，在怀尔太太让我保守的秘密披露之前，我是不能告诉你尤特丽小姐对我讲的话的，那当然是未经特许的交谈，我同这事毫无瓜葛。我只是一个侦探。即使怀尔太太对我说的话对于你的凶杀案调查很重要，我也只好保守住它来冒冒风险。这个问题（即使很重要）的回答只有我来作，你不能作，因为你不知道她都对我说了什么。而据我现在看来，这个回答是否定的。”

“你闭口不谈？”

“是的。”

“你拒绝告诉我蒂娜·尤特丽昨天对你说了什么？”

“是的。”

“也不告诉我她来这是为了何故？”

“是的。”

戴克斯站起身来。“你也知道，你得为此冒风险。”他又环视了一圈。“你这儿很好。很高兴又见到你。”他转身朝门走去，我跟他出了门来到大厅，为他拿起了外套，他说：“你也在冒风险，古德温，啊哈？”我感谢了他的忠告，把帽子递给了他，并让他向桑德斯中尉转致我的敬意。

我回到办公室时，沃尔夫又拿起了他的书。他通常只是有些顽固，而有时候却是一块十足的顽石。到现在他仍还不清楚蒂娜·尤特丽是在何时何地怎样死的，而他明知道我清楚，而且他还不知道他所做的事对他六十年苦心经营的事业来说是冒着多大的风险，但是他竟然不打算改变一点点。他不愿承认我们对尤特丽的死是关心的，因为他已经孩子气地告诉我他对此不感兴趣。

在餐桌上，他一边拿烤羊腰子就着他和弗里兹发明的酱汁吃着，一面还大谈着为什么说你想了解的全部人类社会知识都在他们吃什么这个问题上。如果你知道他们吃什么，你便可以推演出别的东西——文化、哲学、伦理、政治，所有的东西。我很愉快地听着他的高论，因为这羊腰子烤得又嫩又香，酱汁又是弗里兹的拿手菜，但是，我想知道你根据沃尔夫在过去十年里都吃了些什么？该怎样去推理出他的所有事，我敢肯定你一定会推出他已经不再活在人间了。

晚饭后我走了出去。星期三晚上是玩扑克的时间。主人是居住在三十八街一所翻修过的房子的顶楼单人公寓里的索尔·潘佐。你就会认识索尔的。假如你早已认识他，你就应该知道我是多愿和他单独待上一个小时，跟他描述一下吉米·怀尔，看他是否同意我的看法。只是我不便这么做，假如索尔同意我的看法，那会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将不再是我个人的猜测了。吉米·怀尔要我们保密到星期五，假如确实是他杀了蒂娜·尤特丽，那他可把我们当猴耍了。当然，那对沃尔夫没什么，可我怎么样呢？这把我玩牌的兴致都影响了。索尔就在我边上，可这儿还坐着另外四个人，我不能对他讲。但什么事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他发现我老是在走神并给我指了出来。可他的牌从不受影响，他总是赢家，这一夜他可是所向披靡。到我们象通常一样在两点钟打完最后一盘时，他已从我手里赢走了一百美元，我毫无心绪再留下来，而且对他这个可以信赖的老朋友也产生了怀疑。

通常在星期四早晨，经过了一场艰苦紧张的牌桌苦战，一般不到九点或九点半我是不起床的，除非要做什么重要的饭菜。但这个星期四我发现自己八点以前就睁大眼睛躺着了。我清理了一下神经，大声说，“就是这该死的吉米·怀尔，”随即一抬腿挺身起了床。

我喜欢散步。在孩提时代我就喜欢在俄亥俄一边散步放牧，一边想着心事，现在我更喜欢在曼哈顿的人行道上散步。如果你不老散步，你是不会知道从汽车或者其他什么快速运动的物体中看行人和你步行时所看到的是多么的不一样。所以我洗了澡，刮了脸，吃了早点，读了报上刊登的关于蒂娜·尤特丽的消息，我已经无事不知了，我用内线电话告诉屋顶花房的沃尔夫我要出去处理点个人的事，一会就回来，便走了出去。

当然了，你不可能全都了解从你身边匆匆走过的每一个人，你只能知道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这天早晨我只知道八十街第二大道上那个穿着礼服的姑娘把她的鞋跟敲得山响。我从没见过哪位姑娘象她这样做。我这样谈论我的散步并不是废话，而是想说起我在十一点过一刻走进一家杂货店时所发生的那件事，那家杂货店坐落在第八大道和54街的交叉角上，我走进去，坐在柜台前要了一杯牛奶喝着。这时进来一个百老汇的家伙，坐在我身边的凳子上，对冷饮柜的店员说：“来杯咖啡，山姆。你听说吉米·怀尔的事了吗？”

“我上哪儿去听到吉米·怀尔的事？”山姆反问道，“我只是成天在这转悠。吉米·怀尔怎么啦？”

“他死了。刚才电台里播了，发现他躺在地板上，身上压着一尊塑像，你知道他娶那个百万富妇之前我们交往很深。”

“我才知道。”山姆拿来了咖啡：“太糟糕了。”又一个顾客坐到一张凳子上，山姆走了过去。

我喝完杯中的牛奶便朝电话间走去。我可能是狼吞虎咽地喝下牛奶的，但是天哪，我竟把它喝完了。我不太记得清刚才的事，不过也没什么值得记的，我不过只是喝了一杯牛奶。我走到电话间，摸出一枚硬币，然后伸出手去取电话，但转念又把手缩了回来。这还不够，打个电话是很简单的，但我决定再进一步做点什么，做点比散步收获更大的事。我放回硬币，离开杂货店，走过几条街，步入了一栋建筑的大理石大厅，登上了电梯。

在二十层上，我朝接待员点点头便继续向前走。伦·科亨的屋子的门上写着他的名字，但没有头衔，这是《大公报》编辑部的两个边门。我不记得有哪一次我进来时伦·科亨没在打电话，这一回也不例外。他瞥了我一眼，继续打他的电话。我捡他桌边的一张空椅坐下，发现他并未显出睡眠不足的迹象，尽管他昨天晚上和我一样，是在两点过一点离开索尔家的。他微黑的脸庞清洁光滑，深棕凹陷的眼睛清澈和善。打完电话他转首冲我摇摇头。

“对不起，我已经把钱存入银行了，这样我可以节约一些钱。”

昨天夜里除了索尔以外就他是赢家了。“我可管不着你，”我说：“整个这一星期我都不走运。而现在我首先关心的是吉米·怀尔出了什么事？”

“啊。”他微微扬起头来。“是不是沃尔夫又要找一份差事，要么就是已经找到了？”

“都不是。只是我个人感兴趣。我散步时听到了一些情况。我可以等着买一张报纸，可是我感到好奇。他怎么啦？”

“他死了。”

“这我听说了。怎么死的？”

“他被发现——你知道哈罗德·特德的书房。”

“是的。那些雕塑。”

“今天早上九点过一点时，他的继女玛葛特·特德发现了他。他躺在地板上，一尊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青铜雕像压在他身上，那是一尊约翰·托马斯·马克林塑在费城的塑像的复制品。那可是一个很美的画面，不过我不知道是否能得到一张照片，我这就打电话给楼下。”

“不，谢谢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塑像怎么会压在他身上呢？”

“我要是知道就应该首先知道这一点。你有什么看法吗？”

“没有。你知道一些什么？”

“非常有限。一无所知。我可以打电话给楼下问问是否有更多的情况，但我想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已经派出了五个人。但是你了解那些警察，还有那些地方检查官。我们人去是很难从他们口中掏出什么来的。”

“你们一定知道一些情况，比如他死了多长时间之类的。”

“不知道。我们要在那待到三点钟。”这时电话响了。他拿起电话，说了两声“是”，回声“不”，然后对我说：“现在轮到你了，阿奇。你的事儿来了，要么就是沃尔夫的事来了。昨天早晨怀尔太太秘书的尸体在西切斯特的一条沟里发现。今天早晨她丈夫的尸体又在她的书房里被发现，而你却来了这儿——不是打电话，而是亲自赶来。当然沃尔夫是受雇于某人了。什么时候？昨天？秘书是怎么回事？”

我眼睛盯着他。“我可以告诉你所发生的一切。”

“我可以猜到一半。别用你那种生硬的眼光把我钉在墙上。我很敏感，你一定知道是谁杀死了秘书。”

“不。我曾经以为我知道。但现在不了。我掌握的情况或许马上就要披露——或许还不会披露。我要是现在就告诉了你，那你必须守住密，直到我发话——当然了，除非已被披露。这是我个人的事，沃尔夫先生并不知道我来这儿。”

“好的。我一定守密。”

“你保证。”

“是的。我保证守住密，除非它被披露。”

“那么拿好纸笔。吉米·怀尔本应该星期天从乡间别墅回家的，但是他没有。星期一早晨怀尔太太在邮件里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说她必须花五十万美元才能赎回她丈夫，她还接到了一个自称叫奈普先生的人打来电话。我把那字条拍了照，假如你能给我在牌上留个记号，让我从索尔那儿把钱赢回来，那我就让你翻印那照片。你会怎样处理这张照片？独占吗？”

“我得帮你在十张牌上做记号了，你输掉的钱是一百美元。是这样吗，阿奇？”

“是的。”

“我的天哪。这位‘奈普’可是太可爱了。他的名字怎样拼写？”

我拼给他听了。“他星期一下午打电话给她，让她拿上钱，放在手提箱里，再把手提箱放进她那辆蓝色轿车的车斗里，在星期二晚上十点钟把车开到33路上的佛勒斯饭店。她照着做了。在佛勒斯她接到电话让她查电话簿‘Z’字头，如在那里找到了一张字条，我没有——”

“妙极了。”伦说。他的铅笔刷刷地写着。

“不错。别打岔，我急死了。我没留下这张字条的照片，但我从原件上把它抄了下来。这字条是打字机打的。根据字条上的指令，她又开车转了一阵在十一点到了菲提卡夫旅店。在那儿她又接到一个电话让她在电话簿里找‘U’字头。另一张字条，同样的打字——我也抄了下来。又是一个指令。遵照指令她从7路到35路、123路，又到了铁矿路，那是一条一码宽的石沙路。她转了进去。当一辆车——”

“蒂娜·尤特丽伦说那个秘书。她的尸体是在铁矿路被发现的。”

“别打断我。当跟在她后头的一辆车闪了几下灯时，她停了下来，走出汽车从车斗里拿出手提箱。一个只有眼睛没蒙住的男人从另一辆车里钻出来，拿走了手提箱，告诉她一直回家别在任何地方停留，也别对任何人说什么，她照着做的。昨天早晨大约七点三十分，她丈夫从他们的乡间别墅打电话给她说，那些绑架者释放了他，他要洗一下，吃完饭就进城来。他还说他们要他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缄口保密，否则他将后悔莫及，他也希望怀尔太太这样做。我不知道他抵达第五大道的家里的准确时间，但那一定是十点左右。”

我站起来。“好了，就这些了。我得走了。假如在我发话之前你就把这些材料捅出去，我可要写一封信给总编，再拿你的眼睛去喂猫。假如说我已经发话允许你用这些材料，你也别提到内洛·沃尔夫或我。如果绑架案在我发话之前披露了，你也比别人更先掌握这些材料。我会来看你的。”

“等一下！”伦也站起来。“你知道这事十万火急，这火会把我屁股都烧成灰的。”

“我相信这话。可你在打牌上作弊也帮不了我的忙。”

“这事有多严重？”

“不严重。有两种可能性：要么那里头每一个字都象金子一样宝贵；要么吉米·怀尔太太是个两个乳房的谎言家，甚至几乎是谋杀者。如果以后她不是那么回事，那就要烧了你的耳朵，更不用说烧你的屁股了。假如说是她杀了蒂娜·尤特丽，那么又是谁杀了吉米呢？本杰明·富兰克林吗？”我转身就走。

“真他妈的，听着！”他抓住我的膀子。“星期二晚上蒂娜·尤特丽和怀尔太太一起坐在蓝色轿车里吗？”

“不。无论哪种可能性存在，有一点是明确的。蒂娜自己的车就在铁矿路。这就形成了一大堆问题，伦。你可以用一个小时来提问题，可我没有一个小时。”

我走了。走出电梯，来到大厅，踏上了人行道，准备再往回走。乘出租车快不了多少，我还是步行吧。从列克辛顿大街走到35街，穿过大街小巷来到了棕色石头房。在大门前用钥匙自己打开门进去，把衣服挂在衣架上，走入了办公室，倒了杯啤酒。

“下午好，”我说：“你打开收音机听了十二点的新闻吗？”

“是的。”

“提到了吉米·怀尔吗？”

“是的。”

我走到我的桌前坐下。“我串门去了，所以你要对我发发火也许会感到舒服点。我没有遵循你的命令，我很不忠诚，辜负了你的信任。我把吉米·怀尔的绑架案告诉了伦·科亨。不是为了发表，他在得到我的允许之前也不会发表。我没有提及怀尔太太聘你的事，我把你排除在外了。我不打算辞职，你可以解雇我，可以扣去我两个月的薪金。”

他举起杯子喝了一口。杯子里还有一英寸泡沫时他总是把杯子放在嘴唇上舔去那些泡沫。他放下杯子。“这是恭维吗？”他问。

“不，先生。这是坦率的。如果你想让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会说的，但不是为了找借口，只是提供情况。你想吗？”

“是的。”

“这真让我着急。我知道许多你不知道的情况。你并没有得知我从警察署了解到的事。你只知道我在回来时去过怀尔太太那儿，但你也不知道我在那得到了什么——”

“我未曾拒绝听你谈起呀。”

“见鬼。你我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曾对我说我们不关心蒂娜·尤特丽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介入此案。这有助于思考吗？”

“不。”

“那好。我掌握的情况使我推测可能是吉米自己绑架了自己，他杀了蒂娜·尤特丽，而且耍弄了我们，所以我就犯了迷。我得说，沃尔夫先生，请你放下书一会儿，允许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所发生的事，以便使你决定该怎么做。当你十一点钟下来时，我很高兴。我不想整个上午不挪动屁股地待在这里，所以我去散步了，十一点过十八分，我听到人们谈论吉米·怀尔被发现死在书房的地板上，那地方我昨天下午才去过。”

为了戏剧性的效果，我停顿了一下。“我说到哪儿了？假如警方还不知道我昨天同那该死的一家凑在一块谈话，那么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了。甚至警长他自己可能已经在按门铃了。他要问我去那儿干什么，如果我告诉他，就会毁掉我们和怀尔太太的协议；如果我不想告诉他，那么我只得说我去做了一次野餐，至少我得说我的驾驶执照弄丢了。可那无助于谈话，沃尔夫先生，即使你不想涉足此案，也请你允许我告诉你所发生的一切，因为我陷入了困境。我能怎么办呢？我只好自己处理，我就这么做了。我去做了一些你让我别做的事，我告诉了伦·科亨那桩绑架案。然后我就回来，一看门外没有警车，想来警察还没到这来，于是我就进来了。现在你解雇我吧，我好走，快。你是百里挑一的著名大侦探，而他们也不会有谁在明天上午十一点之前找到我，那是最后期限。”我站立起来。

“坐下！”他喝道。

“不。警察每一分钟都有可能到这儿来。”

“不会允许他们进来的。”

“他们会把这所房子前后包围起来，然后再进来逮人。”我起身要走。

“站住！”他咆哮着，“很好，”他说。“你逼得我走投无路。我承认我们关心尤特丽小姐身上发生的一切，我们涉足此案。通通汇报出来吧。”

“如果你解雇了我，我还汇报什么呢？”

“你没被解雇。真讨厌，汇报！”

“可是太晚了。我会被打断的，门铃每秒钟都可能响起来。”

他瞪了我一眼，又转头瞧了瞧他的钟。他把手握成拳头，又瞪着拳头，然后用拳头把椅子向后一推站了起来，朝门走去，“弗里兹！”通厨房的门开了，弗里兹露出了脸。沃尔夫拿起他的衣服转过身来。

“菜做了吗？”

“没有，先生。只是——”

“那就别做了，把它们放起来，阿奇和我要出去一趟。我们明天午饭时回来，把门闩上。”

弗里兹哼哼道。“但——但——”他说不出话来。

“如果有人问，你不要告诉我们在哪儿，既然你也不知道。”他找到袖口，我帮他穿上衣服。“明天中餐照通常时间开饭。”

“但是你得带一个包——”

“我会想办法的。告诉西奥多。你知道什么是逮捕。如果有警察来访就让他进来，和他呆在一块。阿奇，我们走吧？”

我穿上衣服打开了门。他走过了门槛，我随后关上了门。走出门户时我说：“乘车？”他回答不，到了台阶下他往右一拐，朝第九大道走去。但我们没到达第五大道，在半道上就向右拐进了一所和沃尔夫家一样颜色、一样大小和一样老的棕色石头房子，但这所房子有个门廊。几年前沃尔夫为了扩大厅室把门廊改掉了。他按了一下门铃，片刻，一个长着漂亮前额的黑头发女人开了门，在近十年里，我们常常送些兰花给她。看到我们时她有一点诧异。

“怎么，沃尔夫先生……古德温先生……请进。你们想来看病？”

我们进了屋，她便关上了门。“不是业务性拜访，”沃尔夫说，“简而言之，我们想在这待一下。”

“当然可以。当然。”她显得有些慌乱。我时常来这儿，而沃尔夫没来过。他生病时，总是把莪尔默大夫叫了去的。她走到大厅打开门，便消失了，不一会儿莪尔默大夫来了——他是一个样子显得很悲伤的小个子。有一副大额头和一个小下巴。他曾经在我的体侧的一道很宽而不太深的刀口上缝过二十二针。

他来到跟前。“哟哟哟！请进！请进！”

“我们是来麻烦你的，大夫，”沃尔夫说，“我们需要一间房子，坐着度过今天白天剩下的时间，还需要一张床度过夜晚，你能够满足我们吗？”

莪尔默毫不惊诧，他只是有点忙乱。“为什么——当然——你的意思是为你们？你和阿奇？”

“是的。我们有个很令人讨厌的客人要来访，我们就逃了出来。到明天他就会变得不那么讨厌了。我们想隐居到那个时候。如果这有什么不方便，那就烦请多多包涵……”

“不，当然不。”他笑了。“我深感荣幸，受宠若惊。恐怕吃的不太……我没有弗里兹。你们在房间里需要电话吗？”

“不，只要房间就行。”

“那么失陪了，我办公室里还有位病人呢。”

他回到门口，走了进去。几分钟后，一位长着一头黑发，名叫海伦·格那德的女人走了出来。她叫我们随她一块进去。她装作很自然地接待两位来串门和借宿的邻居。她把我们领上了楼，穿过大厅，进入一间只有两窗子和一张大床的屋子，室内墙上贴满了色彩鲜艳的船、垒球手、小伙子、大姑娘的画。这位曾向我学过怎样取指纹的比尔·莪尔默，在早年就辍学。

“您是下去吃午饭呢还是我给您端上来？”海伦问。

沃尔夫回答说：“现在不急，谢谢。阿奇·古德温会告诉你的。”

“这会要我给您送点什么来吗？”

沃尔夫回答说不必。海伦走出去时没带上门，我过去关上。我们脱下外衣，我在衣橱里找到了挂衣钩。沃尔夫站在那儿正环视四周。可真没办法，屋子的三把椅子：其中两把只有他大块头的一半宽，第三把尽管装有扶手但仍很狭窄。沃尔夫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下，脱掉鞋，就势倒在枕头上，合上眼说道：

“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