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发现的位置及周围情况被伪装成劫财劫色的样子，但警方找不到任何能佐证强奸的证据，就算被害人真的遭到强奸—此处，检察官说得很暧昧，恐怕受害人真的遭到了强奸。笔者觉得检察官是为达到一定‘目的’而故意采取了这种说法—犯人离开时也不可能不清理现场。被告在强奸被害人之后—不过他们是夫妻，说不定是你情我愿的—离开了现场。尸体颈部缠有一条白色的包装带，死者正是命丧于此。此外，尸体颈部还有两条窗帘绳。尸体可能是从现场上方的岩石滑落的，身上有些损伤，还划破了一些皮肤。被告一定是趁夫人站在岩石上欣赏风景的时候，从背后接近，用绳子将被害人勒死。各位陪审员，这幅场景不难想象吧？”

“事件发生后，凯斯维克警局的格拉哈姆警长立刻将被告逮捕归案，送至凯斯维克警局。随后，警方对他留在波罗德尔·盖茨酒店的行李进行了仔细的检查。次日下午，凯斯维克警局没收了全部行李，其中有一个上了锁的珠宝箱，被告声称自己不知道钥匙的所在。然而，警方从被告的黑色小手提包中发现了一件衬衫，在衬衫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串钥匙，其中一把就是珠宝箱的钥匙。警方打开珠宝箱，发现箱子里装满了漂亮的珠宝首饰。经过经验丰富的珠宝商鉴定，这些宝石的时价约为三千四百英镑。行李中还有一台柯达照相机。警方请来摄影师，原计划将照相机中的两卷胶卷冲洗出来，可是没想到几天后，冲洗其中一卷胶卷的时候，竟然从胶卷中发现了一枚钻石戒指和一枚结婚戒指—也就是被害人的结婚戒指。被告定是在杀害妻子之后，取下了尸体上的两枚戒指，藏在了胶卷里。因为戒指价值不菲，被告定是准备日后将其变卖。而且犯人还将现场布置成强奸抢劫的样子。”概括起来，本案的要点如下：

“被害人是一名年轻的异国女性。为什么她会在异国他乡，走一条无人同行的小路呢？强奸、强盗的现场又是谁布置出来的呢？胶卷中发现的两枚戒指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不用说，大家也能明白犯人是谁了吧？希望各位陪审员能本着良心，判处被告张一淼死刑。”

之后，检察官朗读了由史密斯校长发来的电报。校长在电报中说到了有关魏顺淑的父亲和家庭的情况，并且她还特意提到，魏顺淑与一般欧洲女子不同，平时就特别喜欢佩戴高价的珠宝，并且还以此为荣。一般来说，西方人出席宴会和剧场等需要穿正装的场合，才会佩戴珠宝，平时出门购物的时候绝不会佩戴特别引人注目的珠宝首饰。之后警方发现魏顺淑入住波罗德尔·盖茨酒店的时候也随身携带了价值三千五百英镑的珠宝。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还带着如此高价的宝石，的确有些轻率。

之后，轮到被告方的辩护律师杰克逊发言。他要求格拉斯哥罗伊德银行的出纳莫布洛夫出庭作证，询问有关二百五十镑支票的情况。据说银行员工最初提议做一张挂在张一淼名下的支票，但张一淼立刻反对，声称挂在夫妻名下的支票会比较方便。这条证词对被告方还比较有利。

格兰杰村在凯斯维克的东北部，离格兰杰桥大约四英里。夫妻入住的酒店位于格兰杰村的西北部，与村庄的入口格兰杰桥大约有三分之一英里的距离。从格兰杰桥到酒店的路上，有一栋叫格兰杰之家的房子，这座房子位于卡玛卡特森林的南部。在大马路上右转，有一个小喷泉，在小喷泉前方有一条小路，沿着这条路走就能走到一条小河的河岸边。这条小河是全村的共有财产，周围象征性地围着一圈矮石墙和小门，谁都能自由进出。往小路旁边走一百二十二码左右，就能看到一片草丛，那里就是发现尸体的地方。沿着小河往下走就能看到一条小河，河水缓缓流动，大家都管这块地方叫“KidhamDub”，这里也成了村人的浴场。小路的木门与格兰杰桥的距离约四百码。

小河对面也有一圈矮石墙，将小河与森林隔开。如果发现尸体的地方有人站着，河对岸的人是能看见的。这里虽说是“浴场”，但那只是当地村人起的绰号，根本没人来这儿洗澡。控方的一位证人证明说，二十年来，从未有人去那儿洗澡。那些年轻的村人甚至不知道村子里有这个浴场。张一淼这个外国人，况且是个昨天才来到村里的外国人，岂会知道附近有个浴场呢？

张一淼对酒店的员工说他的妻子去凯斯维克买东西了。之后，酒店的老板娘出了门，被告就询问女服务员哈丽迪说：“克罗斯丽小姐去村里人沐浴（bathe）的地方了吗？”酒店老板娘克罗斯丽小姐如此说道：“张一淼夫妇于六月十八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入住酒店，要了二楼的一间房间，出门散步之后回酒店喝了下午茶。当时，张夫人还让我打电报预订六月二十三日伦敦鲁本斯酒店的房间。她说有一个大箱子会直接从苏格兰送到鲁本斯酒店，她让我在电报里也这样写。那两三天特别冷，我就帮他们点着了房间里的暖炉，他们当天很早就睡了。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我看到他们吃完午饭走出餐厅，下午两点左右，他们手挽手走出了酒店大门，穿过院子朝大马路上走去了。”

当天上午，两人也沿着罗斯维特路转了一圈，巴士驾驶员在格兰杰桥附近看到了他们。据驾驶员说，张夫人站在桥上看风景，而男的则在散步，走去了离小桥四百余码的小门那里—也就是前往“浴场”的那条小路的入口—之后他又立刻折返回来。这时巴士司机停车，问张夫人，您要不要去凯斯维克，张夫人说她不去，之后巴士司机就把车开走了。案发前一天，这位司机也看到这对夫妻在喝下午茶之前出门散了步。当时司机驾驶的巴士是开往凯斯维克方向的。司机只见过他们两次，就记住他们了，想必张一淼应该也知道村里有车能去凯斯维克吧。

辛格尔顿检察官在报告中如此说道：

“两人在酒店里入住的时间不长，然而因为他们是东洋人，所以特别显眼，有无数人能证明他们的行踪。”检察官说得一点没错。十九日下午，两人一出酒店大门，就有许多人能为他们的散步路线作证。一位叫哈里森的老夫人在圣三位一体教堂的转角处与这对夫妻擦肩而过，还有另外一位巴士司机在下午一点四十五分见到他们正往格兰杰之家的南面走去。两点三十二分，有人作证说在格兰杰桥附近见到了他们。这时他们应该已经在往回走了。另一位证人清楚地记得这对夫妇两点二十分到两点三十分之间正在格兰杰桥靠近凯斯维克的那一侧，边说笑边往回走。两点三十分左右，贝尔巴克夫妇见到这对年轻的中国夫妇站在喷泉边上观赏景色。这个村子里的人很少见到中国人，所以大家对这对夫妇的印象都很深刻。所有证人都说张一淼手里还拿着一台照相机，和妻子手挽手散步。

住在同一家酒店的某位夫人证明，前一天晚餐时魏顺淑手上戴着两枚戒指，一枚大钻戒和一枚结婚戒指。十九日—案发当日—早餐时，她就戴了一枚结婚戒指。这位夫人与魏顺淑的关系不错，经常聊天，她是不会看错的。问题是她最后一次出门散步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戴戒指呢？因为她出门的时候戴了手套，没人知道她到底有没有戴戒指。

两人最后一次同时出现在众人面前，是在通往小河的小路门口。当时是两点三十二分。一小时后，张一淼沿着同一条路独自回到酒店。这一点也有人能证明。在南包特·波洛警局工作的威廉·潘德贝利刑警正好和家人来这里野餐—附近地区的居民常会过来玩个一天半天。正当潘德贝利刑警扶着妻子的手跨过小矮墙时，突然看见一位东洋绅士从路边走来，往格兰杰桥的方向而去。威廉·潘德贝利刑警事后描述道：“他手里拿着照相机，走得很快。但我没觉得他当时特别兴奋。”

从格兰杰桥到酒店的这一路上，有四位村人都见到了张一淼。毕竟是个小地方，调查起来特别方便。同一天早些时候，在教堂转角处见到这对夫妇的哈里森夫人，又在格兰杰桥靠近酒店一边的巴士车站见到了张一淼，还跟在他后面走了一段路。之后，哈里森夫人就坐上了前往凯斯维克的巴士。在格兰杰村的尽头一家车库的老板也作证说，下午四点十五分左右，张一淼独自一人走在路上。之后，另一对夫妇偶然看到张一淼独自打开酒店的大门走了进去。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张一淼的神色并无异常，‘完全正常’。”

这对夫妇的行踪，以及张一淼单独行动时的行踪，居然都被当地居民看在眼里，想起来都让人背脊发凉。从出门散步，到独自回酒店，一路上总有人能见到他们。在英国，尤其是在英国乡下地方，人们很少有机会能见到东洋人，当然会抓紧机会好好看看了。回到酒店之后，克罗斯丽小姐看到张一淼回到了二楼的房间，关上了房门。四点三十分，女服务员哈丽迪一上到二楼，就看到张一淼去了厕所，之后一直能听到厕所里的水声。

英国人每天下午都要喝下午茶，这和一日三餐一样重要，雷打不动。

下午五点，哈丽迪敲响了房门：“先生，我们为您准备好了下午茶，请问夫人回来了吗？”

“她正好去凯斯维克买东西了，六点左右会回来的。”张一淼如此答道。这件事是哈丽迪站在证人席上说的。张一淼在哈丽迪敲门之后，立刻下楼来到餐厅，独自享用了下午茶，之后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六点左右，哈丽迪送了一盆热水到张一淼的房间。因为房间里没有水龙头，他就用这盆水洗了洗脸，换了一身衣服，准备去吃晚饭。当时，张一淼好像也在为妻子的晚归而担忧。

晚餐七点开始，张一淼独自前去用餐。坐在张一淼旁边的一位夫人问道：“夫人怎么没来吃饭啊？”

张一淼忧心忡忡地说：“她说觉得有些冷，要去凯斯维克买件毛衣，到现在还没回来……”

“不过您不用太担心啦，”看到张一淼如此担心，那位女客人只能安慰他道，“夫人经常出门旅游，又这么能干，肯定不会出事的，您不用太担心。”

当时，张一淼说自己好像感冒了。

那两天的天气确实不好，气温骤然下降，所以那位夫人听说魏顺淑要去买毛衣以及张一淼感冒，都觉得合情合理。“我本来不放心，想陪她一起去的，可是她怕我的感冒恶化，让我先回酒店休息。我们就在半路上分手了……”“那您就该听夫人的话，早点回房间休息呀！”

于是，张一淼就离开餐厅，回到了二楼的房间。八点十五分，老板娘克罗斯丽小姐去了张一淼的房间。

“夫人好像还没回来……到底出了什么事？现在商店都关门了呢……八点三十分正好有班巴士从凯斯维克出发，大概九点就能到格兰杰桥了，夫人可能是坐了那辆车吧？”“可能是吧。”

快到九点时，克罗斯丽小姐又敲开了张一淼的房门。“我去巴士车站接夫人回来吧？”

这时，张一淼的回答非常奇怪：“去了也是白去。她不可能坐巴士回来的，她讨厌坐巴士，肯定会打车回来的。”“不过，我正好要去邮局办点事……”

于是，老板娘克罗斯丽小姐就出门去了。

张一淼的表现非常正常，完全就是一个担心晚归妻子的好丈夫。

十点三十分左右，他从房间里出来，走去了厨房。这时，他的脸色非常难看。

女服务员哈丽迪正好在厨房里，张一淼就问：“克罗斯丽小姐还没回来吗？”

“她去邮局了。”

“我妻子是不是出事了，我是不是应该报警？”

“先等老板娘回来再说吧，她应该接到夫人了才对。”女服务员哈丽迪出庭作证时，法庭记录中留下了有关这段对话的记录。当时，张一淼犯了一个致命错误—我们暂且不管他到底是不是真凶—说不定只是他的运气太差，总之，他接下来说的一句话，将引起法庭中的一场争论，而这句话，也成了定罪的最大依据。

“老板娘肯定站在那里等夫人回来呢。”

听到哈丽迪这么说，张一淼便又问道：“那老板娘等在哪儿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她出门时说要去趟邮局，可能就在邮局等吧。”

以下就是那段具有决定性的对话。

“她会走过桥吗？”

“应该不会，邮局离桥还有一段距离呢。”

引起最大争议的，就是张一淼的这句话。

“那她会走去村里人沐浴（bathe）的地方吗？”“不会，她就是去邮局。”

听到这个问题，女服务员也觉得有些奇怪，但对方是中国人，所以她没太在意。

出庭作证时，哈丽迪说自己在这家酒店里干了六年，从来不知道附近有个浴场，这是她头一回听说。

张一淼的辩护律师杰克逊问哈丽迪说：“证人，你确定被告当时说的，的确是‘沐浴’这个词吗？”

“没错，我确定，就是‘沐浴’这个词。”

“那我再问你，你觉得被告的英语如何？”

“在中国人里算是说得很好的了，而且也很有教养，就是发音有些奇怪。”

“也就是说，你觉得被告的英语发音不太清楚。很好！那我再问你……”

法庭中的气氛异常紧张。人们就像是中了邪一样，坐在椅子上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