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八点刚过，拉戈塔来到我的汽车旁，我正坐在车身上。她把自己被西装裤绷得紧紧的臀部靠在车上，朝我挪过来，最后我们俩的大腿挨在了一起。我等待着她说点儿什么，可她此时好像无话可说。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这样坐了好几分钟，看着吊桥，感受着她腿上的温度，心里纳闷儿我那位腼腆的朋友究竟开着冷藏货车逃到哪儿去了。就在我安静地遐想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大腿上有一股压力。

我朝下看了看，只见拉戈塔正像揉面一样捏着我的大腿。我抬头看着她的脸。她也回望了我一眼。

“尸体找到了。”她说，“头之外的其他躯体。”

我站起身来：“在哪儿找到的？”

她看我的眼神就像有人在大街上发现了没有躯干的人头，到她这里来报案似的。不过，她还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在冰球场。”她说。

“就是飞豹队打球的地方？”我问道，仿佛一个冰冷的小指头戳中了我的身体，冻得我全身颤抖，“在冰上？”

拉戈塔点了点头，观察着我：“你说的飞豹队，就是那支冰球队？”

“我想，那支冰球队就叫这个名字。”我说。

她噘起嘴：“尸体是在球门网里发现的。”

“是客队的球门还是主队的球门？”我问。

她眨巴了一下眼睛：“这有什么区别吗？”

我摇了摇头：“只是开个玩笑，探长。”

“因为我不知道哪边是客队的球门，哪边是主队的球门，所以我想找个懂冰球的内行。”她说着，目光从我的身上游移开去，扫了一眼乱糟糟的人群，寻找带冰球的人，“这种事你居然还能开玩笑，真有意思。什么叫作……”她皱了皱眉，极力回忆着，“什么叫萨摩博列呀？”

“什么？”

她耸了耸肩：“是一种机器。在冰上用的。”

“是赞博尼磨冰机吗？”

“不管叫什么吧。开这种机器的伙计今天早上为训练做准备的时候把这机器拖了出来。”她迟疑了片刻，“他在训练日都来得比较早，然后把机器开到了冰上。他看到球门网里几个袋子堆放在一起，于是从机器上下来想瞧个究竟。”她又做了一个耸肩的动作，“这会儿多克斯在那儿。他说那个伙计情绪太激动了，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

“冰球嘛，我稍稍懂一点儿。”我说。

她神情凝重，再次看了我一眼：“德克斯特，我对你太不了解了。你还会打冰球？”

“不，我从来不打，”我谦虚地说，“我只是看过几场比赛。”她沉默不语，我只好咬住嘴唇不再说下去。其实，丽塔买了佛罗里达飞豹队的季票，我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喜欢看冰球比赛。我喜欢的不仅仅是比赛中运动员疯狂而快乐地进行身体冲撞。我觉得坐在凉爽的大厅里是一种放松。在那种地方即使是看高尔夫球比赛我也会开心。这会儿，我绞尽脑汁想找一些借口让拉戈塔带我到冰球场去。我很想去那个表演场，最想看的是这具尸体怎样堆放在冰面上的球网里，我想把包裹着人体残肢的袋子打开，看看里面洁净干燥的肌肉。这种欲望十分强烈，我觉得自己简直像一条看见了猎物准备发起攻击的卡通狗。我觉得那具死尸理所当然是属于我的，我应该拥有它。

“好吧。”拉戈塔过了好久终于答应了，而这时我急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她露出一丝古怪的浅笑，“这样咱们可以好好聊聊。”

“那我是求之不得啊。”我说，使出浑身解数在她面前展示自己的魅力。拉戈塔没有反应。也许她没听见我刚才说的话，因为那句话无关紧要。在事关自我形象的场合，她是从来不会讽刺人的。即使你想用世界上最高明的奉承话来挖苦她，她也会心安理得地接受，觉得那是自己的本分。我并不喜欢奉承她。没有挑战的事情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但我又不知道其他该说什么。在她的想象中，我们会聊些什么呢？今天早上，她刚到这里的时候就毫不留情地盘问过我。

我们俩站在被砸破的汽车旁，看着太阳冉冉升起。她眺望着远处的堤道，一连问我七次是不是看到了那个货车司机，每次问的时候语调都不相同，问一次就皱一次眉头。她还连问我五次是否可以肯定是一辆冷藏货车。我告诉她我很肯定，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碰了碰我的手臂，就不再问了。

她三次抬头注视着吊桥的斜面，摇着头，压低嗓门儿恶狠狠地骂了声：“婊子！”很显然她骂的是冒充婊子的警官，我亲爱的妹妹德博拉。由于德博拉事先就预料到了冷藏货车，而现在情况的确如此，所以拉戈塔需要控制局面。看到拉戈塔咬着下嘴唇的神态，我知道她此刻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敢肯定她想出的主意会让德博拉很不舒服，她干这种事再拿手不过了——不过，眼下我只希望稍稍抬高一下妹妹的声望。拉戈塔当然不会买这个账，但是其他警察会注意到，现在事实证明当初德博拉尝试着做的侦查工作是正确的。

奇怪的是，拉戈塔没有询问我这么晚开车出来干什么。如果说她出于疏忽把这茬儿给忘了，那可就冤枉她了。可事实就是如此，她就是没有问这个问题。

不过，很显然我们还有许多别的话要谈。于是我跟在她身后，来到她的车子跟前。她当差的时候开的是一辆浅蓝色的大型雪佛兰，已经有两年的车龄了。工作之余她自己开一辆小宝马，而那辆车局里的人谁也不知道。

“上车吧。”她说。我钻进汽车，坐到干净的蓝色前座上。

拉戈塔的车开得很快，在车流中钻进钻出，几分钟后我们就来到了通往迈阿密市区的堤道上。汽车穿过比斯坎大道，离595号州际公路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路程。她把车开到高速公路上，然后迂回向北，不停地超车，速度之快，即使在迈阿密这种地方也有点儿太过了。到了595号州际公路口，汽车朝西行驶。她用眼角余光斜瞟了我三次，然后才说话。“你这件衬衫很酷呀。”她说。

我瞥了一眼自己身上的衬衫。我是出门时急匆匆地抓起来穿到身上的，直到这时才看清是那件涤纶的保龄球衫，上面的图案是几条色彩鲜艳的红龙。我上班的时候老穿这件衣服，有点儿老气，不过还算干净。很漂亮，不过——

拉戈塔是不是想通过闲聊来让我放松情绪，说出一点儿秘密？她怀疑我隐瞒了什么，想让我放松警惕泄露一点儿出来？

“德克斯特，你的衣着总是那么时髦。”她说着看了我一眼，咧开嘴傻笑，全然没有注意到飞驰的汽车快要撞上前面的一辆油罐车了。她及时回过头去，用一个指头转动方向盘，我们的汽车从油罐车旁边掠过去，继续向西行驶在595号州际公路上。

我回想着自己穿过的漂亮衣服。嗯，是呀，我的衣服都很时髦。我为自己是戴德县警察局衣着最考究的妖怪而感到自豪。没错，就是他把那位好心的杜瓦蒂先生砍成了碎片，可他居然穿着这么漂亮的衣服！在任何场合，他都是那样衣冠楚楚——我插一句，凌晨出去砍人头的时候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当然是昨天刚买的保龄球衫配一条宽松的长裤喽。我很时髦。今天早晨是个例外，我是在匆忙中才穿上这件衣服的。哈里教导我：保持整洁，穿着讲究，但不要太显眼。

可是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凶案组侦探怎么会注意到这些，怎么会对这个问题那么关心呢？这好像有点儿……

我内心闪出一个肮脏的小念头。她的脸上掠过一丝古怪的微笑，从她的微笑中，我找到了答案。这有点儿荒唐，但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呢？拉戈塔并不是要想办法让我放松警惕，她是出于交际的考虑。她喜欢我。

我想到自己古里古怪、偷偷摸摸、情不自禁地吻过丽塔，心里不禁十分慌乱，这时我极力想在这种慌乱之中镇静下来。可是眼下我该怎样对付这个女人？拉戈塔喜欢我？这他妈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也有可能是我想错了。像拉戈塔这样有教养、老于世故的事业型女人竟然会对我产生兴趣，我也太自作多情了吧。可能性更大的会不会是……

我们俩是同行，根据普通的警察常识，同行之间更容易相互理解，相互原谅。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延伸到了上班时间和紧张的生活方式之外。虽然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沾沾自喜，但是我的长相不俗，就像我们局里的人所说的那样，我爱整洁，爱打扮。几年来我总是不遗余力地在她面前展现自己的魅力。我真的很善于播撒魅力的种子，而种子会发芽，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难道眼前的情形就是我那魅力的种子发出的芽？她会主动邀请我哪天晚上跟她一起不声不响地去吃一顿饭吗？要不就是到酋长汽车旅馆去度过几个小时大汗淋漓的快乐时光？

幸运的是，还没等到我完全乱了方寸，汽车就到达了室内运动场。拉戈塔绕着大楼转了一圈，寻找一个便捷的入口。她没费太大的力气就找到了一个。在一排双扇门的外面，稀稀拉拉地停着几辆警车。她开着这辆大汽车从警车中间穿了过去。不等她把手放到我的膝盖上，我就迅速地从车上跳了下去。她也下了车，注视了我片刻，嘴巴抽搐着。

“我去瞧瞧。”我说，几乎是跑进了室内运动场。是的，我在逃避拉戈塔，但是我也急于到那里面去，看看我那位爱开玩笑的朋友又搞了什么样的恶作剧，近距离地欣赏一下他的杰作，嗅一嗅他的奇迹，学一学他的手法。

运动场里面是典型的谋杀现场，秩序井然而又喧闹嘈杂——但在我看来，空气中回荡着一种特殊的感染力，一种受到抑制的激动和紧张。你就觉得这是非同一般的谋杀，觉得可能还会发生什么新鲜而神奇的事情，因为你就站在这一事件锋利的刀口上。不远处，球门网四周聚集着一大群人。其中好几个身穿布劳沃德警察局制服的人抱着胳膊旁观，而马修斯局长正跟一个穿着考究西装的人争论管辖权的问题。我走上前去，看见未婚天使站在那里，姿势有点儿特别。在他那边，一个秃顶的家伙单腿跪在地上，拨弄着一堆精心包装好的袋子。

我在栏杆前面停了下来，透过玻璃朝里观望。十米开外，刚刚用赞博尼磨冰机磨过的冰球场看上去是那样冰冷而纯净。我只觉得有点儿头晕，也不知道栏杆是否能承受住我身体的重量，仿佛自己就要像一阵烟雾弥漫过这坚硬的栏杆似的。

即使被栏杆隔着，我也能清楚地告诉你，这个家伙是下了大功夫的，做得精准无误，但他似乎预知到了我并不会给他带来什么伤害。

可我现在已经来到现场，难道我就真的对他没有任何伤害吗？难道我把他追剿到了老巢里，浑身颤抖地摆开架势就是为了让德博拉得到提拔？此刻我就站在冰球场上，在这里我曾经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沉思默想的时刻，这究竟能不能进一步证明这位艺术家在一条跟我平行的轨道上前进呢？瞧瞧他在这里创造的杰作吧。

那颗人头是问题的关键。显然，它是他全盘计划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不可能抛到身后不管。他把人头朝我扔过来，是为了吓唬我，还是为了让我经受一下恐怖、惊惶、可怕的体验？要不，他早就知道我跟他有着相同的感受？难道他也感觉到了我们俩之间的联系，只是想逗一逗我？他是在拿我寻开心吗？他把这么重要的战利品留给我一定有某种重要的原因。连我都经受了威力强大、头昏脑涨的震撼——他自己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拉戈塔凑到我的身边。“你看起来很急，”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丝埋怨，“你是担心她逃跑了吗？”她朝那堆尸体残肢点了点头。

我知道自己心里的某个角落藏有一个很聪明的答案，这个答案说出来会逗得她发笑，会迷住她，会把我刚才仓皇逃离她的那种尴尬掩盖起来。但是，我站在栏杆旁边，俯视着冰面上球门网里的尸体哑口无言。我很想用严厉的声调叫她别说了，但最后还是抑制住了。

“我得亲眼瞧见了才知道是主队的球门。”我实话实说地告诉她，随后恢复了平静。

她戏弄地拍打着我的手臂。“你真行啊。”她说。还好，这时多克斯警官恰巧走了过来。跟往常一样，多克斯警官又想攥住我的肋骨，把我撕个肚破膛开。他朝我递过来一个热情的、表示问好的眼神，我赶紧抽身离开，让他跟拉戈塔单独在一起。他瞪着我的后背，那神情好像是说我一定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而他要仔细搜查我的五脏六腑，把我的罪证找出来。我绕了一个大圈子，沿着冰球场的边缘慢慢地走着，来到一个可以进到球场里面去的入口。我的眼睛正看着这个入口，突然另一侧的肋骨被人重重地戳了一下。

我挺直腰杆，转身面对着攻击我的人，脸上带着莫大的委屈，同时露出强装出来的微笑。“喂，好妹妹，”我说，“很高兴能在这儿看到一张熟悉的脸。”

“王八蛋！”她咬着牙说。

“有可能啊，”我说，“可你现在干吗提这茬儿啊？”

“你这婊子养的，有了线索却没有叫我！”

“线索？”我几乎是语无伦次地说，“你抽什么风啊，怎么会……”

“别废话了，德克斯特，”德博拉朝我咆哮着，“你是不会在凌晨四点钟开着车去找妓女的。你明明知道凶手在哪儿，真他妈的见鬼。”

这下子我心里豁然开朗了。我一直陷在自己的困惑之中，从那个梦开始，一直持续到我跟拉戈塔噩梦般的遭遇，我从没去想自己这么做很对不起德博拉。我没有把知道的情况告诉她，也难怪她发这么大的火。“没有什么线索，德博拉，”我说，极力想缓和一下她的情绪，“没有任何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只是一种感觉而已。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她又用胳膊肘撞了我一下。“可那就是线索啊，”她咆哮着说，“你已经找到凶手了。”

“实际上，我也说不准，”我说，“我想是他找到我了。”

“别跟我卖关子了。”她说。我双手一摊，表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你答应过的，你这该死的。”

我不记得答应过她什么，难道我答应过她要在深更半夜给她打电话，把我做的梦告诉她？可是直截了当地这么说就不明智了，于是我话到嘴边又打住了。“对不起，德博拉，”我换了个说法，“那只是一种预感，也不知道能不能成真，真的。”即使是在德博拉面前我也不会去解释这其中诡异的心理学现象。也许正是在她面前我才不能这么做。这时我又有了一个想法。我压低嗓门儿说：“没准儿你能帮我一点儿小忙。如果他们询问我为什么凌晨四点钟开着车到外面去转悠，我该怎么回答呢？”

“拉戈塔见过你了吗？”

“当然。”我说，拼命抑制住战栗的感觉。

德博拉做了个厌恶的鬼脸：“她没有问吗？”

“我确信探长的脑子里有很多问题。”我说，心想其中的一些疑问就是关于我的，“但是迟早会有人问起来的。”我远远地看到她正在那里指挥。“也许是多克斯警官。”我带着真正的绝望神情说。

她点了点头：“他是个出色的警察，只是有时候态度不够好。”

“他那态度坏透了，”我说，“不过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不喜欢我，只要是能惹我心烦的问题他都问得出来。”

“那你就实话实说呗，”德博拉面无表情地说，“不过先告诉我得了。”她又戳了一下我那个痛处。

“行行好，德博拉，”我说，“你知道我是个弱不禁风的人。”

“我不知道，”她说，“可我就是想弄个一清二楚。”

“这种事不会再有了。”我答应她说，“德博拉，那只是我凌晨三点钟的一点儿灵感而已。如果当时我就凭这点儿灵感给你打电话，结果什么事也没有，那你会怎么说？”

“可现在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实际上是有事。”她说着又推了我一把。

“说真格的，我认为不会有什么事。我觉得如果硬是把你扯到这种不相干的事情上去，那就太傻了。”

“你想想，如果那家伙把你给宰了，我会是什么心情。”她说。

我听了不由得大吃一惊。我甚至无法想象她会是什么心情。后悔？失望？愤怒？我实在想象不出来。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德博拉，对不起了。”因为我是那种盲目乐观的人，总是看到光明的一面，于是我又说：“不过至少那辆冷藏货车找到了。”

她朝我眨了眨眼睛。“货车在哪儿呀？”她说。

“哦，德博拉，”我说，“他们没告诉你？”

她又朝我那个痛的地方戳了一下，这次用的力气更大。“真他妈的见鬼，德克斯特，”她咬着牙说，“货车呢？”

“找到了，德博拉。”我说。看到她毫不掩饰的激动样子，我感到有点儿难为情——我感到难为情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漂亮姑娘居然把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折腾得狼狈不堪，“那个家伙开着一辆冷藏货车，把人头扔了出来。”

她抓住我的手臂，瞪着我。“你他妈的说什么？”她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

“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天——哪！”她说着，两眼瞪着天空，一定是看见了她升官的希望在我头顶的上方飘荡。她本想继续说下去，就在这时未婚天使抬高嗓门儿喊叫起来，他的声音压住了室内运动场上嘈杂的喧闹。“探长？”他喊着，远远地望着拉戈塔。这是一种奇异的、下意识的叫声，是一个从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声说话的男人被别人勒住了脖子时发出的喊叫。屋子里顿时静了下来。他的声调一半是惊慌，一半是得意——我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天哪。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安杰尔，只见他朝那个秃顶的家伙点头打招呼，而那个秃顶的家伙正蹲伏在地上，小心翼翼地从最上面那个袋子里往外掏东西。

过了好大一会儿，那个秃顶的家伙才笨手笨脚地把那个东西掏出来，竟失手掉在了地上。那玩意儿在冰面上滑动着。他伸手去抓，没抓住，他要去追，却滑倒了，跟在那亮亮的闪着光的东西后面滑行着，直到一起在护板处停下来。安杰尔的手哆嗦着抓住那个东西，举起来让大家看。整个大楼内顿时一片寂静，这种寂静令人恐慌，令人毛骨悚然，但又非常美丽，仿佛一件天才作品的问世引起雷鸣般的掌声一般。

那是一辆货车上的后视镜。

惊诧引起的寂静只持续了片刻。接着，运动场内响起叽叽喳喳的嘀咕声，大家紧张地看着、解释着、猜测着。

镜子。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问得好。看到这个东西我虽然感到不安，但一下子也说不清楚那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伟大的艺术品就是这样。它打动你的心灵，可你就是说不清楚为什么。是某种意义深远的象征吗？是某种怪异的信息吗？是痛苦地乞求别人救命、乞求别人理解吗？说不清楚，而我起初还觉得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我只是想全神贯注地听一听，让别人去绞尽脑汁猜测那个东西是怎样到这儿来的。也许，那玩意儿正好掉了，凶手决定把它扔到最方便的垃圾袋里。

不可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此刻我也情不自禁地想着这个问题。镜子出现在垃圾袋里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原因的。对那个家伙来说，这些袋子根本就不是垃圾袋。他把冰球场当作一个高雅的舞台，而表演是他全部行动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他绝不会忽视任何细节。正因为这样，我开始考虑这镜子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种异样的感觉从我的内心深处源源不断地涌了上来——凶手这样做是在小心翼翼地传递一个非常隐秘的信息。

这个信息是传递给我的吗？

可那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呀？”站在我身旁的德博拉说，“镜子。他这是要干吗呀？”

“我不知道。”我说，“不过，我可以跟你打个赌，如果镜子不是来自那辆冷藏货车，我请你去乔的石蟹餐厅吃饭。”

“别打什么赌啦，”她说，“不过，它毕竟解开了一个重要的谜团。”

我不解地看着她，难道她有了某种我不曾有过的预感？“老妹，什么谜团哪？”

她朝冰球场边缘点了点头，警察局的几个官员正蹲在那里：“管辖权问题。得啦，这个案子归我们。”

从表面上看，拉戈塔探长对这个刚刚找到的证据并不是很在意。也许她表面上的冷漠是精心假装出来的，而她内心深处时刻在思索这面镜子的象征意义及其用意。要不，她就真的像一箱子石头那样呆滞。这时她仍跟多克斯站在一起。而多克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也许他老是用那种恶狠狠的眼光瞪别人，有点儿累了，要换换表情，脸上才露出了那种神色。

“摩根，”拉戈塔对德博拉说，“你穿着这身衣服，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探长，我想，有眼不识泰山也是可能的。”还没等我阻拦，她的话就脱口而出了。

“是呀，”拉戈塔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间有的人永远也当不了警探的原因。”拉戈塔这一下毫不费力地获得了全胜，不等看见自己这一梭子子弹是否击中了要害，拉戈塔就转过身去跟多克斯说话：“把保管运动场钥匙的人找到。还有那些想什么时候进来就可以什么时候进来的人。”

“呵呵，”多克斯说，“把每一把锁都检查一遍，看看是不是有人闯进来过？”

“不，”拉戈塔微微一皱眉头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本案与冰球场有关。”她瞥了一眼德博拉，“那辆冷藏货车只是一个迷魂阵。”然后又转向多克斯，“肌肉组织损伤一定是在冰球场上发生的，就在这儿。所以杀手与这个地方的冰有联系。”她最后看了德博拉一眼，“而不是冷藏货车。”

“呵。”多克斯说着，声音里有种似信非信的意味，不过这儿不是他说了算。

拉戈塔从远处看着我。“我想你可以回家了，德克斯特，”她说，“我知道你住哪儿，需要你的时候我会来找你的。”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向我使眼色。

德博拉陪着我走到运动场的大门边。“如果事情这样下去，我用不了一年就会到十字路口去当交警了。”她朝我嘟囔着。

“别胡说了，德博拉，”我说，“最多不过两个月。”

“多谢你的吉言。”

“嗯，说真格的，你绝不能那样当面顶撞她。你没看到多克斯警官在她面前是什么样儿吗？老天保佑，我们得讲究点儿策略。”

“策略。”她猛地停住了脚步，双手攥住我，“听我说嘛，德克斯特，”她说，“这可不是在玩游戏呀。”

“可这本来就是游戏嘛，德博拉。这是一场政治游戏，但你没有玩好。”

“我不是在玩游戏，”她叫嚷着，“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呀。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逃出了法网，只要那个呆头呆脑的拉戈塔继续负责这个案子，刽子手就会永远逍遥法外。”

我本来想说一句乐观的话，但话到嘴边又变了：“可能吧……”

“一定是这样。”德博拉毫不让步。

“不过，德博拉，就算罚你到椰树林区当交警，也无法改变眼前这种局面哪。”

“不，”她说，“只要我逮住凶手，就可以改变这种局面。”

事情就是这样。有的人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除了这个缺点之外，德博拉还算得上是个聪明人，百分之百的聪明人。她继承了哈里那种朴实的直率，但是缺少她父亲直率背后的智慧。对于哈里来说，直率是对付肮脏世事的一种方法；而对于德博拉来说，直率就是假装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什么肮脏事。

我在运动场外搭巡逻小分队的车来到我停车的地方，然后开着自己的车回家。我一路上都在想象自己带上了那个人头，小心翼翼地用纤维纸包裹着，放在汽车后座上带回家去。我知道这种想象是很可怕、很愚蠢的。我第一次能理解那些可怜的男人，我指的是那些恋物狂，他们不是把女人的鞋子当作宝贝来欣赏，就是把女人肮脏的内衣带在身边。一种恶心的感觉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冲个澡，就像我迫切地想去触摸那个人头一样。

可惜，我没有得到那颗人头，没办法也只好回家。我慢慢地开着车，这样的速度在迈阿密就像是后背上贴了一张“踢我”的标签。当然并没有人真的踢我。他们到了我的后面也只得减速。我被人按喇叭嘲笑了七次，被人竖中指鄙视了八次，还有五辆车一直在我周围轰鸣。他们一会儿冲上人行道，一会儿又围绕在我的车边，紧紧地逼压着我。虽然今天路上其他的司机兴致高昂，我还是打不起精神来。我疲惫至极，加上脑子里一团糟，我需要远离嘈杂的运动场，远离拉戈塔的愚蠢和胡说八道，好好地想一想。慢慢地开着车，我就有时间来考虑问题，有时间思索刚才发生的那一切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发现，在我疲惫的大脑内有一个荒唐的词语在不断地嘶鸣，不断地与脑颅的边边角角发生碰撞。这个词语有了自己的生命。我每次听见它，就能领悟它的新意义。除了意义之外，它变成了诱惑人的符咒，变成了我的钥匙，我可以用这把钥匙去揣摩那个凶手，思索那颗滚落在街道上的人头，思考那面夹杂在干燥的尸体残肢中的镜子。

如果换了我的话——

如果换了我的话，我会把那辆货车开进运动场附近的沟里，然后飞速地逃离那个地方，重新开一辆事先藏好的车？一辆偷来的车？那就得看情况了。如果换了我的话，我会事先计划好把尸体丢到运动场里？要不，那只是凶手对我在堤道上追逐他的一个回应？

这样也解释不通。他不可能料到会有人把他追到北湾村那儿，这可能吗？可是他怎么会事先把人头准备好，然后朝我扔过来呢？他干吗要把尸体的其余部分扔到运动场去呢？这种做法显得很古怪。是的，运动场内有冰，低温是一个有利的条件。不过，要是换了我的话，冰球场内磕磕碰碰的，并不适宜于干任何隐秘的事情。那个地方可怕、空旷而杳无人迹，绝不是产生真正创作灵感的好场所。那是一个抛撒垃圾的场地，而不是理想的工作环境。在那种地方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感觉。

如果换了我的话，就会是这样。

所以那个室内运动场是凶手对未知领域的大胆探索。它会让警方大吃一惊，也一定会把警察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他们本来有可能琢磨出破案的正确入口，可这样一来，找到破案入口的可能性就小多了。

更令人纳闷儿的是那面镜子——假如我猜对了凶手选择室内运动场的原因，那么再加上这面镜子，理由就更充分了。那面镜子可能是凶手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所做的陈述，是与抛下的人头相联系的。如果换了我的话，我的陈述会是什么呢？

我看见你了。

嗯。就是这个陈述。我看见你了。我知道你在跟踪我，而我也在监视你。可我远远地领先于你，控制着你的路线，支配着你的速度，监视着后面的你。我看见你了。我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而你只知道我在监视你。我看见你了。

我觉得这个推理是对的。但是，为什么我的心情还是好不起来呢？

再说了，我应该把这其中的哪些告诉亲爱的德博拉呢？这些感觉都是隐私，一想到它们公开的一面我还真的犯上嘀咕了，而这公开的一面对我妹妹以及她的事业是非常有用的。我不能告诉她——不能告诉任何人——我觉得凶手之所以这么做是要向我传达一个信息，是要看我有没有本事懂得他的信息并且做出回应。可是，除此之外，有什么情况我需要告诉她，而且也很想告诉她呢？

我已经受不了了，很想先睡上一觉，然后再来清理这些乱糟糟的思绪。

我爬上床的时候简直要哭了，是的，差点儿就哭出来了。我尽力使自己迅速入睡，让大脑进入黑暗中。睡了足足两个半小时，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

“是我呀。”电话那头的声音说。

“我知道是你，”我说，“是德博拉，对吗？”当然是她。

“我找到那辆冷藏货车了。”

“嗯，恭喜你呀，德博拉。那可是好消息呀。”

她长时间沉默不语。

“德博拉？”我过了好久说，“是好消息，对吗？”

“不是。”她说。

“哦。”我仍然睡意很浓，脑袋就像掸子在敲打教堂里祈祷用的地毯一样，不住地往下栽。不过我极力保持清醒。“嗯，德博拉，你怎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已经搞了个水落石出，”她说，“我把图片与残肢编号等进行了匹配。所以，我像一名优秀的侦查员一样把这些情况向拉戈塔做了汇报。”

“她不相信你的汇报？”我问道，心里并不相信事情会是这样。

“她可能相信了。”

我使劲儿地眨着眼睛，但是上下眼皮老粘在一起，于是我干脆闭着眼睛跟她说话：“对不起，德博拉，咱们俩不知是谁像是在说梦话，是我吗？”

“我费了好大力气向她解释，”德博拉声音很低，听起来十分疲倦，我仿佛觉得自己乘坐的船沉到水底下却没有了舀水的桶，“我把自己发现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说话的态度也很礼貌。”

“那太好了，”我说，“她说什么来着？”

“什么也没说。”德博拉说。

“一句话也没说？”

“一句话也没说，”德博拉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她只说了声‘谢谢’，那口气就像对停车场的服务员道谢似的。她还朝我微微一笑，那样子很逗，然后转身走了。”

“嗯，可是德博拉，”我说，“你不能指望她会——”

“后来我明白了她干吗对我露出那样的微笑，”德博拉说，“好像我是个弱智，而她最终想出了该把我关到哪里。”

“哦，不，”我说，“你是说你已经脱离了这个案子？”

“我们大家都脱离了这个案子，德克斯特，”德博拉带着疲倦的语气说，听起来好像跟我一样累，“拉戈塔抓人了。”

突然我们俩都沉默不语，我的脑子也无法思考，不过我至少保持着清醒。“什么？”我说。

“拉戈塔抓了一个人，是运动场的一个工人。她已经把那个伙计拘留了，她肯定那个伙计就是凶手。”

“这不可能。”我说。尽管我心里明白这是很有可能的，这个死脑筋的婊子！我骂的是拉戈塔，不是德博拉。

“这我知道，德克斯特。可是你就别再把这话告诉拉戈塔了。她确定自己抓的人是对的。”

“确定到什么程度？”我问道。我的脑筋呼呼地旋转着，像是要呕吐似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德博拉哼了一声。“一个小时后，她要举行新闻发布会。”她说，“对她来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的脑子里嗡嗡地响个不停，根本无法听见德博拉接下来说的是什么。拉戈塔抓人了？抓的是谁呀？她能给谁加上这个罪名呢？难道她不顾所有那些线索，不顾这几起谋杀案的气味、感觉和味道，就把一个人给抓起来了？这位凶手已经做过——并且正在做——的事情非同寻常，这样的高手是不可能让拉戈塔这种三脚猫抓住的。绝不可能。我可以拿自己的性命打赌。

“不，德博拉，”我说，“不可能啊。她肯定抓错人了。”

德博拉朗声大笑起来，笑声里带着疲惫。“是呀，”她说，“这我知道，你也知道，但是她不知道。还有更逗的呢，你想听听吗？那个人也不知道。”

我实在听不懂这句话：“你在说什么呀，德博拉？谁也不知道啊？”

她再次发出那种恐怖的笑声：“被抓的那个人。德克斯特，我估计那人跟拉戈塔一样昏了头，因为他承认了。”

“什么？”

“他承认了，德克斯特。那个王八蛋自个儿承认了。”

此人名叫达里尔·厄尔·麦克黑尔，属于我们常说的那种社会渣滓。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有十二年住在佛罗里达州。亲爱的多克斯警官从运动场工作人员的档案中翻出了他的名字。多克斯警官在电脑上对运动场受聘人员的暴力或重罪判刑记录进行反复核对时，麦克黑尔的名字两次闪现了出来。

达里尔·厄尔是个酒鬼，喜欢打老婆，找乐时偶尔还会干些抢劫加油站的勾当。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他有时要找些最廉价的工作，干上那么一两个月。在某些心情舒畅的周末晚上，尽情狂饮了几箱六瓶装的啤酒后，他会把自己想象成上帝派来的惩罚者。他醉醺醺地开着车转悠，看着不顺眼的加油站就冲进去，挥舞手枪，抢了钱后开车就跑。然后，他拿抢来的八九十美元去买更多的酒狂饮，一直喝到心里高兴得想打人。达里尔·厄尔的块头不大：身高一米七，骨瘦如柴。为安全起见，挨打倒霉的通常是他老婆。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他就这样浑浑噩噩地生活着。不过有一天晚上他打老婆有些过火，使这个倒霉女人做了一个月的骨折牵引。于是这个女人到法院起诉。达里尔·厄尔成了一个有前科的人，他有不光彩的过去。

他还是酗酒，不过在雷福德监狱他确实给吓到了，把打老婆的习惯给改了。出狱后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室内运动场看门。这份工作一直做了下来。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打老婆了。

此外，我们的达里尔甚至还在飞豹队参加“斯坦利杯”冰球赛的时候出过一点儿风头。那时候，他的工作之一是在比赛的间隙跑上场，清理球迷们往冰球场上扔的东西。在“斯坦利杯”冰球比赛的那年，只要飞豹队一得分，粉丝们就会激动地往冰球场上扔三四千只塑料老鼠，所以捡塑料老鼠并将其搬离场地就成了达里尔的主要工作。这是个枯燥活儿，毫无疑问。某天晚上喝了几瓶劣质伏特加壮胆，达里尔在捡塑料老鼠的时候还即兴来了一段老鼠舞。观众们觉得不错，要求他再来一段。后来每当达里尔·厄尔进入冰球场，人们都会叫他跳一段老鼠舞。这个余兴节目一直保持到赛季结束。

如今不准生产塑料老鼠了。即使联邦法律条文允许厂家生产，也不会再有人往冰球场里扔这些玩意儿了。20世纪的某一年，迈阿密选出了一位很有诚信的市长，打那以后飞豹队就再也没得过分。但是麦克黑尔在比赛的间隙仍然出现在赛场上，希望自己跳老鼠舞的形象能最后一次进入摄像机的镜头。

在新闻发布会上，拉戈塔表现得十分出色。听她那口气，达里尔·厄尔是因为自己小小的名气才走上谋杀犯罪之路的。当然，因为他酗酒，又有对妇女实施暴力的前科，拉戈塔就认定这一系列愚昧而残忍的杀人案是他干的。这样一来，迈阿密的妓女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谋杀事件已经过去。紧张而无情的调查给达里尔·厄尔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于是他承认了。案子结了。姑娘们，接着干活儿去吧。

媒体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对此，你也不能责怪他们。拉戈塔精彩的陈述里充满了想当然的假象，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当然记者并不都是经过智商测试后挑选出来的。即便如此，我总是希望会出现一个小小的亮点，但盼来的全是失望，也许这是因为我小时候看了太多的黑白电影。但我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希望来自大都市报社的某个愤世嫉俗的酒鬼记者会向拉戈塔提一个尴尬的问题，迫使侦查人员对证据进行重新整理。

不幸的是，生活并不总是模仿艺术。在拉戈塔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担任主角的是一群留着漂亮发式、身穿薄布西装的男女记者，他们像电影演员斯宾塞·屈塞一样其貌不扬，但衣着考究。他们提的问题中最有见地的也只是：“发现人头有什么感觉？”“我们可以拍几张照片吗？”

一位来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附属电视台的记者，名字叫尼克，不知道姓什么，是单枪匹马出来采访的。此人询问拉戈塔，她是否能肯定麦克黑尔就是凶手。拉戈塔回答说证据确凿，而且嫌疑犯自己的供认也是毋庸置疑的。于是这位记者就再也不吭气儿了。要么他的确是心服口服，要么是拉戈塔的话太有权威性了。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案子结了，正义得到了伸张。迈阿密地区强大无比的法律机器，以及令犯罪分子魂飞魄散的反犯罪机构又一次战胜了包围我们这座美丽城市的黑暗势力。法律的威严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拉戈塔把几张达里尔·厄尔脸色阴沉的面部照片连同她自己最近在南海滩调查一个摄影师时拍的几张艳光四射的照片一起交给了媒体。这位摄影师是专门拍摄时尚照片的，每小时的收入高达二百五十美元。

这一切具有神奇的讽刺效果，危险的出现与严酷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为不管达里尔·厄尔看上去是多么粗鄙、凶残，对社会构成真正威胁的却是拉戈塔。是她把侦查真凶的猎狗喝退了，是她止住了人们捉拿罪犯的呼喊，是她命令大家回到一座燃烧着的楼房里继续睡觉。

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明白达里尔·厄尔·麦克黑尔不可能是凶手？这一系列谋杀案显示出来的那种格调和智慧是麦克黑尔这种呆头呆脑的家伙根本无法理解的。

一方面我由衷地钦佩凶手的杰作，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那些尸体的残肢仿佛在对我歌唱，在赞美没有血迹的谋杀艺术。这支歌燃起了我内心深处的灯火，使我的动脉里充满了如醉如痴的恐惧感。但是它无法阻挡我要逮住真凶的激情。我一定要把这个屠杀无辜、冷酷无情、恶贯满盈的刽子手绳之以法。对吗，德克斯特？对吗？喂？

我坐在自己的公寓里，揉着惺忪的睡眼，回忆着刚才看到的表演。虽然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裸体照片，但是那场新闻发布会几乎完美无缺。很显然，拉戈塔使出浑身解数找了各种社会关系，大张旗鼓地要把这个新闻发布会开得空前隆重，举世瞩目。而现在她如愿以偿了。她在给上级舔屁股的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逮住的是真凶。作为局外人的我的确感到沮丧。她这样做不只是出于政治目的，在她的脑海里，她干的是廉洁而冠冕堂皇的工作，她用自己特有的方法侦破了谋杀案，擒获了凶手，制止了谋杀犯罪。这么一件出色的工作理所当然地赢来了一片掌声。可是，如果接下来再出现一具死尸，她将会怎样地惊诧莫名呢？

我确信真凶仍然逍遥法外。很可能此人通过第七频道也看了新闻发布会。对谋杀案感兴趣的观众大多选择这个频道。此刻他一定笑得前仰后合，连刀子也拿不稳了。但那只是暂时的。一旦笑声停止，幽默感就会汹涌而至，促使他对这起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

由于某种原因，这样的想法并没有让我被恐惧和厌恶吓倒，也没有使我默默地下定决心及时去制止这个杀人狂继续行凶。相反，一个小小的预感油然而生。我知道这个预感是错误的，正因为如此，我心里感到舒服多了。哦，我要制止这个凶手，将他绳之以法，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是不是得马上行动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交易。如果我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制止了真凶，那么我至少得同时从中得到一点儿好处。想到这儿，电话铃响了。

“是的，我看了。”我拿起话筒说。

“天哪，”德博拉在电话里说，“我都快吐了。”

“嗯，老妹，要是你发烧，我可不会来给你擦脑门子啊。我有自个儿的事要做。”

“天哪。”她又说。过了一会儿，她问：“什么事？”

“告诉我，”我问她，“这下子你是不是名声扫地了，妹妹？”

“德克斯特，我累了。我一辈子也没像这会儿这么撮火。这话文雅一点儿怎么说？”

“我问你，你是不是像老爸生前所说的那样丢了脸？你在警察局里是不是名声扫地了？你职业上的名誉是不是受到了玷污？大伙儿是不是对你产生了怀疑？”

“你是说拉戈塔在背后中伤我？是不是有人说我的乳房跟爱因斯坦的脑袋一样大？我的职业名誉已经像狗屁一样糟糕了。”

“那好吧。只要你觉得再也没有什么可输的就行。”

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还好，这样的人我还丢得起，因为我毕竟是我呀，如果再降我一级，我就去给警察局的客人煮咖啡得了。我该怎么办呢？”

我闭上眼睛，身体后仰，靠在椅子背上：“你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告诉局长和全局的人，就说达里尔·厄尔抓错了，另外一起谋杀案即将发生。你可以从自己的调查结果中挑出几个有说服力的理由。你暂时会成为迈阿密地区警察部门的笑柄。”

“我已经是大伙儿的笑柄了，”她说，“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可是，找什么样的理由呢？”

我摇了摇头。有时候我真的难以相信她居然会这么幼稚无知。“好妹妹，”我说，“你并不是真的相信达里尔·厄尔有罪，对吗？”

她没有回答。我可以听见她的呼吸声。我想她一定跟我一样疲倦，只不过她没有我那种毅力能忍住。“德博拉？”

“那个家伙自己承认了呀，德克斯特，”她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我听到她的声音里流露出极度疲惫的感觉，“我不相信我以前的想法是错的，可他自个儿承认了。他妈的！也许咱们得放手了，德克斯特。”

“哦，你就这么没自信，”我说，“她抓错人了，德博拉。现在你得去改写那本错误的政治学教科书。”

“我当然会的。”

“达里尔·厄尔·麦克黑尔不是真凶，”我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即使你是对的，可那又能怎么样呢？”

现在轮到我眨眼睛不知所措了：“你说什么？”

“嗯，你听我说，如果我是凶手，我难道意识不到自己现在已经万事大吉了？把另外一个伙计逮住了，警方也放了手。我为什么不就此金盆洗手呢？要不，就逃到别的地方去，重操旧业？”

“这是不可能的，”我说，“你根本不了解这个家伙的心思。”

“是呀，这我知道，”她说，“你怎么就那么了解他？”

我故意回避这个问题：“他一定会继续待在这里，继续杀人。他一定会让警方瞧瞧他对警察是怎么看的。”

“那你说说，他是怎么看的。”

“是不好的看法，”我对她说了实话，“我们把达里尔·厄尔这样一个糊涂虫抓了起来，这是十分愚蠢的。他觉得太逗了。”

“哈哈。”德博拉说着，并不是在发笑。

“不过，我们也侮辱了他。我们把他的杰作归功于达里尔·厄尔这样一个缺乏修养、智力低下、土里土气的低能儿，那就好比是对杰克逊·波洛克说连六岁的孩子都能画出他的作品。”

“杰克逊·波洛克？那个画家？德克斯特，可这个家伙是个杀人狂啊。”

“德博拉，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他自以为是艺术家。”

“天哪，这简直是愚昧透顶——”

“相信我，德博拉。”

“是呀，我相信你。我干吗不相信你呀？这么说，咱们这位愤怒而滑稽的艺术家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了，对吗？”

“对，”我说，“他一定会继续干下去，一定会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干。没准儿会干出更大的事来。”

“你是说，他这次要干掉一个大块头的妓女？”

“德博拉，我是说下一个谋杀案的规格会更高，构思会更大，效果会更轰动。”

“哦，效果更轰动。是呀，比如说把受害者活埋了。”

“赌注加高了，德博拉。我们激怒了他，侮辱了他，这一点肯定会在下一次谋杀案中反映出来。”

“啊哈，”她说，“怎么个反映法呀？”

“这我就说不准了。”我承认道。

“可你肯定会反映出来。”

“这就对了。”我说。

“好极了，”她说，“这下子我知道该怎么去看门道儿了。”