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十分钟，德博拉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开着车。她紧咬着牙关，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我可以看到她从脸庞一直到肩膀上的肌肉都在收缩。我对她了如指掌，可以肯定她正在酝酿感情，马上就会发作；可由于我对恋爱中的德博拉会如何表现一无所知，我吃不准她要过多久才会发作。她即将发泄的对象丘特斯基坐在她身旁的副驾驶座上，同样一声不吭，但显然为能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欣赏外面的景色而高兴。

第二个地址近在咫尺。汽车驶进垃圾山的阴影中后，德博拉终于爆发了。

“该死的，这是犯罪！”她说，手掌重重地拍在方向盘上，加重她的语气。

丘特斯基疼爱地看着她：“我知道。”

“我是他妈的警察，宣过誓的！”德博拉对他说，“我发誓要根除这种恶行，而你——”她气急败坏，说不下去了。

“我必须拿到确凿证据，”他平静地说，“这似乎是最佳办法。”

“我真应该把你铐起来！”她说。

“那肯定很有意思。”

“你这狗娘养的！”

“骂得好。”

“我绝对不会堕落到你们那该死的黑暗面去！”

“你当然不会，”他说，“我也不会让你那样做的，德博拉。”

她舒了口气，转过头去望着他。他也看着她。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无声对话的场面，而这场对话确实很有意思。她不停地眨着眼睛，目光从他的左脸转到右脸，然后转回到左脸。他只是不动声色地静静看着她。这场对话很高雅，很奇妙，很有意思，到了德博拉忘记自己在开车的地步。

“我真不愿意打搅两位，”我说，“可我相信前面是一辆运啤酒的卡车。”

她猛地转过头，来了个急刹车，让我们及时躲过了一场灾祸，没有化作整整一车美乐淡啤酒上的不干胶标签。“我明天就把那个地址交给缉毒部。”她说。

“好吧。”丘特斯基说。

“你得把那小塑料袋扔了。”

他像是吃了一惊：“这可花了我两千美元呢。”

“你必须把它扔了。”她重复了一遍。

“好吧。”他说。他们又凝视着对方，将留意那些啤酒卡车杀手的重任交给了我。不过，一切得到圆满解决，宇宙又恢复了和谐，这仍然是件好事。我们终于可以继续追捕位居本周榜首的那位邪恶的、没有人性的恶魔了，而且坚信爱情总能战胜一切。因此，顶着雷阵雨的最后一点儿余威行驶在南迪克西高速公路上便成了一次让人心旷神怡的体验。当太阳终于破云而出时，我们已经拐进了另一条路，顺着它驶进了一条条歪歪扭扭的街道。一路上无论在哪里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那堆巨大的垃圾，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垃圾山”。

我们寻找的那座房子位于一条环形街道中部的拐弯处，两旁的房屋像是文明终结、垃圾统治世界前最后的建筑。我们驱车从它旁边经过了两次后才确信没有找错地方。房子不大，是三居室，粉刷成了淡黄色，带白边，草坪修整得很整洁。车道和停车位上都没有车的踪影，前面草坪上的“待售”牌子外又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醒目的红字“已售”。

“也许他还没有搬进来。”德博拉说。

“他总得待在什么地方吧，”丘特斯基说，“停车。你有没有写字夹板？”

德博拉停了车，皱着眉头说：“座位底下有，是我写东西的时候用的。”

“我不会把它弄脏的。”他说着伸手在座位底下摸索了片刻，取出来一只普通的金属写字夹板，上面还夹着一叠表格。“太好了，”他说，“给我一支笔。”

“你要干什么？”她递给他一支很便宜的白色圆珠笔，上面还有一个蓝色笔帽。

“谁也不敢阻拦带着写字夹板的人。”丘特斯基咧嘴一笑。我们还没来得及发表意见，他就已经下了车，迈着朝九晚五的官僚们那种不紧不慢的步子，走上了短短的车道。走到半途，他突然停了下来，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写字夹板，翻了几页，读着上面所写的问题，然后望着那房子摇了摇头。

“他好像很精通这种事。”我对德博拉说。

“他妈的他必须精通。”她说，然后又咬起了指甲，我担心她很快会把所有的指甲咬光。

丘特斯基沿着车道继续向前走，而且还边走边看写字夹板。他显得很自然，不慌不忙，表明他在骗人行诈或者耍阴谋诡计方面非常老到。

丘特斯基在大门外站住脚，做了个记录。接着，我没有看到他用的是什么手法，他开了门锁，走了进去，大门随即关上了。

“浑蛋，”德博拉说，“除了私藏毒品外，现在又多了私闯民宅，他接下来准会让我去劫飞机。”

“我倒是一直想看看哈瓦那。”我满心期待地说。

“两分钟，”她简短地说，“然后我就请求增援，跟着闯进去。”

就在一分五十九秒时，大门开了，丘特斯基走了出来。走到车道上时，他停了片刻，在写字夹板上写了点儿什么，然后回到了车上。

“好了，”他坐到副驾驶座上后说，“我们回家吧。”

“里面没人？”德博拉问。

“空空荡荡的，”他说，“连毛巾和肥皂都没有。”

“那现在怎么办？”她发动了汽车。

他摇摇头：“重新执行A计划。”

“A计划究竟是什么？”德博拉问。

“耐心。”他说。

就这样，尽管享用了一顿美餐，尽管后来还有一段奇妙的购物之旅，我们重新开始等待。一个星期就在这种枯燥无味的状态中过去了。看样子在我完全变成沙发上的一个有着啤酒肚的摆设之前，多克斯警官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无计可施，只能和科迪以及阿斯特一起踢罐子、玩“绞架”猜字游戏，然后非常夸张地与丽塔亲吻作别，全都为了那位盯梢的家伙。

一天，我的电话突然在半夜响了起来。这是星期天晚上，我第二天要早点儿上班。我和文斯·增冈已经约定好轮流买炸面包圈，而明天刚好轮到我。结果，这电话肆无忌惮地响个不停，我看了一眼床头小桌上的钟，两点三十八分。我承认，我拿起电话时口气有点儿不友好：“别烦我。”

“德克斯特，凯尔不见了。”电话那头是德博拉。她没有丝毫倦意，精神高度紧张，似乎拿不定主意自己是想朝什么人开枪还是想大哭一场。

我那威力无比的大脑刹那间就恢复了高速运转。“德博拉，”我说，“那样的家伙，这说不定对你是件好事……”

“他失踪了，德克斯特，被抓走了。那……那个家伙抓到了他，就是对那个家伙干出那种事的那个家伙。”她说。虽然感到自己像是突然被塞进了某一集《黑道家族》中一样，我还是听懂了她的意思。不管是谁将桌上那家伙变成了只会尖叫的土豆，他现在又抓走了凯尔，估计是要用相同的办法处置凯尔。

“丹科大夫。”我说。

“对。”

“你怎么知道？”

“我说过会发生这种事。只有凯尔一个人知道那家伙的长相。他说丹科大夫得知他到了这里后，一定会动手的。我和凯尔约定了一个暗号。妈的，德克斯特，你赶快过来，我们一定要找到他。”她挂了电话。

为什么每次总是找我？我并不是什么好人，可也不知怎么的，他们每次遇到麻烦总是来找我。哦，德克斯特，一个凶残、没有人性的恶魔抓走了我的男朋友！他妈的，我也是个没有人性的恶魔，难道这理由还不够让我休息休息吗？

我叹了口气。显然不够。

我希望在炸面包圈的问题上文斯能够理解。

我住在椰树林区，开车到德博拉住的地方只需十五分钟。我第一次没有看到多克斯警官跟踪我，不过他或许用了克林贡伪装装置。总之，路上车辆很少，我在美国一号公路上甚至赶在红灯变亮之前冲了过去。德博拉住在科勒尔盖布尔斯的梅迪纳街，房子不大，院子里的果树早已遭到了主人的冷落，珊瑚石砌的墙壁也已经开始风化。我将车开进车道，慢慢停在她的车旁，离大门还有两步远时，德博拉开了门：“你去哪儿了？”

“我去上了瑜伽课，然后去了购物中心买鞋。”我说。其实，我一接到她的电话就赶了过来，前后不到二十分钟，但她说话的口气让我有点儿生气。

“快进来。”她说，眼睛扫视着四周的黑暗，手紧紧抓住门，仿佛她觉得门会飞走一样。

“多谢了。”我进了屋。

德博拉家虽然不大，却装修得很洋气，一副“我不过日子”的现代味道。她的客厅常常像那种刚刚住过一支摇滚乐队的廉价旅馆房间，除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录像机外，里面什么都没有。落地窗旁有一张椅子和一个小桌子，窗外的院子里杂草丛生。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来了一张摇摇欲坠的折叠椅，拉到小桌旁让我坐下。她这好客的举动让我备受感动，我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和断胳膊断腿的后果坐到了那破烂玩意儿上。“他失踪多久了？”我问。

“妈的，”她说，“我估计是三个半小时。”她摇摇头，一屁股坐到另一张椅子上，“我们本该在这里碰头的，可他没有露面。我去了他住的旅馆，那里也没有他的踪影。”

“他是不是去了什么地方？”我问。

德博拉摇摇头：“他的钱包和钥匙还在梳妆台上。德克斯特，他落到了那个家伙手里。我们必须找到他，而且要赶在——”她咬住嘴唇，别过脸去。

我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凯尔。我说过，我对很多案子都会有一些感觉，然而在这个案子上没有，从房地产入手查找已经是我竭尽所能了。可既然德博拉已经说了“我们”，看样子我在这件事情上也没有多少别的选择。我必须考虑亲情。可我仍然想有一点儿回旋的余地：“德博拉，虽然这是个馊点子，可你还是应该向头儿报告这件事。”

她抬起头，几乎咆哮起来。“我已经报告过了。我给马修斯局长打了电话，他那口气像是如释重负，还要我别歇斯底里，好像我是个得了癔症的老太太。”她摇摇头，“我让他发一个案情通报，他居然说：‘为什么？’为什么……他妈的，德克斯特，我要勒死他，可……”她耸耸肩。

“可他也没有说错啊。”我说。

“是的。只有凯尔一个人知道那家伙的长相。”她说，“我们不知道他开什么样的车，不知道他的真名，也不知道……妈的，德克斯特，我只知道他抓走了凯尔。”她重重地喘了口气，“马修斯给凯尔在华盛顿的那些人打了个电话，还说除此之外他也无能为力。”她摇摇头，显得很憔悴，“他们星期二上午会派个人过来。”

“那好啊，”我说，“我是说我们知道那家伙是个慢性子。”

“星期二上午，”她说，“差不多还有两天的时间。德克斯特，你觉得他会先从哪儿下手？会先切除掉一条大腿还是一只胳膊？会不会同时切除掉大腿和胳膊？”

“不会，”我说，“一次切除一个零件。”她死死地盯着我，“这很有道理，不是吗？”

“没道理，”她说，“我觉得什么都没道理。”

“德博拉，那家伙的目的不只是切除掉胳膊和大腿。他只是这样做而已。”

“他妈的，德克斯特，你说清楚一点儿。”

“他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受害者，从肉体和心灵上彻底摧毁他们，使他们永远无法康复；将他们变成只会叫唤的植物人，除了永无止境的恐惧外，什么都不知道。切除胳膊、大腿和嘴唇，只是他……”

“哦，天哪，德克斯特。”德博拉说，脸上的肌肉扭曲在了一起，那表情自母亲去世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转过脸去，肩膀开始颤抖。这让我感到有点儿不安。我是说，我感觉不到情感，而我知道德博拉经常能感觉到。可她轻易不会流露出自己的情感，除非你将发火也算作一种情感。她现在正眼泪汪汪地抽泣着，我知道我应该拍拍她的肩膀，对她说“好了，好了”，或者说一些同样深邃且富有人性的话，可我硬是做不到。这是德博拉，是我妹妹，她会知道我是在做戏——

但是，这显然就是那种需要人类做出反应的时刻，而且由于我多年来一直对人类进行研究，知道人类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我决定如法炮制。我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搂住她的肩膀，轻轻拍了拍她，说：“好了，德博拉，好了。”没想到德搏拉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抽泣起来，因此我觉得这样安慰她也许没有错。

“你真的能在一星期里爱上一个人吗？”她问我。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做到。”我说。

“我实在接受不了，德克斯特。”她说，“如果凯尔死了，或者变成——哦，上帝啊，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她又将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再次抽泣起来。

“好了，好了。”我说。

她使劲儿吸了一下鼻子，然后从身旁的桌子上拿了一张纸巾，擤着鼻子：“别再说了。”

“对不起，”我说，“我不知道别的该说什么。”

“你告诉我这家伙究竟想干什么，告诉我怎样抓到他。”

我坐回到那摇摇欲坠的小椅子上：“恐怕我做不到，我对他所干的这一切没有多少感觉。”

“胡说八道。”她说。

“我说的是实话。我的意思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并没有杀死人，这你知道。”

“德克斯特，”她说，“你比凯尔更了解这家伙，尽管凯尔知道这家伙是谁。我们必须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她咬住下嘴唇，我害怕她再次抽泣，如果是那样，我会完全束手无策。但是她振作了起来，只是擤了一下鼻子，重新变成了我所熟悉的那个精干的警官妹妹。

“我试试看吧。我是否可以假定你和凯尔已经进行过基本调查了？也就是说讯问过证人什么的了？”

她摇摇头：“我们没有必要。凯尔知道——”她为自己使用了过去时态而停了下来，然后坚定地接着说：“凯尔知道是谁干的，而且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

“你再说一遍，他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

德博拉皱起了眉头：“好像不是。凯尔说名单上有四个人住在迈阿密，其中一个已经失踪，凯尔估计这个人已经被抓，但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时间来监视剩下的三个人。”

“德博拉，那四个人都是谁？凯尔怎么会认识他们？”

她叹了口气：“凯尔没有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但这几个人都属于某种组织，在萨尔瓦多，和这个丹科大夫在一起。所以——”她摊开双手，显得很无助，这对她而言是一种全新的表情。虽然这给她增添了一种小姑娘般的迷人神情，却让我更有了一种被利用的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快乐地疯狂运转，陷入最糟糕的麻烦之中，然后让精力充沛的德克斯特来收拾残局。这真是不公平，可你又能怎么着呢？

更重要的是，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赶在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之前找到凯尔。我可以肯定我嘴上没有说出来，但德博拉的反应就像我已经大声宣布了一样。她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说：“我们必须在他对凯尔动手之前抓住他，德克斯特。我是不是应该希望在找到他之前凯尔只失去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不管怎么说，凯尔……”她话没有说完，将目光转向了小桌旁落地窗外的暗处。

她当然没有错，看样子我们确实无法将凯尔完整无缺地救回来，因为即使我们吉星高照，即使我才智过人，我们恐怕也无法赶在丹科大夫动手之前找到他。凯尔能坚持多久？我估计他在这方面受过一些训练，知道如何处理这类事，他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所以……

可是等一下。我闭上眼睛，想好好思考一下这件事。丹科大夫会知道凯尔久经考验，正如我已经告诉过德博拉的，他的整个目的是摧毁受害者的意志，将他变成只会喊叫的、无法修复的东西。因此——

我睁开眼睛。“德博拉，”我说，她望着我，“也许我可以给你一点儿希望。”

“说吧。”她说。

“这只是个猜测，”我说，“但我认为这位精神错乱的大夫可能会让凯尔多活几天，不会立刻对他动手。”

她皱起了眉头：“为什么？”

“为了让整个过程持续得更久一点儿，让他屈服。凯尔知道自己会遭遇什么，他会坚强地面对一切。可是你设想一下，他被关在黑暗中，全身被捆绑着，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所以我认为或许在他前面还有一位受害者，也就是已经失踪的那个家伙，因此凯尔能听到一切——锯子、手术刀、呻吟声、说话声。他甚至可以闻到气味，知道这一切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他甚至连一个脚指甲都没有少就已经疯了一半。”

“天哪。”她说，“这就是你说的希望？”

“对，我们就会多一点儿时间找到他。”

“天哪。”她又说了一遍。

“我有可能错了。”我说。

她重新将目光转向窗外：“千万别出错，德克斯特。这次绝对不能出错。”

我摇摇头。这肯定会演变成一件单调乏味的苦差事，一点儿乐趣都没有。我能想到的值得一试的办法只有两个，而这两个办法都得等到天亮才能实施。我看了看四周，想找一只钟。录像机上显示的时间为十二点。“你有钟吗？”我问。

德博拉皱起了眉头：“你要钟干什么？”

“看看现在几点了，”我说，“这没有什么不对的。”

“这他妈的又有什么用？”她问。

“德博拉，待在你这儿不会有任何进展。我们必须从头开始，进行常规调查，也就是丘特斯基不让我们警察局插手的调查工作。幸运的是，我们可以用你的警徽去糊弄几个人，问几个问题，可我们得等到天亮。”

“妈的，”她说，“我最恨等待了。”

“好了，好了。”我说。德博拉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透着愠怒，但她没有吭声。

我也不喜欢等待，可我最近总是在等待，所以反而觉得等待没有那么难熬。不管怎么说，我们等待着，坐在椅子上打了个盹儿，直到太阳升起。然后，我干脆动手煮起了咖啡。一次一杯，因为德博拉的咖啡壶是专门为那种不会款待大批客人、不会享受生活的人设计的，一次只能煮一杯咖啡。冰箱里没有一点儿可以填肚子的东西，真是太扫兴了！

马克·施皮尔曼大夫是个大块头，看上去不像急诊室的医生，更像个退役的橄榄球前卫。不过，那天急救车将那玩意儿送到杰克逊医院时，当班的恰好就是他，而他只要一提起这件事就一肚子火。“要是再让我见到那种东西，”他说，“我就准备退休，改行养腊肠犬了。”他摇摇头，“你们了解杰克逊医院急诊室的情况，这是全美国最忙的急诊室之一。全世界最古怪的城市里最古怪的病人都往这里送，可是这——”施皮尔曼用手指敲了敲桌子，“完全是另一码事。”我们正和他一起坐在淡绿色的医务人员休息室里。

“以后怎么样？”德博拉问，他飞快地看了她一眼。

“你是在开玩笑？”他说，“根本没有以后。从身体的角度来说，除了维持他的生命外已经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从智力的角度嘛，”他伸出双手，手掌朝下，重重地放到桌上，“虽说我不是精神病专家，但我可以肯定他的大脑已经一片空白，他永远不会再有片刻的清醒。他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给他注射麻醉剂，让他到死也不会知道自己是谁，而为了他好，我们都应该希望他早点儿死。”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是一块非常漂亮的劳力士，“要耽搁我很久吗？我今天值班。”

“他的血液里有没有药品残留？”德博拉问。

施皮尔曼哼了一声：“残留？真见鬼，那家伙的血液就像鸡尾酒。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什么药都有的情况，全都是为了让他保持清醒，同时又让他的身体感觉不到疼痛，免得一个个截肢手术要了他的命。”

“切口处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问他。

“那家伙受过训练，”施皮尔曼说，“手术精湛，世界上任何一所医学院都能教会他这些。”他舒了口气，脸上闪过一丝歉意的笑容，“有些伤口已经愈合。”

“大概是什么时间范围？”德博拉问。

施皮尔曼耸了耸肩。“从开始到结束，四到六个星期，”他说，“他至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整个截肢过程，一次一部分。我实在想象不出比这更可怕的事。”

“他是在镜子前干的，”我说，“好让受害者目睹整个过程。”

施皮尔曼惊恐万分。“我的上帝啊。”他说。他在那里坐了一分钟，然后说道：“哦，我的上帝。”他摇摇头，又看了一眼他的劳力士表。“我说，我很想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可是这……”他摊开双手，重新放到桌面上，“我真的无法给你们提供太多的帮助，所以我还是给你们节省点儿时间吧。那位先生，呃，切斯尼？”

“丘特斯基。”德博拉说。

“对，是这名字。他来过这里，建议我做一个视网膜扫描，然后将结果与弗吉尼亚的某个数据库进行比对，查找出这个人的身份。”他皱着眉头，噘起嘴，“总之，我昨天收到一份传真，上面有受害者的身份。我这就给你们拿来。”他站起身，走进了过道。不一会儿，他拿着一张纸回来了。“就是这个。名字叫曼纽尔·博尔赫斯，祖籍萨尔瓦多，从事进口业务。”他将纸放到德博拉的面前，“我知道这提供不了多少情况，但相信我，只有这些了。看那家伙的样子……”他耸耸肩，“我原来以为会连他是谁都查不出来呢。”

天花板上的一个喇叭说了句什么，那声音仿佛来自某个电视节目。施皮尔曼侧过头，皱起眉头，说：“我得走了，希望你们能抓住他。”他出了门，消失在过道里，速度快得连他扔在桌上的那张传真纸都飞舞了一下。

我看了德博拉一眼，得知受害者姓名似乎并没有让她感到特别受鼓舞：“我知道这收获不大。”

她摇摇头。“如果真是收获不大，那也比没有收获强得多，而这根本算不上是收获。”她望着那份传真，将内容看了一遍，“萨尔瓦多，与一个叫法郎戈的组织有联系。”

“那是我们这一边，”我说，她抬头望着我，“就是美国支持的这一边，我上网查过。”

“太棒了，这么说我们刚刚查到了早已掌握的情况。”她站起身，向门口走去，虽说速度没有施皮尔曼大夫那么快，却也让我一直追到停车场门口才赶上她。

德博拉紧紧咬着牙，默默地开着车。我们一路飙车来到了西北四大街上的那座小屋前，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黄色隔离带早已不见了踪影，但德博拉仍然按照警察的一贯作风随意停车后下了车。我跟在她身后，顺着短短的人行道来到了发现那玩意儿的隔壁邻居家。德博拉按了门铃，没过多久门开了，一个中年男子看着我们，脸上一副询问的神色。他戴着金边眼镜，穿了一件棕黄色瓜亚贝拉衬衣。

“我们找阿里尔·梅迪纳。”德博拉亮了一下自己的警徽。

“我母亲在休息。”他说。

“事情很紧急。”德博拉说。

中年男子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请等一下。”他说。他关了门，德博拉死死地盯着门，我看到她下巴上的肌肉不停地扭动着。两分钟后，中年男子又开了门，而且将门拉开：“请进。”

我们跟着他走进了一个光线较暗的小屋，里面摆了几十张茶几，每张茶几上都放着宗教物品和装在相框里的照片。阿里尔，也就是当初发现隔壁那玩意儿并且将头靠在德博拉肩膀上哭泣的那位老太太，坐在一张垫得太高的大沙发上，胳膊下和身后还放着一个个小靠垫。她看到德博拉时说了声“啊”，然后便站起来拥抱她。德博拉愣了片刻才笨拙地在老太太的背上轻轻拍了几下，并且抓住机会在第一时间后退开来。阿里尔坐到沙发上，拍拍身旁的坐垫。德博拉坐了下来。

老太太立刻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西班牙语。虽然我也会一点儿西班牙语，而且常常能听懂古巴人说的西班牙语，可阿里尔的长篇大论我只能听懂片言只语。德博拉茫然地望着我。不知是哪根弦搭错了，德博拉在学校时第二外语居然选的是法语，所以在她听来，老太太的话可能和古伊特鲁里亚语差不多。

“Por favor，Se~nora，”我说，“Mi hermana no habla espa~nol。”

“啊？”阿里尔看着德博拉，摇摇头，热情立刻减少了一些，“拉扎罗！”她儿子立刻走了过来，她重新开始口若悬河地说，而他则替她翻译。“我是1962年从古巴的圣地亚哥来到这里的。在巴蒂斯塔执政期间，我目睹过一些可怕的事。人们会突然失踪。后来是卡斯特罗，我起初也满怀希望。”她摇摇头，摊开双手，“不管你们信不信，我们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希望一切能有所改变。可是不久以后一切照旧，而且情况更糟，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来到了美国，因为这里没有人突然失踪，没有人在街头被枪杀，没有人遭受酷刑。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结果现在却见到了这个。”她挥手指了一下隔壁。

“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德博拉说，拉扎罗翻译了过去。

阿里尔点点头，继续絮絮叨叨地讲自己的故事。“即使是在卡斯特罗执政期间，他们也绝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她说，“是的，他们杀人，把人关进派恩斯岛，可绝对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古巴绝对不会出这样的事，只有美国才会有。”

“你有没有见过隔壁那个人？”德博拉打断了她的话，“就是干这件事的那个人。”阿里尔盯着德博拉看了一会儿。“我需要知道。”德博拉说，“如果我们不把他抓住的话，还会发生这样的事。”

“怎么是你在问我？”阿里尔说道，他儿子在一旁翻译，“这不是你该干的活儿。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应该有个丈夫，有个家庭。”

“El victimo proximo es el novio de mi hermana。”我说。德博拉瞪了我一眼，但阿里尔说：“啊……”她用舌头发出了嗒嗒声，点了点头。“我不知道能告诉你什么。我确实见过那个人，也许见过两次。”她耸耸肩，德博拉不耐烦地向前凑了凑，“都是在晚上，还隔着一段距离。我只记得那个人个子很矮，很瘦小，皮包骨头。他戴着大眼镜。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他从来不出门，也很安静。有时候我们会听到音乐声。”她笑了笑，“蒂托·蓬蒂。”

“啊，”我说，大家一起将目光转移到我身上，弄得我有些不好意思，“可以掩盖响声。”

“他有没有车？”德博拉问，阿里尔皱起了眉头。

“有辆面包车。”她说，“他开一辆白色面包车，很旧，连车窗都没有。车子倒是很干净，可车身许多地方都生了锈，还有被撞凹进去的地方。我看到过几次，可他通常把车停在车库里。”

“你大概没有看到他的车牌吧？”我问她，她望着我。

“看到了，”她说，然后举起一只手，掌心朝上，“我没有记住车牌号，只有老电影里的人才会记住车牌号。可我知道那是佛罗里达州的车牌，那种上面有个孩子卡通形象的黄色车牌。”她停下来怒视着我，因为我咯咯笑了起来。

德博拉也瞪了我一眼：“他妈的有什么好笑的？”

“是那车牌，”我说，“对不起，德博拉，可我的上帝啊，难道你不知道那种黄色的佛罗里达车牌是什么吗？这家伙有这种车牌，居然还干这种事……”我忍了又忍才没有再笑出声，但这已经动用了我所有的自制力。

“好了，那黄色车牌究竟有什么好笑的？”

“那是一种特殊车牌，”我说，“是那种上面印有‘选择生活’字样的车牌。”

这位丹科大夫开车运送着那些不停地挣扎着的受害者，向他们体内注射各种化学物，以精湛的技术将他们肢解，还让他们活着经历这一切。一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又咯咯笑了起来。“选择生活。”我说。

我真想会一会这家伙。

我们默默走回到汽车旁，德博拉上车后立刻给马修斯局长打了电话，将面包车的事告诉了他，他同意发一个案情通报。德博拉打电话的时候，我环视着四周，一个个修剪整齐的院子，大多数的房子由色彩斑斓的石块砌成，大门前的门廊上用铁链拴着几辆儿童自行车，不远处就是奥兰治体育场。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小区，非常适合人们居住、工作、建立家庭——或者砍掉某人的胳膊或大腿。

“上车。”德博拉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上了车，汽车立刻启动。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了红灯，德博拉扭头看了我一眼：“你笑的时机选得可真不错。”

“说实在的，德博拉，”我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对那家伙的个性有所了解。我们知道他有幽默感，而这已经是一大进步。”

“是啊，或许我们会在某个喜剧俱乐部抓到他。”

“我们会抓住他的，德博拉。”我说，只是我们俩谁也不相信我的话。她哼了一声，信号灯转为绿灯后，她猛地一踩油门，仿佛要踩死一条毒蛇。

我们顺着路上的车流向德博拉家驶去。早晨上班高峰期的车流刚刚结束。在弗拉格勒路和34街的街角，一辆车冲上了人行道，撞到了教堂前的路灯柱上。一名警察站在车旁，两个男人正冲对方叫骂着，路边上坐着一个女孩，正在哭泣。啊，人间天堂里又一个神奇日子的迷人节奏。

不一会儿，我们拐进了梅迪纳街，德博拉将车停在我的车旁。她关上发动机，我们默默地坐在那里，聆听着发动机冷却时发出的声音。“妈的。”她说。

“我深有同感。”

“我们现在怎么办？”

“睡觉，”我说，“我累坏了，脑子已经不好使了。”

她双手用力一拍方向盘。“我怎么能睡得着，德克斯特？我知道凯尔正……”她又用力拍了一下方向盘，“妈的。”

“我们会查到那辆面包车的。数据库会提供每一辆车牌上印有‘选择生活’字样的白色面包车的情况。等到案情通报发出后，剩下的就只是时间问题。”

“可凯尔没有时间了。”她说。

“人总是要睡觉的，德博拉。”我说，“我也一样。”

一辆快递公司的面包车嘎吱嘎吱地从街角驶了过来，猛地停在了德博拉家门前。司机拿着个小包裹下了车，向德博拉家的大门走去。她又说了一句“妈的”，然后下车去取包裹。

我闭上眼睛，坐在那里胡思乱想，这是我精疲力竭不想思考时的习惯做法。

送货的面包车嘎吱嘎吱地开走了。我正准备打个哈欠，伸个懒腰，承认我那精确的大脑正处于停顿状态，可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种类似干呕的呻吟声。我睁开眼，看到德博拉摇摇晃晃地向前迈出一步，重重地坐在大门前的走道上。我赶紧下车向她跑去。

“德博拉，怎么啦？”

她放下手中的包裹，双手捂着脸，又发出了几声我从未从她嘴里听到过的声音。我在她身旁蹲下来，捡起那个包裹。那是个小盒子，大小刚好能装一块手表。我将盒子打开，里面有一个密封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根人的手指。

手指上戴着一枚闪闪发亮的大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